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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研究“一带一路”建设的可持续性，有一项不可忽视的要素，即风险评估。从一般意义而言，能否准确评估、有效防范与化解这些风险与挑战，直接攸关“一带一路”建设的可持续性。本文从“一带一路”项目特性、总体性风险、具体风险、风险演变与管理几个维度来分析评估，厘清具有代表性的风险因素，用辩证地眼光看待风险，应对风险并化解风险。
关键词： 一带一路 可持续 风险评估
一、“—带一路”项目特性分析
认识风险是应对风险的重要一步。 “一带一路”建设是在国际层面展开的，在一个充满着确定性与不确定性交织的世界， “一带一路”建设除了具有一般意义的风险属性或挑战外，还有其特殊性。
（一）建设的长期性
“一带一路”建设是一项长期性工程，其中包含的通道建设、基础设施建设和产能合作都很难在一个特定的时间点全面建成。同时，沿线各国的发展战略进程及目标调整也都具有长期性。埃塞俄比亚希望通过学习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用30年的时间实现工业化和经济崛起;哈萨克斯坦力争在2050年前进入世界前三十强，这是哈国未来数十年的发展蓝图。这些国家均处于“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地区， “一带一路”建设使命的完成与埃塞俄比亚、哈萨克斯坦国家发展战略对接在时间上几乎吻合，其战略对接是一个不断进行的过程，建设周期亦十分漫长。
“一带一路”建设包括短、中、长期目标。2017年，可泊5万多吨油轮的瓜达尔港口、卡洛特电站等项目完工，标志着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取得早期收获。中期建设目标完成时间定为2020年，长期建设完成为2025-2030年。因此，完成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时间长达十多年。这种相对的长期性，因难以全部预知的内外条件变化，风险与挑战必然伴随建设过程。
（二）项目集成性
“一带一路”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无论是通道建设形成的辐射效应，或者是产能合作支撑通道，涉及的建设项目具有广泛性。通道建设涉及陆、海、空、天、管、网，五通目标涉及政策、贸易、金融、设施和人文等几乎所有领域。既涉及单个国家，也包括地区和跨洲的项目。通道建设必须要有区位导向，带动沿线主要产业及相关支撑部门，形成产业集群，為持续发展创造条件，因此，通道沿线将显现经济带特征。对一些国家而言，项目建设可能成为国民经济的再造或重塑过程。
由于各国经济、技术发展水平不同，一些国家虽然可以发挥后发优势甚至弯道超越，但多数国家仍然难以轻易绕过必要的发展环节，产能合作的技术梯度层次性明确，价值链锁定效应的改变需要一定的时间，这为国内产业与技术转移创造了条件，也有利于区域性全球性产业链、价值链与供应链的重塑与深化。但是，随着时间推移，要求中国国内进行技术引领的压力也会增大，否则，产业水平的扁平化会消减互补的潜力。
（三）投资规模大
“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项目，具有基础设施性质，投资规模都很大，有的达数十亿甚至数百亿美元。因此，共建成为必然的要求。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巴方估计耗资460亿美元，习近平主席2015年访问巴基斯坦时签订的合作项目总额为360亿美元，相关跟进的配套资金难有准确的估计。丝路基金、亚投行以及多边金融机构可以为此注资。但全球基础设施缺口大，资金需求同样巨大。相对于全球基础设施建设资金需要而言，各方所能提供的资金仍是杯水车薪。
（四）风险因素较多
“一带一路”项目很多具有基础设施性质，投资规模大，建设周期长，需要持续性的融资跟进，且不具备规模性的短期效益。一些战略性项目可以有政府主权信用支持，政策性项目可以有政策性金融支持，但都不是援助性质的，因而都会面临回款的问题，因此，相对商业性项目而言，一些重大的项目关系到国计民生，定价机制难以完全由市场决定，一些项目资金回收不仅时期长，而且存在变故的可能。
二、总体性风险与应对
一般风险理论中对于风险的分类有很多种。这里所言的风险具体指“一带一路”相关的总体风险，包括战略风险、整体与长远性风险。
（一）战略风险
