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曹操的形象至宋代而有一大变。宋代的咏曹操诗数量十分庞大，在这些诗中，有少量是正面评价曹操的篇章，绝大多数则是对曹操的负面评价，并且角度不一、评价各异，展示了曹操丰富多彩的复杂形象。
关键词：咏史诗；曹操；形象；老瞒；奸雄
引言
曹操是一个十分复杂和独特的人。他的事迹，在历代史书、评论、小说、话本以及诗文中被无数次提及和演绎。在咏史诗中，曹操也受到广泛关注，历代诗人们都试图从各个角度去解读和重塑曹操。近年来，对于咏史诗的研究逐年深入，但对咏史诗中历史人物个案特别是咏曹操诗的研究明显缺乏，而其中专门研究宋代咏史诗中曹操形象的论述则几近空白。因此，研究宋代咏史诗中的曹操形象，对于进一步丰富咏史诗研究和曹操形象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
在唐人心目中，雄才大略和丰功伟绩仍是曹操形象的主流。然而到了宋代，对曹操的负面评价成为这个时代的主流。尤其是南宋时期，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家们站在道德高地审视历史人物，曹操在这一时期更是收获无数骂名。反映到咏史诗中，也呈现出与此相类似的情状。宋代的咏曹操虽然也不乏赞颂和钦慕的篇章，但对曹操的指責、谩骂、讽刺甚至诋毁已成为主流，并且角度不一、评价各异，可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更加全面更加丰富的展示了曹操的多面形象。
一、宋代咏史诗对曹操的肯定
宋代咏曹操诗对曹操的贬斥观点占压倒性优势，但仍有部分（大多是北宋诗人）诗人坚持自己的判断标准，更多的着眼于曹操身上的闪光点，给予他正面和肯定的评价。在他们笔下，曹操形象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一）客观评价，好坏参半。
相较于唐人赞曹操诗单纯的追捧，宋诗对曹操的肯定则更加客观全面，而这些客观全面的评价主要从两个维度勾画曹操的生动形象。一是赞其芟夷群雄，怜其功败垂成。最有代表性的是苏门四学士之一的张耒的《题谯东魏武帝庙》：“草昧群龙鬬，英雄接上游。吴卑青盖伏，蜀陋葆车留。挟汉临诸夏，中原半九州。人惊吕布缚，谁信本初忧。天作西南限，时方割据秋。力终回赤壁，功止霸诸侯。历数知归禹，乾坤正造周。事商完夙志，传子岂人谋。铜雀佳人恨，西陵拱木秋。千年故乡庙，歌舞荐牢羞。”曹操乱世起兵，几经干戈，杀吕布、灭袁绍，逐步统一北方、据有中原，功高盖世，一时无二，之后却遭遇了赤壁惨败，导致其统一中国的理想再难实现。诗人概括了曹操波澜壮阔的一生经历，对其英雄事迹充满赞叹，也对其功业未竟“功止霸诸侯”感到惋惜，最后又将视野转移到铜雀台，在暗讽曹操英雄气短儿女情长之时也生出无限感慨和悲凉。洪皓的《讲武城》：“曹公走熙尚，气欲陵韩白。……北虽破乌丸，南亦困赤壁。……回首铜雀台，鼓吹喧黾蝈。”与张耒异曲同工，唯其赞曹操“气欲陵韩白”，较之陈寿的“该韩白之才”更胜一筹，曹操英武形象更加突出。此外，王安石的《将次相州》：“功名盖世知谁是，气力回天到此休。何必地中余故物，魏公诸子分衣裘。”贺铸的《故邺》：“魏武昔恢图，北平谭尚孽……将行迁鼎志，遽有分香诀。”都是既有对曹操的称颂，也有惋惜和感慨，赞叹结合，融于一诗，使曹操形象更加生动。