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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苏区指由以瑞金为中心的赣南、闽西两块苏维埃区域组成的局部革命根据地。中央苏区的新闻事业萌芽于1929年，结束于1935年，历时约6年多。它为我党的新闻史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其发展规律对今天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发展仍然具有借鉴意义。
一、以马列主义新闻思想指导中央苏区新闻实践的发展
中央苏区的新闻事业由中国共产党人开创，一开始就深深地打上了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的烙印。尤其是列宁的办报学说，在20世纪20年代介绍到中国，对中央苏区新闻事业的发展影响深远。
(一)党报是集体的“宣传员”“鼓动员”“组织者”的论断，在中央苏区深入人心
列宁的办报学说，既影响了中共中央的决议，也融入了中央苏区的办报实践中。1931年1月27日通过的《中央政治局关于党报的决议》指出：“党报必须……成为群众的组织者。”这个表述，无疑来源于建党时期列宁的办报思想。几个月后，即7月1日，在《战斗》的创刊号上，李卓然就发表了《怎样建立健全的党报》一文，要求按照列宁的党报学说办好《战斗》：“党报——不但是一个集体的宣传者，集体的煽动者，还是集体的组织者”“列宁的名言对于我们建立健全党报确实具有实际的指导作用。我们应该依照这个指示，订出健全苏区党报——《战斗》——的实际工作”。1933年2月19日，《青年实话》发表《(青年实话)的革新计划》一文，强调《青年实话》“它不仅是一个集体的宣传者，并且是一个集体的组织者”。同年6月29日，凯丰在该刊发表《(青年实话)出版的两周年》一文，指出“报纸是我们最尖锐的武器(列宁语)，我们应当学习善于去使用我们尖锐的武器”。
1933年，《红色中华》报社还把“成为集体的宣传者和组织者”印在毛巾上，发给通讯员。同年8月10日。在《红色中华》“百期纪念”时，博古为该报撰写了《愿(红色中华)成为集体的宣传者和组织者》。同一期报纸上，凯丰的文章也引证了列宁的这段话。邓颖超发表在该报上的文章《把“红中”活跃飞舞到全中国》，最后有这样一句话：“报纸是我们最尖锐的武器(史达林)!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者，而且是组织者(列宁)!”李富春在《(红中)百期的战斗纪念》中认为《红色中华》“它成为党和苏维埃的策略口号的宣传者和组织者”。上述史料都说明了列宁关于“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的论断，在中央苏区的办报实践中已达成共识。
(二)党管新闻事业，保障中央苏区新闻事业的发展方向
党管新闻事业，体现在党利用意识形态、领导体制和人事任命等手段来管理新闻事业。
这个源自列宁办报学说的原则，从中共成立之时，就被确立为办报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中规定，党的任何出版物“其出版工作均应受党员的领导”。之后，党和苏维埃经常利用开会、发布决议、发表文章等形式，向广大新闻工作者宣传马克思主义，介绍列宁办报学说，以意识形态指导中央苏区的新闻实践。
在中央苏区初创时期，新闻事业的领导体制是，“红军的报刊，由红军政治部门领导。地方党委陆续创办报刊以后，这些报刊归地方党委宣传部主持”。之后，为进一步加强党对报刊的领导，中共中央成立了中央党报委员会。“党报委员会在中央以政治局全体委员充当，在省委及地方党部应以全体常委充当”。《中央政治局关于党报的决议》还规定中央党报委员会“负责中央党报一切领导”。遵照中央精神，中共苏区中央局、各省委和县委都先后成立党报委员会。“在党报委员会的统一领导下，省级和省级以上的报刊编辑部多半成立‘编辑委员会’。编委成员由同级党委批准任命”。也有报刊因编辑人员少，不设编委，由宣传出版科工作人员兼任报刊编辑。这种领导制的建立，有效地掌控了中央苏区新闻事业的舆论导向。
