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8月15日深夜，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家属区，一栋旧宿舍楼的一扇窗户透着微光。
　　屋里的墙壁上，映着一个有些佝偻的身影。
　　这位深夜还在伏案的老人名叫王鸣岐，是中国著名肺科专家、重医附一院肺科（现呼吸内科）创始人，曾任重医附一院副院长、重医附二院副院长、重庆医学院（现重庆医科大学）副院长。
　　虽已98岁高龄，但王鸣岐依旧心系医院发展。每天晚上，他总要抱着平板电脑，翻看呼吸内科微信公众号。他还常与医生探讨科室发展，鼓励青年医生要不断提高医疗技术水平，多发表论文，提升在业内的影响力。
　　在一次次的探讨交流中，王鸣岐的故事也在青年医生中流传开来，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医生成长。
　　求学·与重庆结下不解之缘
　　1921年，王鸣岐生于浙江省镇海县（现镇海区）一个农村家庭，家里靠刮海盐为生。由于食盐金贵，尽管家里卖盐，但王鸣岐一家和多数人家一样吃不起盐。
　　王鸣岐的长辈们认为，正是因为穷，人们才吃不起盐，所以没了健康。王鸣岐的祖母决定让孩子学医，救民于水火。
　　1923年，王鸣岐一家迁居上海，王鸣岐的父亲通过在德国人办的医院里半工半读，考取了同济医科大学（现同济大学医学院）。毕业后，他与同伴创办了一家诊所。
　　在父亲的影响下，1939年，18岁的王鸣岐以优异成绩考入上海医学院（现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开始了他为之奋斗一生的医学事业。
　　然而，刚入学不久的王鸣岐就遇到了困难——日本侵略军在校门口设立岗哨，规定学生进出必须鞠躬。王鸣岐不愿低头，发誓“宁可不上学，也不向日本兵鞠躬”。最终，王鸣岐和部分同学选择辍学回家。
　　1942年春，已迁至重庆歌乐山的上海医学院发出消息，欢迎滞留沦陷区的同学前往重庆入学，共兴抗日救亡之大业。
　　得此消息，王鸣岐和同学们兴奋不已，他们成群结队，互相帮衬，闯过日本人设的重重关卡，经过三个月的艰苦跋涉，来到上海医学院在歌乐山上的临时驻地——小山村龙洞湾。
　　1945年，王鸣岐以优异成绩毕业。为实现救死扶伤的梦想，毕业后的他去了璧山、铜梁等重慶远郊地的医院就职，以一技之长为西南地区百姓医治病痛。
　　1946年，上海医学院回迁上海。在亲人的召唤下，王鸣岐随着返乡潮回到故土，在中山医院及华山医院工作，历任肺科住院医师、助教、主治医生、讲师、副教授。
　　西迁·实现救死扶伤之志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改变我国西部地区医药卫生事业落后状况一事被提上日程。上海第一医学院（原上海医学院）部分院系及相关重点学科被分离出来，西迁重庆。
　　消息传来，上海第一医学院顿时炸开了锅：从当时中国最繁华的“东方巴黎”上海，去到穷乡僻壤的重庆，需要多大的勇气和牺牲精神？
　　时任上海第一医学院副院长兼华山医院院长钱惪找到了王鸣岐，期望他能带头西迁，支援刚刚组建的重庆医学院。面对钱惪的期待，王鸣岐没有丝毫犹豫，立刻答应了下来。“从大处说，此去重庆是响应党的号召，从小处讲是为了报答重庆人民的恩情！”王鸣岐回应说。
　　就这样，在钱惪、王鸣岐等教授的带领下，一批批年轻人报了名。
　　随着400余名西迁教职员工陆续到达重庆，教学和医疗工作相继展开。王鸣岐一边上课教学一边坐诊，并开设了中国西部地区最早的20张肺科专科病床。
　　20世纪50年代肺结核流行，重医没有研究肺结核的设备，王鸣岐就去邻近的建设机床厂医院借了一台35毫安的小型X光机，下班后打起电筒，到鹅公岩一带去搞肺病普查。
　　一番检查下来，王鸣岐发现14%的受检人被查出身体不正常。由于医院病床不够，王鸣岐就带领当地工作人员创立“地段自办疗养室”，将病情较轻的病人安置于此。“地段自办疗养室”的运行，不仅治疗了大部分病人，还为当地培养出一批医务人员。
　　“我那个时候还是青年医生，王鸣岐老师常常带着我到人群聚集地搜集地上的痰液。”重医附一院原肺科主任吴亚梅教授回忆说，为了做科研，这人人避之不及的痰液，在他们眼里就像宝贝一样。他们趴在地上，把痰液做成标本后，带回医院化验。