二是颂其文治武功，责其不臣之心。同为苏门四学士的黄庭坚在《读曹公传》写道：“南征北伐报功频，刘氏亲为魏国宾。毕竟以丕成霸业，岂能于汉作纯臣。”曹操南征北战功勋卓著，从功业角度自然是光辉的。但从道德层面，虽然终其一生未称帝，但毕竟其子曹丕称帝了，所以曹操无论如何也算不了忠臣的。陆文圭的《孟德孔明》：“孔明孟德两驰驱，三国人才信有馀。未肯草庐终此世，不知精舍读何书。木牛古不傅遗法，铜雀今成一废墟。毕竟忠邪天不识，当年成败复何如。”诗人将曹操和诸葛亮放在一起比较，既肯定了他们的才能，但也认为他们忠奸有别，在赞扬曹操的同时也给他贴上了奸邪的标签。梅尧臣《送曹测崇班驻泊相州》也说“哀哉魏武帝，雄智图九锡。”既承认其有雄智，又指出其图九锡，展示了一个才略出众志向远大却有非分之想的复杂的曹操形象。
（二）文武绝伦，诗才出众。
曹操文才武略，不仅是一个出色的政治家、军事家，还是一个杰出的诗人，他所作的《短歌行》、《观沧海》都是流传千古的佳作。宋人在歌颂曹操文武绝伦之时，也称颂曹操的诗才，让曹操在雄伟豪壮之中又增添了一份潇洒风流的气度。如王铚《题洛神赋图诗》：“曹公文武俱绝伦，传与陈王赋洛神。”认为曹操不仅文武绝伦，而且诗思才情也同样出色，曹植的八斗之才也得自曹操的遗传。周文璞的《铜雀研》：“低吟短歌行，想像奸雄才。”黄庭坚的《送曹子方福建路运判兼简运使张仲谋》：“从军赋诗横槊间。阿瞒文武如兕虎”都描绘了一个上马能作战、下马能作诗的文采风流的曹操形象。梅尧臣的《和杨子聪会薰尉家》：“吾爱曹公诗，古来不敢非。”也对曹操的诗才给予很高的评价。
（三）能吏形象
许邵对曹操的评价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后人对曹操的评价，多着眼于“乱世之奸雄”。但在曹操成为奸雄之前，他做过东汉的官员，一定程度上展示了其治世之能。其中有一件棒杀蹇硕叔父的事例，便是其治世之能的小试牛刀：“太祖初入尉廨，缮治四门。造五色棒，县门左右各十馀枚，有犯禁者，不避豪强，皆棒杀之。后数月，灵帝爱幸小黄门蹇硕叔父夜行，即杀之。京师敛迹，莫敢犯者。”曹操不畏强暴，整顿法纪，除暴安良，树立了良好的形象，也是其治世能臣的具体体现。宋代诗人就对曹操的这个壮举给予称颂。曹勋在《送人倅潮阳》写道：“垂棒不妨希孟德，荣亲当复比安仁。”对曹操棒杀权贵的事迹高度赞扬，并表达了向往和钦慕。曹操以治世能臣的面孔出现，进一步丰富了其在咏史诗中的形象。
二、奸雄的多样脸谱
宋代是曹操形象的分水岭，宋诗对曹操的差评，不仅数量骤增，评价的角度也各不相同，最终形成了宋代咏史诗中丰富多彩的曹操负面形象。
（一）不臣之心
“无君之迹”是曹操最大的污点。在唐代咏史诗中，部分诗人提及曹操的“无君之迹”、“不臣之心”，但并非主流声音。到了宋代，这种评价则成了多数诗人的普遍共识，并且数量众多，批判的角度较之唐诗也更加深入和多样。 这些批判从谴责的深浅程度和言辞的激烈程度上看，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一是认为篡汉称帝是曹操蓄谋已久的意图，并且也为之努力，只是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得逞而已。于石的《曹操》：“心非禅代荀文若，目識奸雄许子将。身苟未亡终篡汉，不知何德比文王。”