在具体的人事管理上，报社、新闻电台的负责人和编辑等都由党组织任命，有的人同时还在苏区政府兼职。如《红色中华》的历任主编都是由上级党组织派遣，李一氓大部分时间还在国家政治保卫局工作。
(三)坚持全党办报、群众办报，为中央苏区新闻事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和物质保障
马克思在《新莱茵报》时期提出要组织工人共同办报、建立通讯员网和撰稿人网。列宁也号召“必须全党动手，人人动手，不能只靠少数秘书给党报写稿”。虽然当时中央苏区没有正式提出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口号，但在实际工作中，却坚持了这一传统。
首先，中央苏区承担了辖区内报刊、通讯社、无线电台的办公经费。如纸张、油墨等都由政府供给，办刊业务建设经费由政府补助。
其次，党员、干部以各种形式支持中央苏区新闻事业的发展。如1934年2月初，“周恩来送了一盏马灯给邓小平，以便他晚上写文章编报纸之用”。1933年8月毛泽东应邓小平“约稿”，为《红星报》撰写了《吉安的占领》一文。朱德、刘少奇、陈云也经常为报刊写稿。据《红色中华》主编任质斌回忆，他们到中央军委采访，“差不多都是周副主席或朱总司令亲自接见，起码也由刘少奇秘书长接谈”。李卓然在《怎样建立健全的党报》一文也认为：“读党报，替党报做文章，帮助党报的发行，是每个党员实际工作中有机的组成部分而且是最重要的政治任务之一。”
第三，建立通讯员网，刊登读者来信。1931年，《中央关于苏区宣传鼓动工作决议》指示：“在党的与苏维埃的机关报下面，必须有很多的工农通讯员与读报小组。”1932年11月14日，《湘赣苏区党的建设问题决议案》也要求党报通讯网“必须满布全党和各群众团体中去”。《青年实话》是中央苏区非常重视通讯员的报刊之一，它在第2卷第5号上发表《(青年实话)通讯员条例》一文，称“通讯员是报纸的脉搏……我们除聘请特约通讯员经常同本刊通讯外，并要求各地区要指定同志作本刊的通讯员”。而《红星报》“有通讯员500名”，《红色中华》“有一支400多人的通讯员队伍”。另外，《红色中华》创刊时还刊登启事，欢迎读者投稿；《青年实话》有“读者专栏”，发动群众参与新闻工作。
二、办报的动力源自政治斗争的需要
中央苏区新闻事业的发展史，是一段政治斗争的历史。政治斗争的需要，成为中央苏区新闻事业发展的动力源泉。正如学者吴廷俊所言“一部中国新闻史……就是一部政治家报人如何运用媒介充当喉舌、进行舆论宣传的历史”。“中国的新闻媒介一直生存在政治家为它划定的疆域之内”。
1927年大革命失败。当时革命队伍里出现了“红旗到底能够打多久”的迷惘。因此，进一步动员、组织和领导人民进行革命斗争，成为中共急迫的政治需要。那么，如何才能获得国内群众的支持呢?1929年12月古田会议决议，无疑间接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红军宣传工作的任务，就是扩大政治影响争取广大群众。由这个宣传任务之实现，才可以达到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建立政权、消灭反动势力、促进革命高潮等红军的总任务。”党报是领导全党的斗争，组织广大群众在党的政治主张周围的一种最重要的武器。“换句话说，中央苏区办报就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
