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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以前,大陆已有为避战乱灾荒而移居台湾(本文所说的台湾,为广义上的台湾,即台湾岛及澎湖等附属岛屿)者。元明两代,朝廷曾一度在澎湖设置巡检司,管理当地民政,明代中期起还曾在当地驻军。然而直至明代中期,由于朝廷有“禁海令”,移民台湾的人数不是很多。
到了明代晚期,东南海疆在异国侵犯和海寇骚扰的双重作用下动荡纷乱,明初颁布的“禁海令”也渐为具文。大陆汉族人大规模地移民台湾即开始于明末清初。台湾西部与澎湖相对的北港(亦称笨港)一带长期作为大陆移民的避风良港。连横《台湾通史》中说:“当宋之时,华人已至北港贸易,其详虽不可考,然已开其端矣。”北港海域渔产丰富,明代末年起逐渐有大陆渔民定居下来,形成一些小村落。天启四年(1624年)八月,福建海澄人颜思齐和南安人郑芝龙等率船队在北港登陆。这些人中既有熟悉航海技术的水手,还有擅长农耕、经商和手工艺者。他们以诸罗山为基地,“安设寮寨抚番,事垦殖”,因当地原住民不熟悉农业生产,其部属对土著“分别教习,演示”,使其逐渐掌握了农业生产技术。除了致力农业开发和渔业外,他们又以原有十三艘大船进行海上贸易,筹集岛上生产生活必需品和资金,并在北港东南的平野(今新港),规划建筑“井”字形营寨。中区筑高台——“开台王府”,东区设学堂,西区立天妃祠,南区为军营,北区建仓库,逐步形成城市的雏形。在颜思齐的鼓动和经营声势的影响下,加之台湾土地肥沃、气候宜人,福建沿海的漳州、泉州、兴化等府约三千人陆续来台,聚落成村,从事农垦。后人记载有“中土人之入台湾,自思齐始”之说。
颜思齐死后,郑芝龙继任首领,继续招揽福建沿海人民来台湾开垦。当时荷兰虽已入侵台湾,但由于荷军驻防仅两千余人,而大陆移民却多达数万,荷兰人无力治理全岛,安平、赤嵌两城外便成为郑芝龙的天下。崇祯元年(1628年)郑芝龙归顺明朝,当时福建大旱,“谷价腾涌,斗米百钱,饥殍载道,死亡横野”,出现了大批的无业游民,社会动荡不安。郑芝龙在福建布政使熊文灿的支持下,招募福建沿海数万灾民,每人“给银三两,每三人给牛一头”, 用船载运赴台垦殖,这是历史上首次大规模的有组织的由大陆向台湾移民的记载。此后,郑氏转向大陆发展,台湾逐步为荷兰人控制。在荷据时期,也一度招揽过大陆移民,加上原来移民的自然增殖,台湾汉族人口仍在持续增长。据荷兰东印度总督的报告,到荷据末年,台湾交纳人头税者即已达到二万五千人。
大陆向台湾的第二次大规模移民,是在郑成功入主台湾之后。顺治十八年(1661年),郑成功在大陆抗清失利后,率部进军台湾,驱走荷军后建立了忠于南明皇室的地方政权,设置府县机构,同时安排所带士兵连同眷属共三万多人驻守台湾开荒垦殖。当清政府刚刚下达隔绝大陆与台湾联系的“迁海令”时,郑成功“驰令各地,收沿海之残民”,紧急招募了数万福建沿海居民迁移台湾。据估计,明末清初迁往台湾的大陆移民,总数当有十万人以上。
明末清初迁往台湾的移民主体上为生存型。处在小农经济下的人们大都有浓厚的乡土观念,决不愿轻易离开桑梓。而长久以来福建一带的居民大多聚族而居,有较强的宗法观念,不到万不得已不会弃别家族田宅,徙往他乡。但是,客观环境往往使其为生存而被迫走上迁徙之路。闽地山多地狭,可耕地少,早在宋代便出现了过剩的人口与有限的资源之间的矛盾,当时由于周边省份尚有可供开发的地域,过剩人口便自然流向了周边地域。但到了明朝后期,相邻各处的土地均已开发殆尽,人们的目光不得不聚焦于茫茫海外,尽管当时海上航行极为艰险,移民往往九死一生。而自然灾害和苛政,则是这股移民潮的两个强大推动力。台湾岛人口稀少,土地肥沃、气候宜人,对生活困窘的人们来说有着极大的吸引力;这里天高皇帝远,没有苛税酷政,即便大陆官府通缉的逃犯,在台湾也可找到安身立命之所。因此自明末起,一旦福建一带有灾荒兵戈,赴台者即趋之若鹜。历史上,正是由于福建发生了大旱灾,才使郑芝龙一次募集到数万移民;而若不是清初福建大规模的战乱和严酷的“迁海令”使福建沿海各地人民辗转流离,死者相藉,也不会在短时间内形成数万人奔赴台湾的局面。