曹操曾自比文王，但于石认为曹操是有称帝野心的，如果他能多活些时日，绝对会篡汉称帝的，这样的德行自然也是没资格和周文王相提并论的。胡寅《和仁仲孱陵有感》：“奸雄乘乱谋称帝，不暇从容问传器。”也认为曹操窥视汉鼎，早有称帝野心。另一种观点，则着重批判曹操独揽朝纲、弄权欺上，有不忠之状，但并没有提及他有篡位之志。李廌的《孔北海堂》：“阿瞒制威福，九鼎若缀旒。”指出曹操控制朝堂、专权跋扈，使得东汉皇权旁落。李覯《忠武侯》：“何如新野羁栖后，正值曹公挟帝时。”直指曹操挟持皇帝，以下犯上。王周的《赤壁》：“若使曹瞒忠汉室，周郎焉敢破王师。”认为周瑜之所以能在赤壁之战中取得胜利，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曹操只是挟天子以令诸侯，并非真正忠于汉室，否定其权利的合法性和发动战争的正义性。
（二）奸诈狡猾
曹操的民间形象最终定型为白脸奸臣，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他奸诈狡猾的性格。关于曹操的奸狡，在史书中也有诸多记述。一则耳熟能详的故事是官渡之战前，许攸向曹操投诚，见面后问曹操还有多少军粮，曹操一再说谎，许攸逼问三四次曹操才交出实底。从这个故事中，曹操的狡诈形象就可见一斑。唐人崇尚功业、崇拜英雄，便会自动过滤掉他身上的缺点，所以唐诗中很少能见到曹操的奸狡形象。宋人则更愿意从道德层面去评价曹操，于是奸诈的性格便成为宋代诗人批判曹操的一个重要角度，在咏史诗中多次被提及。
陈杰的《曹操》一诗：“鹿去卯金刀，当涂未敢高。争荣犹在弈，食马已同槽。身后三分闰，生前百诈劳。就如题墓上，盗豹亦焉逃。”诗人认为曹操生前狡诈无比，若将其狡诈题在其墓碑上，盗墓的猛兽也会吓的逃跑。诗人用语可谓十分刻薄，但也将曹操的奸狡形象刻画的入木三分。曹操疑冢的故事，也是其狡黠性格的表现。许及之《曹操冢》：“舜葬苍梧的可知，九疑犹是后人思。阿瞒不作瞒心事，何用累累多冢为。”罗公升《曹操疑冢》：“汉文因山事已定，曹操疑冢忧更深。假饶掩得腥臊骨，难掩欺孤一片心。”两首诗都认为曹操生前做了瞒心事，才担心死后被人掘墓。狡诈之人，必以狡诈之心度人，所以建疑冢以惑后人。曹操奸诈形象呼之欲出。
（三）宋代的铜雀诗
宋代的铜雀诗与以前相比有了新的特点，即更多的铜雀诗吟咏对象变成了“铜雀瓦砚”。 历经几百年的风雨，铜雀台已不复当年的辉煌，而由铜雀瓦所磨制成的铜雀砚却成了贵重稀罕之物，为文人墨客所钟爱。当诗人们把玩这千金难求的铜雀砚时，不可避免的会联想到与之息息相关的曹操。于是，曹操又出现在宋人的铜雀瓦砚诗中，并成为嘲讽的对象。赵文的《铜雀瓦》云：“曹公筑铜台，气力雄九有。咿嘤到香履，千古开笑口……可怜台上人，不如此瓦寿。”曹操筑铜雀台时，正值鼎盛时期，所以“气力雄九有”。但分香卖履之遗令，又成千古笑柄。而如今，瓦砚虽在，筑台人却早已驾鹤西去，这是何等的悲凉啊！他的另一首《铜雀砚》：“老瞒智计笼天下，歌舞未终铜雀夜。可怜用破一生心，不及当时台上瓦。”以及刘克庄的《铜雀瓦砚歌一首谢林法曹》：“书生一砚何足计，老瞒万瓦扫地空。”都表达了类似的情感，对曹操进行嘲讽。
（四）满纸“瞒”与“贼”
