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非洲人在广州》的书稿在电脑屏幕上一页接一页被点击、翻动， 我的视线也在字里行间不断地移动，字面上似乎人影瞳瞳，想象中可见广州小北的街头巷尾熙熙攘攘的非洲人群，一个个肩扛手提，大包小包里塞满了各种纺织、日用或电子产品......尽管这些非裔来客身在羊城，而那些琳琅满目的商品，则是去往那遥远的非洲——在浩瀚的印度洋两边，是人与物的双向流动，也是全球化背景下一幅比较典型的跨境商贸图景！当然，这幅图景，也有历史时段不同的先例——中国与非洲大陆之间，交往甚久，友情甚笃，从元代的汪大渊、明代的郑和西行航海非洲，到20世纪中叶后中国援建坦赞铁路、派出医疗队等，再到目下的“一带一路”全球化经贸合作关系，中非商贸与文化交流络绎于途、川流不息！
　　阅读《非洲人在广州》，最大的感觉就是流动——人的流动、物的流动，以及不同文化碰撞之间观念的流动。流动性（mobility） 是该书内嵌的最基本观念。它深刻地影响了客居广州的成千上万的非洲人的日常生活、工作与心态，也影响了与之相处的广州本地人的世界观以及生活与价值观念。在主客双方、他者与自我的观念碰撞中，流动性重新型塑了全球化过程中，作为“地方”（place）的广州经济、政治与社会的空间内涵与对外形象。
　　改革开放之后的广州，是中国经贸发展与多元文化演进的展示性橱窗；这一多元文化的内涵不仅包含了早期港澳台文化的冲击，也有欧风美雨的不断侵袭，而且近一、二十年来也呈现出全球化进程中较为独特的移民化与多元族群特征。珠三角的国际化不仅是商务、金融、信息与物流的全球化，也是近些年各色人群杂处，族群化现象日益凸显的地区。伴随世界工厂化的进程，以及劳务与商贸的刚性需求的发展，广东省吸引了大量的海内外人口，各种肤色、语言与文化的人群交往密切（不过也常常是融而不合），使广东成为东南沿海一带国际化与族群化齐头并进，颇具特色的开放性地区。
　　2012年我曾经应广东省民宗委的邀请，到广州作了有关加拿大族群与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的介绍，并与广东民族宗教研究院的同事们一起探讨了国内少数民族从内地涌入广东省打工的现象，在座谈时也涉及了非洲人在广州经商、学习、探亲、旅游的问题。海内外少数族裔的涌入，对于民族政策与移民政策的实践氛围本身并不浓厚的广东省来说，是个不小的冲击。在相关职能部门看来，人口的流动、社区族群化与多元化、以及社会公共秩序的管理，这些因流动性而造成的现象，是广东的社会治理比较特殊与棘手的问题。
　　不过，流动性被作为社会问题来思考，往往容易忽略其作为历史与多元文化进程元素的观察。自古以来，流动性就是岭南文化的基本特征，广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节点，有着悠久的商贸传统和与海外文化交流的历史。唐开元二年在广州设立市舶使（掌管海外贸易的官职），广州的贸易港口的地位被正式确立。广州的国际穆斯林社区的历史也很悠久，可追溯到唐高祖武德年间（公元618年～626年），宛葛斯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把伊斯兰教带进广州，并在当地修建了怀圣光塔寺，该寺是中国现存最早的清真寺，甚至是世界上最早的清真寺之一。广州的非洲穆斯林聚居在小北一带，也是因靠近怀圣光塔寺及其他三个清真寺的缘故。据传广州有非洲裔人口达20万人，实际在穗人口1.1万人（2016），地处中心城区的越秀区，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已逐渐成为外国人来穗经商、考察、访问、留学、旅游、交流的主要汇聚地和中转站，也是来穗外国人最活跃的居住地、工作地和贸易地之一。
　　抛开被视为社会治理问题的思维导向，流动性经常都被用来作为衡量一个社会、一个群体或一个地方开放程度的标尺。广州作为开放性国际大都会，其所在的广东省在人口流动，外向型经济与文化方面，在全国都具有标志性的意义。仅就人口而言，根据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目前常住我国的外籍人士有59.4万人，而广东省就有31.6万人，居全国之首。据广州市公安局统计的数据，截至2014年10月25日，在广州市居住超6个月的外籍人士为11.8万人过。根据羊城晚报2016年7月16日报道，广州每天实有外国人数量在8万—12万，高峰出现在广交会期间，接近12万人。
