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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作为中国与东南亚联系与交往的重要前沿，有着与东南亚接壤或相邻的天然地缘优势，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和“一带一路”建设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云南与东南亚自然地理山水相连、文化交流源远流长，近代以来，云南在发展的不同时期往东南亚派遣留学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面向东南亚国际合作办学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办学模式和专业上特点鲜明。
一、区域和范围的界定
东南亚位于亚洲东南部，包括中南半岛和马来群岛两大部分。东南亚地区共有11个国家，其中越南、老挝、缅甸与云南陆上接壤。与东南亚相对应的概念为“东盟”，即东南亚国家联盟，于1967年成立。东南亚国家中除东帝汶外，都属东盟成员。在东南亚国家中，云南国际合作办学学生主要留学目的国是泰国、缅甸、越南、老挝、柬埔寨五国。因此该五国为本文的重点考察区域。
云南与东南亚国际合作办学应包括两方面的流向，即一方面是云南学生到东南亚国家学习，另一方面是东南亚国家学生到云南学习。为体现研究的针对性，本文将云南学生到东南亚国家留学单独剥离出来，界定为云南面向东南亚国际合作范围，重点关注通过地方政府或高等院校派出的类别群体。
二、云南面向东南亚国际合作办学的缘起与发展
我国最早向国外派遣留学生，是公元1872年至1875年间开始的，当时清政府面对内忧外患的形势，为了扭转国家命运，开始了向西方学习的“洋务运动”。曾国藩为了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开启了近代教育国际化的大门，1872年派容闳（王丽云在《留学生与云南近代化》中称其为“近代留学之父”）率120名青年赴美留学，开创了我国近代史上留学教育的先例。云南从公元1902年第一次向日本派遣留学生，为云南首次选派学生出国留学，这比中央选派留学生出国虽晚了20多年，但在全国各省中，又算是开始留学教育较早的省份。
云南早期选派留学生的主要流向为欧美、亚洲等部分国家和地区，也有部分到东南亚地区留学，主要国家为安南（今越南）、缅甸、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光绪三十年（1904年），云南派赴河内约20人。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又续送数十名到越南巴维学校，其中有后来参加民主革命的徐濂。这一时期，派到越南留学的包括，红河李丕章到越南河内医科大学学习医学；大理徐之琛、邓鸿蓬、昭通赵瑞到越南巴维学校学习。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缅甸设中英学堂，要求清云南地方政府派人往学，亦选送25名。
此时期，为云南省次派遣学生到东南亚留学时期，东南亚多国已沦为西方国家殖民地，派遣学生到越南巴维学校时，越南为法国殖民地；派遣学生到缅甸中英学堂时，缅甸为英国殖民地。留学学习的专业比较广泛，包括军事、医学等专业，留学目的主要为学习先进科学知识和民主革命思想。留学回国后对云南地方文化教育的发展，对革命思想的传播和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如邓鸿蓬（1880—1948），大理弥渡县弥城镇人，废科举后，赴法属越南巴维学校攻读。回国后就读广西法政学院，毕业成绩列优等第一名。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加入同盟会，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加入国民党。在民主革命运动、捐资兴学、融洽商情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在这个时期，云南参照中国最早的有关选派海外留学生的规定——北洋政府教育部1916年10月18日制定的《选派留学外国学生规程》，结合实际，拟定具体实施办法，出台了《留日学生管理办法》《选补暨管理自费留日学生规程》《考选派欧美留学办法》《欧美留学生自费生津贴办法》《选派欧美留学生暂行章程》等管理制度和规定，对留学生的选派、名额、资助、奖学金、回省后就业都作了明文规定，体现了对留学教育给予的高度重视。但也可看出，由于赴东南亚留学人员较少，专门针对东南亚留学的制度文件少见。此后，由于战乱频繁，内忧外患，东南亚多国的留学教育受到严重影响，特别是抗日战争时间，留学生纷纷回国或暂时辍学。