宋代曹操形象的恶化，反映在咏史诗中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对其称谓的变化。在宋前咏史诗中，对曹操的称谓主要有曹操、魏武、曹公、英雄等，多是正面或中性的词语，当然，也有部分贬损性的称呼，如“曹瞒”等，不过数量极少。但到了宋代，情况就完全变了，满纸阿瞒、老瞒、曹瞒、奸雄、老贼……贬损性的称呼成了主流，甚至在一些称颂曹操的诗中，也用贬损性的称谓，而对曹操正面的称呼反居其次了。如张耒的《送曹子方赴福建运判》：“平生邺下曹公子，家世风流合有文。横槊尚传瞒相国，紫髯不是画将军。”和黄庭坚的《送曹子方福建路运判兼简运使张仲谋》：“阿瞒文武如兕虎”，明明是在夸曹操，但却称其为“瞒相国”、“阿瞒”，可以推测当时曹操的形象已然恶化，贬损性称谓已然流行，所以即便诗人夸赞他，也不自觉用了贬损的称呼。此外，白玉蟾的《武昌怀古十咏？赤壁》：“不说江山笑老权，尽称造化戏曹瞒。”称其为“曹瞒”；王十朋的《魏武帝》：“奸雄有遗迹，草木尚西顾。”称其为“奸雄”；陈造的《曹魏二首》：“老瞒淯水如先死，不必炎刘果后亡。”称其为“老瞒”；孙应时的《读士元传》：“老贼狐鬼啸，汉鼎不复支。”称其为老贼……
称谓的变化反应的是整个时代的特征。宋代遵循祖宗之法，重文抑武，宋人不再如唐人那般有着强烈的建功立业的愿望和英雄情结，取而代之的是更加看重道德标准和道德评判。尤其是到南宋时期，朝廷偏安一隅、和北方政权长期对峙的情况与三国时期东吴颇有几分相似，而北方的金国则与曹魏有些相似，所以曹魏在南宋甚至被演变成敌国的意向。如陆游就有“天心大讨曹”的诗句，直接把伐金说成讨曹，可见曹操在宋人心中的形象已经十分恶劣了。再加上当时正统观念的变化、道德标准的提高，使曹操在宋人心中的形象进一步沦陷，而其贬损性称谓的普及也就顺理成章了。
除了以上几点，曹操乱杀贤能的行为在宋代也继续为诗人们所诟病。刘克庄《吊锦鸡一首呈叶任道》：“老瞒戕孔公，千载愤凛凛。”批判了曹操残害孔融。李新的《送高执中赴文州楒林》：“老瞒畏口实，假手待黄祖。”指责曹操借刀杀人除掉祢衡。另外，曹操还干过一件为世人所不齿的事——组织盗墓。陈琳《为袁绍檄豫州》：“操又特置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所过隳突，无骸不露。”揭露了曹操的恶劣行径，而这种行径也被宋人反映到诗中。方回的《闻盗发亡男雷孙墓》：“得非阿瞒党，忍作发丘郎。”将盗墓者说成是曹操的同党，又赋予了曹操在宋诗中另一种丑恶形象。
总之，由于时代的变化、社会的变迁，曹操在宋代咏史诗中的形象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虽然仍有不少称颂之声，但负面评价已成主流，贬损性称谓逐渐普及，曹操白脸奸臣的形象也不断形成。
参考文献：
[1]陈贻焮主编：《增订注释全唐诗》，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
[2]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
[3]陈寿：《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
[4]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北京：古籍出版社，1956年；
[5]赵立春：《从唐诗看唐人对曹操的评价》，《钦州学院学报》，2016年第5期；
[6]刘尊明：《历史与诗人心灵的碰撞——唐诗咏三国论析》，《文学遗产》，1992年第5期；