然而,在这数以十万计的为求得生存而奔赴台湾的移民群中,也夹杂着少数发展型移民,还有一些原本为求得生存的移民最终发家致富,名利双收。早期的开发者颜思齐和郑芝龙等人是政治斗争中的失败者和逃亡者,但当他们初到北港一带时,发现地肥水美、大片荒野未辟,便决意在此立寨垦荒,开疆拓土,在寻求生存之余,也蕴涵着谋求发展壮大之意图。郑成功东进台湾,是在大陆抗清失利后,既为避开清军兵锋,也为寻找可靠的后方保存乃至扩展实力。又如一些因躲避灾荒战乱而迁入台湾的灾民完全是生存型的,而且部分人起初并没有终身定居的打算,但到达台湾后发现优于家乡的生活条件或发展可能,便安心定居下来,不再考虑返回原籍。
明末清初的大陆移民给原本处于蛮荒与蒙昧中的台湾带来了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首先体现为大大促进了台湾的经济开发。在大陆移民进入台湾之初,当地土著居民人数较少,经济处于采集渔猎的原始阶段,不知稼穑。大陆移民带来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披荆斩棘,开辟田园,种植稻米、甘薯等粮食作物和甘蔗、花生等经济作物,由于当地气候适宜,土地肥沃,均能获得丰收。农产品的丰收一方面保障了大陆移民的食品供应,并给当地打下了良好的农业基础;另一方面吸引了日后更多的大陆人民前来开垦,促使台湾农业向深度和广度不断发展。明代晚期,伴随首批较大规模的大陆移民的抵达,台南平原的北港一带首先得到开发。在颜思齐、郑芝龙及荷据时期,北港以外,安平(今台南)、打狗(今高雄)两地的周边地域及淡水河口、鸡笼(今基隆)等地均迎来了从事农垦的移民,开垦的耕地已达11万多亩。郑成功收复台湾后,更多的大陆移民来到台湾,开发的范围也扩展到浊水溪以南的整个台南平原,向东深入到今彰化附近的半线地方,向南抵达台湾最南端的琅娇(今恒春)。此外,淡水河上游两岸的台北盆地及今新竹至台中沿海的狭长地域也获得了初步开发。据清乾隆时《续修台湾府志》的记载,明郑时代屯垦和招徕移民开垦的土地共达约20.86万亩。同时大陆移民还利用台湾丰富的木材等自然资源,积极发展各种手工业和商业,使台湾社会日益繁荣。
明末清初移民对台湾的文化影响也是相当显著的。由于闽南移民占到移民人口的绝对多数,汉语中的闽南方言遂成为台湾汉族社会的流通语言。郑成功收复台湾后,在当地兴办学校,儒家文化也在当地生根,并得到传承和发展。闽南地区十分流行“妈祖崇拜”,闽南人大举迁台后,在台湾各地纷纷建立妈祖庙,以至今天台湾的妈祖庙比比皆是,影响深远。
明末清初的赴台移民还对台湾的民族融合起了巨大作用。在大陆移民到来之前,原住民“生齿不著,茹毛衣革,椎结珠离,不知文章,不通华俗”,迁来的汉人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带动他们学会生产技艺,改变落后习俗。部分定居平原的原住民积极效仿汉人的先进技术文化,这些人被称为“平埔族”,久而久之融入了汉族之中。另有部分大陆移民赴台时把妻儿留在家乡,指望赚到钱后还乡团聚或接来家眷共享天伦。还有些未婚者只身赴台闯荡,打算赚到钱后回乡娶妻。这些移民往往事与愿违,不少人在长期的独身生活中,逐渐淡忘了故乡,而与当地土著女子结婚生子,这在客观上促进了土客之间的民族融合。
