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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秘盛开》是女作家蒋韵的一部新作，书中以主人公潘红霞为主线描写了一批女性的情感经历，虽然这一小说叙述的是发生在七七级大学生身上的事情，但是正如作者在书前小序中所交代的那样，这个故事“它可以在任何一个时间任何一个地方开始，比如，2004年早春的巴黎；比如，1969年严寒的吕梁山区”，作者希望人们把这部小说当作一部超越具体年代的抒写人类心灵的隐秘的作品来读，说明在她的心里，这种隐秘而强烈的爱始终存在于人们心间，是不能遗忘的精神印记，这使得作品具有了普适的意义。
一、影像的悲哀
人作为具有精神性的动物，很多时候需要有一种影像的力量作为支撑，这部小说描写的人物大多都有自己的内心影像——潘红霞的内心影像早年是竖笛姐姐，后来又是刘思扬；拓女子的内心影像是卡佳给她讲的故事中的人物，是她亲手培育起来的女儿；那个叫“幸福”的乡村教师的内心影像是小玲珑。这些影像有些是短暂的，有些是长久的。但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它们的“去现实性”。虽然他们在心里无时无刻不在盼望着奇迹的出现，但是这些影像总是朦朦胧胧地闪烁在人的眼前，好像生活在梦境中一般。
潘红霞的人生便有一种梦的色彩。小说这样来描写她初次见到竖笛姐姐时的虚幻感受：“在潘红霞的回忆中，这一刻永远是不真实的，有如梦境（美好的东西也许都具有梦境般的实质），又像一个聊斋故事，在一座废墟般的建筑里一个人和一个异类相逢”；当竖笛姐姐给潘红霞讲书中的故事时，潘红霞觉得“这个少女似乎也是书中的一个角色：遥远、神奇、迷人，不属于真实的生活。”而且，“从那时候开始，孩子认定了一件事，那就是，虚构的人生远比真实的人生值得信赖”。这使她的人生从14岁那年就铺上了一层超现实的色彩。
拓女子的人生同样充满了一种幻光，她受北京知青的启发识字、读书，了解了许多先前她不了解的事情，打开了一扇通向精神领地的天窗，对于爱情有美好的幻想，但她无力摆脱自己的生存处境，无论是她的父母还是兄弟都无法介入她的内心世界。她无法在现实和理想中架起一座桥梁，脚踩在黄土地上，心儿却飘向远方，这种渴盼的距离本身就蕴藏着巨大的风险。
在实际生活中，许多人放弃了原先美好的想法，但也有人仍然在坚守着原来的想法，甚至把它们当作了一种宗教信仰，执着一念。这是影像带给人的悲哀。
在许多人的眼里，无论是潘红霞还是拓女子的生活境遇都还不错，潘红霞是一位大学教师，而拓女子的家境还比不过她不愿嫁的婆家，完全没有必要反抗什么。但是由于他们内心里有影像，有珍贵的东西，既得不到他们，又忘不了他们，所以在内心感到了绝望。结婚对于她们是一种向现实妥协的方式，但是潘红霞的两次婚姻并没有给她带来解脱，拓女子的一生中充满忍受现实的痛苦和对未来执着的期待。在这样的情况下，成立家庭和性的满足都不是这种感情的最终归宿。
二、潘红霞：生活在精神中的女人
刚刚出场的主人公是一个为自己在工作以后能够上学，并且班上有许多来自远方的同学感到快乐的人，她知道珍惜和感恩，重返校园对她来讲是一种救赎，一种拯救。救赎什么？拯救什么？当然是她的精神。当同伴们已经进入梦乡的时候，她仍然会问自己：潘红霞你这是在哪里？在什么地方？然后她回答：在你想在的地方，继而涌满热泪——为什么潘红霞的眼里会涌满泪水？这是由于她寂寞，她能够内省，这种在夜深人静的情况下的思索具有刻骨的真实和刻骨的寂寞。她不是一个能够轻易地进入世俗生活中的人，这使得她的自我反省隐约地有一种悲剧色彩。