[7]关四平：《论宋元咏三国诗的时代文化烙印》，《学术交流 》，2004年第7期。
关键词：咏史诗；曹操；形象；老瞒；奸雄
引言
曹操是一个十分复杂和独特的人。他的事迹，在历代史书、评论、小说、话本以及诗文中被无数次提及和演绎。在咏史诗中，曹操也受到广泛关注，历代诗人们都试图从各个角度去解读和重塑曹操。近年来，对于咏史诗的研究逐年深入，但对咏史诗中历史人物个案特别是咏曹操诗的研究明显缺乏，而其中专门研究宋代咏史诗中曹操形象的论述则几近空白。因此，研究宋代咏史诗中的曹操形象，对于进一步丰富咏史诗研究和曹操形象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
在唐人心目中，雄才大略和丰功伟绩仍是曹操形象的主流。然而到了宋代，对曹操的负面评价成为这个时代的主流。尤其是南宋时期，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家们站在道德高地审视历史人物，曹操在这一时期更是收获无数骂名。反映到咏史诗中，也呈现出与此相类似的情状。宋代的咏曹操虽然也不乏赞颂和钦慕的篇章，但对曹操的指責、谩骂、讽刺甚至诋毁已成为主流，并且角度不一、评价各异，可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更加全面更加丰富的展示了曹操的多面形象。
一、宋代咏史诗对曹操的肯定
宋代咏曹操诗对曹操的贬斥观点占压倒性优势，但仍有部分（大多是北宋诗人）诗人坚持自己的判断标准，更多的着眼于曹操身上的闪光点，给予他正面和肯定的评价。在他们笔下，曹操形象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一）客观评价，好坏参半。
相较于唐人赞曹操诗单纯的追捧，宋诗对曹操的肯定则更加客观全面，而这些客观全面的评价主要从两个维度勾画曹操的生动形象。一是赞其芟夷群雄，怜其功败垂成。最有代表性的是苏门四学士之一的张耒的《题谯东魏武帝庙》：“草昧群龙鬬，英雄接上游。吴卑青盖伏，蜀陋葆车留。挟汉临诸夏，中原半九州。人惊吕布缚，谁信本初忧。天作西南限，时方割据秋。力终回赤壁，功止霸诸侯。历数知归禹，乾坤正造周。事商完夙志，传子岂人谋。铜雀佳人恨，西陵拱木秋。千年故乡庙，歌舞荐牢羞。”曹操乱世起兵，几经干戈，杀吕布、灭袁绍，逐步统一北方、据有中原，功高盖世，一时无二，之后却遭遇了赤壁惨败，导致其统一中国的理想再难实现。诗人概括了曹操波澜壮阔的一生经历，对其英雄事迹充满赞叹，也对其功业未竟“功止霸诸侯”感到惋惜，最后又将视野转移到铜雀台，在暗讽曹操英雄气短儿女情长之时也生出无限感慨和悲凉。洪皓的《讲武城》：“曹公走熙尚，气欲陵韩白。……北虽破乌丸，南亦困赤壁。……回首铜雀台，鼓吹喧黾蝈。”与张耒异曲同工，唯其赞曹操“气欲陵韩白”，较之陈寿的“该韩白之才”更胜一筹，曹操英武形象更加突出。此外，王安石的《将次相州》：“功名盖世知谁是，气力回天到此休。何必地中余故物，魏公诸子分衣裘。”贺铸的《故邺》：“魏武昔恢图，北平谭尚孽……将行迁鼎志，遽有分香诀。”都是既有对曹操的称颂，也有惋惜和感慨，赞叹结合，融于一诗，使曹操形象更加生动。二是颂其文治武功，责其不臣之心。同为苏门四学士的黄庭坚在《读曹公传》写道：“南征北伐报功频，刘氏亲为魏国宾。毕竟以丕成霸业，岂能于汉作纯臣。”