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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网上热议两位青年讲师的一起“划时代的”学术不端行为,被国际期刊一次性撤稿70篇,此举震惊世界。最新报道:“井冈山大学12月29日决定,对该校化学化工学院讲师、硕士钟华和工学院讲师、硕士刘涛伪造数据、制造虚假论文在国际学术期刊《晶体学报,E辑:结构报告网络版》(Acta crystallographica. Section E, Structure Reports Online)发表的学术不端行为,予以开除公职,收回科研奖励的处分决定。”(人民网,2009-12-30)对当事者如此明目张胆的学术不端行为,学校给予的任何处罚实在没有什么好说的。不过笔者感兴趣的是抛开当事者,这个事件还能告诉我们一些什么?如果反思仅仅终止于这个简单个案的手术清除,那么这个事件对于中国未来的学术规范的建构,将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帮助,学术丑闻将再次演变为一种周而复始的娱乐,到头来,中国的科技评审体制将成为世人嘲笑并沦落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对象。
正在褪色的科学家光环
对于本次事件笔者首先想到的是:一些科学家的行为使以往被片面神圣化的科学家光环正在褪色,这倒是此次事件唯一还有些意义的地方。也许很多人会质疑,这两个人能算科学家吗?这要看如何界定了,科学家(scientist)这个词,是英国科学家与哲学家惠威尔(William Whewell,1794–1866)在1833年首次提出的,它的提出只不过是顺应了科学建制化的一种大趋势而已,即便不是他,也会有别人提出来。从广义上说,科学家就是那些从事一种系统的获得知识的活动与实践的人,他们以采用科学方法为标志。大体来说,那些在一定规范指导下以科学为职业,并以此谋生的人都可以称作是科学家。如此说来,此次事件中的两个当事人是符合科学家条件的,只不过他们的级别很低并不著名而已,从而让人们怀疑他们作为科学家的资格。
在我国传统的形象建构中,科学家被塑造成与常人是完全不同的一类人,他们大多有以下思想特征:勤奋刻苦、道德品质高尚、具有批判精神、客观公正、不为私利诱惑、献身真理、为科学而科学等。其实,这些形象与思想特征都是人为建构的,并不是科学家职业本身内在具有的。在科学建制化时代,从事科学的人,只要具备一定条件,遵守一定的行业规范,就是一名合格的科学家。长期以来,对于科学家的工作,公众更是信奉美国科学社会学之父默顿(1910-2003)关于科学精神气质的“四项基本原则”的说法,即普遍性、公有性、无私利性和有条理的怀疑论。也许在小科学时代,默顿的四项基本原则还说得过去,而在后默顿时代,这四条已经面临着严重危机。由于今天的科学与技术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已经很难截然分清哪是纯科学,哪是纯技术,正如已故美国科技政策专家斯托克斯所谓的由应用研究引发的基础研究是当前科学发展的一种普遍形式(即斯托克斯所谓的巴斯德象限问题)。在这种背景下,默顿的公有性原则就面临失效的局面,市场经济背景下,科学家也是生活中的人,他从事科学除了源于本能的好奇与热爱之外,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出于生计,毕竟科学家也只是社会中千百种谋生行业中的一种而已,此刻,他就无法完全遵从无私利性原则,更何况知识产权问题的约束。至于有条理的怀疑性,由于当今科学的高度专业化,除非需要,否则没有人愿意耗费时间、精力和资源去怀疑与自己无关的工作,这是科学界优先权之争的必然结果。所有这一切都说明,在后默顿时代,科学的精神气质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综上所述,由社会累积建构的科学家形象,与传统的科学工作的精神气质,在当今时代已经面临严重的信任透支的危机。科学家及其成果都不再具有传统认知中预设的豁免权,在一个成熟的开放社会,具有批判精神恰恰是理性人的一种基本素质。任何毫不怀疑地相信某件事物已经不再是理智的美德,而是理智的罪过。