其实悲剧早在十年前在潘红霞与竖笛姐姐交往时就已经展开。在潘红霞的家庭中，她是一个与众不同的角色，她热情、嚣张而又敏感，深秋的北方使她忧伤，竖笛姐姐的箫声使她感动，于是她陷入了比爱情还深的痴迷；早期的阅读经历又使她进入了一个遥远、神奇、迷人的精神天地，她确信“虚构的人生永远比真实的人生值得信赖”。可以说，这是一种沉迷，是被烙印在精神深处的沉迷，在敏感的心灵世界里几乎是坚不可摧的，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打破这样的沉迷。及至竖笛姐姐在春节期间回家过年不辞而别，潘红霞明白了“她用全部生命去爱的那个人，并不爱她。”这是她初次的感情受伤经历，是她心灵的底色。有了这样的底色，我们就不难理解长大成人后的潘红霞为什么表面开朗而内心封闭，为什么一再地会感到心灵的疼痛。
然而，有时人无法用理智去克制自己的感情，他们往往清醒地步入痛苦。这正如卡尔·雅斯贝尔斯所说：“悲剧意识在主人公身上臻于圆满。他不仅饱受痛苦、崩溃和毁灭的折磨，而且完全有意识地经受着折磨。他不仅意识到自己在受苦，而且他的灵魂也在这一过程中被撕扯揉搓着。”① 在和刘思扬偶然相逢，一同返回学校的路上，潘红霞“感到了巨大的危险，那危险来了，熟悉的、可怕的、致命的危险，向她逼近，仿佛命运在敲门。可她势单力薄，根本阻挡不了那危险的到来。那危险就是：对一个人一见钟情毫无希望的爱。”但无论如何，她都不能拒绝那种爱意在心头荡漾。
应该说，生活中不乏像潘红霞这样的敏感心灵，只是许多人的敏感随时间消逝得无影无踪了，而潘红霞却是一个坚守者，一个没有学会忘却的人。从她在心里爱上刘思扬的一刹那，就时时刻刻在经历着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精神折磨。刘思扬无意中朗诵的西蒙诺夫的诗句“等着我吧”、“只是你要苦苦地等待”在潘红霞的心里变成一个谶语，一个对自身命运的悲悯的预言。小说这样描写道：“可是，只有这个人，在那一刻，在那个春光明媚的下午，听到了一个谶语。只有她听到了它。它如风一样掠过波光粼粼的河面，那谶语说，你要苦苦地等待啊。”这是她的感觉，也是她的命运预言。
在这个故事中，潘红霞作为一个挚爱者始终没有向刘思扬表白，是什么原因让她选择了沉默？显性的理由似乎是在刘思扬的身边先后有陈果和小玲珑的存在，爱情是排他的，她不想因此成为好朋友陈果和小玲珑的对手，那将意味着有一场残酷的厮杀等着她，她不能忍受圣洁的爱意遭到别人的指摘和亵渎。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隐性的原因，那就是她不想打碎心目中刘思扬的美好影像。她渴望得到回报但又不想过于接近刘思扬，因为在她年少的时候与竖笛姐姐的近距离接触已经使她感受到了心灵中最初的剧痛，她其实一直在盘算、衡量着刘思扬是否有爱她的可能，可是事实证明了刘思扬只是她人生画卷上远处的风景，在这样的情形下，与刘思扬有关的一切都带上了某种新鲜而又遥远的气息。她沉浸在强烈而无望的爱中度日，事业上的成功（当上博导）、父母亲的催促、毕业7年后的目睹怀孕待产的小玲珑乃至前后的两次婚姻都无法抵消她心底无望的爱意，孤独而又执着一念，在一种笃信宗教般的虔诚中走完了她的一生。
这种对他人无望而热切的期待本身就带着悲剧性，而这种期待与一个人对人生和爱情的理解相关。把这种理想倾注在一个未必能够承载其重要负荷的人物身上，本身就是具有几分冒险的意味，这是人类美好愿望与现实的距离，遥远而又充满着召唤。虽然物质的丰盈和生活节奏的加快可以改变和填充一部分人的心灵，但是，有少数活在精神梦幻中的人注定将无法逃脱。
三、米小米：浪漫主义者的天敌
