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9月19日我们尊敬的日本老朋友、日中友好会馆名誉会长后藤田正晴先生溘然长逝。我闻悉这个噩耗十分悲痛。记得是2002年的夏天，我结束了在东京日中友好会馆的工作准备回国，偶遇后藤田先生，我向他老人家简短话别。当时先生虽已是88岁的高龄，但仍然精神矍铄、步履稳健，未曾料到那竟是与先生的最后一次见面。先生的音容笑貌浮现在我的脑海里，他铿锵有力的话语萦绕在我的耳边，我为中国人民失去一位好朋友而惋惜、痛心。
　　后藤田先生为官30余年，从政20余载。先后出任过自治省的官房长、警察厅长官、内阁官房副长官等职。1976年弃官从政，连续7次当选众议院议员，并历任自治大臣、内阁官房长官、总务厅长官、法务大臣及副总理等要职。
　　后藤田先生从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时候起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他时任田中内阁的副官房长官，为田中首相访华和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做了许多不为人知的具体工作。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恢复日中邦交是田中首相的一项英明决策。如果说田中内阁的功绩是什么，我认为就是恢复了日中邦交。”他还说，“在后来国际形势的变化中感到，日中邦交正常化对日本有很大的好处。”
　　1999年6月，我去日中友好会馆赴任，报到的第三天正好是后藤田会长来会馆办公的日子，我受到他的亲切会见。会见开始，他首先欢迎我来会馆工作，希望我在日本生活愉快。然后简要介绍了他对日本经济的分析。最后我提了几个日本政局方面的问题，向他请教，他都十分认真地发表自己的看法。他头脑清晰、记忆力好、谈话有哲理，说服力很强。我早就听说过后藤田先生的传奇故事，但百闻不如一见，那天领略了他作为著名政治家的风采，聆听了他的高见，使我对他十分敬佩，并引起我对他的关注。
　　我在会馆工作的三年期间，每周三都能看到后藤田会长来馆办公，中日双方的负责人向他汇报工作，他对此作出指示，并就一些热点话题发表见解。我虽没参加过他们的会晤，但从干部们紧张的神色上也能看出，他们对他的敬畏。在会馆工作的中国同志都非常敬重后藤田先生，遇到难题也愿向他请教，取得他的支持。《为新中国做出了贡献的日本人》一书就是在他的支持下，顺利地实现了在日本的调查采访，并在中国出版的。为此，2005年初中日关系史学会还邀请他出席这本书的出版纪念会，遗憾的是医生给他下了出国禁足令，没能成行。
　　在后藤田先生1993年担任日中友好会馆会长后的十年间，他出于对日中关系的重视和对日中友好的坚定信念，领导会馆积极开展业务，在经济、文化、人员的交流与合作方面，在资助中国学术界的历史研究方面，做了大量的实事、好事。虽然他已是八十多岁的老人，但仍然事必躬亲，一丝不苟。他经常会见宴请中国的要人，尤其重视中日青少年的交流活动。对于文化交流更是热情支持，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电影招待会，老人家是有请必到，而且是偕夫人从开始看到结束。我记得他看过的电影有《那山、那人、那狗》、《漂亮妈妈》等。会馆主办的主要文化活动的开幕式，他也是风雨无阻。后藤田先生对日中友好倾注的热情和努力博得中国政府和民间各界的高度评价，曾荣获中日友好协会授予的“友好使者”称号。
　　我到会馆后获悉，后藤田先生1996年82岁从政坛引退后，写了许多书。我认真阅读了他的一部分著作，感受到他对世界大事、国家大事站得高看得远，以及他忧国忧民的心情和对国际关系的平衡感觉，他在书中还表达了对日中关系的珍重、关切和期待。他的著作已有四本译成中文，并在中国出版，在日本政治家中这是很罕见的。
　　


　　后藤田先生担任会长后曾来访中国四次，每次都是中日友协和对外友协接待的。
　　2004年10月，他不顾90岁高龄，偕夫人、儿子等亲属和日中友好会馆的领导来访北京。国家领导人贾庆林和唐家璇会见后藤田时，他均表示，今后只做一件事，就是促进日中关系的改善和发展。老人对目前的两国关系表示忧虑，但对两国关系的前途充满信心。他说，此访也许是自己有生最后一次到外国访问。由于亲历了日中关系的几个历史阶段，所以这次才选择来中国。他说，这次访问期间将去清华大学与青年学子座谈，结合自己毕生的经验，将自己对日中关系的看法真实地告诉年轻一代，为日中友好事业尽微薄之力。
　　那次他在清华大学主楼接待厅向160多名师生发表了题为《新世纪的日中关系》的演讲。他阐述了对日中关系的基本看法：对于过去，不应否定历史；对于现状，不应掩盖分歧；对于未来，只要日中双方加强合作与交流，努力增进互信，日中关系的前景是美好、光明的。并就台湾问题、靖国神社问题、日本对华经济合作问题等，讲了一个多小时，受到师生们的热烈欢迎。
　　 演讲中，他强调，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日本应如何处理同台湾的关系，在1972年恢复邦交时，已有明确的规定。
　　关于靖国神社问题，他指出，“小泉首相参拜以来，招致日中间的国民感情恶化”，“小泉称他是作为‘个人的心情’去参拜的，可是，我的见解是，‘个人心情’这种东西与一国之首相的立场自然不能混淆，我碍难赞成小泉首相的想法。”他还说，“参拜靖国神社之所以成为外交问题，是因为靖国神社合祀被远东军事法庭判定的甲级战犯所致”，主张“从国际道义出发”，新建慰灵设施，或将甲级战犯的名单从靖国神社去掉。
　　 关于经济合作问题，他明确表示，“不赞成日本某些政治家关于停止向中国提供开发援助（ODA）的主张”，认为“应继续提供”，称“环保对策援助不仅对中国有利，对日本也很重要。”
　　 演讲中，他特别强调，“用中长期的眼光来考虑日中关系时，最重要的是对青少年进行正确的教育。为此，要加强青少年的交流。正如中国谚语所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看起来是将来的事，但要实现世世代代的友好，育人才是最大的捷径。”
　　后藤田先生在同一次演讲中说，“日中两国携手，可构筑一个日中广场，还可构筑一个亚洲广场，也就是说，亚洲可成为一极。美国欲一极独霸是不可能的，世界今后一段时期将是个多极化局面。在这个多极化的格局中，强有力的一极将是亚洲，日中两国必须来合作构筑这个极。”
　　 与此相关，他强调，“必须重视亚洲中的中日关系”，认为在日美中三角关系中，“以双边对付一边，或一边以双边为敌的愚蠢做法，都是不可取的。”
　　我深感痛心的是，在中日关系处于邦交正常化以来最困难的时候，后藤田先生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他带着对中日两国人民的深厚感情，带着对两国关系的担忧与期待离开了我们。这是中日友好事业的巨大损失。我们将永远怀念后藤田先生，并学习和宣传先生为促进中日友好事业的发展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崇高精神。
　　在我国出版的后藤田先生的著作如下：
　　1、《后藤田正晴传》2000年新华出版社
　　2、《世纪之交的回顾与展望》2000年世界知识出版社
　　3、《后藤田正晴的观察》2002年世界知识出版社
　　4、《后藤田正晴回忆录》2003年世界知识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