近代云南留学教育的发展史反映了近代云南社会的变迁情况，这是云南近代化的必然结果，其发展受到中国留学教育发展的影响，同时也形成了自己的一些独特性。一是云南留学与全国比较属较早的地方之一。二是云南留学的目的国比较热的地方为欧美、日本、苏联等发达地方，不同时期有不同倾向，但同时也开始流向东南亚国家。三是政府支持力度大，主要为政府主导型留学模式，主要费用由官方提供。四是初步制定出国留学管理规章制度，但以美、日留学生管理制度居多，由于战乱频繁，内忧外患，留学教育受到严重影响，政策缺乏连续性。五是这一时期留学生的主要使命是学习传播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和文化思想，探索救国和复兴之路。
三、东盟成立以来云南面向东南亚国际合作办学发展进程
1967年东盟成立以来，由于受意识形态、政治因素和历史文化的影响，东盟各国和中国关系经历了曲折、起伏的发展过程。
中国与东盟的关系在20世纪90年代全面恢复正常，之后，中国与东盟的关系日益密切，双方合作的领域大幅深化和拓展。为培养更多云南省急需人才，云南省政府从1986年开始设立“云南省地方公派留学基金”，每年拨出50万美元及相配套的人民币供我省地方公派出国留学专用。云南省地方公派出国留学主要针对各高校，每年选派 40～50 人，对省内重点学科、重点实验室、重点专业的学科带头人、骨干教师等给予优先考虑。随着教育国际化的大趋势和潮流，云南各高校积极开辟对外交流渠道，通过校际互访、学生交换、研究项目合作、争取国外奖学金、自筹经费等形式，高等院校面向东南亚派出学生逐渐成为公派出国的主要渠道之一。
2004年，在第八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上，双方签署《落实中国-东盟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宣言的行动计划》，教育合作被提到战略发展的前列。2006年《中国-东盟纪念峰会联合声明》指出，加强社会文化合作，鼓励和扩大双方中等和高等教育机构之间的合作、设立中国-东盟名誉奖学金、加强学术交流等教育方面的合作。《云南省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指出，經过5～10年，建好“一园三平台”，即国际教育家园、国际教育基础建设平台、国际教育人才培养平台、国际教育交流合作平台。在国家政策的扶持下，云南省高等教育面向东南亚地区的交流合作呈现飞速发展的态势。 近年来，云南采取多形式、多渠道派出留学人员，以多种方式培养国际化人才。云南高校的教学和科研人员积极申报国家公派、西部项目和地方公派项目，出国留学人员稳步增加。与此同时，联合培养，自费留学逐渐成为主流，以云南师范大学、云南民族大学为典型的一些高校采取“3+1”“2+1+1”等模式派出在校大学生到东南亚国家学习，为我省培养国际化创新型人才拓展了新的渠道，并逐渐形成国际合作办学的重点项目。据笔者调查统计，目前，通过这类项目到东南亚国家学习的专业主要为泰语、老挝语、柬埔寨语、缅甸语、越南语等东南亚国家语言学习。截至2017年，派出数已达2 300余人。
在中国东盟外交关系正常化和日益频繁的经济贸易背景下，面向东南亚国际合作办学从广度和深度都在拓展。一是规模逐年扩大，反映了东南亚国家教育力量的崛起，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泰国的发展；二是受地缘因素等的影响，东南亚国家已成为云南学生留学的重要目的国；三是从专业分布看，到东南亚国家学习的主要专业为东南亚语种，目前东南亚国家语种开设已成为云南高校的办学特色之一；四是政策鼓励留学，国家留学基金委、地方政府公派留学项目等经费大力支持，同时经费来源从公费支持为主向自费留学为主转变；派出主体从地方政府推动为主向高校自主派出为主转变；五是从合作层次来说，以本科层次为主，有少量专科专业，硕士和博士培养层次为辅。
