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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美国文学在250年的有限时间里，却先后诞生了11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成就骄人。梳理这些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可以发现，他们很多人在中国产生巨大的影响力，使得中美两国在文学中产生碰撞，并结出丰硕的成果，这既是诺贝尔文学奖的超越性体现，也为不同国家间的文学交流与创作提供了鲜活的借鉴和启不。
关键词：美国 诺贝尔文学奖 奥尼尔 福克纳 接受
美国文学自建国之日起，至今仅有240多年光景，却诞生了11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仅次于历史悠久的法国和英国，让美国人自豪，更让世人侧目。美国诺奖得主如奥尼尔和福克纳等，在中国具有巨大的影响力。中国作家对其影响的创造性接受，在中国文学发展进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所有这些都表明，文学的本质是人学，超越了民族、种族、国家和文化，不同国家的作家相互依存，批判继承，共同发展，这也是诺贝尔文学奖创立之初的理想主义精神的又一体现。
一.奥尼尔与中国
尤金·奥尼尔（1888-1953）是1936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美国获奖作家，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位美国剧作家，被誉为“现代美国戏剧之父”。奥尼尔体质孱弱却生性浪漫，年轻时曾经闯荡中美洲、非洲等很多国家，并且因为生病差点丧命异国他乡。1928年，对东方古老文明一向怀着仰慕之情的奥尼尔隐名埋姓，悄然探访了中国繁华无比却纸醉金迷的上海，最后发现与心中的理想东方乐园相去甚远，失望而归。[1]但这并不影响其在作品中，把东方幻化为天边外的理想国。因为经常熟读中国古典作品，尤喜道家哲学，奥尼尔还把自己设计的别墅命名为“大道别墅”，远离尘嚣，潜心创作，过着几乎与世隔绝式的生活。
奥尼尔的剧作涉及美国社会生活的多個侧面，其悲剧观念一方面继承了古希腊悲剧中的命运观念，另一方面又受到现代西方哲学、心理学、易卜生的现实主义戏剧和斯特林保的表现主义戏剧的影响。奥尼尔吸取各种西方戏剧原料，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腐朽本质，探讨现代人痛苦的根源。以其现实主义戏剧《榆树下的欲望》为例，该剧就借用了古希腊悲剧《俄狄浦斯王》中的乱伦、《美狄亚》中的杀婴等情节素材，令人印象深刻。此外，奥尼尔勇于尝试各种现代表现手法，《琼斯皇》即是其表现主义的实验性作品，该剧借鉴了瑞典剧作家斯特林堡的舞台表现手法，比如恐惧的鬼魂化身、移动合拢而来的森林、丑陋而又庞大的鳄鱼等。尤其是作品选择了鼓声作为主导音响，既制造出一种原始气氛，同时又是琼斯恐惧中的心跳声，直接撞击着观众的心扉，使主人公复杂的心理活动外化，产生了极佳的效果。他的剧作不但在美国剧坛产生轰动，而且对我国剧作家洪深和曹禺都有直接的影响。
曹禺作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开拓者之一，与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齐名，被称为“中国现代戏剧的泰斗”，其作品包括《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等。曹禺借着新文化运动的东风，年轻时在南开和清华夜以继日地苦读，研习西方戏剧精华，批判性地接受了诸如古希腊悲剧以及莎士比亚、易卜生、萧伯纳与奥尼尔的影响，尤其是多次坦诚奥尼尔的作品让其受益匪浅。1934年曹禺的话剧处女作《雷雨》问世，在中国现代话剧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被公认为中国现代话剧成熟的标志，曹禺先生也因此被誉为“东方的莎士比亚”。中国现代话剧起源于清末译介来的欧美话剧，它的创作由开始直接摹仿到后来发展为吸收外来剧的艺术营养，丰满自己的骨肉，显示出脱胎换骨的质变。曹禺的剧作正是这种质变的标志。他的戏剧创作不仅标志着中国现代话剧的成熟，更重要的是，他的极富想象力与创造力的实验性创作，为中国现代话剧的发展开拓了广阔的领域，提供了无限丰富的可能性。