在小说的后半部分，米小米的出现很有一种浪漫主义者的天敌者的意味。在她的眼睛里，现实永远是残酷的，妈妈的病如果没有钱就得不到医治，自己没有钱就不能生存，潘红霞的爱如果需要一个释放的机会就会留下终身的遗憾，所以她似乎永远在行动，而不是在冥想。为了使妈妈有钱治病，她将自己的贞操以3000元的价格卖掉；为了使自己在面临是否切除乳房的问题上有一个明确的答案，她坚持要去西班牙；为了让潘红霞没有遗憾地离开这个世界，她坚持让潘红霞去巴黎见刘思扬；为了实现潘红霞的心愿也为了自己心灵的平静，她在潘红霞死后紧紧地拥抱了刘思扬……对于自己母亲的悲剧命运她看得十分清楚，她知道横亘在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巨大距离，这是潘红霞和拓女子们永远不能理解和不愿承认的。她的一段话很令人回味：“在我可怜的母亲孤身一人和命运作战的时候，她们在哪里？卡佳们在哪里？这些让她‘睁开了眼睛’的人在哪里？不用说，她们早就撇下她跑了，回到她们熟悉的城市了，回到她们的人群和生活中了。她们在‘老莫’吃酸黄瓜喝罗宋汤的时候，甚至，在她们自己也和生活同流合污的时候，我妈她一个人，孤零零一个人，壮烈地、没有任何声援任何救助的，用她惟一武器，她的血肉之躯，捍卫着她们让她睁开眼睛看到的东西，她只有一条命，可是她死了三次！”这一段思想表白很有色彩，也很有震撼力，揭示了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距离有多么遥远，抵达的路途多么充满艰辛。她的出现，颠覆了潘红霞们思考问题的视角，是对生活的另一种发现。这一形象可以理解为潘红霞和拓女子形象的反拨。如果说潘红霞是耽于内心精神而放弃现实行动的，那么米小米则体现了新一代人身上的果敢和决断。潘红霞是害怕去巴黎的，而米小米则不惜一切代价地要去西班牙，这是两代人的差异，也是两类人的差异。一个甘心留在茧壳中包藏着不变的挚爱死去，一个则要变成勇敢的飞蛾去找寻一种可能。虽然在小说的结尾她遇到了一个爱上她的台湾男子，实现了精神上的被救，有一个浪漫的结局，但是她的现实性的色彩却是不能被冲淡的。
从这样的思路来审视《隐秘盛开》，我们也许会觉得作者其实是在讲述一个爱的寓言，她的讲述很耐心，也很有智慧，基于这样的认识，剖析她的讲述才华似乎很有必要，以下两点不容忽视：
1.有目的的叙述。优秀的作家总是善于依靠叙述的力量来传达他所要传达的东西，蒋韵也不例外。她非常善于在默不出声的叙述中将她对事物的评判编织进去。比如：
她欣喜地朝她跑，现在，她终于看见她了，手电的光芒，一下子，把她从黑暗中打捞出来，她像神一样在黑暗中仁慈地显形。
夜里，南楼仍然漆黑一团，黑着，没有消息。
她回家了，她回家过年了。孩子只听见了这个，其他的，什么也听不见了。其他的，也都不重要了。她还在说，花朵般艳丽的嘴唇，一张一合，一张一合。可是孩子听不见。
那天，她在自己的日记本里写了这么一句话，她写道：“潘红霞，人不能被同一块石头绊倒两次。”她莫名其妙地写了这么一句话，没头没脑，自己也觉得奇怪，想想，又用笔把这一行字涂掉了。
在14岁的潘红霞看来，竖笛姐姐具有某种神性，她的话语就是天籁之音，“仁慈地显形”写出了一个初次陷入爱恋中的女孩子的内心感受。而南楼的“漆黑一团”则映射着孩子内心的失落和怅惘。“孩子听不见”说明孩子的内心受到了巨大的心理伤害。用笔把字涂掉的举动说明潘红霞将再次地陷入感情的深渊。
在对拓女子进行描写时，作者同样显示了不同寻常的叙事本领：
在这样漫漫的山村长夜，保尔和牛虻万里奔波联袂而来，带着他们心爱的女人，当然，远不止他们，还有那叫“安娜”的女人，叫“丽莎”的姑娘，还有我们自己的姐妹：咯血而死的梅表姐、投湖自尽的鸣凤，当然更少不了那千古第一情痴林黛玉……这些遥远的为爱而死的女人，阴差阳错地，喧嚷地，走进了吕梁山深处这个叫做磨盘凹的山村，走进了一个原本目不识丁的村女平静的人生。她在北风呼啸的十六岁的夜晚撞上了她们，这是她悲惨人生的开始。
