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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中央第一书记秦宜智说，“如果共青团再不奋起直追，
不仅是跟不上、不适应的问题，而是会被青年边缘化、
被党政边缘化，甚至失去组织存在的价值。”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共青团中央改革方案》，对团中央深化改革作出全面部署。这意味着，作为中共助手和后备军的中国共青团，拉开了全面改革的大幕。
该《方案》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共青团组织与青年脱离的问题。更具体地说，主要是中央第二巡视组在对团中央的巡视报告中提出的“机关化、行政化、贵族化、娱乐化”等“四化”的问题。
对包括共青团在内的群团系统进行改革，是本届中共中央酝酿已久的事情，其中有一个逐步细化和落地的过程。
2013年6月17日至20日，中国共青团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习近平等七常委全部出席开幕式。6月20日，习近平同团中央新一届领导班子集体谈话，并发表讲话。
习近平对加强团干部队伍建设提出了明确要求。他说，团的干部必须坚持以青年为本，深深植根青年，充分依靠青年，一切为了青年，“做青年友，不做青年‘官’。”“要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受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
习近平还说，扩大团的工作有效覆盖面，关键是要把工作延伸到广大青年最需要的地方去。“青年在哪里，团组织就建在哪里;青年有什么需求，团组织就要开展有针对性的工作。”
2014年12月29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群团工作的意见》。《意见》指出了群团工作与新形势不相适应的一些问题：群团组织基层基础薄弱、有效覆盖面不足、吸引力凝聚力不够;有的群团组织进取意识和创新精神不强，存在机关化、脱离群众的现象;群团干部能力素质需要进一步提高，作风需要改进。
2015年7月6日至7日，中共中央召开群团工作会议，七常委出席。由中共中央召开群团工作会议，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习近平在讲话中提到，（群团组织）要坚持眼睛向下、面向基层，改革和改进机关机构设置、管理模式、运行机制，坚持力量配备、服务资源向基层倾斜。
“要高度注意群众的广泛性和代表性问题，更多把普通群众中的优秀人才纳入组织，明显提高基层一线人员比例。”
2015年10月30日，中央第二巡视组进驻团中央。12月29日，该巡视组拿出了一份措辞严厉的巡视报告。其中提到“党的领导弱化，学习传达党的群团工作会议精神不够深入”;“‘机关化、行政化、贵族化、娱乐化’问题仍然存在”;“党建工作薄弱，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有的党委、纪委未按时换届，个别党员领导干部为他人伪造预备党员身份”;“全面从严治党不力，执行干部选拔任用制度规定不严，对直属单位监管不到位。”
团中央有关负责人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说，2015年年初，即《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群团工作的意见》下发后不久，团中央成立了改革工作领导小组，下设7个专项组，开展了为期4个月的集中调研和30个重点课题的专项论证，其间听取了5000余名党政领导、专家学者、团干部和团员的意见建议，起草了方案初稿。
2015年7月中央群团工作会议召开后，团中央又根据会议精神，对方案进行了修改完善，并征求了团中央委员、各省级团委的意见，形成了方案送审稿。
在这一过程中，该《方案》借鉴了全国总工会、上海市、重庆市群团改革试点的经验。
2016年，该《方案》先后经过中央书记处办公会议、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审议。按照中央的意见修改完善后，形成了方案终稿，并以中办的名义印发。
团中央有关负责人说，在方案起草过程中，中央改革办数次审阅方案，提出了很多修改的建议;中央巡视组的巡视报告对方案的形成启发很大;参加改革方案协调会的中央有关部委，也提出了修改的意见。
“以共青团为代表的群团工作，其改革从十八大之后经历了中共最高决策层的多次讨论、研究和指导，规格之高可见一斑。”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共青团工作理论研究所所长吴庆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共青团“四化”的出现并非偶然。