面对奥尼尔这样的戏剧巨匠，曹禺的接受完成了借鉴中的改造与超越，其中国化接受几乎达到出神人化的境界。[2]其代表作《雷雨》常常让人联想起奥尼尔剧中人物压抑、扭曲的物欲、情欲，有“中国版的《榆树下的欲望》”之称。的确，《雷雨》与奥尼尔的《榆树下的欲望》有许多趋同性，不仅反映在主题、人物、技巧、文化内涵等显性表层上，也呈现在他们对生命、社会、人性深刻理解与把握的深层隐性形态上。137然而曹禺却注重接受中的改造与超越，赋予作品新的内容和新的主题，比如《雷雨》在单纯两性冲突的基础上添加了中国社会普遍出现的劳资纠纷、去除了杀婴等有违中国传统伦理的情节、将以“家”意象作为牢笼的表达方式改造为以“出走”作为走出牢笼、寻到新世界的手段，从而为追寻理想家庭设置不同的途径、提升小人物鲁贵的作用从而对人物进行民族化改造、重视环境氛围的描写追求，追求作品的诗意表达等。正是诸如此类的对外来戏剧元素的化用和重构才形成了独特的曹禺风格，使得曹禺既是中国现代话剧真正意义上的奠基人，也成为中国现代话剧艺术的一座高峰。[4]成名后的曹禺曾多次谈到他对奥尼尔的崇敬，以及奥尼尔戏剧对他的影响。
二.福克纳与中国
威廉·福克纳（1897-1962）是饮誉世界的美国现代小说家，美国南方文学的杰出代表，1949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福克纳集现代主义、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于一身，深刻而全面地探索了美国旧南方解体的根源，表现了处在历史性变革中的南方社会和南方人的精神危机，尤其是其对现代小说形式的卓有成效的实验与创新，引起读者和批评家的浓厚兴趣。权威数据表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在美国发表的关于福克纳的研究专著、论文及博士论文，在英语作家中排名第二，仅次于莎士比亚。福克纳在中国的研究也可以说是如火如茶，并因此诞生了“福学”研究，福克纳也成为被中国学界接受最广泛的美国诺奖作家。[5]
2012年莫言获奖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莫言作品甚多，包括《红高粱》、《生死疲劳》、《透明的红萝卜》、《天堂蒜薹之歌》等一系列小说，但同样让学界感兴趣的还有莫言的授奖演说。莫言在其题目为“一个讲故事的人”的演说中，系统而清晰地介绍了自己的创作之路和创作思想，尤其是明确表示曾受福克纳等人的直接影响，这一点从对二人作品的分析比较中可以明显看出。首先，文学疆界的创立。莫言坦诚其文学领地“高密东北乡”的创建就深受福克纳的启发。莫言的“高密乡”与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县”都是作家可以任意想象，肆意驰骋的文学王国。其次，意识流等现代手法的运用。福克纳的小说，多以南方的历史以及现实生活为题材，运用“意识流”写作技巧和多角度叙述等现代手法，以虚构的“约克纳帕塔法县”为背景，围绕几个家族的兴衰，反映了美国南方社会在资本主义巨大冲击下在近一个世纪中的演变。细读莫言的小说就会发现，莫言自1980年代起一直保持旺盛的创作力，其作品同样具有明显的现代主义“先锋”色彩，包括天马行空般的叙述、陌生化的处理、塑造神秘超验的对象世界等等。[6]然后，人性价值的凸显。福克纳的代表作《喧嚣与骚动》通过康普生家族的衰亡，向读者表明：在现代文明社会中，人要么像绝望中痛苦挣扎的昆丁，要么沦为像杰生一样庸俗无情的实利分子，要么成为班吉那样丧失思维的白痴。然而从书中的最后一部分，人们还是能够从迪尔西身上看到诸如勇气、忠心、忍耐、诚实、同情心等人性积极健康的美德。莫言则在其演说中动情地表示，正是长期的艰难生活，才使自己对人性有较为深刻的了解，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勇敢和悲悯。这与福克纳在其著名的充满理想主义精神的授奖演说中表达的对维持人类不灭、人性光辉不死的美好品质的赞美一脉相承。