曹操南征北战功勋卓著，从功业角度自然是光辉的。但从道德层面，虽然终其一生未称帝，但毕竟其子曹丕称帝了，所以曹操无论如何也算不了忠臣的。陆文圭的《孟德孔明》：“孔明孟德两驰驱，三国人才信有馀。未肯草庐终此世，不知精舍读何书。木牛古不傅遗法，铜雀今成一废墟。毕竟忠邪天不识，当年成败复何如。”诗人将曹操和诸葛亮放在一起比较，既肯定了他们的才能，但也认为他们忠奸有别，在赞扬曹操的同时也给他贴上了奸邪的标签。梅尧臣《送曹测崇班驻泊相州》也说“哀哉魏武帝，雄智图九锡。”既承认其有雄智，又指出其图九锡，展示了一个才略出众志向远大却有非分之想的复杂的曹操形象。
（二）文武绝伦，诗才出众。
曹操文才武略，不仅是一个出色的政治家、军事家，还是一个杰出的诗人，他所作的《短歌行》、《观沧海》都是流传千古的佳作。宋人在歌颂曹操文武绝伦之时，也称颂曹操的诗才，让曹操在雄伟豪壮之中又增添了一份潇洒风流的气度。如王铚《题洛神赋图诗》：“曹公文武俱绝伦，传与陈王赋洛神。”认为曹操不仅文武绝伦，而且诗思才情也同样出色，曹植的八斗之才也得自曹操的遗传。周文璞的《铜雀研》：“低吟短歌行，想像奸雄才。”黄庭坚的《送曹子方福建路运判兼简运使张仲谋》：“从军赋诗横槊间。阿瞒文武如兕虎”都描绘了一个上马能作战、下马能作诗的文采风流的曹操形象。梅尧臣的《和杨子聪会薰尉家》：“吾爱曹公诗，古来不敢非。”也对曹操的诗才给予很高的评价。
（三）能吏形象
许邵对曹操的评价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后人对曹操的评价，多着眼于“乱世之奸雄”。但在曹操成为奸雄之前，他做过东汉的官员，一定程度上展示了其治世之能。其中有一件棒杀蹇硕叔父的事例，便是其治世之能的小试牛刀：“太祖初入尉廨，缮治四门。造五色棒，县门左右各十馀枚，有犯禁者，不避豪强，皆棒杀之。后数月，灵帝爱幸小黄门蹇硕叔父夜行，即杀之。京师敛迹，莫敢犯者。”曹操不畏强暴，整顿法纪，除暴安良，树立了良好的形象，也是其治世能臣的具体体现。宋代诗人就对曹操的这个壮举给予称颂。曹勋在《送人倅潮阳》写道：“垂棒不妨希孟德，荣亲当复比安仁。”对曹操棒杀权贵的事迹高度赞扬，并表达了向往和钦慕。曹操以治世能臣的面孔出现，进一步丰富了其在咏史诗中的形象。
二、奸雄的多样脸谱
宋代是曹操形象的分水岭，宋诗对曹操的差评，不仅数量骤增，评价的角度也各不相同，最终形成了宋代咏史诗中丰富多彩的曹操负面形象。
（一）不臣之心
“无君之迹”是曹操最大的污点。在唐代咏史诗中，部分诗人提及曹操的“无君之迹”、“不臣之心”，但并非主流声音。到了宋代，这种评价则成了多数诗人的普遍共识，并且数量众多，批判的角度较之唐诗也更加深入和多样。 这些批判从谴责的深浅程度和言辞的激烈程度上看，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一是认为篡汉称帝是曹操蓄谋已久的意图，并且也为之努力，只是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得逞而已。于石的《曹操》：“心非禅代荀文若，目識奸雄许子将。身苟未亡终篡汉，不知何德比文王。”曹操曾自比文王，但于石认为曹操是有称帝野心的，如果他能多活些时日，绝对会篡汉称帝的，这样的德行自然也是没资格和周文王相提并论的。胡寅《和仁仲孱陵有感》：“奸雄乘乱谋称帝，不暇从容问传器。”也认为曹操窥视汉鼎，早有称帝野心。