这样的叙事，平静中有呐喊，有锋芒，有一个旁观者的清醒，姑且可以称之为“蒋韵式的叙事”。正如米克·巴尔曾经指出的：“人物描述总带有研究者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因此，作为描述所表现出来的是隐含的价值判断。”②
2.成功的细节描写。无论是描写人物还是景物，细节描写都很重要，典型、生动的细节有助于表现主题，鲁迅先生在谈到小说的作用时曾说：“借一斑略知全豹，以一目尽传精神”，细节描写的作用也是如此，蒋韵非常注意在细节中传达她对生活的理解——
比如在写七七级的大学生们怀着一种浪漫主义激情骑车去拜访外校的一位文学新星时，说：“文学新星正在院子里和煤”。在红钟社的会员们的想象中，文学新星一定是超凡脱俗的，可是他们的想象与“正在院子里和煤”的举动差异很大，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细节：文学新星或许像天上的星星一样璀璨，但是他仍然需要脚踏实地地生活。
在小说中，刘思扬曾经随口问过潘红霞“东营盘”、“辑虎营”的来历，潘红霞对此一无所知，但是沉浸在爱情中的她后来顶着八月的骄阳，骑着一辆破自行车，跑遍了大街小巷，去图书馆查资料，忙碌了整整一个炎夏，完成了一摞稿纸的街名考，交给刘思扬，使刘“有些惊愕”。这与其说是为了给出一个回答，莫如说是她在对自己的爱情做出了无望而偏执的努力。可以说，在这种对街名的关心中，映射出这个女子对爱情命运的执着与无奈。她只有像陀螺一样不停地旋转，才能使自己趋于平静。
“只有他，能把她俗气的名字，念得这么富有色彩感，这么明亮。他似乎总是特别强调那个‘红’字，红——霞。”对声音的敏感其实是对爱情的敏感，这是女性在陷入深爱时独有的细腻感受。
当潘红霞在分别时将自己的内心隐秘告诉小玲珑，刘思扬盘问小玲珑时，小玲珑一脸茫然地回答说：“我忘记了”。作者说“她身上，藏银的首饰闪闪发光。”这一细节的安排表面上漫不经心，但实际上又独具匠心，因为聪慧的小玲珑怎会主动告诉自己心爱的人儿呢？在她讲述的那个叫“幸福”的乡村教师对她暗恋的故事中，对于爱情她是有自己的思考和判断的，她不会那么傻。在“藏银的首饰闪闪发光”中我们可以读到一种狡黠和聪慧，人物形象宛若眼前。
回望《隐秘盛开》，这部小说的最大成功之处在于作者将笔触伸向人类精神的寂寞领地，这些埋藏在许多人心目中的情愫是早已客观存在着的，但是绝大多数作家却并没有作实际的挖掘，或者，在日益浮躁的现代生活中，人们已经习惯了对生活进行粗疏的打量，肤浅的表白与模式化的生产。读者也变得平庸、浅薄。这无疑是现代社会的悲哀。作者在《完美的可能——关于〈隐秘盛开〉》中说：“毋庸讳言，这个故事对读者是有选择的。就是说，我知道，我这本书是写给谁看，换言之，我知道什么样的读者会选择我：不是年龄、不是阶层、不是性别，而是，那些散落在大地各处，经历了生活的磨砺甚至是凌虐之后，在内心深处，却仍然保留了一些童贞的气息，保留了一些严肃和梦想、一些宗教感的人们，他们将和我一起共同完成对这个故事最终的创造。”③ 只有这样的作者，只有这样的读者，才使我们在奔波和劳累之后去回忆曾经的梦想和希望。米兰·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中曾经引用过捷克诗人詹·斯卡塞尔的一段诗句：“诗人们并不发明诗，诗在那后面某个地方，它在那里已经很久很久，诗人们只是将它发现。”④ 蒋韵就是这一人类心灵诗意的发现者、谛听者和表现者，流畅的表达和独特的叙事像是盛满水的杯盘一样准确而又自如地端在了读者面前。这是叙述的力量，更是心灵的力量。
注释
①卡尔·雅斯贝尔斯：《悲剧的超越》，工人出版社1988年版，第75页。
②米克·巴尔：《叙述学：叙事理论导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93页。