同样面临影响的焦虑，难能可贵的是莫言对福克纳等人的批判性接受。追随福克纳等人两年后，莫言很快意识到失去自我的危险。莫言耳濡目染于故乡农村浓郁的民间艺术、民间文化，对这些文化元素可以信手拈来。莫言开始用自己的方式来书写属于自己的中国故事，在作品中广泛运用高密的泥塑、剪纸、扑灰年画、茂腔等民间艺术，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风格。在回答一位记者“您作品中的什么地方打动了评委”提问时，莫言说：“我的作品是中国文学，……表现了中国独特的文化和风情。同时我的小说也描写了广泛意义上的人。……这样的作品就超越了地区、种族、族群的局限。”深厚的民族精神和鲜明的本土特色莫言作品的突出特征。
三.结语
诺贝尔文学奖从创立之初，就确立其鲜明的理想主义旗帜，超越种族、性别与文化壁垒，并随着时代精神的演变，接纳着不同的声音和元素，使得诺贝尔文学奖不仅跨越了国界、洲界，也拓展着人们对文学疆域的认知。时代在改变，人类要繁衍，地球村促进了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的合作、交流，各国文学之间的相互交流与渗透，不同国家作家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借鉴，确保了诺贝尔文学奖设立的理想主义初心得以发扬光大，理想主义精神在漫长的坚持中得以新生。
参考文献
[1]张春蕾.尤金·奥尼尔90年中国行程回眸[J].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13年第1期.
[2]万佳唯，赵亚珉.曹禺《原野》对奥尼尔《琼斯皇》的借鉴与超越[J].安徽文学，2018年第10期.
[3]张治国，张鸿声.国论尤金·奥尼尔与曹禺悲剧观念的趋同性——以《榆树下的欲望》、《雷雨》为例[J].湖北大学学报（哲社版），2006第5期.
[4]翟燕丹.论曹禺家庭戏剧对奥尼尔的接受与民族化[D].湖南师范大学，2008年.
[5]纪琳.福克纳研究在中国[。].山东师范大学，2001年.
[6]苏瀛.中美文学的诺贝尔之旅——莫言与福克纳的对比研究[J].才智，2013第23期.
关键词：美国 诺贝尔文学奖 奥尼尔 福克纳 接受
美国文学自建国之日起，至今仅有240多年光景，却诞生了11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仅次于历史悠久的法国和英国，让美国人自豪，更让世人侧目。美国诺奖得主如奥尼尔和福克纳等，在中国具有巨大的影响力。中国作家对其影响的创造性接受，在中国文学发展进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所有这些都表明，文学的本质是人学，超越了民族、种族、国家和文化，不同国家的作家相互依存，批判继承，共同发展，这也是诺贝尔文学奖创立之初的理想主义精神的又一体现。
一.奥尼尔与中国
尤金·奥尼尔（1888-1953）是1936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美国获奖作家，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位美国剧作家，被誉为“现代美国戏剧之父”。奥尼尔体质孱弱却生性浪漫，年轻时曾经闯荡中美洲、非洲等很多国家，并且因为生病差点丧命异国他乡。1928年，对东方古老文明一向怀着仰慕之情的奥尼尔隐名埋姓，悄然探访了中国繁华无比却纸醉金迷的上海，最后发现与心中的理想东方乐园相去甚远，失望而归。[1]但这并不影响其在作品中，把东方幻化为天边外的理想国。因为经常熟读中国古典作品，尤喜道家哲学，奥尼尔还把自己设计的别墅命名为“大道别墅”，远离尘嚣，潜心创作，过着几乎与世隔绝式的生活。
