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管仲是我国春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他相齐期间， 对齐国的政治经济等方面进行了改革， 使齐国很快发展起来， 并成为春秋霸首。管仲在相齐的政治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思想， 这些思想不但体现了齐文化开放性、兼容性的鲜明特色， 而且也大大丰富并发展了齐文化， 使得齐文化融入到中国主流文化之中，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简单介绍管仲的思想后，将着重介绍管仲关于问责方面的思想，并从中得出对当代问责体系完善的启示。
　　关键词：管仲 ；法治思想； 问责思想
　　一、管仲的思想精髓
　　（一）富民强国的政治思想
　　管仲登上相位，挂印理政后，把“循名实而定是非，因参验而审言辞”作为治国强齐的重要原则，并倾毕生精力建构起一个富民强国的政治思想体系。
　　一是创造了新的“国”“鄙”二轨制，推行了一套以家为本位的社会编制组织。二是对民采取牧羊之策。牧羊之策的要点有二，一曰“分居”，二曰“定业”。三是选贤任能。“一年树谷，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四是法德并用。必须采用强制性手段“禁奸邪”、“禁淫止暴”、“治国使众”。“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与法者民也（《管子·任法》）。”
　　（二）善本起末的经济思想
　　以粮食生产为本，多种经营，有节制地发展工商业，是管仲治国宏伟规划中的基本经济思想。
　　（1）以粮为本。管仲认识到，粮食既是人们生命的主宰，也是人君吸引民众的重要途径和成就大业的物质基础。“五谷食米，民之司命也（《国蓄》）。”
　　（2）多种经营。管仲积极扶持副业生产，充分利用自然条件，因地制宜，广开财路，以求国家强盛，人民富裕。
　　（3）起末禁末。“末”即“末业”、“末事”或“末作”，可以简单理解为泛指手工业或商业。“商之于国，非用人也（《管子·奢侈》）。”“其商人通贾，倍道兼行，夜以续日，千里而不远者，利在前也（《管子·禁藏》）。”
　　（三）爱民顺民的民本思想
　　管仲把以百姓为本，作为立国、治国的根本要求，并使之与齐国现实社会紧密结合起来，提出了许多精辟而深刻的论述，并落实到具体的施政措施中去。
　　（1）顺民利民。顺民利民，就是指统治者施政立法应当顺民心，从民所欲。管仲指出“国之所以为国者，民体以为国（《管子·君臣下》）。”
　　（2）爱民恤民。爱民恤民，就是指统治者要以民众为轴心，忧民众之所忧，急民众之所急。管仲提出了“兴德六策”和“九惠之教”。兴德六策即“匡其急”、“振其穷”、“厚其生”、“输之以财”、“遗之以利”、“宽其政”。“匡其急”是指“养长老，慈孤幼，恤鳏寡，问疾病，吊祸丧”。
　　二、管仲的问责思想的体现们
　　（一）问责，谁问？
　　管仲的问责思想主要集中在治国理念之中。管仲的思想，从本质上是为了维护阶级统治者的利益，齐桓公能够忘管仲的一箭之仇，并如此信任管仲，正是因为他所提出的一系列措施能够帮助自己稳固天下。反观管仲的一系列经济思想、民本思想，如《管子·牧民》篇中“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廪，国多时则运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 ，从深层次理解，可以看做是要求君主留住民心，以便更好地统治；同观管仲相关的法治思想，无不是为加强国家稳定来维护王权，令顺民心，威令就可以贯彻。因此，管仲的问责思想的主体是君主。
　　（二）问责，为什么问？
　　《管子·重令》中有“为上着不明，令出虽自上，而论可与不可者下，天倍上令以为威，则行恣于己以为私，百吏奚不喜之有？且夫令出虽自上，而论可与不可者下，是威下系于民也。威下系于民，而求上之毋危，不可得也”。也就是说，如果臣下违背君令作威作福，就等于允许他们恣意妄为谋取私利，百官都会慢慢松懈下来，君权受臣民牵制，而想求君主没有危险是不可能的，因为需要通过问责去“稳其上正其下”。
　　《管子·重令》还提到“便辟得进，毋功虚取，奸邪得行，毋能上通，则大臣不合。臣不下顺，上令难行，则应难不捷”。管仲认为，臣下不顺从，君令不通行，国家难免陷于危險之中。
　　管仲在《管子·法法》中提到“民用大过，上用赦也，上赦小过，则民多重罪，积之所生也，故曰：赦出则民不赦，惠行则过日益”。管仲觉得君主如果赦免小错，人民就会多犯重罪，这是慢慢积累所形成的，因此需要问责来令行禁止，以免小错酿成大错，小罪发展成重罪。