另一种观点，则着重批判曹操独揽朝纲、弄权欺上，有不忠之状，但并没有提及他有篡位之志。李廌的《孔北海堂》：“阿瞒制威福，九鼎若缀旒。”指出曹操控制朝堂、专权跋扈，使得东汉皇权旁落。李覯《忠武侯》：“何如新野羁栖后，正值曹公挟帝时。”直指曹操挟持皇帝，以下犯上。王周的《赤壁》：“若使曹瞒忠汉室，周郎焉敢破王师。”认为周瑜之所以能在赤壁之战中取得胜利，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曹操只是挟天子以令诸侯，并非真正忠于汉室，否定其权利的合法性和发动战争的正义性。
（二）奸诈狡猾
曹操的民间形象最终定型为白脸奸臣，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他奸诈狡猾的性格。关于曹操的奸狡，在史书中也有诸多记述。一则耳熟能详的故事是官渡之战前，许攸向曹操投诚，见面后问曹操还有多少军粮，曹操一再说谎，许攸逼问三四次曹操才交出实底。从这个故事中，曹操的狡诈形象就可见一斑。唐人崇尚功业、崇拜英雄，便会自动过滤掉他身上的缺点，所以唐诗中很少能见到曹操的奸狡形象。宋人则更愿意从道德层面去评价曹操，于是奸诈的性格便成为宋代诗人批判曹操的一个重要角度，在咏史诗中多次被提及。
陈杰的《曹操》一诗：“鹿去卯金刀，当涂未敢高。争荣犹在弈，食马已同槽。身后三分闰，生前百诈劳。就如题墓上，盗豹亦焉逃。”诗人认为曹操生前狡诈无比，若将其狡诈题在其墓碑上，盗墓的猛兽也会吓的逃跑。诗人用语可谓十分刻薄，但也将曹操的奸狡形象刻画的入木三分。曹操疑冢的故事，也是其狡黠性格的表现。许及之《曹操冢》：“舜葬苍梧的可知，九疑犹是后人思。阿瞒不作瞒心事，何用累累多冢为。”罗公升《曹操疑冢》：“汉文因山事已定，曹操疑冢忧更深。假饶掩得腥臊骨，难掩欺孤一片心。”两首诗都认为曹操生前做了瞒心事，才担心死后被人掘墓。狡诈之人，必以狡诈之心度人，所以建疑冢以惑后人。曹操奸诈形象呼之欲出。
（三）宋代的铜雀诗
宋代的铜雀诗与以前相比有了新的特点，即更多的铜雀诗吟咏对象变成了“铜雀瓦砚”。 历经几百年的风雨，铜雀台已不复当年的辉煌，而由铜雀瓦所磨制成的铜雀砚却成了贵重稀罕之物，为文人墨客所钟爱。当诗人们把玩这千金难求的铜雀砚时，不可避免的会联想到与之息息相关的曹操。于是，曹操又出现在宋人的铜雀瓦砚诗中，并成为嘲讽的对象。赵文的《铜雀瓦》云：“曹公筑铜台，气力雄九有。咿嘤到香履，千古开笑口……可怜台上人，不如此瓦寿。”曹操筑铜雀台时，正值鼎盛时期，所以“气力雄九有”。但分香卖履之遗令，又成千古笑柄。而如今，瓦砚虽在，筑台人却早已驾鹤西去，这是何等的悲凉啊！他的另一首《铜雀砚》：“老瞒智计笼天下，歌舞未终铜雀夜。可怜用破一生心，不及当时台上瓦。”以及刘克庄的《铜雀瓦砚歌一首谢林法曹》：“书生一砚何足计，老瞒万瓦扫地空。”都表达了类似的情感，对曹操进行嘲讽。
（四）满纸“瞒”与“贼”