团中央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群团工作的意见》领导小组成员、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青年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廉思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中共建政前，共青团组织为提高效率，采用的是扁平化管理模式，中共建政后，开始采用科层化，建立起从中央至乡镇的五级团组织，行政化由此肇始。
共青团“机关化”与“行政化”进一步加剧，是在改革开放后。这一时期，共青团在青年中的影响力出现下降，但各级团组织仍是中共选拔干部的重要来源。尤其是团中央和省市级团委的负责人，由于具备年龄优势，经过其他岗位锻炼后，成为省部级或以上级别干部的机会往往更大。很多曾在团中央工作的干部，后来成为了省部级官员，甚至党和国家领导人。
在这一背景下，有些团的干部开始只“往上看”，却与基层的青年脱离。南宁原市委书记余远辉（2015年5月落马）在任共青团广西区委书记时，被人形容为“眼睛只往上看，对他升官无益的人，他都不正眼看一下”。
在针对中央巡视结果的整改报告中，团中央承认，一些机关干部习惯于坐在机关指导推动工作，甚至出现“下基层人去心没去，对青年的困难和需求无心解决”等问题。
吴庆认为，2000年后，受“后备干部”的路径刺激，团组织机关化与行政化愈发明显。2006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开始施行，专职团干部大多是参照公务员管理。受此影响，部分团干部的年轻优势愈加明显，官僚习气也与日俱增。 事实上，这一现象早就引起了团中央的重视，并在团代会报告中有所体现。2003年的共青团十五大提到，团干部联系青年不够，工作浮躁;2008年团的十六大提到团干部的短期行为;2013年团的十七大又提出团干部联系青年、融入青年不够。但此后这一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
“贵族化”针对的是团组织“重精英、轻草根，代表性不足、覆盖面不广”。
其“重精英”的特点，还催生了一些“交际能手”。内蒙古自治区原常务副主席潘逸阳，2014年9月接受组织调查，他当过广东团省委书记，出任这一职务时他刚刚34岁。潘交际能力很强，“朋友”很多，为了“友情”，他曾为别人经营企业提供便利。
河北省委原组织部长梁滨2014年11月落马，他曾在山西团组织工作16年。据《财新》报道，梁滨擅长迎来送往、搞人际关系。用一位山西官员的话说，梁滨人际关系能力强，在山西官场左右逢源，几无对手。
“娱乐化”针对的问题，是“有的团组织在活动中迎合青年多、引领青年少，思想工作没有达到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效果”。
“娱乐化”的出现，反映了基层共青团组织思想教育的乏力。互联网出现后，青年的价值观念愈发多元化，而基层团组织创新不够，很难跟得上这种变化，于是被迫用“娱乐化”手段来迎合青年，却失去了对青年的政治引导。
在廉思看来，共青团组织的“机关化”，化远了与青年的友谊;“行政化”，化掉了与青年的联系;“贵族化”，化褪了团干部的本色;“娱乐化”，则化来了团干部的奢靡。
团中央系统一位不愿具名的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作为群团组织的共青团，本来是青年之家，结果却成了衙门，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各级团干部本来是青年的朋友，结果变成了青年“领袖”，身居庙堂，高高在上，官派十足。
“团干部成了官，遑论做青年友，团组织脱离了青年，遑论赢得青年？”在去年7月份的中央群团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批评共青团处于“高位截瘫”，若不奋起直追，甚至失去组织存在的价值。
在中央群团工作会议后，团中央第一书记秦宜智也曾说过这样的话。他说：“如果共青团再不奋起直追，不仅是跟不上、不适应的问题，而是会被青年边缘化、被党政边缘化，甚至失去组织存在的价值。”
有人曾经对这种“边缘化”做出解读：被党政边缘化，是因为共青团在社会管理中处于边缘地位，无法有效地参与政治生活和公共事务管理;被青年边缘化，是因为共青团虽然是群众组织，但是在群众中处于边缘，端着官架子，不能真正代表人民群众。
中办公布的《共青团中央改革方案》从四大方面、十二个领域提出了改革措施。
廉思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此次改革不同以往之处，在于不再零敲碎打，修修补补，而是自上而下的全面改革。《方案》称，这次改革将改进团中央领导机构人员构成、机构设置和运行机制;改革团中央机关干部选拔、使用和管理;改革创新团的工作、活动和基层组织建设，同时加大党委和政府对共青团工作的支持保障力度。