“一带一路”建设主要在亚、非、欧几大方向展开。陆海通道构成“一带一路”的骨干性通道，以实现世界主要生产区、资源富集区和高端消费区连成一片。一条是陆上，经中亚、中东欧、中东抵达非洲和欧洲;一条是海上，西线经南海、印度洋抵非洲东部和地中海，东线自南中国海抵太平洋。“一带一路”陆海两大主要方向总体上均处于战略风险密集带。
今天的时代背景显然与以往不同，大国围绕地缘政治地带展开的博弈虽然仍在继续，但博弈方式与性质不同过往，合作与竞争同时存在。作为宏大叙事的“一带一路”倡议，超越了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局限，在赋予古代丝绸之路时代内涵的基础上， “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特征的“丝绸之路精神”赋予新的时代意义。
丝路精神有利于推进当前国际合作和促进亚欧非大陆各国的经济发展。亚欧大陆陆海结合部国家，人口众多，资源禀赋突出，各国政治、社会、宗教、文化、价值观多元，也是经济社会充满活力的地带，实现经济高速发展的国家最多，也为各方加大合作创造了条件。
（二）整体性与长远性风险
“一带一路”建设的整体性与长远性特点表明，其风险形成也必然具有某种整体性与长远性。对地区、国家或项目进行的具体风险评估，可以逐一展开进行，但仍应从总体上予以把握。恐怖主义、极端宗教势力、分离主义、民族歧视与偏见、因资源问题导致的利益不平衡和冲突，以及传染病的扩散等等，都将对“一带一路”建设构成整体与长远的挑战。
因此，由于国家、民族间价值观、风俗习惯、社会制度、政治体制等差异，再加之历史、经济甚至自然地理的原因，一些国家间、民族间及民族内部存在着冲突、分裂甚至战争状态，这表明“一带一路”建设面临的此类问题可能比较严峻且具有挑战。 三、具体风险评估与应对
相对于总体性风险，具体风险更为多元与复杂。一般而言，对风险与挑战的认定并无定式做法，确定风险类别后，通过风险评估进行。实证方法仍是有效的，可以得到大致结论。量化评估是在实证基础上展开的，目的在于得出尽可能精准的结论。这里主要从实证角度对“一带一路”建设面临的风险进行分析。一般通过设定以下几大模块来进行。
（一）政治层面
传统意义上的政治风险主要指发展中国家政府对进入其国内的外资企业给予的宏观政治、经济政策环境。对“一带一路”建设而言，政治风险是指中国企业或与中国合作的企业在进入对象国市场（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后，由于政治与政策环境变化，可能出现对项目投资、建设或运营不利的结果。政治风险是有范围界定的，其指标设计包括政局稳定性、政策连续性、国家制度结构、政党状况等，具体指标也可细分。政治与其他因素总是有关联的，但仍有最主要的指向。如果将其泛化为所有与政治有关联的风险总和，那么，在一个与母国不同的国度，无论对项目投资企业还是政府风险管理来说都是不利的。
（二）经济层面
“一带一路”是一项侧重基础设施建设与产能合作的经济工程。基础设施的短缺、产业水平的差异，以及各国都面临改善民生的迫切性等，这些现实构成有利于“一带一路”建设的充分条件。但是，另一方面，共商共建共享总会面临一些不确定性，一些项目可能面临建设周期延长、项目进展不顺、融资条件变化、资金回收缓慢等情况。这些因经济因素的不确定性或变化，对“一带一路”建设产生的消极影响，构成经济风险之含义。
经济风险的范畴十分广泛，包括宏观经济政策及宏观经济指标变化的风险、金融风险、贸易风险、债务风险等，各类风险还可细分。如金融风险中的汇兑风险、货币风险，以及通胀、税收、股市等风险。“一带一路”建设在全球范围展开，各国国情不一、发展水平差异明显，因此，对沿线国家展开逐一的经济风险评估是必不可少的內容。
（三）安全层面
和平、安全的环境有利于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当今世界，尽管地区冲突、国家间的资源冲突等此起彼伏，以及现实主义者对于战争发生的判断也不乐观，即“战争仍将以我们过去从未想象过的方式演变。目前只是开始阶段，渗透到军事意识之中尚需要时间”，但是，世界和平总体局面仍然可以维系，这为很多国家实现互联互通、发展经济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从没有安全就等于没有一切的角度而言，安全因素在风险评估中的地位趋于上升。发达国家对外投资的历史较长，对安全风险高的国家进行投资十分敏感而几乎不予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无论进行资源开发还是产业合作，不少国家或地区都是发达国家十分敏感而避之不及的地方。而“一带一路”建设的互联互通性质，几乎不可能完全避开安全敏感地带。战争隐患、社会治安状况、恐怖主义等方面，可以大致评估一国或一个地区的安全风险。