四、云南面向东南亚国际合作办学的几种模式及其实践
中外合作办学的实践，面临的一个首要问题就是合作办学的模式问题。就全国来看，目前我国高校在国际合作办学中与外方合作形式具有多样化倾向，大部分合作办学的高校采用的是融合型、嫁接型、松散型三种合作模式。根据以上分类模式，云南与东南亚国际合作办学项目主要采用的是嫁接型模式。即云南高校派出学生至东南亚国家高校学习一定时期，完成相应课程，获得相应学分，承认对方的课程质量和学分。根据云南与东南亚国际合作办学项目实践，嫁接型模式具体可分为“1+4”“2+1+1”“3+1”“1+3”等不同类别。“1+4”指的是在云南高校作一年的学习准备，一般是语言培训，如英语或泰语，培训合格后派到合作项目院校，由合作院校按规定学制（如4年本科制）完成培养并颁发学历证书，典型学校如云南师范大学在2006至2009年间与东南亚国家的国际合作办学模式。“2+1+1”指的是在云南高校學习两年的语言，比如学习泰语或越南语，第三年到对象国学习语言专业或其他合作培养专业（如国际经济与贸易），同时完成相应海外实习任务，第四年回国继续完成国内一年学习，典型学校如云南师范大学、云南民族大学和云南大学。“3+1”指的是在云南高校学习3年，第四年到海外合作院校完成学习和学习任务，典型学校如大理大学。“1+3”指的是在国外首先学习一年语言，重点打好语音基础和培养对异国文化的认识，第二、三、四年回校进行系统专业的学习，典型学校如红河学院。但此种方式存在大一新生刚入学就到国外学习的管理难题，目前红河学院正在调整为新生入学先在国内进行1学期基础语音知识学习，第二学期到国外进行为期8个月的专业知识学习，第三学期后返校继续学习。
嫁接型模式因满足学生渴望出国留学的愿望、有效减少了长期在国外学习的经济压力，并且能通过国内外过渡缓冲的进程中适应国外教学方法，进而提高语言基础和应用能力，达到较好教学质量，各高校普遍欢迎和采用。目前已成为云南面向东南亚国际合作办学项目模式的主流模式。云南师范大学结合理论和长期实践，系统总结了面向东南亚国际化人才培养的探索成果，《面向东南亚培养国际化人才的创新与实践》获得第六届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经多年实践的检验，此种模式运行有效并将保持强大的生命力，继续在云南甚至更广阔的范围推广使用。
从培养的专业看，目前主要的专业方向为东南亚语种，截至2017年，云南省开设有东南亚语种的高校达33所院校。专业设置类型主要分为三类，第一类为以东南亚语种命名的专业，如泰语专业、缅甸语专业；第二类是双语专业，英语（越南语）专业、英语（柬埔寨语）专业，学生通过国内和国外两个培养环节，完成英语或一门东南亚小语种两种语言学习培养；第三类为“语言+专业综合培养”，如旅游管理、国际汉语教育等专业，完成英语或一门东南亚小语种语言学习培养，同时完成旅游管理理论和实践、国际汉语教育理论和实践的学习和训练，着力培养综合素质高、具有创新精神和国际视野的专业人才。
五、关于云南面向东南亚国际合作办学的几点思考
总体上说，云南面向东南亚国际合作办学在充分利用地缘优势、促进相互间教育交流与合作、搭建人文互通桥梁、共享人才培养经验、增进友谊和互信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联合培养人才，特别是小语种类人才方面，对于加强学生语言能力、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方面是行之有效的培养模式。
但是，也存在一些不足，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与全国其他区域相比，云南在抓机遇方面稍显滞后。与同为西南的广西相比有很大不足，与邻近的贵州相比也差得太远。特别是自2008年7月起，由外交部、教育部和贵州省政府联合主办，贵州大学等共同承办首届“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后，至今连续九届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均落户贵州，此举给贵州省高校与东南亚国际合作办学带来了新的历史机遇，有效促进了贵州与东南亚的教育国际合作与交流，同时处于西南开放最前沿的云南一再错失机遇。