更重要的是,明末清初大陆移民的大规模到来对中国东南疆域的定型巩固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虽然中国政府在元明两朝均一度在澎湖设置巡检司,然而,中国东南疆域的巩固仍然存在着相当的不利因素。由于海峡的阻隔,台湾远离大陆的政治、经济中心,在缺乏现代交通、通讯设施的情况下,朝廷要与之保持正常联系、实行有效管理存在着极大困难,最终导致所设巡检司均以弃置而告终。明代中期派驻澎湖的“游兵”也是废置无常。而明末清初之际,随着大量汉族移民的迁入,大一统的理念也随之在台湾生根发芽,使台湾与大陆间的联系变得相当紧密。荷据时期当地汉人就爆发过大规模的起义。郑氏集团据台抗清,亦是旨在日后光复明朝江山,其在台湾设置的府县机构标志着对台湾的行政管理机制的趋于完善。随着1683年清军入台,台湾便自然而然地回到了统一的中华版图。台湾今天依然是中国神圣领土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正像葛剑雄先生所说,这不能不归功于当年那千千万万栉风沐雨、艰苦卓绝的移民。
综上所述,明末清初大陆对台湾的移民,其人数之多、规模之大、对当地影响之剧烈,均是前所未有的,开了大陆人民大规模移居台湾的先河。从主观上看,这一时期广大移民移居台湾旨在躲避战乱灾荒,求得生存。但客观上,移民及其所携带的先进生产技术,极大地推动了台湾的经济发展和文化进步,促进了台湾的民族融合,进而对中国东南疆域的定型巩固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明末清初时期大陆对台湾的移民,书写了中国移民史上灿烂的一页。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
到了明代晚期,东南海疆在异国侵犯和海寇骚扰的双重作用下动荡纷乱,明初颁布的“禁海令”也渐为具文。大陆汉族人大规模地移民台湾即开始于明末清初。台湾西部与澎湖相对的北港(亦称笨港)一带长期作为大陆移民的避风良港。连横《台湾通史》中说:“当宋之时,华人已至北港贸易,其详虽不可考,然已开其端矣。”北港海域渔产丰富,明代末年起逐渐有大陆渔民定居下来,形成一些小村落。天启四年(1624年)八月,福建海澄人颜思齐和南安人郑芝龙等率船队在北港登陆。这些人中既有熟悉航海技术的水手,还有擅长农耕、经商和手工艺者。他们以诸罗山为基地,“安设寮寨抚番,事垦殖”,因当地原住民不熟悉农业生产,其部属对土著“分别教习,演示”,使其逐渐掌握了农业生产技术。除了致力农业开发和渔业外,他们又以原有十三艘大船进行海上贸易,筹集岛上生产生活必需品和资金,并在北港东南的平野(今新港),规划建筑“井”字形营寨。中区筑高台——“开台王府”,东区设学堂,西区立天妃祠,南区为军营,北区建仓库,逐步形成城市的雏形。在颜思齐的鼓动和经营声势的影响下,加之台湾土地肥沃、气候宜人,福建沿海的漳州、泉州、兴化等府约三千人陆续来台,聚落成村,从事农垦。后人记载有“中土人之入台湾,自思齐始”之说。