宋代曹操形象的恶化，反映在咏史诗中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对其称谓的变化。在宋前咏史诗中，对曹操的称谓主要有曹操、魏武、曹公、英雄等，多是正面或中性的词语，当然，也有部分贬损性的称呼，如“曹瞒”等，不过数量极少。但到了宋代，情况就完全变了，满纸阿瞒、老瞒、曹瞒、奸雄、老贼……贬损性的称呼成了主流，甚至在一些称颂曹操的诗中，也用贬损性的称谓，而对曹操正面的称呼反居其次了。如张耒的《送曹子方赴福建运判》：“平生邺下曹公子，家世风流合有文。横槊尚传瞒相国，紫髯不是画将军。”和黄庭坚的《送曹子方福建路运判兼简运使张仲谋》：“阿瞒文武如兕虎”，明明是在夸曹操，但却称其为“瞒相国”、“阿瞒”，可以推测当时曹操的形象已然恶化，贬损性称谓已然流行，所以即便诗人夸赞他，也不自觉用了贬损的称呼。此外，白玉蟾的《武昌怀古十咏？赤壁》：“不说江山笑老权，尽称造化戏曹瞒。”称其为“曹瞒”；王十朋的《魏武帝》：“奸雄有遗迹，草木尚西顾。”称其为“奸雄”；陈造的《曹魏二首》：“老瞒淯水如先死，不必炎刘果后亡。”称其为“老瞒”；孙应时的《读士元传》：“老贼狐鬼啸，汉鼎不复支。”称其为老贼……
称谓的变化反应的是整个时代的特征。宋代遵循祖宗之法，重文抑武，宋人不再如唐人那般有着强烈的建功立业的愿望和英雄情结，取而代之的是更加看重道德标准和道德评判。尤其是到南宋时期，朝廷偏安一隅、和北方政权长期对峙的情况与三国时期东吴颇有几分相似，而北方的金国则与曹魏有些相似，所以曹魏在南宋甚至被演变成敌国的意向。如陆游就有“天心大讨曹”的诗句，直接把伐金说成讨曹，可见曹操在宋人心中的形象已经十分恶劣了。再加上当时正统观念的变化、道德标准的提高，使曹操在宋人心中的形象进一步沦陷，而其贬损性称谓的普及也就顺理成章了。
除了以上几点，曹操乱杀贤能的行为在宋代也继续为诗人们所诟病。刘克庄《吊锦鸡一首呈叶任道》：“老瞒戕孔公，千载愤凛凛。”批判了曹操残害孔融。李新的《送高执中赴文州楒林》：“老瞒畏口实，假手待黄祖。”指责曹操借刀杀人除掉祢衡。另外，曹操还干过一件为世人所不齿的事——组织盗墓。陈琳《为袁绍檄豫州》：“操又特置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所过隳突，无骸不露。”揭露了曹操的恶劣行径，而这种行径也被宋人反映到诗中。方回的《闻盗发亡男雷孙墓》：“得非阿瞒党，忍作发丘郎。”将盗墓者说成是曹操的同党，又赋予了曹操在宋诗中另一种丑恶形象。
总之，由于时代的变化、社会的变迁，曹操在宋代咏史诗中的形象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虽然仍有不少称颂之声，但负面评价已成主流，贬损性称谓逐渐普及，曹操白脸奸臣的形象也不断形成。
参考文献：
[1]陈贻焮主编：《增订注释全唐诗》，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
[2]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
[3]陈寿：《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
[4]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北京：古籍出版社，1956年；
[5]赵立春：《从唐诗看唐人对曹操的评价》，《钦州学院学报》，2016年第5期；
[6]刘尊明：《历史与诗人心灵的碰撞——唐诗咏三国论析》，《文学遗产》，1992年第5期；
[7]关四平：《论宋元咏三国诗的时代文化烙印》，《学术交流 》，2004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