二是目前云南与东南亚国际合作办学项目主要层次为本科合作办学，在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层次上很鲜见。这一方面有东南亚国家如越南、老挝、柬埔寨、缅甸等高等教育发展滞后的原因，但对于中国来讲，也有对对方国家合作培养的研究生学历不承认的因素。这对于云南培养乃至全国培养高层次小语种人才极为不利。三是在办学专业上，主要定位于东南亚语种专业上，这在对促进中国与东南亚的经济文化交流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实施，高校人才培养支撑力度将凸显不足。四是在风险管理方面认知不足，目前云南没有一所高校系统开展风险管理方面的研究，导致一些风险问题逐渐显露。
基于此，笔者建议围绕“一带一路”建设需求开办国际合作办学专业，同时加强风险管理研究，保障办学的健康有序发展。第一，在办学学科和专业上进一步拓展。加强民族学、人类学等学科领域的合作和建设，深刻认识当前发展的机遇和困境，在语言文化纽带的基础上，充分挖掘人类学、民族学在促进与东南亚人类学、民族学发展交流的重要桥梁和纽带作用；努力加强在经贸类、基础设施类、信息类、旅游类等学科领域的合作，推进国际合作办学合作交流，培养专业人才。第二，加强风险管理。一方面，东南亚诸国，国情各异，在种族、文化、宗教与社会制度差异较大。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快速发展，加之历史和国际因素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给中国（云南）面向东南亚国家国际合作办学带来了政治风险和安全风险。另一方面，中国（云南）与东南亚国家在国际合作办学过程中，在办学目标、办学体制、文化观念、培养质量等方面也存在风险。为有序推进云南面向东南亚国际合作办学的健康发展，提升云南国际化办学水平，应加强风险管理研究，有效规避办学风险。
“一带一路”建设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一环，也是我国应对和解决复杂国际事务的有效方式。云南自古以来就是丝绸之路的一部分，在新时代，云南如何利用好“一带一路”建设发展的机遇，在面向东南亚国际合作办学中发挥作用，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相信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实施，人才培养的效益和双方搭建的桥梁作用将在各个领域发挥重要作用。
一、区域和范围的界定
东南亚位于亚洲东南部，包括中南半岛和马来群岛两大部分。东南亚地区共有11个国家，其中越南、老挝、缅甸与云南陆上接壤。与东南亚相对应的概念为“东盟”，即东南亚国家联盟，于1967年成立。东南亚国家中除东帝汶外，都属东盟成员。在东南亚国家中，云南国际合作办学学生主要留学目的国是泰国、缅甸、越南、老挝、柬埔寨五国。因此该五国为本文的重点考察区域。
云南与东南亚国际合作办学应包括两方面的流向，即一方面是云南学生到东南亚国家学习，另一方面是东南亚国家学生到云南学习。为体现研究的针对性，本文将云南学生到东南亚国家留学单独剥离出来，界定为云南面向东南亚国际合作范围，重点关注通过地方政府或高等院校派出的类别群体。
二、云南面向东南亚国际合作办学的缘起与发展
我国最早向国外派遣留学生，是公元1872年至1875年间开始的，当时清政府面对内忧外患的形势，为了扭转国家命运，开始了向西方学习的“洋务运动”。曾国藩为了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开启了近代教育国际化的大门，1872年派容闳（王丽云在《留学生与云南近代化》中称其为“近代留学之父”）率120名青年赴美留学，开创了我国近代史上留学教育的先例。云南从公元1902年第一次向日本派遣留学生，为云南首次选派学生出国留学，这比中央选派留学生出国虽晚了20多年，但在全国各省中，又算是开始留学教育较早的省份。