③蒋韵：《完美的可能——关于<隐秘盛开>》，《太原晚报》2005年6月16日。
④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96页。
（作者单位：山西青年管理干部学院青少年研究所）
一、影像的悲哀
人作为具有精神性的动物，很多时候需要有一种影像的力量作为支撑，这部小说描写的人物大多都有自己的内心影像——潘红霞的内心影像早年是竖笛姐姐，后来又是刘思扬；拓女子的内心影像是卡佳给她讲的故事中的人物，是她亲手培育起来的女儿；那个叫“幸福”的乡村教师的内心影像是小玲珑。这些影像有些是短暂的，有些是长久的。但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它们的“去现实性”。虽然他们在心里无时无刻不在盼望着奇迹的出现，但是这些影像总是朦朦胧胧地闪烁在人的眼前，好像生活在梦境中一般。
潘红霞的人生便有一种梦的色彩。小说这样来描写她初次见到竖笛姐姐时的虚幻感受：“在潘红霞的回忆中，这一刻永远是不真实的，有如梦境（美好的东西也许都具有梦境般的实质），又像一个聊斋故事，在一座废墟般的建筑里一个人和一个异类相逢”；当竖笛姐姐给潘红霞讲书中的故事时，潘红霞觉得“这个少女似乎也是书中的一个角色：遥远、神奇、迷人，不属于真实的生活。”而且，“从那时候开始，孩子认定了一件事，那就是，虚构的人生远比真实的人生值得信赖”。这使她的人生从14岁那年就铺上了一层超现实的色彩。
拓女子的人生同样充满了一种幻光，她受北京知青的启发识字、读书，了解了许多先前她不了解的事情，打开了一扇通向精神领地的天窗，对于爱情有美好的幻想，但她无力摆脱自己的生存处境，无论是她的父母还是兄弟都无法介入她的内心世界。她无法在现实和理想中架起一座桥梁，脚踩在黄土地上，心儿却飘向远方，这种渴盼的距离本身就蕴藏着巨大的风险。
在实际生活中，许多人放弃了原先美好的想法，但也有人仍然在坚守着原来的想法，甚至把它们当作了一种宗教信仰，执着一念。这是影像带给人的悲哀。
在许多人的眼里，无论是潘红霞还是拓女子的生活境遇都还不错，潘红霞是一位大学教师，而拓女子的家境还比不过她不愿嫁的婆家，完全没有必要反抗什么。但是由于他们内心里有影像，有珍贵的东西，既得不到他们，又忘不了他们，所以在内心感到了绝望。结婚对于她们是一种向现实妥协的方式，但是潘红霞的两次婚姻并没有给她带来解脱，拓女子的一生中充满忍受现实的痛苦和对未来执着的期待。在这样的情况下，成立家庭和性的满足都不是这种感情的最终归宿。
二、潘红霞：生活在精神中的女人
刚刚出场的主人公是一个为自己在工作以后能够上学，并且班上有许多来自远方的同学感到快乐的人，她知道珍惜和感恩，重返校园对她来讲是一种救赎，一种拯救。救赎什么？拯救什么？当然是她的精神。当同伴们已经进入梦乡的时候，她仍然会问自己：潘红霞你这是在哪里？在什么地方？然后她回答：在你想在的地方，继而涌满热泪——为什么潘红霞的眼里会涌满泪水？这是由于她寂寞，她能够内省，这种在夜深人静的情况下的思索具有刻骨的真实和刻骨的寂寞。她不是一个能够轻易地进入世俗生活中的人，这使得她的自我反省隐约地有一种悲剧色彩。
其实悲剧早在十年前在潘红霞与竖笛姐姐交往时就已经展开。在潘红霞的家庭中，她是一个与众不同的角色，她热情、嚣张而又敏感，深秋的北方使她忧伤，竖笛姐姐的箫声使她感动，于是她陷入了比爱情还深的痴迷；早期的阅读经历又使她进入了一个遥远、神奇、迷人的精神天地，她确信“虚构的人生永远比真实的人生值得信赖”。可以说，这是一种沉迷，是被烙印在精神深处的沉迷，在敏感的心灵世界里几乎是坚不可摧的，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打破这样的沉迷。及至竖笛姐姐在春节期间回家过年不辞而别，潘红霞明白了“她用全部生命去爱的那个人，并不爱她。”这是她初次的感情受伤经历，是她心灵的底色。有了这样的底色，我们就不难理解长大成人后的潘红霞为什么表面开朗而内心封闭，为什么一再地会感到心灵的疼痛。