基于上面的分析,我们还可以把这次事件进行倒推,看看能够发现什么?如果事件中的两个人按照现行的科研评价体制老老实实做学问,他们的晋升之路与生计的改善都将是漫漫无期的,甚至前途是黯淡的。如果现行科研考评体制不再是那种单一化、武断的功利主义模式,而是多元化的,全面性的评价机制,国家投入科技的资源充足一些,而不是靠通过变态的评价机制掩盖投入严重不足的现实。那么他们将面临两种或者更多的选择:老老实实上课,做一名合格的教师,也能获得承认并体面地生存,或者踏实地做一点研究,并能得到正确的评价,他们也许不会铤而走险。然而,现实是残酷的,在现有的评价机制下,他们没有多少选择余地,要么老实干,前途黯淡;要么赌博一把,铤而走险,一旦蒙混过关,前途光明,即便失败,造假成本也很低。然而,这次他们失算了,由于自身地位卑微,不但陪了名声,还丢掉了工作。当然,本文没有替造假者辩护的意思,不论出于什么原因与动机,在这次事件中他们做错了,理应受到处罚,这是毋庸置疑的。问题是,这个事件反映出,我国的学术生态已经面临退化,学术规范面临着严重的失范现象,进而也折射出我国的高等教育与科研评价机制都是失败的。我们有理由怀疑这种处罚是否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定点清除?如果仅满足于这种治标不治本的学术规范手术,那么,中国科技体制的未来实在是令人担忧。也许此次事件对于中国未来的意义在于警示国人:有关科学家的神话早已破灭。
教条主义的科技评价体制应该推倒重来
任何集体与个人都是既定概念框架的奴隶。我们的生活被一套设定的概念框架划定了边界。如果一个群体的整体被一个错误的概念框架主宰,那么这个群体的整体性异化就是这种概念框架发展的必然结果,此时的概念框架就是一个被群体默认的教条,一旦离开它,人们就会感到无所适从,这是一种制度依赖症。就如同清初的时候,汉人是宁可去死也不愿意去梳一条丑陋的大辫子,而到清末同样是一些汉人则是宁死也不愿意剪去那条曾经标志耻辱的猪尾巴般的大辫子。此间的意味,足可以说明作为制度核心的概念框架对于人的束缚。
如今中国的科研评价体制就是一套教条的概念框架体系,它已经严重扭曲了中国科技的健康发展,共同体的认知模式已经被这套概念框架绑架,近年来曝光的诸多学术不端现象的发生都与此种境遇有关,而且更为严重的是,这套教条的概念框架体系正在把中国的科技事业拖向一个万劫不复的深渊。
由于科技的评价体系是一个庞大的概念系统,它涵盖了科研活动的整个流程。在本文这样的一个小篇幅内,是无法完全说清楚的,为了讨论得深入,本文仅从科研评价体系中的成果认定说起,这就是目前国内流行的以SCI(被坊间戏称为:“愚蠢的中国指数”,Stupid Chinese Index,SCI)来衡量科技发展水平的评价体系。国内最初开始引入SCI作为科学评价指标的历史并不长,它来源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南京大学率先引入SCI作为评价科研人员水平的一个指标。客观地说,那个时期,我们对于科学的认识还不全面,科技事业也刚刚开始复兴,如何评价科技绩效就是当时的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全新问题,在这种背景下试探性地引入SCI,的确有其合理性,毕竟这对于传统的人治国家来说,通过简单的数量考核,可以避免很多难以处理的文化干扰因素(如权力因素、人情关系等)对于评价公正度的干扰,尽量通过一种简单的模式来达到科研评价结果的客观公正,这种做法在当时有其进步意义,而且与南京大学基础研究较强的现实也匹配。然而,当这种做法被不加选择地扩散到全国以后,其负面作用越发严重。这些后果都是当初的始作俑者远远没有料到的,就是这么一份不完善的评价体系,竟然会在短短的20年间成为中国科技发展的指挥棒,以至于到今天已经演变为一种荒谬的制度性游戏,没有任何机构和个人可以撼动其地位,全国科研体系从上游到下游全都被这套概念框架所俘虏。令人感叹的是,在一个日益复杂化的时代,我们却整体性地被一套过分简单化的方法套牢,真是造化弄人!