（四）社会层面
一种较为理想的社会状态应该是社会相对稳定、种族和谐、充满活力、生活富裕等，同时具有主流价值、国家自豪感与向心力。“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历史际遇、现实政治、经济、文化地位差异较大。“一带一路”建设面临的社会层面的风险与挑战也较大。
此外，中国企业“走出去”过程中面临的社会风险也可能因自身因素触发。企业应持续加大对当地风俗习惯、民情世态的了解与心理认知，提升企业社会责任意识，促进“一带一路”项目顺利推进。
（五）外交层面
外交层面直接涉及对象国本身，也涉及第三方因素。因此，一国外交指导思想与基本原则、与周边及与大国的关系等成为外交层面面临的风险与挑战评估的主要内容。
中小国家寻求平衡外交是其国家的自主选择。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加上长期秉承的不干涉内政原则，以及倡导与时俱进的新型外交理念，与中小国家积极发展关系，有利于中小国家摆脱外部单一大国的控制。同时，中国处于积极的外交取态，也会引发大国警惕及一些小国可能的担忧。因此， “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中小国家存在政策的摇摆性及外部第三方的干预，使一些项目建设的前景存在不确定性，从风险角度分析，也构成一种现实性挑战。
（六）实施层面
实施层面的挑战在于人口及人力资源状况、投资环境和腐败等因素。一个国家人口规模决定其国内市场的前景，劳动力资源丰富有助于降低建设成本，劳动力质量则可以保障建设的质量，这一点可以通过教育体系、医疗卫生和管理培训状况来说明。埃塞俄比亚、菲律宾正在推进工业化，这些国家也都是人口大国，都具有年轻、丰富的劳动力资源。随着经济的发展，劳动力素质的提升，变得日益重要。
衡量投资环境的因素很多，它与经济、政治、安全等层面难以完全分开。如通胀率、政局稳定性和国内稳定程度等。在单独评估方面，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环境主要参考其法律稳定性、税率等，可以通过量化指标体系评估营商环境。在这方面，全球营商指数可以提供某些参考。此外，信息不透明、执法不严，潜规则盛行，决策者、参与者与“裁判”身份的混合，利益集团相互制约，诉讼程序复杂，法庭判断或仲裁过程冗长，判案不公等都构成“一带一路”建设的严峻挑战。（未完待续）
责编：向雯
关键词： 一带一路 可持续 风险评估
一、“—带一路”项目特性分析
认识风险是应对风险的重要一步。 “一带一路”建设是在国际层面展开的，在一个充满着确定性与不确定性交织的世界， “一带一路”建设除了具有一般意义的风险属性或挑战外，还有其特殊性。
（一）建设的长期性
“一带一路”建设是一项长期性工程，其中包含的通道建设、基础设施建设和产能合作都很难在一个特定的时间点全面建成。同时，沿线各国的发展战略进程及目标调整也都具有长期性。埃塞俄比亚希望通过学习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用30年的时间实现工业化和经济崛起;哈萨克斯坦力争在2050年前进入世界前三十强，这是哈国未来数十年的发展蓝图。这些国家均处于“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地区， “一带一路”建设使命的完成与埃塞俄比亚、哈萨克斯坦国家发展战略对接在时间上几乎吻合，其战略对接是一个不断进行的过程，建设周期亦十分漫长。
“一带一路”建设包括短、中、长期目标。2017年，可泊5万多吨油轮的瓜达尔港口、卡洛特电站等项目完工，标志着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取得早期收获。中期建设目标完成时间定为2020年，长期建设完成为2025-2030年。因此，完成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时间长达十多年。这种相对的长期性，因难以全部预知的内外条件变化，风险与挑战必然伴随建设过程。
（二）项目集成性
“一带一路”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无论是通道建设形成的辐射效应，或者是产能合作支撑通道，涉及的建设项目具有广泛性。通道建设涉及陆、海、空、天、管、网，五通目标涉及政策、贸易、金融、设施和人文等几乎所有领域。既涉及单个国家，也包括地区和跨洲的项目。通道建设必须要有区位导向，带动沿线主要产业及相关支撑部门，形成产业集群，為持续发展创造条件，因此，通道沿线将显现经济带特征。对一些国家而言，项目建设可能成为国民经济的再造或重塑过程。