然而，有时人无法用理智去克制自己的感情，他们往往清醒地步入痛苦。这正如卡尔·雅斯贝尔斯所说：“悲剧意识在主人公身上臻于圆满。他不仅饱受痛苦、崩溃和毁灭的折磨，而且完全有意识地经受着折磨。他不仅意识到自己在受苦，而且他的灵魂也在这一过程中被撕扯揉搓着。”① 在和刘思扬偶然相逢，一同返回学校的路上，潘红霞“感到了巨大的危险，那危险来了，熟悉的、可怕的、致命的危险，向她逼近，仿佛命运在敲门。可她势单力薄，根本阻挡不了那危险的到来。那危险就是：对一个人一见钟情毫无希望的爱。”但无论如何，她都不能拒绝那种爱意在心头荡漾。
应该说，生活中不乏像潘红霞这样的敏感心灵，只是许多人的敏感随时间消逝得无影无踪了，而潘红霞却是一个坚守者，一个没有学会忘却的人。从她在心里爱上刘思扬的一刹那，就时时刻刻在经历着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精神折磨。刘思扬无意中朗诵的西蒙诺夫的诗句“等着我吧”、“只是你要苦苦地等待”在潘红霞的心里变成一个谶语，一个对自身命运的悲悯的预言。小说这样描写道：“可是，只有这个人，在那一刻，在那个春光明媚的下午，听到了一个谶语。只有她听到了它。它如风一样掠过波光粼粼的河面，那谶语说，你要苦苦地等待啊。”这是她的感觉，也是她的命运预言。
在这个故事中，潘红霞作为一个挚爱者始终没有向刘思扬表白，是什么原因让她选择了沉默？显性的理由似乎是在刘思扬的身边先后有陈果和小玲珑的存在，爱情是排他的，她不想因此成为好朋友陈果和小玲珑的对手，那将意味着有一场残酷的厮杀等着她，她不能忍受圣洁的爱意遭到别人的指摘和亵渎。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隐性的原因，那就是她不想打碎心目中刘思扬的美好影像。她渴望得到回报但又不想过于接近刘思扬，因为在她年少的时候与竖笛姐姐的近距离接触已经使她感受到了心灵中最初的剧痛，她其实一直在盘算、衡量着刘思扬是否有爱她的可能，可是事实证明了刘思扬只是她人生画卷上远处的风景，在这样的情形下，与刘思扬有关的一切都带上了某种新鲜而又遥远的气息。她沉浸在强烈而无望的爱中度日，事业上的成功（当上博导）、父母亲的催促、毕业7年后的目睹怀孕待产的小玲珑乃至前后的两次婚姻都无法抵消她心底无望的爱意，孤独而又执着一念，在一种笃信宗教般的虔诚中走完了她的一生。
这种对他人无望而热切的期待本身就带着悲剧性，而这种期待与一个人对人生和爱情的理解相关。把这种理想倾注在一个未必能够承载其重要负荷的人物身上，本身就是具有几分冒险的意味，这是人类美好愿望与现实的距离，遥远而又充满着召唤。虽然物质的丰盈和生活节奏的加快可以改变和填充一部分人的心灵，但是，有少数活在精神梦幻中的人注定将无法逃脱。
三、米小米：浪漫主义者的天敌
在小说的后半部分，米小米的出现很有一种浪漫主义者的天敌者的意味。在她的眼睛里，现实永远是残酷的，妈妈的病如果没有钱就得不到医治，自己没有钱就不能生存，潘红霞的爱如果需要一个释放的机会就会留下终身的遗憾，所以她似乎永远在行动，而不是在冥想。为了使妈妈有钱治病，她将自己的贞操以3000元的价格卖掉；为了使自己在面临是否切除乳房的问题上有一个明确的答案，她坚持要去西班牙；为了让潘红霞没有遗憾地离开这个世界，她坚持让潘红霞去巴黎见刘思扬；为了实现潘红霞的心愿也为了自己心灵的平静，她在潘红霞死后紧紧地拥抱了刘思扬……对于自己母亲的悲剧命运她看得十分清楚，她知道横亘在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巨大距离，这是潘红霞和拓女子们永远不能理解和不愿承认的。