　　《管子·法禁》中，“君之置其仪也不一，则下之倍法而立私理者必多矣，是以人用其私，废上之制而道其所闻，故下与官列法，而上与君分威，国家之危必自此始矣”。在管仲看来，君主不问责，下面违背公法的人一定很多，这样越来越多的人会与官府对立，与君主争权，国家的危险也就开始了。因此，问责是为了保护国家的安全和维护君主所拥有的权威。
　　（三）问责，问谁？
　　管仲曾提出过“经臣”的概念，即国家的根本大臣，“何谓朝之经臣？察身能而受官，不诬于上，谨于法令以治，不阿党；竭能尽力而不商得，犯难离患而不辞死；受禄不过其功，服位不移其能，不以毋实虚受者，朝之经臣也”也就是说，大臣要根据自己的才能接受官职，不欺骗君主；严格依法治国，不搞帮派；竭尽能力办事，不追求私利，遭遇患难敢于面对，不贪生怕死。受禄不超过自己的功劳，官位不超过自己的才能，不白受国家的好处，这才是管仲认为的朝廷的根本大臣，在他看来，这些大臣是不需要去问责的。
　　而相反，《管子·法禁》中指出“法制不议，则民不相私；刑杀毋赦，则民不偷于为善；爵禄毋假，则不乱其上”，意思是法制不许非议，人民就不敢交相营私，刑杀不许宽免，人民就不敢忽视为善；爵禄不许乱给，臣下就不敢作乱。他认为这三条路在官府就是“法”，推行到全国就成“俗”，其余事情不需要费力，也能把国家治好。 “君夫道，则大臣比权重以相举于国，小臣必循利以想就也。故举国士以为己堂，行公道以为私惠，进则相推于君，退则相誉于民，各使其身，而忘社稷，以广其居，聚徒成群，上以蔽君，下以索民，此皆弱君乱国之道也，故国之危也”这则是与根本大臣相反的类型。 　　（四）问责，如何问？
　　在管仲的思想中，问责的手段也就是他的治国手段：
　　其中在組织形式的问责有：《管子·立政》中的右首宪中有说过， （下转第105页）
　　（上接第103页）
　　“分国以为五乡，乡为之师，分乡以为五州，州为之乡，分州以为十里，里为之尉，分里以为十游，游之为宗。十家为什，五家为伍，什伍皆为长焉”。管仲上任之初，就大刀阔斧地对齐国进行了社会组织的改进，国家只分国和鄙两部分，国是指都城及近郊土地，鄙是指近郊以外的原野，国分二十一乡，建立轨、里、连、乡的乡遂制度；鄙分五属，建立邑、卒、县、都的都鄙制度。
　　这样一来，从中央到地方就很快建立起了层层管辖的严密的“金字塔”型的社会结构，以保障政令通畅，下情上达和监督有效。“若在长家子弟、臣妾、属役、宾客，则里尉以樵于游宗，游宗以樵于什伍，什伍以樵于长家。樵敬而勿复，一再则宥，三则不赦”《管子·立政》也就是说，如果问题出在本里家长的亲戚身上，里尉就需要责备游宗，游宗就要责备什长、伍长，什长、伍长就要责备家长，只需责备，不需上报。犯一次错，二次可以被原谅，犯三次就不能饶恕；同时“凡过党，其在家属，及在长家；其在长家，及在什伍之长；其在什伍之长，及在游宗；其在游宗，及于里尉；其在里尉，及于州长，及于乡师！其在乡师，及于士师”《管子·立政》这种层层递进的领导负责制的问责体系，和当今我国的问责体系很像。
　　管仲问责的另一手段是法律，或者说这是最重要的手段。君主如何问责，在《管子·法禁》中，管仲也有提出，“圣王之治民也，进则使无由得其所利，退则使无由避其所害，必使反乎安其位，乐其群，务其职，荣其名，而后上矣；故逾其官而离其群者必使有害，不能其事而失其职者必使有耻”他认为，对于超越职权脱离同事的人，必须使他受害，对于没有办事能力而失职的人，必须使他受辱；同时管仲在《管子·重令》中指出，“罚严令行，则百吏皆恐；罚不严，令不行，则百吏皆喜”他认为统治国家的重要工具，没有比法令更重要的，法令通行，百官都会害怕，因此，问责百官最重要的就是国家的法令的通行。
　　但管仲崇尚用法，去要求审慎用法，反对滥用，君主刑罚要求“用刑者贵必，刑商信必于耳目所见，则其所不见，莫不暗化矣”。管仲认为“法者，将用民之死命者也。用民之死命者，用刑罚不可不慎，刑罚不慎，则有辟就；有辟就则杀不辜而赦有罪；杀不辜而有罪，则国不免于贼臣矣”（《管子·权修》）说明了慎用法令的重要性，如果不合法令，“虽有功利，则谓之专制，罪死不赦”（《管子·七法》）。《七法》中还讲到，“常令不审，则百匿胜；官爵不审，则奸吏生；符籍不审，则奸民生；刑罚不审，则盗贼生。”所以说，“先王之治国也，不淫意法之外，不为惠于法之内也。”（《管子·明法》）
　　总结起来，管仲对于问责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君主立法，法治问责，有错必惩罚，以此施加一种外部压力，这算是一种外部问责；其次是礼仪教育问责，强调要礼治，教育（管仲在教育方面也有很多思想）百官，培养臣子的职业道德修养，这可以看做是一种内心的自我问责，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伦理范畴。
　　作者简介：
　　黄会，安徽大学管理学院2016级公共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安徽六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