云南早期选派留学生的主要流向为欧美、亚洲等部分国家和地区，也有部分到东南亚地区留学，主要国家为安南（今越南）、缅甸、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光绪三十年（1904年），云南派赴河内约20人。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又续送数十名到越南巴维学校，其中有后来参加民主革命的徐濂。这一时期，派到越南留学的包括，红河李丕章到越南河内医科大学学习医学；大理徐之琛、邓鸿蓬、昭通赵瑞到越南巴维学校学习。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缅甸设中英学堂，要求清云南地方政府派人往学，亦选送25名。
此时期，为云南省次派遣学生到东南亚留学时期，东南亚多国已沦为西方国家殖民地，派遣学生到越南巴维学校时，越南为法国殖民地；派遣学生到缅甸中英学堂时，缅甸为英国殖民地。留学学习的专业比较广泛，包括军事、医学等专业，留学目的主要为学习先进科学知识和民主革命思想。留学回国后对云南地方文化教育的发展，对革命思想的传播和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如邓鸿蓬（1880—1948），大理弥渡县弥城镇人，废科举后，赴法属越南巴维学校攻读。回国后就读广西法政学院，毕业成绩列优等第一名。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加入同盟会，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加入国民党。在民主革命运动、捐资兴学、融洽商情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在这个时期，云南参照中国最早的有关选派海外留学生的规定——北洋政府教育部1916年10月18日制定的《选派留学外国学生规程》，结合实际，拟定具体实施办法，出台了《留日学生管理办法》《选补暨管理自费留日学生规程》《考选派欧美留学办法》《欧美留学生自费生津贴办法》《选派欧美留学生暂行章程》等管理制度和规定，对留学生的选派、名额、资助、奖学金、回省后就业都作了明文规定，体现了对留学教育给予的高度重视。但也可看出，由于赴东南亚留学人员较少，专门针对东南亚留学的制度文件少见。此后，由于战乱频繁，内忧外患，东南亚多国的留学教育受到严重影响，特别是抗日战争时间，留学生纷纷回国或暂时辍学。
近代云南留学教育的发展史反映了近代云南社会的变迁情况，这是云南近代化的必然结果，其发展受到中国留学教育发展的影响，同时也形成了自己的一些独特性。一是云南留学与全国比较属较早的地方之一。二是云南留学的目的国比较热的地方为欧美、日本、苏联等发达地方，不同时期有不同倾向，但同时也开始流向东南亚国家。三是政府支持力度大，主要为政府主导型留学模式，主要费用由官方提供。四是初步制定出国留学管理规章制度，但以美、日留学生管理制度居多，由于战乱频繁，内忧外患，留学教育受到严重影响，政策缺乏连续性。五是这一时期留学生的主要使命是学习传播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和文化思想，探索救国和复兴之路。
三、东盟成立以来云南面向东南亚国际合作办学发展进程
1967年东盟成立以来，由于受意识形态、政治因素和历史文化的影响，东盟各国和中国关系经历了曲折、起伏的发展过程。
中国与东盟的关系在20世纪90年代全面恢复正常，之后，中国与东盟的关系日益密切，双方合作的领域大幅深化和拓展。为培养更多云南省急需人才，云南省政府从1986年开始设立“云南省地方公派留学基金”，每年拨出50万美元及相配套的人民币供我省地方公派出国留学专用。云南省地方公派出国留学主要针对各高校，每年选派 40～50 人，对省内重点学科、重点实验室、重点专业的学科带头人、骨干教师等给予优先考虑。随着教育国际化的大趋势和潮流，云南各高校积极开辟对外交流渠道，通过校际互访、学生交换、研究项目合作、争取国外奖学金、自筹经费等形式，高等院校面向东南亚派出学生逐渐成为公派出国的主要渠道之一。