她的一段话很令人回味：“在我可怜的母亲孤身一人和命运作战的时候，她们在哪里？卡佳们在哪里？这些让她‘睁开了眼睛’的人在哪里？不用说，她们早就撇下她跑了，回到她们熟悉的城市了，回到她们的人群和生活中了。她们在‘老莫’吃酸黄瓜喝罗宋汤的时候，甚至，在她们自己也和生活同流合污的时候，我妈她一个人，孤零零一个人，壮烈地、没有任何声援任何救助的，用她惟一武器，她的血肉之躯，捍卫着她们让她睁开眼睛看到的东西，她只有一条命，可是她死了三次！”这一段思想表白很有色彩，也很有震撼力，揭示了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距离有多么遥远，抵达的路途多么充满艰辛。她的出现，颠覆了潘红霞们思考问题的视角，是对生活的另一种发现。这一形象可以理解为潘红霞和拓女子形象的反拨。如果说潘红霞是耽于内心精神而放弃现实行动的，那么米小米则体现了新一代人身上的果敢和决断。潘红霞是害怕去巴黎的，而米小米则不惜一切代价地要去西班牙，这是两代人的差异，也是两类人的差异。一个甘心留在茧壳中包藏着不变的挚爱死去，一个则要变成勇敢的飞蛾去找寻一种可能。虽然在小说的结尾她遇到了一个爱上她的台湾男子，实现了精神上的被救，有一个浪漫的结局，但是她的现实性的色彩却是不能被冲淡的。
从这样的思路来审视《隐秘盛开》，我们也许会觉得作者其实是在讲述一个爱的寓言，她的讲述很耐心，也很有智慧，基于这样的认识，剖析她的讲述才华似乎很有必要，以下两点不容忽视：
1.有目的的叙述。优秀的作家总是善于依靠叙述的力量来传达他所要传达的东西，蒋韵也不例外。她非常善于在默不出声的叙述中将她对事物的评判编织进去。比如：
她欣喜地朝她跑，现在，她终于看见她了，手电的光芒，一下子，把她从黑暗中打捞出来，她像神一样在黑暗中仁慈地显形。
夜里，南楼仍然漆黑一团，黑着，没有消息。
她回家了，她回家过年了。孩子只听见了这个，其他的，什么也听不见了。其他的，也都不重要了。她还在说，花朵般艳丽的嘴唇，一张一合，一张一合。可是孩子听不见。
那天，她在自己的日记本里写了这么一句话，她写道：“潘红霞，人不能被同一块石头绊倒两次。”她莫名其妙地写了这么一句话，没头没脑，自己也觉得奇怪，想想，又用笔把这一行字涂掉了。
在14岁的潘红霞看来，竖笛姐姐具有某种神性，她的话语就是天籁之音，“仁慈地显形”写出了一个初次陷入爱恋中的女孩子的内心感受。而南楼的“漆黑一团”则映射着孩子内心的失落和怅惘。“孩子听不见”说明孩子的内心受到了巨大的心理伤害。用笔把字涂掉的举动说明潘红霞将再次地陷入感情的深渊。
在对拓女子进行描写时，作者同样显示了不同寻常的叙事本领：
在这样漫漫的山村长夜，保尔和牛虻万里奔波联袂而来，带着他们心爱的女人，当然，远不止他们，还有那叫“安娜”的女人，叫“丽莎”的姑娘，还有我们自己的姐妹：咯血而死的梅表姐、投湖自尽的鸣凤，当然更少不了那千古第一情痴林黛玉……这些遥远的为爱而死的女人，阴差阳错地，喧嚷地，走进了吕梁山深处这个叫做磨盘凹的山村，走进了一个原本目不识丁的村女平静的人生。她在北风呼啸的十六岁的夜晚撞上了她们，这是她悲惨人生的开始。
这样的叙事，平静中有呐喊，有锋芒，有一个旁观者的清醒，姑且可以称之为“蒋韵式的叙事”。正如米克·巴尔曾经指出的：“人物描述总带有研究者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因此，作为描述所表现出来的是隐含的价值判断。”②
2.成功的细节描写。无论是描写人物还是景物，细节描写都很重要，典型、生动的细节有助于表现主题，鲁迅先生在谈到小说的作用时曾说：“借一斑略知全豹，以一目尽传精神”，细节描写的作用也是如此，蒋韵非常注意在细节中传达她对生活的理解——