据《红色记忆——中央苏区报刊图史》一书统计，中央苏区共出版各类报刊达312种。这些“党的报刊适应革命战争的需要，围绕‘一切为了前线’进行宣传报道”。它与土地革命战争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前线、土地革命就是中央苏区当时最大的政治。许多苏区报刊都公开声称是“党的党纲、党的政策的直接的宣传者”，为党的政治斗争服务。如1929年9月20日，红军最早创刊于江西万载的《工农兵》报在发刊词中指出，“本刊的使命”就是“加紧团结工农兵的力量，正确地认识革命的前途，尽情地暴露统治阶级的罪恶”。1931年1月21日在福建永定苏区创刊的《红旗》，在《发刊词》中称：“党为要使全党同志和广大群众深切地了解党对目前的政治主张及策略路线，所以出版《红旗》。”1931年4月18日，《闽西苏维埃政府通知第三十五号——关于红报问题》指出：“它的使命是要领导群众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统治，肃清封建残余，建设社会主义。”当读者翻开《红色中华》时，也会发现它是一张政治性很强的报纸。1933年，张闻天曾提出报纸“是工农民主专政的报纸，是阶级斗争的有力武器”的观点。把报纸视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在中央苏区这段特殊历史时期，有其合理性。
在中央苏区初创时期，我党开创新闻事业主要是为了红军生存和发展的迫切需要。“临时中央政府”建立以后，国民党反动派对红军发动军事围剿和开展反共宣传，挤压党和红军的生存空间。此时中央苏区的报刊、红中社，主要围绕“扩红”“反围剿”展开新闻宣传，从舆论上与国民党等展开政治斗争。因政治斗争而生，为政治斗争而死，这是中央苏区新闻事业的出发点。
三、物质条件落后导致报刊、通讯社和新闻台的发展不平衡
中央苏区新闻事业的发展，呈现出报刊、新闻电台多种媒体不平衡发展的规律。报刊是当时中央苏区最主要的新闻传播工具，新闻电台和通讯社相对落后。因此，中央苏区新闻事业发展的规律，都集中体现在报刊事业的发展上。中央苏区当时有报刊312种，通讯社和新闻台却只有红色中华通讯社和红色中华新闻台，它们与《红色中华》报社是一家，都是一套人马，办公地点也设在报社里，人员最多时也不过12人。红中社每日通过新闻台的简易手摇发报机发稿一两千字。该台没有实现口语广播，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广播电台。另据严帆考证，因各种客观困难，中央苏区的通讯社实际上也“并没有建立起来”。
而同期，国民党已建立了“一社两报一台”为核心的新闻网络。“中央社”在1932年－1937年间，就设立了10多个分社、20多个通讯员办事处、3个国外通讯员办事处。《中央日报》在1935年就有了新式轮转机，印刷质量清晰、速度快。“中央台”的发射功率1932年排名东亚第一。单从传播技术的角度来看，中央苏区的新闻事业要落后多了。这主要是因为中央革命根据地地处偏僻农村，经济落后，物质资料匮乏，再加上国民党持续的经济封锁和军事围剿，严重制约了中央苏区新闻事业的发展，使得中央苏区新闻事业的整体发展水平不高。
在同样艰苦的发展环境中，报刊何以会出现短暂的繁荣呢?除了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土地革命深入开展等原因以外，更重要的是因为报刊出版业在中国的发展已成熟，掌握办报办刊技术的人很多，石印机、油印机、油墨、纸张比较容易买到；就算买不到，油墨、纸张的生产工艺不是很复杂，“苏区能够自己制造生产。闽浙赣生产的纸张自给有余，一部分还出口到国民党统治区”。据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回忆，《红星报》的工作人员在买不到油墨、纸张的情况下，曾将锅灰等制成“油墨”和自制毛边纸。而无线电通讯设备和材料的制造工艺在国内还不成熟，更多的依赖进口；国统区对无线电器材的管理也比对印刷物质的管理要严格得多。这样要办成成熟、稳定的广播电台，谈何容易?