奥尼尔的剧作涉及美国社会生活的多個侧面，其悲剧观念一方面继承了古希腊悲剧中的命运观念，另一方面又受到现代西方哲学、心理学、易卜生的现实主义戏剧和斯特林保的表现主义戏剧的影响。奥尼尔吸取各种西方戏剧原料，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腐朽本质，探讨现代人痛苦的根源。以其现实主义戏剧《榆树下的欲望》为例，该剧就借用了古希腊悲剧《俄狄浦斯王》中的乱伦、《美狄亚》中的杀婴等情节素材，令人印象深刻。此外，奥尼尔勇于尝试各种现代表现手法，《琼斯皇》即是其表现主义的实验性作品，该剧借鉴了瑞典剧作家斯特林堡的舞台表现手法，比如恐惧的鬼魂化身、移动合拢而来的森林、丑陋而又庞大的鳄鱼等。尤其是作品选择了鼓声作为主导音响，既制造出一种原始气氛，同时又是琼斯恐惧中的心跳声，直接撞击着观众的心扉，使主人公复杂的心理活动外化，产生了极佳的效果。他的剧作不但在美国剧坛产生轰动，而且对我国剧作家洪深和曹禺都有直接的影响。
曹禺作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开拓者之一，与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齐名，被称为“中国现代戏剧的泰斗”，其作品包括《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等。曹禺借着新文化运动的东风，年轻时在南开和清华夜以继日地苦读，研习西方戏剧精华，批判性地接受了诸如古希腊悲剧以及莎士比亚、易卜生、萧伯纳与奥尼尔的影响，尤其是多次坦诚奥尼尔的作品让其受益匪浅。1934年曹禺的话剧处女作《雷雨》问世，在中国现代话剧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被公认为中国现代话剧成熟的标志，曹禺先生也因此被誉为“东方的莎士比亚”。中国现代话剧起源于清末译介来的欧美话剧，它的创作由开始直接摹仿到后来发展为吸收外来剧的艺术营养，丰满自己的骨肉，显示出脱胎换骨的质变。曹禺的剧作正是这种质变的标志。他的戏剧创作不仅标志着中国现代话剧的成熟，更重要的是，他的极富想象力与创造力的实验性创作，为中国现代话剧的发展开拓了广阔的领域，提供了无限丰富的可能性。
面对奥尼尔这样的戏剧巨匠，曹禺的接受完成了借鉴中的改造与超越，其中国化接受几乎达到出神人化的境界。[2]其代表作《雷雨》常常让人联想起奥尼尔剧中人物压抑、扭曲的物欲、情欲，有“中国版的《榆树下的欲望》”之称。的确，《雷雨》与奥尼尔的《榆树下的欲望》有许多趋同性，不仅反映在主题、人物、技巧、文化内涵等显性表层上，也呈现在他们对生命、社会、人性深刻理解与把握的深层隐性形态上。137然而曹禺却注重接受中的改造与超越，赋予作品新的内容和新的主题，比如《雷雨》在单纯两性冲突的基础上添加了中国社会普遍出现的劳资纠纷、去除了杀婴等有违中国传统伦理的情节、将以“家”意象作为牢笼的表达方式改造为以“出走”作为走出牢笼、寻到新世界的手段，从而为追寻理想家庭设置不同的途径、提升小人物鲁贵的作用从而对人物进行民族化改造、重视环境氛围的描写追求，追求作品的诗意表达等。正是诸如此类的对外来戏剧元素的化用和重构才形成了独特的曹禺风格，使得曹禺既是中国现代话剧真正意义上的奠基人，也成为中国现代话剧艺术的一座高峰。[4]成名后的曹禺曾多次谈到他对奥尼尔的崇敬，以及奥尼尔戏剧对他的影响。
二.福克纳与中国
威廉·福克纳（1897-1962）是饮誉世界的美国现代小说家，美国南方文学的杰出代表，1949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福克纳集现代主义、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于一身，深刻而全面地探索了美国旧南方解体的根源，表现了处在历史性变革中的南方社会和南方人的精神危机，尤其是其对现代小说形式的卓有成效的实验与创新，引起读者和批评家的浓厚兴趣。权威数据表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在美国发表的关于福克纳的研究专著、论文及博士论文，在英语作家中排名第二，仅次于莎士比亚。福克纳在中国的研究也可以说是如火如茶，并因此诞生了“福学”研究，福克纳也成为被中国学界接受最广泛的美国诺奖作家。[5]