美国政策专家万·布什在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倡导科技的优先发展领域是基础研究,进而带动应用研究的线性科技发展模型,极大地影响了人们对于科学发展模式的理解,这也是导致世界范围内崇拜SCI的一个深层原因。毕竟SCI论文大多反映了基础研究的先进成果。然而,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日本为代表的新兴工业国家在经济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功,而这些国家采用的科技发展模式完全不同于布什模式,这已经明确宣告布什模式不是科技发展的唯一道路,很多国家的科技发展重点并不是放在基础研究上,而主要集中在应用研究层面,而这种发展模式的成功并不以SCI论文的多少为标志,代之以实际的应用与市场的需求为导向。坦率地说,中国的发展模式就是借鉴日本模式,即重视应用研究,而应用研究的成果是不适合以发表论文的多少为标志的。吊诡的是,我们选择的科技发展路线是日本式的,而评价标准却是美国万·布什式的,完全是一种错位的评价体系。时至今日,我国在基础研究方面的投入也是世界主要国家中比例最少的(中国2008年基础研究的投入仅占R
正在褪色的科学家光环
对于本次事件笔者首先想到的是:一些科学家的行为使以往被片面神圣化的科学家光环正在褪色,这倒是此次事件唯一还有些意义的地方。也许很多人会质疑,这两个人能算科学家吗?这要看如何界定了,科学家(scientist)这个词,是英国科学家与哲学家惠威尔(William Whewell,1794–1866)在1833年首次提出的,它的提出只不过是顺应了科学建制化的一种大趋势而已,即便不是他,也会有别人提出来。从广义上说,科学家就是那些从事一种系统的获得知识的活动与实践的人,他们以采用科学方法为标志。大体来说,那些在一定规范指导下以科学为职业,并以此谋生的人都可以称作是科学家。如此说来,此次事件中的两个当事人是符合科学家条件的,只不过他们的级别很低并不著名而已,从而让人们怀疑他们作为科学家的资格。
在我国传统的形象建构中,科学家被塑造成与常人是完全不同的一类人,他们大多有以下思想特征:勤奋刻苦、道德品质高尚、具有批判精神、客观公正、不为私利诱惑、献身真理、为科学而科学等。其实,这些形象与思想特征都是人为建构的,并不是科学家职业本身内在具有的。在科学建制化时代,从事科学的人,只要具备一定条件,遵守一定的行业规范,就是一名合格的科学家。长期以来,对于科学家的工作,公众更是信奉美国科学社会学之父默顿(1910-2003)关于科学精神气质的“四项基本原则”的说法,即普遍性、公有性、无私利性和有条理的怀疑论。也许在小科学时代,默顿的四项基本原则还说得过去,而在后默顿时代,这四条已经面临着严重危机。由于今天的科学与技术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已经很难截然分清哪是纯科学,哪是纯技术,正如已故美国科技政策专家斯托克斯所谓的由应用研究引发的基础研究是当前科学发展的一种普遍形式(即斯托克斯所谓的巴斯德象限问题)。在这种背景下,默顿的公有性原则就面临失效的局面,市场经济背景下,科学家也是生活中的人,他从事科学除了源于本能的好奇与热爱之外,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出于生计,毕竟科学家也只是社会中千百种谋生行业中的一种而已,此刻,他就无法完全遵从无私利性原则,更何况知识产权问题的约束。至于有条理的怀疑性,由于当今科学的高度专业化,除非需要,否则没有人愿意耗费时间、精力和资源去怀疑与自己无关的工作,这是科学界优先权之争的必然结果。所有这一切都说明,在后默顿时代,科学的精神气质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综上所述,由社会累积建构的科学家形象,与传统的科学工作的精神气质,在当今时代已经面临严重的信任透支的危机。科学家及其成果都不再具有传统认知中预设的豁免权,在一个成熟的开放社会,具有批判精神恰恰是理性人的一种基本素质。任何毫不怀疑地相信某件事物已经不再是理智的美德,而是理智的罪过。