　　人来人往，广州小北一带人口众多的非洲裔人口，为贸易、留学、工作、旅游、家庭团聚等目的来穗， 在异文化的环境里客居，“三观”（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不同，与当地的文化发生不同程度的碰撞，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传统人口迁移的“推-拉理论”（D.J.Bagne），即流入地与流出地生活条件好坏之差异所形成的拉力与推力，在学术界影响甚深。不过以工具理性的方式来解读人口流动的动因，容易化约纷繁复杂的迁徙过程中的文化因子、习俗与情感，以及身份认同所发挥的作用力。人类学、社会学和心理学核心观念中的“文化冲击”（culture shock）和“文化适应”（cultural adaptation），对于人口流动中主客文化的摩擦、他者与自我观念互动的理解，有着很强的洞察与解析能力。
　　文化冲击，指的是某一群体或个体，从其固有的文化环境中移居到一个新的文化环境中所产生的文化上的不适应。这种跨文化过程中所形成的社会心理问题，在移民群体中最为突出。而文化适应，实际上指的是跨文化背景之下，某一群体的成员如何应对或克服在一个新的文化环境中因语言、习俗、人际关系、价值观等方面的差异所形成的生活或心理挫折问题，并且与异文化因子互动、交融以适应新的文化场景的过程。
　　在《非洲人在广州》一书中，如果说流动性是贯穿始终的潜台词，广州的非洲跨境迁移者在当地所感受到的文化冲击与文化适应过程，则是全书展开的主题。《非洲人在广州》以丰富的田野访谈资料和作者本人在小北社工机构的服务经历，以故事性的结构，夹叙夹议的形式，从多方面描绘了在穗非洲人的经商、留学、家居、社会交往等方面的生活。该书具有如下几个特点：1）多样化与全景性。全书力图以多人的经历及多声部的表述，从多种角度来呈现广州的非洲人的生活概貌，如他们来中国的“淘金梦”（动因），居住地广州的生活与社会空间环境，血缘纽带的迁徙形式，族裔经济群与聚族而居的模式；同时，在书中展开的十二个“主题性故事”中，涉及了广州的非洲人经商、留学、信教、婚姻生活、儿童教育等方面；也描述了他们与当地人的交往，彼此之间的观感，涉外社工机构对他们的帮助；在书的末尾，还包括了对外国人在穗管理模式的评价与建议等。全书涵盖范围广，涉及在穗非洲裔居民的衣食住行，即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记录了他们的奋斗、挫折与希望，主客文化之间的接触与碰撞，适应性问题的挑战与多渠道应对方式；2）生动与具体。族际交往是《非洲人在广州》一书的叙述要点，不少非裔与当地人交流的情节，记录详细，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跨文化过程中，一个广为人知的现象就是“偏见”（stereotypes）， 即人际关系中形成的对认知对方的刻板印象，这些刻板印象——不一定完全是消极的——却经常可以左右一群体成员对另一群体成员的态度或行为。《非洲人在广州》对这方面的叙述不少。如非洲乘客与穗出租车司机因交流不畅或诚信问题所引起的紧张关系；本地人对非裔居民生活习惯（喧闹、不遵守正常作息时间）与体味（及浓烈香水的使用）的抱怨，非裔居民对中国人的印象评价——“精明”“狡猾”“冷漠”“害羞”“谨慎”“热情”“勤劳”等。广州本地人对陌生人的距离感，尤其是对非洲人的观感中，也存在着不少的误区，有时甚至不近人情。如一位母亲带着一个小孩在玩，看见两名黑人过来，即赶快把孩子抱起来，并且说：“你再不听话，那些黑人就会把你吃了！”，其中一位黑人因懂中文，于是就对这位年轻妈妈提出批评。在搭乘地铁或公交时，也时常会发生这样的现象，只要非洲人一坐下来，旁边的中国人会马上捂着鼻子或站起来，拉开一定距离，嫌其身上有体味。在非裔居民的叙述中，这是一种很不礼貌、让人难以忍受的行为。当然，受访者中，也不乏像图库玛这样性格豁达的人，能够从容应对中国人好奇打量的眼光，而且对路人的“非洲人”惊叹，甚至能够以开玩笑应答，说：“我不是非洲人，我是中国人”，而且还说：“你不要看我啊，看我要收费的啊。”这样的叙述，生动形象，既让人忍俊不禁，又发人深思。