由于各国经济、技术发展水平不同，一些国家虽然可以发挥后发优势甚至弯道超越，但多数国家仍然难以轻易绕过必要的发展环节，产能合作的技术梯度层次性明确，价值链锁定效应的改变需要一定的时间，这为国内产业与技术转移创造了条件，也有利于区域性全球性产业链、价值链与供应链的重塑与深化。但是，随着时间推移，要求中国国内进行技术引领的压力也会增大，否则，产业水平的扁平化会消减互补的潜力。
（三）投资规模大
“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项目，具有基础设施性质，投资规模都很大，有的达数十亿甚至数百亿美元。因此，共建成为必然的要求。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巴方估计耗资460亿美元，习近平主席2015年访问巴基斯坦时签订的合作项目总额为360亿美元，相关跟进的配套资金难有准确的估计。丝路基金、亚投行以及多边金融机构可以为此注资。但全球基础设施缺口大，资金需求同样巨大。相对于全球基础设施建设资金需要而言，各方所能提供的资金仍是杯水车薪。
（四）风险因素较多
“一带一路”项目很多具有基础设施性质，投资规模大，建设周期长，需要持续性的融资跟进，且不具备规模性的短期效益。一些战略性项目可以有政府主权信用支持，政策性项目可以有政策性金融支持，但都不是援助性质的，因而都会面临回款的问题，因此，相对商业性项目而言，一些重大的项目关系到国计民生，定价机制难以完全由市场决定，一些项目资金回收不仅时期长，而且存在变故的可能。
二、总体性风险与应对
一般风险理论中对于风险的分类有很多种。这里所言的风险具体指“一带一路”相关的总体风险，包括战略风险、整体与长远性风险。
（一）战略风险
“一带一路”建设主要在亚、非、欧几大方向展开。陆海通道构成“一带一路”的骨干性通道，以实现世界主要生产区、资源富集区和高端消费区连成一片。一条是陆上，经中亚、中东欧、中东抵达非洲和欧洲;一条是海上，西线经南海、印度洋抵非洲东部和地中海，东线自南中国海抵太平洋。“一带一路”陆海两大主要方向总体上均处于战略风险密集带。
今天的时代背景显然与以往不同，大国围绕地缘政治地带展开的博弈虽然仍在继续，但博弈方式与性质不同过往，合作与竞争同时存在。作为宏大叙事的“一带一路”倡议，超越了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局限，在赋予古代丝绸之路时代内涵的基础上， “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特征的“丝绸之路精神”赋予新的时代意义。
丝路精神有利于推进当前国际合作和促进亚欧非大陆各国的经济发展。亚欧大陆陆海结合部国家，人口众多，资源禀赋突出，各国政治、社会、宗教、文化、价值观多元，也是经济社会充满活力的地带，实现经济高速发展的国家最多，也为各方加大合作创造了条件。
（二）整体性与长远性风险
“一带一路”建设的整体性与长远性特点表明，其风险形成也必然具有某种整体性与长远性。对地区、国家或项目进行的具体风险评估，可以逐一展开进行，但仍应从总体上予以把握。恐怖主义、极端宗教势力、分离主义、民族歧视与偏见、因资源问题导致的利益不平衡和冲突，以及传染病的扩散等等，都将对“一带一路”建设构成整体与长远的挑战。
因此，由于国家、民族间价值观、风俗习惯、社会制度、政治体制等差异，再加之历史、经济甚至自然地理的原因，一些国家间、民族间及民族内部存在着冲突、分裂甚至战争状态，这表明“一带一路”建设面临的此类问题可能比较严峻且具有挑战。 三、具体风险评估与应对
相对于总体性风险，具体风险更为多元与复杂。一般而言，对风险与挑战的认定并无定式做法，确定风险类别后，通过风险评估进行。实证方法仍是有效的，可以得到大致结论。量化评估是在实证基础上展开的，目的在于得出尽可能精准的结论。这里主要从实证角度对“一带一路”建设面临的风险进行分析。一般通过设定以下几大模块来进行。
（一）政治层面
传统意义上的政治风险主要指发展中国家政府对进入其国内的外资企业给予的宏观政治、经济政策环境。对“一带一路”建设而言，政治风险是指中国企业或与中国合作的企业在进入对象国市场（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后，由于政治与政策环境变化，可能出现对项目投资、建设或运营不利的结果。政治风险是有范围界定的，其指标设计包括政局稳定性、政策连续性、国家制度结构、政党状况等，具体指标也可细分。政治与其他因素总是有关联的，但仍有最主要的指向。如果将其泛化为所有与政治有关联的风险总和，那么，在一个与母国不同的国度，无论对项目投资企业还是政府风险管理来说都是不利的。