四、走基层、密切联系群众是中央苏区新闻事业生存与发展的源头活水
基层和群众是中央苏区新闻事业生存与发展的源头活水。中央苏区的新闻工作者，经常深入田间地头采写报道，让群众成为报道的主角，让报道带着泥土的气息和朴实的文风。
中央苏区的新闻工作者打破关门办报的作风，旨在将新闻工作与参加工农运动和群众斗争结合起来。“在瑞金出版的四五家中央级机关报，往往仅留少数编辑人员在家处理经常事务，其余工作人员都下基层采访、调研并一起参加实际斗争”。
我党早在1929年《宣传工作决议案》中就已认识到：“工厂小报要力求简单而群众化，内容应着重本工厂的新闻以及与本工厂有关系的其他政治的或地方的新闻。”之后这种办报理念也延伸至中央苏区。1931年，毛泽东在指导红军编《时事简报》时，特别对加强新闻与群众的联系提出要求：“《时事简报》的新闻，特别是本地的和近地的新闻，一定要是与群众生活紧密地关联着的。如牛瘟、禾死……”《红色中华》也“减少了上层活动的报道，增多了基层群众活动的报道”。
中央苏区还坚持以通俗报道适应“文盲占苏区农民人口90％以上”的现实。苏区新闻工作者一是用群众的口语、俗语来写文章。如《国民党又变出好多把戏》(《瑞金红旗》1931年第12期)、《大家打草鞋，准备长期作战!》(《火线》)，这样的标题都浅显易懂。李富春曾建议《红色中华》尽量不要用“拿马温”这样的晦涩语言。是运用当地的民谣山歌形式开展宣传报道。三是利用漫画、插图、标语等配合文字报道，让群众一看就明白。1929年的《宣传工作决议案》就要求“党报须注意用图画及照片介绍国际与国内政治及工农斗争情形”，以适合于“一般比较落后的女工童工苦力工人农民的文化水平”。
五、结语
中央苏区新闻事业的创立与发展，广泛地传播了党的政策主张，并在革命政权的创建和巩固中、在争取革命战争的胜利中，作出了重要贡献。不过，当时中央苏区新闻事业由党的教条主义者控制，他们的“左”倾思想和政策，也通过苏区的报刊传播开来，给苏区各项事业建设造成了重大损失。由此可见，党对新闻事业的管理能否联系实际、联系群众，将直接影响到新闻事业的健康发展。
一、以马列主义新闻思想指导中央苏区新闻实践的发展
中央苏区的新闻事业由中国共产党人开创，一开始就深深地打上了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的烙印。尤其是列宁的办报学说，在20世纪20年代介绍到中国，对中央苏区新闻事业的发展影响深远。
(一)党报是集体的“宣传员”“鼓动员”“组织者”的论断，在中央苏区深入人心
列宁的办报学说，既影响了中共中央的决议，也融入了中央苏区的办报实践中。1931年1月27日通过的《中央政治局关于党报的决议》指出：“党报必须……成为群众的组织者。”这个表述，无疑来源于建党时期列宁的办报思想。几个月后，即7月1日，在《战斗》的创刊号上，李卓然就发表了《怎样建立健全的党报》一文，要求按照列宁的党报学说办好《战斗》：“党报——不但是一个集体的宣传者，集体的煽动者，还是集体的组织者”“列宁的名言对于我们建立健全党报确实具有实际的指导作用。我们应该依照这个指示，订出健全苏区党报——《战斗》——的实际工作”。1933年2月19日，《青年实话》发表《(青年实话)的革新计划》一文，强调《青年实话》“它不仅是一个集体的宣传者，并且是一个集体的组织者”。同年6月29日，凯丰在该刊发表《(青年实话)出版的两周年》一文，指出“报纸是我们最尖锐的武器(列宁语)，我们应当学习善于去使用我们尖锐的武器”。