2004年，在第八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上，双方签署《落实中国-东盟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宣言的行动计划》，教育合作被提到战略发展的前列。2006年《中国-东盟纪念峰会联合声明》指出，加强社会文化合作，鼓励和扩大双方中等和高等教育机构之间的合作、设立中国-东盟名誉奖学金、加强学术交流等教育方面的合作。《云南省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指出，經过5～10年，建好“一园三平台”，即国际教育家园、国际教育基础建设平台、国际教育人才培养平台、国际教育交流合作平台。在国家政策的扶持下，云南省高等教育面向东南亚地区的交流合作呈现飞速发展的态势。 近年来，云南采取多形式、多渠道派出留学人员，以多种方式培养国际化人才。云南高校的教学和科研人员积极申报国家公派、西部项目和地方公派项目，出国留学人员稳步增加。与此同时，联合培养，自费留学逐渐成为主流，以云南师范大学、云南民族大学为典型的一些高校采取“3+1”“2+1+1”等模式派出在校大学生到东南亚国家学习，为我省培养国际化创新型人才拓展了新的渠道，并逐渐形成国际合作办学的重点项目。据笔者调查统计，目前，通过这类项目到东南亚国家学习的专业主要为泰语、老挝语、柬埔寨语、缅甸语、越南语等东南亚国家语言学习。截至2017年，派出数已达2 300余人。
在中国东盟外交关系正常化和日益频繁的经济贸易背景下，面向东南亚国际合作办学从广度和深度都在拓展。一是规模逐年扩大，反映了东南亚国家教育力量的崛起，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泰国的发展；二是受地缘因素等的影响，东南亚国家已成为云南学生留学的重要目的国；三是从专业分布看，到东南亚国家学习的主要专业为东南亚语种，目前东南亚国家语种开设已成为云南高校的办学特色之一；四是政策鼓励留学，国家留学基金委、地方政府公派留学项目等经费大力支持，同时经费来源从公费支持为主向自费留学为主转变；派出主体从地方政府推动为主向高校自主派出为主转变；五是从合作层次来说，以本科层次为主，有少量专科专业，硕士和博士培养层次为辅。
四、云南面向东南亚国际合作办学的几种模式及其实践
中外合作办学的实践，面临的一个首要问题就是合作办学的模式问题。就全国来看，目前我国高校在国际合作办学中与外方合作形式具有多样化倾向，大部分合作办学的高校采用的是融合型、嫁接型、松散型三种合作模式。根据以上分类模式，云南与东南亚国际合作办学项目主要采用的是嫁接型模式。即云南高校派出学生至东南亚国家高校学习一定时期，完成相应课程，获得相应学分，承认对方的课程质量和学分。根据云南与东南亚国际合作办学项目实践，嫁接型模式具体可分为“1+4”“2+1+1”“3+1”“1+3”等不同类别。“1+4”指的是在云南高校作一年的学习准备，一般是语言培训，如英语或泰语，培训合格后派到合作项目院校，由合作院校按规定学制（如4年本科制）完成培养并颁发学历证书，典型学校如云南师范大学在2006至2009年间与东南亚国家的国际合作办学模式。“2+1+1”指的是在云南高校學习两年的语言，比如学习泰语或越南语，第三年到对象国学习语言专业或其他合作培养专业（如国际经济与贸易），同时完成相应海外实习任务，第四年回国继续完成国内一年学习，典型学校如云南师范大学、云南民族大学和云南大学。“3+1”指的是在云南高校学习3年，第四年到海外合作院校完成学习和学习任务，典型学校如大理大学。“1+3”指的是在国外首先学习一年语言，重点打好语音基础和培养对异国文化的认识，第二、三、四年回校进行系统专业的学习，典型学校如红河学院。但此种方式存在大一新生刚入学就到国外学习的管理难题，目前红河学院正在调整为新生入学先在国内进行1学期基础语音知识学习，第二学期到国外进行为期8个月的专业知识学习，第三学期后返校继续学习。
嫁接型模式因满足学生渴望出国留学的愿望、有效减少了长期在国外学习的经济压力，并且能通过国内外过渡缓冲的进程中适应国外教学方法，进而提高语言基础和应用能力，达到较好教学质量，各高校普遍欢迎和采用。目前已成为云南面向东南亚国际合作办学项目模式的主流模式。云南师范大学结合理论和长期实践，系统总结了面向东南亚国际化人才培养的探索成果，《面向东南亚培养国际化人才的创新与实践》获得第六届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经多年实践的检验，此种模式运行有效并将保持强大的生命力，继续在云南甚至更广阔的范围推广使用。
从培养的专业看，目前主要的专业方向为东南亚语种，截至2017年，云南省开设有东南亚语种的高校达33所院校。专业设置类型主要分为三类，第一类为以东南亚语种命名的专业，如泰语专业、缅甸语专业；第二类是双语专业，英语（越南语）专业、英语（柬埔寨语）专业，学生通过国内和国外两个培养环节，完成英语或一门东南亚小语种两种语言学习培养；第三类为“语言+专业综合培养”，如旅游管理、国际汉语教育等专业，完成英语或一门东南亚小语种语言学习培养，同时完成旅游管理理论和实践、国际汉语教育理论和实践的学习和训练，着力培养综合素质高、具有创新精神和国际视野的专业人才。