（二）经济层面
“一带一路”是一项侧重基础设施建设与产能合作的经济工程。基础设施的短缺、产业水平的差异，以及各国都面临改善民生的迫切性等，这些现实构成有利于“一带一路”建设的充分条件。但是，另一方面，共商共建共享总会面临一些不确定性，一些项目可能面临建设周期延长、项目进展不顺、融资条件变化、资金回收缓慢等情况。这些因经济因素的不确定性或变化，对“一带一路”建设产生的消极影响，构成经济风险之含义。
经济风险的范畴十分广泛，包括宏观经济政策及宏观经济指标变化的风险、金融风险、贸易风险、债务风险等，各类风险还可细分。如金融风险中的汇兑风险、货币风险，以及通胀、税收、股市等风险。“一带一路”建设在全球范围展开，各国国情不一、发展水平差异明显，因此，对沿线国家展开逐一的经济风险评估是必不可少的內容。
（三）安全层面
和平、安全的环境有利于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当今世界，尽管地区冲突、国家间的资源冲突等此起彼伏，以及现实主义者对于战争发生的判断也不乐观，即“战争仍将以我们过去从未想象过的方式演变。目前只是开始阶段，渗透到军事意识之中尚需要时间”，但是，世界和平总体局面仍然可以维系，这为很多国家实现互联互通、发展经济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从没有安全就等于没有一切的角度而言，安全因素在风险评估中的地位趋于上升。发达国家对外投资的历史较长，对安全风险高的国家进行投资十分敏感而几乎不予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无论进行资源开发还是产业合作，不少国家或地区都是发达国家十分敏感而避之不及的地方。而“一带一路”建设的互联互通性质，几乎不可能完全避开安全敏感地带。战争隐患、社会治安状况、恐怖主义等方面，可以大致评估一国或一个地区的安全风险。
（四）社会层面
一种较为理想的社会状态应该是社会相对稳定、种族和谐、充满活力、生活富裕等，同时具有主流价值、国家自豪感与向心力。“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历史际遇、现实政治、经济、文化地位差异较大。“一带一路”建设面临的社会层面的风险与挑战也较大。
此外，中国企业“走出去”过程中面临的社会风险也可能因自身因素触发。企业应持续加大对当地风俗习惯、民情世态的了解与心理认知，提升企业社会责任意识，促进“一带一路”项目顺利推进。
（五）外交层面
外交层面直接涉及对象国本身，也涉及第三方因素。因此，一国外交指导思想与基本原则、与周边及与大国的关系等成为外交层面面临的风险与挑战评估的主要内容。
中小国家寻求平衡外交是其国家的自主选择。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加上长期秉承的不干涉内政原则，以及倡导与时俱进的新型外交理念，与中小国家积极发展关系，有利于中小国家摆脱外部单一大国的控制。同时，中国处于积极的外交取态，也会引发大国警惕及一些小国可能的担忧。因此， “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中小国家存在政策的摇摆性及外部第三方的干预，使一些项目建设的前景存在不确定性，从风险角度分析，也构成一种现实性挑战。
（六）实施层面
实施层面的挑战在于人口及人力资源状况、投资环境和腐败等因素。一个国家人口规模决定其国内市场的前景，劳动力资源丰富有助于降低建设成本，劳动力质量则可以保障建设的质量，这一点可以通过教育体系、医疗卫生和管理培训状况来说明。埃塞俄比亚、菲律宾正在推进工业化，这些国家也都是人口大国，都具有年轻、丰富的劳动力资源。随着经济的发展，劳动力素质的提升，变得日益重要。
衡量投资环境的因素很多，它与经济、政治、安全等层面难以完全分开。如通胀率、政局稳定性和国内稳定程度等。在单独评估方面，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环境主要参考其法律稳定性、税率等，可以通过量化指标体系评估营商环境。在这方面，全球营商指数可以提供某些参考。此外，信息不透明、执法不严，潜规则盛行，决策者、参与者与“裁判”身份的混合，利益集团相互制约，诉讼程序复杂，法庭判断或仲裁过程冗长，判案不公等都构成“一带一路”建设的严峻挑战。（未完待续）
责编：向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