3）洞察与反思。广州的非洲人聚居区，从2003年开始形成，在2004-2007年间达到鼎盛时期，近年来，因为商品价格、汇率、关税、签证的变化，以及中国商家在非洲大陆市场的积极参与、非洲国家自身的内乱等问题，在穗非洲人社区呈规模縮小的趋势。国际物流的大趋势，规范的集团化、企业化经营形式，市场经营与商品流通体制的完善，都对在穗非洲人类似20世纪80-90年代在俄罗斯的中国“倒爷”的经营方式提出了挑战。《非洲人在广州》一书对非洲的“倒爷型经济”在穗的表现形态、兴衰的成因作了简明扼要的分析，并且从管理的层面与“文化适应”的双重角度，分析与反思了现行涉外管理流程的积弊，提出了对穗非洲人以法治理，加强社工机构的参与，以服务促管理的构想，从多级层面——提倡政府与非政府机构、以及社区的积极参与，进一步增强涉外工作的专业平台与科学性。 　　“来自非洲大陆的这群跨境迁移者，怀揣梦想来中国淘金，他们以跨境迁移的行动，追寻着自己的跨国淘金梦，被誉为是第三类全球化，或者底层全球化的重要推动者。记录和展示这群来自不发达国家的跨境迁移者，在贸易热点城市广州的生活和工作这段历史，这是本书稿的真正价值和使命之所在。”
　　《非洲人在广州》一书，诚如作者所言，主旨在于记录广州的非洲人生活与工作，且该书也较为全面地实现了这个目的，为普通读者与学界了解特定的时间段内非洲居民在广州的生活经历提供了不少鲜活的第一手资料。本书虽然致力于记录性、通俗性与可读性，但在理论与方法上仍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近年来的文化自觉，对走向世界的中国学术起到了不少推动的作用。在人类学界，跨境研究与“海外民族志”的实践方兴未艾。学者们意气风发，纷纷走出国门，在“一带一路”国策的鼓舞下，去南亚、东南亚、非洲、中亚，乃至欧美从事跨文化的田野观察、研究和文本书写，不过相比于出国门观天下的学术兴趣，对于来中国的另一类跨境经历，如广州的非洲人的日常生活与工作的关注，学术界就显得比较薄弱，专著与研究文章不算很多。《非洲人在广州》一书的撰写，对非洲人来华跨境经历的探讨，与学者们去到非洲进行在地化的研究，可以互为补充，相得益彰，共同促进中国非洲学研究的发展。
　　《非洲人在广州》一书，不局限于传统的人口迁移“推-拉理论”的经济理性分析，而是将观察焦点放在非裔居民在穗的日常生活与工作的调适上， 流动性之下的“文化适应”是关注的基本命题。在书的叙述方式上也采用了当下学界比较流行的口述史结构，并且采取了“故事性”主题的编排形式。口述史在近些年的学界大行其道，土改口述、民主改革口述、三线建设口述、知青口述、灾害口述，等等，形形色色的口述史考察与文本书写，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民间或下层知识的了解，与对宏大史观的纠正。不过，与这些以事件的追溯为核心的口述史研究不同的是，《非洲人在广州》更关注的是“现在进行时”的框架——聚焦过程和细节的展演，以及社会与人际关系的运作。着力于跨文化中“他者”与“自我”的相互观照。
　　詹姆斯·弗农（James Vernon）在《远方的陌生人： 英国是如何成为现代国家的》一书中，一反主流史学的观点，认为工业革命和启蒙运动并非促成现代社会诞生的主要因素，由乡村的传统熟人社会向城市“陌生人的社会”转移，以及随之而来的政府管理与经济交易模式才是现代社会形成的动因。在全球化的“脱域”与跨境过程中，“陌生人的社会”在世界各地越来越普遍，超越了早期的城市现代性，而成为了后现代贸易与信息时代的一个显著的特征。不过，有別于福珂式的“政府管理”与规训的视角，全球化与跨境时代在世界各地形成的“陌生人社会”，需要的不仅仅是国家的强力管控措施，也需要“文化调适”与和谐共生的社会服务与互惠精神。
　　《非洲人在广州》一书，其主要的贡献不仅在于作者所说的记录（documentation）， 而且在于触及了当今社会在全球化的进程之中，所显示出的广泛的流动性（“人”）、开放性（“地”）、与适应性（“文化”），也在一定的程度上，展示出在中国这样一个非移民国家里，国际化与族群化相互交汇、和谐共进的可能。
　　2017年9月29日 于温哥华
　　作者简介：
　　彭文斌，滇西科技师范学院首席教授，加拿大哥伦比亚大学亚洲研究所特聘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