五、关于云南面向东南亚国际合作办学的几点思考
总体上说，云南面向东南亚国际合作办学在充分利用地缘优势、促进相互间教育交流与合作、搭建人文互通桥梁、共享人才培养经验、增进友谊和互信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联合培养人才，特别是小语种类人才方面，对于加强学生语言能力、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方面是行之有效的培养模式。
但是，也存在一些不足，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与全国其他区域相比，云南在抓机遇方面稍显滞后。与同为西南的广西相比有很大不足，与邻近的贵州相比也差得太远。特别是自2008年7月起，由外交部、教育部和贵州省政府联合主办，贵州大学等共同承办首届“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后，至今连续九届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均落户贵州，此举给贵州省高校与东南亚国际合作办学带来了新的历史机遇，有效促进了贵州与东南亚的教育国际合作与交流，同时处于西南开放最前沿的云南一再错失机遇。二是目前云南与东南亚国际合作办学项目主要层次为本科合作办学，在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层次上很鲜见。这一方面有东南亚国家如越南、老挝、柬埔寨、缅甸等高等教育发展滞后的原因，但对于中国来讲，也有对对方国家合作培养的研究生学历不承认的因素。这对于云南培养乃至全国培养高层次小语种人才极为不利。三是在办学专业上，主要定位于东南亚语种专业上，这在对促进中国与东南亚的经济文化交流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实施，高校人才培养支撑力度将凸显不足。四是在风险管理方面认知不足，目前云南没有一所高校系统开展风险管理方面的研究，导致一些风险问题逐渐显露。
基于此，笔者建议围绕“一带一路”建设需求开办国际合作办学专业，同时加强风险管理研究，保障办学的健康有序发展。第一，在办学学科和专业上进一步拓展。加强民族学、人类学等学科领域的合作和建设，深刻认识当前发展的机遇和困境，在语言文化纽带的基础上，充分挖掘人类学、民族学在促进与东南亚人类学、民族学发展交流的重要桥梁和纽带作用；努力加强在经贸类、基础设施类、信息类、旅游类等学科领域的合作，推进国际合作办学合作交流，培养专业人才。第二，加强风险管理。一方面，东南亚诸国，国情各异，在种族、文化、宗教与社会制度差异较大。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快速发展，加之历史和国际因素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给中国（云南）面向东南亚国家国际合作办学带来了政治风险和安全风险。另一方面，中国（云南）与东南亚国家在国际合作办学过程中，在办学目标、办学体制、文化观念、培养质量等方面也存在风险。为有序推进云南面向东南亚国际合作办学的健康发展，提升云南国际化办学水平，应加强风险管理研究，有效规避办学风险。
“一带一路”建设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一环，也是我国应对和解决复杂国际事务的有效方式。云南自古以来就是丝绸之路的一部分，在新时代，云南如何利用好“一带一路”建设发展的机遇，在面向东南亚国际合作办学中发挥作用，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相信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实施，人才培养的效益和双方搭建的桥梁作用将在各个领域发挥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