颜思齐死后,郑芝龙继任首领,继续招揽福建沿海人民来台湾开垦。当时荷兰虽已入侵台湾,但由于荷军驻防仅两千余人,而大陆移民却多达数万,荷兰人无力治理全岛,安平、赤嵌两城外便成为郑芝龙的天下。崇祯元年(1628年)郑芝龙归顺明朝,当时福建大旱,“谷价腾涌,斗米百钱,饥殍载道,死亡横野”,出现了大批的无业游民,社会动荡不安。郑芝龙在福建布政使熊文灿的支持下,招募福建沿海数万灾民,每人“给银三两,每三人给牛一头”, 用船载运赴台垦殖,这是历史上首次大规模的有组织的由大陆向台湾移民的记载。此后,郑氏转向大陆发展,台湾逐步为荷兰人控制。在荷据时期,也一度招揽过大陆移民,加上原来移民的自然增殖,台湾汉族人口仍在持续增长。据荷兰东印度总督的报告,到荷据末年,台湾交纳人头税者即已达到二万五千人。
大陆向台湾的第二次大规模移民,是在郑成功入主台湾之后。顺治十八年(1661年),郑成功在大陆抗清失利后,率部进军台湾,驱走荷军后建立了忠于南明皇室的地方政权,设置府县机构,同时安排所带士兵连同眷属共三万多人驻守台湾开荒垦殖。当清政府刚刚下达隔绝大陆与台湾联系的“迁海令”时,郑成功“驰令各地,收沿海之残民”,紧急招募了数万福建沿海居民迁移台湾。据估计,明末清初迁往台湾的大陆移民,总数当有十万人以上。
明末清初迁往台湾的移民主体上为生存型。处在小农经济下的人们大都有浓厚的乡土观念,决不愿轻易离开桑梓。而长久以来福建一带的居民大多聚族而居,有较强的宗法观念,不到万不得已不会弃别家族田宅,徙往他乡。但是,客观环境往往使其为生存而被迫走上迁徙之路。闽地山多地狭,可耕地少,早在宋代便出现了过剩的人口与有限的资源之间的矛盾,当时由于周边省份尚有可供开发的地域,过剩人口便自然流向了周边地域。但到了明朝后期,相邻各处的土地均已开发殆尽,人们的目光不得不聚焦于茫茫海外,尽管当时海上航行极为艰险,移民往往九死一生。而自然灾害和苛政,则是这股移民潮的两个强大推动力。台湾岛人口稀少,土地肥沃、气候宜人,对生活困窘的人们来说有着极大的吸引力;这里天高皇帝远,没有苛税酷政,即便大陆官府通缉的逃犯,在台湾也可找到安身立命之所。因此自明末起,一旦福建一带有灾荒兵戈,赴台者即趋之若鹜。历史上,正是由于福建发生了大旱灾,才使郑芝龙一次募集到数万移民;而若不是清初福建大规模的战乱和严酷的“迁海令”使福建沿海各地人民辗转流离,死者相藉,也不会在短时间内形成数万人奔赴台湾的局面。
然而,在这数以十万计的为求得生存而奔赴台湾的移民群中,也夹杂着少数发展型移民,还有一些原本为求得生存的移民最终发家致富,名利双收。早期的开发者颜思齐和郑芝龙等人是政治斗争中的失败者和逃亡者,但当他们初到北港一带时,发现地肥水美、大片荒野未辟,便决意在此立寨垦荒,开疆拓土,在寻求生存之余,也蕴涵着谋求发展壮大之意图。郑成功东进台湾,是在大陆抗清失利后,既为避开清军兵锋,也为寻找可靠的后方保存乃至扩展实力。又如一些因躲避灾荒战乱而迁入台湾的灾民完全是生存型的,而且部分人起初并没有终身定居的打算,但到达台湾后发现优于家乡的生活条件或发展可能,便安心定居下来,不再考虑返回原籍。
明末清初的大陆移民给原本处于蛮荒与蒙昧中的台湾带来了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首先体现为大大促进了台湾的经济开发。在大陆移民进入台湾之初,当地土著居民人数较少,经济处于采集渔猎的原始阶段,不知稼穑。大陆移民带来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披荆斩棘,开辟田园,种植稻米、甘薯等粮食作物和甘蔗、花生等经济作物,由于当地气候适宜,土地肥沃,均能获得丰收。农产品的丰收一方面保障了大陆移民的食品供应,并给当地打下了良好的农业基础;另一方面吸引了日后更多的大陆人民前来开垦,促使台湾农业向深度和广度不断发展。明代晚期,伴随首批较大规模的大陆移民的抵达,台南平原的北港一带首先得到开发。