1933年，《红色中华》报社还把“成为集体的宣传者和组织者”印在毛巾上，发给通讯员。同年8月10日。在《红色中华》“百期纪念”时，博古为该报撰写了《愿(红色中华)成为集体的宣传者和组织者》。同一期报纸上，凯丰的文章也引证了列宁的这段话。邓颖超发表在该报上的文章《把“红中”活跃飞舞到全中国》，最后有这样一句话：“报纸是我们最尖锐的武器(史达林)!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者，而且是组织者(列宁)!”李富春在《(红中)百期的战斗纪念》中认为《红色中华》“它成为党和苏维埃的策略口号的宣传者和组织者”。上述史料都说明了列宁关于“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的论断，在中央苏区的办报实践中已达成共识。
(二)党管新闻事业，保障中央苏区新闻事业的发展方向
党管新闻事业，体现在党利用意识形态、领导体制和人事任命等手段来管理新闻事业。
这个源自列宁办报学说的原则，从中共成立之时，就被确立为办报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中规定，党的任何出版物“其出版工作均应受党员的领导”。之后，党和苏维埃经常利用开会、发布决议、发表文章等形式，向广大新闻工作者宣传马克思主义，介绍列宁办报学说，以意识形态指导中央苏区的新闻实践。
在中央苏区初创时期，新闻事业的领导体制是，“红军的报刊，由红军政治部门领导。地方党委陆续创办报刊以后，这些报刊归地方党委宣传部主持”。之后，为进一步加强党对报刊的领导，中共中央成立了中央党报委员会。“党报委员会在中央以政治局全体委员充当，在省委及地方党部应以全体常委充当”。《中央政治局关于党报的决议》还规定中央党报委员会“负责中央党报一切领导”。遵照中央精神，中共苏区中央局、各省委和县委都先后成立党报委员会。“在党报委员会的统一领导下，省级和省级以上的报刊编辑部多半成立‘编辑委员会’。编委成员由同级党委批准任命”。也有报刊因编辑人员少，不设编委，由宣传出版科工作人员兼任报刊编辑。这种领导制的建立，有效地掌控了中央苏区新闻事业的舆论导向。
在具体的人事管理上，报社、新闻电台的负责人和编辑等都由党组织任命，有的人同时还在苏区政府兼职。如《红色中华》的历任主编都是由上级党组织派遣，李一氓大部分时间还在国家政治保卫局工作。
(三)坚持全党办报、群众办报，为中央苏区新闻事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和物质保障
马克思在《新莱茵报》时期提出要组织工人共同办报、建立通讯员网和撰稿人网。列宁也号召“必须全党动手，人人动手，不能只靠少数秘书给党报写稿”。虽然当时中央苏区没有正式提出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口号，但在实际工作中，却坚持了这一传统。
首先，中央苏区承担了辖区内报刊、通讯社、无线电台的办公经费。如纸张、油墨等都由政府供给，办刊业务建设经费由政府补助。
其次，党员、干部以各种形式支持中央苏区新闻事业的发展。如1934年2月初，“周恩来送了一盏马灯给邓小平，以便他晚上写文章编报纸之用”。1933年8月毛泽东应邓小平“约稿”，为《红星报》撰写了《吉安的占领》一文。朱德、刘少奇、陈云也经常为报刊写稿。据《红色中华》主编任质斌回忆，他们到中央军委采访，“差不多都是周副主席或朱总司令亲自接见，起码也由刘少奇秘书长接谈”。李卓然在《怎样建立健全的党报》一文也认为：“读党报，替党报做文章，帮助党报的发行，是每个党员实际工作中有机的组成部分而且是最重要的政治任务之一。”
第三，建立通讯员网，刊登读者来信。1931年，《中央关于苏区宣传鼓动工作决议》指示：“在党的与苏维埃的机关报下面，必须有很多的工农通讯员与读报小组。”1932年11月14日，《湘赣苏区党的建设问题决议案》也要求党报通讯网“必须满布全党和各群众团体中去”。《青年实话》是中央苏区非常重视通讯员的报刊之一，它在第2卷第5号上发表《(青年实话)通讯员条例》一文，称“通讯员是报纸的脉搏……我们除聘请特约通讯员经常同本刊通讯外，并要求各地区要指定同志作本刊的通讯员”。而《红星报》“有通讯员500名”，《红色中华》“有一支400多人的通讯员队伍”。另外，《红色中华》创刊时还刊登启事，欢迎读者投稿；《青年实话》有“读者专栏”，发动群众参与新闻工作。