　　进藏·踏上艰苦科研之路
　　1959年冬，接上级通知，重庆医学院需要派人加入原国家卫生部和原解放军总后勤部组织的高山病研究小组，赶赴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西藏自治区昌都地区，跟随进藏部队进行实地考察研究。
　　重任再次落到王鸣岐肩上。
　　这一次，王鸣岐又是二话没说，向科里同事交代工作后，于1960年春出发了。
　　王鸣岐进藏走的道路是318国道线的前身，那时这条路还是一条简陋的泥石公路，路上有数不清的高山深壑、激流险滩。虽然旅途艰苦，但王鸣岐没有丝毫怨言，他与大伙儿挤在车上睡觉，不分你我，让同行的年轻人既惊讶又敬佩。
　　途中，王鸣岐等人还要进行采样、化验工作，他们依靠一台手摇计算机开展血气分析工作，为高山病防治收集到了第一手数据。
　　抵达甘孜，王鸣岐发现当地的卫生条件极差，立马决定就地进行医学研究和卫生教育，举办卫生讲座，培训当地卫生人员，以改变老百姓的卫生观念。
　　在川藏高原实地考察研究期间，王鸣岐不仅心系百姓，在待遇上也尽力为同事考虑。
　　当时，有两种出差补贴的计算方式可供研究小组选择：第一种是按个人月工资的30%计算发放补贴;第二种是每人每天1元。王鸣岐是副教授，每月工资168元，若按第一种计算方式，王鸣岐每月可得补贴50.4元，可是多数队员月工资仅30元上下，每月补贴不足10元。王鸣岐主动提出，大家出来工作都很辛苦，要采用第二种计算方式，每人每天1元。
　　这次川藏高原高山病研究，王鸣岐一行收获颇丰。他们搜集到大量珍贵数据，形成相关论文37篇，为保障进藏人员的生命安全作出了重大贡献。 　　后来，作为相关领域专家，王鸣岐又被组织委以重任，赶赴青藏高原，进行“大规模建设人员长期入住高原恶劣生存环境下的可行性研究”。为此，王鸣岐数度赶赴格尔木等青藏高原腹地，跟随建筑部队进行艰苦的实地调研，提出了解决大规模人员缺氧问题的相关措施，这在青藏铁路旅客运输中得到应用。
　　履新·不惑之年再度创业
　　1963年秋，王鸣岐结束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巡回医疗，回到了重庆。还没等王鸣岐喘过气来，钱惪又找到他。
　　“老院长对我说，鸣岐呀，刚从藏区回来，辛苦了！本该让你好好休息几天，可是这件事有点急，一直在我心头放不下，所以找你谈谈心。” 王鸣岐回忆，钱惪说这番话时笑容可掬，语调轻缓，他意识到又有新任务了。
　　原来，钱惪希望王鸣岐去重医附二院担任业务副院长。
　　20世纪60年代，重医附一院所处的大坪袁家岗一带还是农田和荒地，不利于治病救人，而位于渝中區临江门的重医附二院虽处中心区，但是以民营宽仁医院为基础成立的，基础薄弱，设施简陋。
　　这一次，王鸣岐同样选择了服从组织安排。他说：“党和政府要我去支援附二院建设，我学医的初心就是治病救人，有什么理由不去！”
　　王鸣岐义无反顾去了重医附二院，一头扎进医疗和教学之中。经过数年努力，重医附二院的各项工作走向正轨，还在当时破天荒地实行了24小时全天候接诊看病，成为渝中半岛最有名的医院。
　　1974年，年逾五旬的王鸣岐又一次奉命离开已经颇具规模的重医附二院，回到重医附一院任副院长，1980年至1983年任重庆医学院副院长。
　　1991年7月，年届古稀的王鸣岐本应退休享受生活，但因为他德高望重，不可或缺，时任重庆医科大学校长的周雅德报请教育部批准，一直挽留他工作到76岁。
　　王鸣岐退休后，仍然关心着医院和呼吸内科的发展。每当有医院的晚辈来看望，他总会拉着晚辈的手，让晚辈给他讲医院的发展情况、科室的运行情况。
　　一次次探访中，王鸣岐常被晚辈们问及自己一生辗转多次，放弃了许多更好的发展前程是否后悔。
　　每次，王鸣岐总会清清嗓子说：“那个时代绝大多数同事都如此，党让我们去哪里，我们背上行囊就去哪里，将自己的理想与祖国的建设绑定，以献身事业为光荣，没有考虑个人利益、家庭利益。如今很多人也许不理解，兴许认为我们那一代人太痴太傻，但是若没有我们这些埋头苦干傻干的知识分子，就不会有今天的重医，你们年轻一代仍然要把‘西迁精神’传承下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