在颜思齐、郑芝龙及荷据时期,北港以外,安平(今台南)、打狗(今高雄)两地的周边地域及淡水河口、鸡笼(今基隆)等地均迎来了从事农垦的移民,开垦的耕地已达11万多亩。郑成功收复台湾后,更多的大陆移民来到台湾,开发的范围也扩展到浊水溪以南的整个台南平原,向东深入到今彰化附近的半线地方,向南抵达台湾最南端的琅娇(今恒春)。此外,淡水河上游两岸的台北盆地及今新竹至台中沿海的狭长地域也获得了初步开发。据清乾隆时《续修台湾府志》的记载,明郑时代屯垦和招徕移民开垦的土地共达约20.86万亩。同时大陆移民还利用台湾丰富的木材等自然资源,积极发展各种手工业和商业,使台湾社会日益繁荣。
明末清初移民对台湾的文化影响也是相当显著的。由于闽南移民占到移民人口的绝对多数,汉语中的闽南方言遂成为台湾汉族社会的流通语言。郑成功收复台湾后,在当地兴办学校,儒家文化也在当地生根,并得到传承和发展。闽南地区十分流行“妈祖崇拜”,闽南人大举迁台后,在台湾各地纷纷建立妈祖庙,以至今天台湾的妈祖庙比比皆是,影响深远。
明末清初的赴台移民还对台湾的民族融合起了巨大作用。在大陆移民到来之前,原住民“生齿不著,茹毛衣革,椎结珠离,不知文章,不通华俗”,迁来的汉人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带动他们学会生产技艺,改变落后习俗。部分定居平原的原住民积极效仿汉人的先进技术文化,这些人被称为“平埔族”,久而久之融入了汉族之中。另有部分大陆移民赴台时把妻儿留在家乡,指望赚到钱后还乡团聚或接来家眷共享天伦。还有些未婚者只身赴台闯荡,打算赚到钱后回乡娶妻。这些移民往往事与愿违,不少人在长期的独身生活中,逐渐淡忘了故乡,而与当地土著女子结婚生子,这在客观上促进了土客之间的民族融合。
更重要的是,明末清初大陆移民的大规模到来对中国东南疆域的定型巩固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虽然中国政府在元明两朝均一度在澎湖设置巡检司,然而,中国东南疆域的巩固仍然存在着相当的不利因素。由于海峡的阻隔,台湾远离大陆的政治、经济中心,在缺乏现代交通、通讯设施的情况下,朝廷要与之保持正常联系、实行有效管理存在着极大困难,最终导致所设巡检司均以弃置而告终。明代中期派驻澎湖的“游兵”也是废置无常。而明末清初之际,随着大量汉族移民的迁入,大一统的理念也随之在台湾生根发芽,使台湾与大陆间的联系变得相当紧密。荷据时期当地汉人就爆发过大规模的起义。郑氏集团据台抗清,亦是旨在日后光复明朝江山,其在台湾设置的府县机构标志着对台湾的行政管理机制的趋于完善。随着1683年清军入台,台湾便自然而然地回到了统一的中华版图。台湾今天依然是中国神圣领土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正像葛剑雄先生所说,这不能不归功于当年那千千万万栉风沐雨、艰苦卓绝的移民。
综上所述,明末清初大陆对台湾的移民,其人数之多、规模之大、对当地影响之剧烈,均是前所未有的,开了大陆人民大规模移居台湾的先河。从主观上看,这一时期广大移民移居台湾旨在躲避战乱灾荒,求得生存。但客观上,移民及其所携带的先进生产技术,极大地推动了台湾的经济发展和文化进步,促进了台湾的民族融合,进而对中国东南疆域的定型巩固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明末清初时期大陆对台湾的移民,书写了中国移民史上灿烂的一页。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