“《方案》方向比较明确，抓组织、抓干部、抓工作和活动、抓环境，有的要求非常具体，给改革提供了具体的路径。”吴庆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前三条是提给团中央的，最后一条是提给党委和政府的，团要大力改革和党委政府要大力支持同样重要。
在吴庆看来，中共中央对团机构的改革的政治意图，就是通过强力助推，让团组织重新广泛联系青年，将青年最广泛最紧密地团结在执政党周围。
很多人注意到，《方案》强调，共青团是党的助手和后备军、是党和政府联系青年的桥梁和纽带这一写入党章的定位没变，并将共青团改革纳入全面从严治党的范围。
吴庆说，这次改革在精减机关行政编制方面步子迈得最大，意图扭转五级团组织呈倒“金字塔”型的现状，让资源向基层集中。
《方案》提出，改革优化机关职能和机构，实行工作力量“减上补下”，团中央精减机关行政编制，补充相应数量的挂职干部，带动省级团委根据实际情况适当精减编制、充实县级团委和直接服务青年的工作领域。
2015年9月7日，团中央和31个团省（区、市）委的首批386名干部抵达派驻县（区），这标志着团中央和团省（区、市）委机关干部“常态化下沉基层”工作正式启动。
根据部署，团中央、团省（区、市）委除少数内部管理岗位外的共约1600名干部，在两年内分四批每批选派1/4的干部派驻到县（区）团委工作4个月，长期坚持，形成制度，使下沉基层成为团的领导机关干部的工作常态。
首批下沉基层的386名干部中，局级干部48名，处级干部180名，科级及以下干部158名。他们的工作分为四个维度，分别是凝聚青年、服务大局、当好桥梁、团要管团。
《方案》还规定，要明显提高基层和一线团干部、团员在团组织中的比例，团代会代表、团中央委员要注重吸收农民工、社会组织骨干、自由职业者等新兴群体。到2018年团十八大召开时，团的全国代表大会、团中央委员会、团中央常委会中基层和一线代表的比例，要分别不低于70%、50%和25%。
对于一线代表人比例的设定，吴庆的看法是，数字是一回事，还要真正有代表性。要选拔一些在青年中有代表性、议政能力强的人参加，真正在代表大会上反映青年的呼声。“一定要防止虽‘数字满足’却‘鸦鹊无声’的情况。”
《方案》还提出，要改进机关干部选任交流，注重人岗相适，不搞年龄层层递减，从严选拔专职干部，挂职、兼职干部在机关所任职务从工作需要出发，不完全对应行政级别。
前述团中央不具名人士证实，首批近80名挂职干部已经确定，不日即奔赴挂职机构开展工作。
不仅是跟不上、不适应的问题，而是会被青年边缘化、
被党政边缘化，甚至失去组织存在的价值。”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共青团中央改革方案》，对团中央深化改革作出全面部署。这意味着，作为中共助手和后备军的中国共青团，拉开了全面改革的大幕。
该《方案》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共青团组织与青年脱离的问题。更具体地说，主要是中央第二巡视组在对团中央的巡视报告中提出的“机关化、行政化、贵族化、娱乐化”等“四化”的问题。
改革方案历经高层多次讨论
对包括共青团在内的群团系统进行改革，是本届中共中央酝酿已久的事情，其中有一个逐步细化和落地的过程。
2013年6月17日至20日，中国共青团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习近平等七常委全部出席开幕式。6月20日，习近平同团中央新一届领导班子集体谈话，并发表讲话。
习近平对加强团干部队伍建设提出了明确要求。他说，团的干部必须坚持以青年为本，深深植根青年，充分依靠青年，一切为了青年，“做青年友，不做青年‘官’。”“要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受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
习近平还说，扩大团的工作有效覆盖面，关键是要把工作延伸到广大青年最需要的地方去。“青年在哪里，团组织就建在哪里;青年有什么需求，团组织就要开展有针对性的工作。”
2014年12月29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群团工作的意见》。《意见》指出了群团工作与新形势不相适应的一些问题：群团组织基层基础薄弱、有效覆盖面不足、吸引力凝聚力不够;有的群团组织进取意识和创新精神不强，存在机关化、脱离群众的现象;群团干部能力素质需要进一步提高，作风需要改进。
2015年7月6日至7日，中共中央召开群团工作会议，七常委出席。由中共中央召开群团工作会议，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习近平在讲话中提到，（群团组织）要坚持眼睛向下、面向基层，改革和改进机关机构设置、管理模式、运行机制，坚持力量配备、服务资源向基层倾斜。