基于上面的分析,我们还可以把这次事件进行倒推,看看能够发现什么?如果事件中的两个人按照现行的科研评价体制老老实实做学问,他们的晋升之路与生计的改善都将是漫漫无期的,甚至前途是黯淡的。如果现行科研考评体制不再是那种单一化、武断的功利主义模式,而是多元化的,全面性的评价机制,国家投入科技的资源充足一些,而不是靠通过变态的评价机制掩盖投入严重不足的现实。那么他们将面临两种或者更多的选择:老老实实上课,做一名合格的教师,也能获得承认并体面地生存,或者踏实地做一点研究,并能得到正确的评价,他们也许不会铤而走险。然而,现实是残酷的,在现有的评价机制下,他们没有多少选择余地,要么老实干,前途黯淡;要么赌博一把,铤而走险,一旦蒙混过关,前途光明,即便失败,造假成本也很低。然而,这次他们失算了,由于自身地位卑微,不但陪了名声,还丢掉了工作。当然,本文没有替造假者辩护的意思,不论出于什么原因与动机,在这次事件中他们做错了,理应受到处罚,这是毋庸置疑的。问题是,这个事件反映出,我国的学术生态已经面临退化,学术规范面临着严重的失范现象,进而也折射出我国的高等教育与科研评价机制都是失败的。我们有理由怀疑这种处罚是否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定点清除?如果仅满足于这种治标不治本的学术规范手术,那么,中国科技体制的未来实在是令人担忧。也许此次事件对于中国未来的意义在于警示国人:有关科学家的神话早已破灭。
教条主义的科技评价体制应该推倒重来
任何集体与个人都是既定概念框架的奴隶。我们的生活被一套设定的概念框架划定了边界。如果一个群体的整体被一个错误的概念框架主宰,那么这个群体的整体性异化就是这种概念框架发展的必然结果,此时的概念框架就是一个被群体默认的教条,一旦离开它,人们就会感到无所适从,这是一种制度依赖症。就如同清初的时候,汉人是宁可去死也不愿意去梳一条丑陋的大辫子,而到清末同样是一些汉人则是宁死也不愿意剪去那条曾经标志耻辱的猪尾巴般的大辫子。此间的意味,足可以说明作为制度核心的概念框架对于人的束缚。
如今中国的科研评价体制就是一套教条的概念框架体系,它已经严重扭曲了中国科技的健康发展,共同体的认知模式已经被这套概念框架绑架,近年来曝光的诸多学术不端现象的发生都与此种境遇有关,而且更为严重的是,这套教条的概念框架体系正在把中国的科技事业拖向一个万劫不复的深渊。
由于科技的评价体系是一个庞大的概念系统,它涵盖了科研活动的整个流程。在本文这样的一个小篇幅内,是无法完全说清楚的,为了讨论得深入,本文仅从科研评价体系中的成果认定说起,这就是目前国内流行的以SCI(被坊间戏称为:“愚蠢的中国指数”,Stupid Chinese Index,SCI)来衡量科技发展水平的评价体系。国内最初开始引入SCI作为科学评价指标的历史并不长,它来源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南京大学率先引入SCI作为评价科研人员水平的一个指标。客观地说,那个时期,我们对于科学的认识还不全面,科技事业也刚刚开始复兴,如何评价科技绩效就是当时的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全新问题,在这种背景下试探性地引入SCI,的确有其合理性,毕竟这对于传统的人治国家来说,通过简单的数量考核,可以避免很多难以处理的文化干扰因素(如权力因素、人情关系等)对于评价公正度的干扰,尽量通过一种简单的模式来达到科研评价结果的客观公正,这种做法在当时有其进步意义,而且与南京大学基础研究较强的现实也匹配。然而,当这种做法被不加选择地扩散到全国以后,其负面作用越发严重。这些后果都是当初的始作俑者远远没有料到的,就是这么一份不完善的评价体系,竟然会在短短的20年间成为中国科技发展的指挥棒,以至于到今天已经演变为一种荒谬的制度性游戏,没有任何机构和个人可以撼动其地位,全国科研体系从上游到下游全都被这套概念框架所俘虏。令人感叹的是,在一个日益复杂化的时代,我们却整体性地被一套过分简单化的方法套牢,真是造化弄人!
美国政策专家万·布什在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倡导科技的优先发展领域是基础研究,进而带动应用研究的线性科技发展模型,极大地影响了人们对于科学发展模式的理解,这也是导致世界范围内崇拜SCI的一个深层原因。毕竟SCI论文大多反映了基础研究的先进成果。然而,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日本为代表的新兴工业国家在经济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功,而这些国家采用的科技发展模式完全不同于布什模式,这已经明确宣告布什模式不是科技发展的唯一道路,很多国家的科技发展重点并不是放在基础研究上,而主要集中在应用研究层面,而这种发展模式的成功并不以SCI论文的多少为标志,代之以实际的应用与市场的需求为导向。坦率地说,中国的发展模式就是借鉴日本模式,即重视应用研究,而应用研究的成果是不适合以发表论文的多少为标志的。吊诡的是,我们选择的科技发展路线是日本式的,而评价标准却是美国万·布什式的,完全是一种错位的评价体系。时至今日,我国在基础研究方面的投入也是世界主要国家中比例最少的(中国2008年基础研究的投入仅占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