比如在写七七级的大学生们怀着一种浪漫主义激情骑车去拜访外校的一位文学新星时，说：“文学新星正在院子里和煤”。在红钟社的会员们的想象中，文学新星一定是超凡脱俗的，可是他们的想象与“正在院子里和煤”的举动差异很大，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细节：文学新星或许像天上的星星一样璀璨，但是他仍然需要脚踏实地地生活。
在小说中，刘思扬曾经随口问过潘红霞“东营盘”、“辑虎营”的来历，潘红霞对此一无所知，但是沉浸在爱情中的她后来顶着八月的骄阳，骑着一辆破自行车，跑遍了大街小巷，去图书馆查资料，忙碌了整整一个炎夏，完成了一摞稿纸的街名考，交给刘思扬，使刘“有些惊愕”。这与其说是为了给出一个回答，莫如说是她在对自己的爱情做出了无望而偏执的努力。可以说，在这种对街名的关心中，映射出这个女子对爱情命运的执着与无奈。她只有像陀螺一样不停地旋转，才能使自己趋于平静。
“只有他，能把她俗气的名字，念得这么富有色彩感，这么明亮。他似乎总是特别强调那个‘红’字，红——霞。”对声音的敏感其实是对爱情的敏感，这是女性在陷入深爱时独有的细腻感受。
当潘红霞在分别时将自己的内心隐秘告诉小玲珑，刘思扬盘问小玲珑时，小玲珑一脸茫然地回答说：“我忘记了”。作者说“她身上，藏银的首饰闪闪发光。”这一细节的安排表面上漫不经心，但实际上又独具匠心，因为聪慧的小玲珑怎会主动告诉自己心爱的人儿呢？在她讲述的那个叫“幸福”的乡村教师对她暗恋的故事中，对于爱情她是有自己的思考和判断的，她不会那么傻。在“藏银的首饰闪闪发光”中我们可以读到一种狡黠和聪慧，人物形象宛若眼前。
回望《隐秘盛开》，这部小说的最大成功之处在于作者将笔触伸向人类精神的寂寞领地，这些埋藏在许多人心目中的情愫是早已客观存在着的，但是绝大多数作家却并没有作实际的挖掘，或者，在日益浮躁的现代生活中，人们已经习惯了对生活进行粗疏的打量，肤浅的表白与模式化的生产。读者也变得平庸、浅薄。这无疑是现代社会的悲哀。作者在《完美的可能——关于〈隐秘盛开〉》中说：“毋庸讳言，这个故事对读者是有选择的。就是说，我知道，我这本书是写给谁看，换言之，我知道什么样的读者会选择我：不是年龄、不是阶层、不是性别，而是，那些散落在大地各处，经历了生活的磨砺甚至是凌虐之后，在内心深处，却仍然保留了一些童贞的气息，保留了一些严肃和梦想、一些宗教感的人们，他们将和我一起共同完成对这个故事最终的创造。”③ 只有这样的作者，只有这样的读者，才使我们在奔波和劳累之后去回忆曾经的梦想和希望。米兰·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中曾经引用过捷克诗人詹·斯卡塞尔的一段诗句：“诗人们并不发明诗，诗在那后面某个地方，它在那里已经很久很久，诗人们只是将它发现。”④ 蒋韵就是这一人类心灵诗意的发现者、谛听者和表现者，流畅的表达和独特的叙事像是盛满水的杯盘一样准确而又自如地端在了读者面前。这是叙述的力量，更是心灵的力量。
注释
①卡尔·雅斯贝尔斯：《悲剧的超越》，工人出版社1988年版，第75页。
②米克·巴尔：《叙述学：叙事理论导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93页。
③蒋韵：《完美的可能——关于<隐秘盛开>》，《太原晚报》2005年6月16日。
④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96页。
（作者单位：山西青年管理干部学院青少年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