“要高度注意群众的广泛性和代表性问题，更多把普通群众中的优秀人才纳入组织，明显提高基层一线人员比例。”
2015年10月30日，中央第二巡视组进驻团中央。12月29日，该巡视组拿出了一份措辞严厉的巡视报告。其中提到“党的领导弱化，学习传达党的群团工作会议精神不够深入”;“‘机关化、行政化、贵族化、娱乐化’问题仍然存在”;“党建工作薄弱，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有的党委、纪委未按时换届，个别党员领导干部为他人伪造预备党员身份”;“全面从严治党不力，执行干部选拔任用制度规定不严，对直属单位监管不到位。”
团中央有关负责人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说，2015年年初，即《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群团工作的意见》下发后不久，团中央成立了改革工作领导小组，下设7个专项组，开展了为期4个月的集中调研和30个重点课题的专项论证，其间听取了5000余名党政领导、专家学者、团干部和团员的意见建议，起草了方案初稿。
2015年7月中央群团工作会议召开后，团中央又根据会议精神，对方案进行了修改完善，并征求了团中央委员、各省级团委的意见，形成了方案送审稿。
在这一过程中，该《方案》借鉴了全国总工会、上海市、重庆市群团改革试点的经验。
2016年，该《方案》先后经过中央书记处办公会议、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审议。按照中央的意见修改完善后，形成了方案终稿，并以中办的名义印发。
团中央有关负责人说，在方案起草过程中，中央改革办数次审阅方案，提出了很多修改的建议;中央巡视组的巡视报告对方案的形成启发很大;参加改革方案协调会的中央有关部委，也提出了修改的意见。
“以共青团为代表的群团工作，其改革从十八大之后经历了中共最高决策层的多次讨论、研究和指导，规格之高可见一斑。”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共青团工作理论研究所所长吴庆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四化”引发的问题
共青团“四化”的出现并非偶然。
团中央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群团工作的意见》领导小组成员、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青年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廉思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中共建政前，共青团组织为提高效率，采用的是扁平化管理模式，中共建政后，开始采用科层化，建立起从中央至乡镇的五级团组织，行政化由此肇始。
共青团“机关化”与“行政化”进一步加剧，是在改革开放后。这一时期，共青团在青年中的影响力出现下降，但各级团组织仍是中共选拔干部的重要来源。尤其是团中央和省市级团委的负责人，由于具备年龄优势，经过其他岗位锻炼后，成为省部级或以上级别干部的机会往往更大。很多曾在团中央工作的干部，后来成为了省部级官员，甚至党和国家领导人。
在这一背景下，有些团的干部开始只“往上看”，却与基层的青年脱离。南宁原市委书记余远辉（2015年5月落马）在任共青团广西区委书记时，被人形容为“眼睛只往上看，对他升官无益的人，他都不正眼看一下”。
在针对中央巡视结果的整改报告中，团中央承认，一些机关干部习惯于坐在机关指导推动工作，甚至出现“下基层人去心没去，对青年的困难和需求无心解决”等问题。
吴庆认为，2000年后，受“后备干部”的路径刺激，团组织机关化与行政化愈发明显。2006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开始施行，专职团干部大多是参照公务员管理。受此影响，部分团干部的年轻优势愈加明显，官僚习气也与日俱增。 事实上，这一现象早就引起了团中央的重视，并在团代会报告中有所体现。2003年的共青团十五大提到，团干部联系青年不够，工作浮躁;2008年团的十六大提到团干部的短期行为;2013年团的十七大又提出团干部联系青年、融入青年不够。但此后这一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
“贵族化”针对的是团组织“重精英、轻草根，代表性不足、覆盖面不广”。
其“重精英”的特点，还催生了一些“交际能手”。内蒙古自治区原常务副主席潘逸阳，2014年9月接受组织调查，他当过广东团省委书记，出任这一职务时他刚刚34岁。潘交际能力很强，“朋友”很多，为了“友情”，他曾为别人经营企业提供便利。