二、办报的动力源自政治斗争的需要
中央苏区新闻事业的发展史，是一段政治斗争的历史。政治斗争的需要，成为中央苏区新闻事业发展的动力源泉。正如学者吴廷俊所言“一部中国新闻史……就是一部政治家报人如何运用媒介充当喉舌、进行舆论宣传的历史”。“中国的新闻媒介一直生存在政治家为它划定的疆域之内”。
1927年大革命失败。当时革命队伍里出现了“红旗到底能够打多久”的迷惘。因此，进一步动员、组织和领导人民进行革命斗争，成为中共急迫的政治需要。那么，如何才能获得国内群众的支持呢?1929年12月古田会议决议，无疑间接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红军宣传工作的任务，就是扩大政治影响争取广大群众。由这个宣传任务之实现，才可以达到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建立政权、消灭反动势力、促进革命高潮等红军的总任务。”党报是领导全党的斗争，组织广大群众在党的政治主张周围的一种最重要的武器。“换句话说，中央苏区办报就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
据《红色记忆——中央苏区报刊图史》一书统计，中央苏区共出版各类报刊达312种。这些“党的报刊适应革命战争的需要，围绕‘一切为了前线’进行宣传报道”。它与土地革命战争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前线、土地革命就是中央苏区当时最大的政治。许多苏区报刊都公开声称是“党的党纲、党的政策的直接的宣传者”，为党的政治斗争服务。如1929年9月20日，红军最早创刊于江西万载的《工农兵》报在发刊词中指出，“本刊的使命”就是“加紧团结工农兵的力量，正确地认识革命的前途，尽情地暴露统治阶级的罪恶”。1931年1月21日在福建永定苏区创刊的《红旗》，在《发刊词》中称：“党为要使全党同志和广大群众深切地了解党对目前的政治主张及策略路线，所以出版《红旗》。”1931年4月18日，《闽西苏维埃政府通知第三十五号——关于红报问题》指出：“它的使命是要领导群众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统治，肃清封建残余，建设社会主义。”当读者翻开《红色中华》时，也会发现它是一张政治性很强的报纸。1933年，张闻天曾提出报纸“是工农民主专政的报纸，是阶级斗争的有力武器”的观点。把报纸视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在中央苏区这段特殊历史时期，有其合理性。
在中央苏区初创时期，我党开创新闻事业主要是为了红军生存和发展的迫切需要。“临时中央政府”建立以后，国民党反动派对红军发动军事围剿和开展反共宣传，挤压党和红军的生存空间。此时中央苏区的报刊、红中社，主要围绕“扩红”“反围剿”展开新闻宣传，从舆论上与国民党等展开政治斗争。因政治斗争而生，为政治斗争而死，这是中央苏区新闻事业的出发点。
三、物质条件落后导致报刊、通讯社和新闻台的发展不平衡
中央苏区新闻事业的发展，呈现出报刊、新闻电台多种媒体不平衡发展的规律。报刊是当时中央苏区最主要的新闻传播工具，新闻电台和通讯社相对落后。因此，中央苏区新闻事业发展的规律，都集中体现在报刊事业的发展上。中央苏区当时有报刊312种，通讯社和新闻台却只有红色中华通讯社和红色中华新闻台，它们与《红色中华》报社是一家，都是一套人马，办公地点也设在报社里，人员最多时也不过12人。红中社每日通过新闻台的简易手摇发报机发稿一两千字。该台没有实现口语广播，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广播电台。另据严帆考证，因各种客观困难，中央苏区的通讯社实际上也“并没有建立起来”。
