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和杜甫作为人们最熟悉的古典诗人，识字不识字的人都知道这两个名字，可见普及程度之高。可是从另一方面来讲，真正理解他们甚至有过深入阅读的人却是少而又少的，将来也许越来越少了。因为这是一个网络时代，人们往往会更加不求甚解，更加忽略卓异的个体——那些有大性格、大才华的人物，只有极其深入的思悟才能领会，而任何这样的思悟都需要一个基本的条件：安静独处。
　　当代作家、知识分子和文化人早已失去了最基本的条件，所以没有谁能够“孤独”。去大学里，最深的感受是现在的大学变得过于热闹，实在让人担心和失望。在大学里都难以清静，可见我们的社会环境对于文化而言，已经走入了多么严重的困境。大学里通常有大量的“例行授课”，一个授课人每个星期要赶几十节课。这样忙碌，还寄希望于他们产生特别的见解，有点个人的发现，当然是不可能的。学者、知识人失去了闲暇，于是也就失去了一切。
　　大学需要清寂，大部分作家、文化人和知识分子都需要清寂。孤独和闲暇对他们这个群体来说并非是可有可无的，而是创造和发现的某种先决条件。而在这个剧烈竞争的时代，物质和欲望的时代，已经完全没有这样的可能了。这就是当代文化与精神的一大悲剧性因由。
　　没有闲暇，没有个人的寂寞和徘徊，就难得再有那种思悟和发现，也没有真正杰出的非凡创造。无论一个人有多高的才具，只要他常常置身于肤浅的文化泡沫和水流之中，就一定被冲散——刚刚凝固起来的心灵之核、一些坚实的硬结，就会溶解和溃败。一个人的五官所接触吸纳的，除了惯常的概念、浅表和泛化，再也没有其他，这是多么可怕的磨损和浸泡。这种环境决不适合于个人思想的沉淀和塑造，不适合于知识人的生存。
　　一个人或者在时代纵横交织的水流里沉到底层，或者随流而下。
　　人们现在经常说到“文化责任”——什么是“文化”？它要定义也许很难，但它一定是包含了一整套符号系统、观念和传统、地域和经验，当然还有知识，是这些的综合体。文化一定要借助于一套符号系统去表达和记录，比如说文字、概念、语言，通过这些去固定和转述、传递和积累。比如，汉文化离不开汉语，一个人只有利用这一套符号系统才有可能把一些思想、立场和观念表达并传承下来。运用这种符号，不停地记录和传递，成为一个不能间断的过程，于是它的内容将无边地扩大下去，这就构成了“文化”。
　　如果“文化”完全变成了“大众化”，成为大家都在谈论都可以谈论的东西，就削成了一个平面化。这个“平面”无论如何也还是浅薄的，没有厚度，没有纵向的连结。而文化的主要特征就是通过一套符号系统的延续和积累，这其中特别需要一些优异的个人去承载。个人对于文化的重要性无论怎么说都不过分。这简直是一个族群的文化生命强化还是萎缩的生死攸关的问题。
　　李白和杜甫仿佛早就被普及化了，也就是说被充分地大众化了，可是我们都知道这是多么令人怀疑的情形：只闻其声而未读其文，或者只能三三两两地哼上几句。谈到李白就是“月亮”，就是“喝酒”；谈到杜甫就是“底层”，就是“人民”和“疾苦”。可见他们无比的丰富性和具体性给压成了一种薄片。这种所谓的“知”，反而影响了起码的理解，反而是极其有害的。
　　卓异的个体运用一整套符号系统，深入记录一种文化并使之得到有效的传承，其过程有可能是稍稍晦涩的、并不通俗的。这不可能是大众直接和随时都能参与的事情，也不会在短时间内与大众达成一致。这样的个体是否在一个时期里顽强地存在、相当多地存在着，也就决定了一个时期的文化状况和文化品质到底如何。
　　可见理解和继承历史上的卓异的个体，这是一件多么重要和多么艰难的任务。在唐朝，在中国文学史上，李白只有一个，杜甫也只有一个，而且无论是过去和未来，都将无人可以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