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节医学课上,教授提出了一个问题,这个教授据说是新疆首屈一指的,他在解放前是国民党军队里很高的医官,帝国医科大学毕业。教授提的问题很简单:由病毒引起重度上呼吸道感染,病人发烧流鼻涕咳嗽,还伴有一些阳性特征,应该怎么办?
　　这样的一个病例对医学院的学生来说不是太难。于是各个学生都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其中一个女生的方案是采用常规医疗外,还采用了抗菌素。
　　讲评的时候,执教的老教授说:“凡是在治疗方案里采用抗菌素的同学都要扣分,因为这是一个病毒感染的病例,抗菌素是无效的。如果使用了,一是浪费,二是造成抗药……最重要的是表明医生对自己的诊断不自信,一味追求保险系数。”老教授发了一通火,就走了。
　　同学们大部分都没有说什么,而那个采用了抗菌素的女生却是很认真地找到了负责教务的老师,讲了上课的情况,她认为教授讲得不对,如果是在海拔5000米以上的高原,病人会出现高烧等一系列症状,明知是病毒感染,也要大量使用抗菌素,因为高原气候恶劣,病员的抵抗力会大幅度下降,很可能合并细菌感染。如果到了临床上出现明确的感染才开始使用抗菌素的话,那就晚了,来不及了。
　　负责教务的老师沉默了一会儿说:“我可以把你的意见转告给老教授,但是你的分数不能改。”
　　晚自习的时候,老教授来了,这一次他反常地站着,他满头白发,面容黝黑如铁,身板挺直如笔管,让人笃信他曾是国民党医官一员。
　　老教授目光如锥,他说:“听说有人对我的讲评有意见,好像是一个女生,这位同学,请站起来,让我这个当老师的认识一下。”那个女生站了起来,老教授看了一会儿说:“你坐下。”老教授又说:“这位同学,谢谢你。你是好学生,你讲得很好,作为一个好医生,一定不能全搬书本,要根据具体的情况决定治疗方案,在这一点上,你们要记住,无论多么好的老师,也不能把所有的规则教给你们。我没有去过这个女生所在的高原,但是我知道缺氧对人体的影响。在那种情况下,她主张使用抗菌素是完全正确的。我要把她的分数改过来。”
　　老教授紧接着说:“但在全班,我只改这一个女生的,你们有人和她写的一样,但是还是要被扣分,因为你们没有说出她那番道理,因为就算你想到了,但对上级医生的错误没敢指出来,对于年轻医生来说,忠诚于病情和病人,比忠实于导师要重要的多,必要的时候,你宁可得罪你的上司,也万万不能得罪你的病人……”
　　这个女生就是著名的作家毕淑敏,她回忆起这件事时说:我的三年习医生涯,在我的生命中是一个重大的转折,我从生理上明白了人体的结构,也从精神上对自己有了更多的信任。如果说在高原的时候,我对生命还是模模糊糊的敬畏,那么,那个老教授使我确立了这样的观念:一生珍愛自身,并把他人的生命看得如珠宝,全力保卫这宝贵而脆弱的珍品。
　　老教授虚怀若谷的气量固然值得我们钦佩,但是毕淑敏的勇气更是值得我们去学习,对生命的敬畏,才会有这样的自信。
　　(生如夏花摘自《武汉晚报》2009年7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