而同期，国民党已建立了“一社两报一台”为核心的新闻网络。“中央社”在1932年－1937年间，就设立了10多个分社、20多个通讯员办事处、3个国外通讯员办事处。《中央日报》在1935年就有了新式轮转机，印刷质量清晰、速度快。“中央台”的发射功率1932年排名东亚第一。单从传播技术的角度来看，中央苏区的新闻事业要落后多了。这主要是因为中央革命根据地地处偏僻农村，经济落后，物质资料匮乏，再加上国民党持续的经济封锁和军事围剿，严重制约了中央苏区新闻事业的发展，使得中央苏区新闻事业的整体发展水平不高。
在同样艰苦的发展环境中，报刊何以会出现短暂的繁荣呢?除了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土地革命深入开展等原因以外，更重要的是因为报刊出版业在中国的发展已成熟，掌握办报办刊技术的人很多，石印机、油印机、油墨、纸张比较容易买到；就算买不到，油墨、纸张的生产工艺不是很复杂，“苏区能够自己制造生产。闽浙赣生产的纸张自给有余，一部分还出口到国民党统治区”。据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回忆，《红星报》的工作人员在买不到油墨、纸张的情况下，曾将锅灰等制成“油墨”和自制毛边纸。而无线电通讯设备和材料的制造工艺在国内还不成熟，更多的依赖进口；国统区对无线电器材的管理也比对印刷物质的管理要严格得多。这样要办成成熟、稳定的广播电台，谈何容易?
四、走基层、密切联系群众是中央苏区新闻事业生存与发展的源头活水
基层和群众是中央苏区新闻事业生存与发展的源头活水。中央苏区的新闻工作者，经常深入田间地头采写报道，让群众成为报道的主角，让报道带着泥土的气息和朴实的文风。
中央苏区的新闻工作者打破关门办报的作风，旨在将新闻工作与参加工农运动和群众斗争结合起来。“在瑞金出版的四五家中央级机关报，往往仅留少数编辑人员在家处理经常事务，其余工作人员都下基层采访、调研并一起参加实际斗争”。
我党早在1929年《宣传工作决议案》中就已认识到：“工厂小报要力求简单而群众化，内容应着重本工厂的新闻以及与本工厂有关系的其他政治的或地方的新闻。”之后这种办报理念也延伸至中央苏区。1931年，毛泽东在指导红军编《时事简报》时，特别对加强新闻与群众的联系提出要求：“《时事简报》的新闻，特别是本地的和近地的新闻，一定要是与群众生活紧密地关联着的。如牛瘟、禾死……”《红色中华》也“减少了上层活动的报道，增多了基层群众活动的报道”。
中央苏区还坚持以通俗报道适应“文盲占苏区农民人口90％以上”的现实。苏区新闻工作者一是用群众的口语、俗语来写文章。如《国民党又变出好多把戏》(《瑞金红旗》1931年第12期)、《大家打草鞋，准备长期作战!》(《火线》)，这样的标题都浅显易懂。李富春曾建议《红色中华》尽量不要用“拿马温”这样的晦涩语言。是运用当地的民谣山歌形式开展宣传报道。三是利用漫画、插图、标语等配合文字报道，让群众一看就明白。1929年的《宣传工作决议案》就要求“党报须注意用图画及照片介绍国际与国内政治及工农斗争情形”，以适合于“一般比较落后的女工童工苦力工人农民的文化水平”。
五、结语
中央苏区新闻事业的创立与发展，广泛地传播了党的政策主张，并在革命政权的创建和巩固中、在争取革命战争的胜利中，作出了重要贡献。不过，当时中央苏区新闻事业由党的教条主义者控制，他们的“左”倾思想和政策，也通过苏区的报刊传播开来，给苏区各项事业建设造成了重大损失。由此可见，党对新闻事业的管理能否联系实际、联系群众，将直接影响到新闻事业的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