河北省委原组织部长梁滨2014年11月落马，他曾在山西团组织工作16年。据《财新》报道，梁滨擅长迎来送往、搞人际关系。用一位山西官员的话说，梁滨人际关系能力强，在山西官场左右逢源，几无对手。
“娱乐化”针对的问题，是“有的团组织在活动中迎合青年多、引领青年少，思想工作没有达到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效果”。
“娱乐化”的出现，反映了基层共青团组织思想教育的乏力。互联网出现后，青年的价值观念愈发多元化，而基层团组织创新不够，很难跟得上这种变化，于是被迫用“娱乐化”手段来迎合青年，却失去了对青年的政治引导。
在廉思看来，共青团组织的“机关化”，化远了与青年的友谊;“行政化”，化掉了与青年的联系;“贵族化”，化褪了团干部的本色;“娱乐化”，则化来了团干部的奢靡。
团中央系统一位不愿具名的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作为群团组织的共青团，本来是青年之家，结果却成了衙门，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各级团干部本来是青年的朋友，结果变成了青年“领袖”，身居庙堂，高高在上，官派十足。
“团干部成了官，遑论做青年友，团组织脱离了青年，遑论赢得青年？”在去年7月份的中央群团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批评共青团处于“高位截瘫”，若不奋起直追，甚至失去组织存在的价值。
在中央群团工作会议后，团中央第一书记秦宜智也曾说过这样的话。他说：“如果共青团再不奋起直追，不仅是跟不上、不适应的问题，而是会被青年边缘化、被党政边缘化，甚至失去组织存在的价值。”
有人曾经对这种“边缘化”做出解读：被党政边缘化，是因为共青团在社会管理中处于边缘地位，无法有效地参与政治生活和公共事务管理;被青年边缘化，是因为共青团虽然是群众组织，但是在群众中处于边缘，端着官架子，不能真正代表人民群众。
自上而下的全面改革
中办公布的《共青团中央改革方案》从四大方面、十二个领域提出了改革措施。
廉思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此次改革不同以往之处，在于不再零敲碎打，修修补补，而是自上而下的全面改革。《方案》称，这次改革将改进团中央领导机构人员构成、机构设置和运行机制;改革团中央机关干部选拔、使用和管理;改革创新团的工作、活动和基层组织建设，同时加大党委和政府对共青团工作的支持保障力度。
“《方案》方向比较明确，抓组织、抓干部、抓工作和活动、抓环境，有的要求非常具体，给改革提供了具体的路径。”吴庆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前三条是提给团中央的，最后一条是提给党委和政府的，团要大力改革和党委政府要大力支持同样重要。
在吴庆看来，中共中央对团机构的改革的政治意图，就是通过强力助推，让团组织重新广泛联系青年，将青年最广泛最紧密地团结在执政党周围。
很多人注意到，《方案》强调，共青团是党的助手和后备军、是党和政府联系青年的桥梁和纽带这一写入党章的定位没变，并将共青团改革纳入全面从严治党的范围。
吴庆说，这次改革在精减机关行政编制方面步子迈得最大，意图扭转五级团组织呈倒“金字塔”型的现状，让资源向基层集中。
《方案》提出，改革优化机关职能和机构，实行工作力量“减上补下”，团中央精减机关行政编制，补充相应数量的挂职干部，带动省级团委根据实际情况适当精减编制、充实县级团委和直接服务青年的工作领域。
2015年9月7日，团中央和31个团省（区、市）委的首批386名干部抵达派驻县（区），这标志着团中央和团省（区、市）委机关干部“常态化下沉基层”工作正式启动。
根据部署，团中央、团省（区、市）委除少数内部管理岗位外的共约1600名干部，在两年内分四批每批选派1/4的干部派驻到县（区）团委工作4个月，长期坚持，形成制度，使下沉基层成为团的领导机关干部的工作常态。
首批下沉基层的386名干部中，局级干部48名，处级干部180名，科级及以下干部158名。他们的工作分为四个维度，分别是凝聚青年、服务大局、当好桥梁、团要管团。
《方案》还规定，要明显提高基层和一线团干部、团员在团组织中的比例，团代会代表、团中央委员要注重吸收农民工、社会组织骨干、自由职业者等新兴群体。到2018年团十八大召开时，团的全国代表大会、团中央委员会、团中央常委会中基层和一线代表的比例，要分别不低于70%、50%和25%。
对于一线代表人比例的设定，吴庆的看法是，数字是一回事，还要真正有代表性。要选拔一些在青年中有代表性、议政能力强的人参加，真正在代表大会上反映青年的呼声。“一定要防止虽‘数字满足’却‘鸦鹊无声’的情况。”
《方案》还提出，要改进机关干部选任交流，注重人岗相适，不搞年龄层层递减，从严选拔专职干部，挂职、兼职干部在机关所任职务从工作需要出发，不完全对应行政级别。
前述团中央不具名人士证实，首批近80名挂职干部已经确定，不日即奔赴挂职机构开展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