2012年莫言获奖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莫言作品甚多，包括《红高粱》、《生死疲劳》、《透明的红萝卜》、《天堂蒜薹之歌》等一系列小说，但同样让学界感兴趣的还有莫言的授奖演说。莫言在其题目为“一个讲故事的人”的演说中，系统而清晰地介绍了自己的创作之路和创作思想，尤其是明确表示曾受福克纳等人的直接影响，这一点从对二人作品的分析比较中可以明显看出。首先，文学疆界的创立。莫言坦诚其文学领地“高密东北乡”的创建就深受福克纳的启发。莫言的“高密乡”与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县”都是作家可以任意想象，肆意驰骋的文学王国。其次，意识流等现代手法的运用。福克纳的小说，多以南方的历史以及现实生活为题材，运用“意识流”写作技巧和多角度叙述等现代手法，以虚构的“约克纳帕塔法县”为背景，围绕几个家族的兴衰，反映了美国南方社会在资本主义巨大冲击下在近一个世纪中的演变。细读莫言的小说就会发现，莫言自1980年代起一直保持旺盛的创作力，其作品同样具有明显的现代主义“先锋”色彩，包括天马行空般的叙述、陌生化的处理、塑造神秘超验的对象世界等等。[6]然后，人性价值的凸显。福克纳的代表作《喧嚣与骚动》通过康普生家族的衰亡，向读者表明：在现代文明社会中，人要么像绝望中痛苦挣扎的昆丁，要么沦为像杰生一样庸俗无情的实利分子，要么成为班吉那样丧失思维的白痴。然而从书中的最后一部分，人们还是能够从迪尔西身上看到诸如勇气、忠心、忍耐、诚实、同情心等人性积极健康的美德。莫言则在其演说中动情地表示，正是长期的艰难生活，才使自己对人性有较为深刻的了解，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勇敢和悲悯。这与福克纳在其著名的充满理想主义精神的授奖演说中表达的对维持人类不灭、人性光辉不死的美好品质的赞美一脉相承。
同样面临影响的焦虑，难能可贵的是莫言对福克纳等人的批判性接受。追随福克纳等人两年后，莫言很快意识到失去自我的危险。莫言耳濡目染于故乡农村浓郁的民间艺术、民间文化，对这些文化元素可以信手拈来。莫言开始用自己的方式来书写属于自己的中国故事，在作品中广泛运用高密的泥塑、剪纸、扑灰年画、茂腔等民间艺术，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风格。在回答一位记者“您作品中的什么地方打动了评委”提问时，莫言说：“我的作品是中国文学，……表现了中国独特的文化和风情。同时我的小说也描写了广泛意义上的人。……这样的作品就超越了地区、种族、族群的局限。”深厚的民族精神和鲜明的本土特色莫言作品的突出特征。
三.结语
诺贝尔文学奖从创立之初，就确立其鲜明的理想主义旗帜，超越种族、性别与文化壁垒，并随着时代精神的演变，接纳着不同的声音和元素，使得诺贝尔文学奖不仅跨越了国界、洲界，也拓展着人们对文学疆域的认知。时代在改变，人类要繁衍，地球村促进了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的合作、交流，各国文学之间的相互交流与渗透，不同国家作家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借鉴，确保了诺贝尔文学奖设立的理想主义初心得以发扬光大，理想主义精神在漫长的坚持中得以新生。
参考文献
[1]张春蕾.尤金·奥尼尔90年中国行程回眸[J].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13年第1期.
[2]万佳唯，赵亚珉.曹禺《原野》对奥尼尔《琼斯皇》的借鉴与超越[J].安徽文学，2018年第10期.
[3]张治国，张鸿声.国论尤金·奥尼尔与曹禺悲剧观念的趋同性——以《榆树下的欲望》、《雷雨》为例[J].湖北大学学报（哲社版），2006第5期.
[4]翟燕丹.论曹禺家庭戏剧对奥尼尔的接受与民族化[D].湖南师范大学，2008年.
[5]纪琳.福克纳研究在中国[。].山东师范大学，2001年.
[6]苏瀛.中美文学的诺贝尔之旅——莫言与福克纳的对比研究[J].才智，2013第2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