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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通过以来，国际气候谈判便围绕减排议题进行着。我国于1989年首次明确提出要开展气候外交，并在历次国际气候谈判中就减排问题阐明立场。伴随着气候问题的日益严峻化，各国纷纷加紧对减排策略的研究。截至2010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中国政府代表团所做出的策略宣示，我国在减排这一问题上的策略已经历了一些发展变化。通过对不同时期我国在减排问题上的策略及原因的分析不难得出，中国正在以更加积极、负责任的大国角色与国际社会一道应对气候变化这一全球性问题。
关键词：气候谈判；中国；减排策略；影响因素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环境议题与地球健康问题日渐凸显，成为继美苏冷战之后的又一重大国际问题。2009年在哥本哈根召开的气候大会吸引了全球的瞩目，减排政策又一次成为各个国家最为关注的焦点。中国代表团在该大会召开前夕及其期间第一次宣布自主量化减排的气候策略，即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至50%。中国是一个严重依赖煤资源的发展中国家，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提出如此的气候策略有其重要的国内、国际意义。与上世纪90年代中国政府第一次提出气候外交的时期相比，减排策略在坚持基本立场不变的基础上经历了颇多发展。
我国在减排问题上的立场是国内与国际多方面深层次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为透彻了解我国环境策略的制定依据、行动目标，并积极有效地适应、支持我国在国际气候谈判中的立场，本文将对不同时期的基本立场进行分析研究，并对影响我国减排立场的各种因素加以分析。
一、中国在国际气候谈判中的减排立场与具体策略
首先就我国在减排问题上的立场做出一个较为清晰的梳理。为便于全面、清晰地加以理解，在此将中国首次提出开展气候外交并成立气候变化协调小组后，我国在国际气候谈判中就减排问题的立场加以列举。
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代表团在气候大会中提出的立场表述包括：各国在对付气候变化问题上具有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适应经济发展水平是采取对付气候变化问题的具体限控措施的必要前提；发达国家应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必要的资金并以公平和最优的条件向发展中国家转让技术等。［1］此后的近十年里，中国政府在气候大会中将此类立场进行了重申，并且坚持自身“在达到中等发达国家之前不可能承担减排温室气体的义务”［2］。到本世纪初，中国政府开始在合理要求发达国家援助和支持的同时表示走可持续发展道路，逐步转变经济发展的旧模式。发展到2005年的气候大会，中国代表团特别提出了在有国外资金、技术援助的前提下采取符合本国国情的减缓气候变化的措施。在2009年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中国政府首次量化温室气体减排目标，即到2020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将比2005年下降40%至50%，并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
通过以上对不同时期中国在国际气候变化问题的基本立场的详细比较，可以将中国在减排问题上立场的变与不变作如下简要归纳：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在国际气候谈判中的减排立场与策略稳中有变。在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并且要求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援助的情况下，以更加灵活的态度参与国际减排行为。就是说，我国逐渐从过去的不承担量化减排温室气体的义务发展到现如今自主量化减排。那么，具体是有哪些主要因素影响着我国多年来在这一重大国际问题中的策略立场呢？
二、中国的减排立场与策略的主要影响因素
第一，公平因素。这一因素涉及到国际社会频繁探讨的历史责任问题、国情迥异和环境剥削等三大问题。
首先，发达国家强调世界各国对全球环境的恶化负有共同责任，在国际气候谈判的初期主张发展中国家承担量化减排的义务。
其次，发达国家以其经济发展的优势，通过国际贸易将大量环境污染转嫁给发展中国家。其一是转嫁污染，即发达国家为解决或避免产生国内的污染问题，把污染严重的行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并将有害垃圾倾倒在发展中国家。其二是生态掠夺，即发达国家利用其在国际贸易中的有利地位，压低初级产品价格，抬高制成品价格，使许多主要依赖原料初级产品出口的发展中国家的自然资源状况更趋恶化。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中的一员，生产力水平较低，应对环境问题的能力较弱。因此，出于以上原因的考虑，中国在国际气候谈判之初的态度是比较谨慎的。由于发展中国家在经济水平上处于劣势，发达国家在国际气候谈判中并没有切实履行公约和议定书中规定的应尽义务，尤其世界人均能耗最高、二氧化碳排放量最大的美国拒绝批准《京都议定书》，中国自然有着强大的现实上和道义上的理由坚持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减排责任。
与此同时，中国还是一个能源结构以煤为主的国家，并且经济还处于快速发展，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不断增加，占世界总排放量的比例处于持续上升。虽然减排的各方面困难是存在的，但中国在环境恶化中需要承担的责任日渐清晰。因为这样的现实情况，中国政府近些年一直在策略上做着调适。1990-2001年，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净增8.23亿吨，占世界同期增加量的27%；预计到2020年，排放量要在2000年的基础上增加1.32倍，这个增量要比全世界在1990年到2001年的总排放增量还要大。［3］从人均二氧化碳排放角度看，2030年左右，中国很可能达到世界平均水平。［4］这就意味着，未来20-30年内，中国作为世界头号排放大国的形象将逐渐确立，人均排放低的优势将逐渐丧失。同时，中国经济的巨大增长已经为其承担国际事务中的相应责任提供了经济基础，在有了强大的经济力量作后盾的情况下，如果在减排问题上依然保持着经济显著增长之前所持的立场，则会招致国际社会及国内多方的指责，中国面临的国际、国内压力也就会越来越大。为避免这种局面、争取在全球环境议题上的主动权，中国政府近年来在减排策略上进行了调整，逐步承担起约束力更强、规则更为明确的国际责任。
第二，经济成本因素。中国政府在参与国际气候变化谈判的早期就意识到“治理气候变化牵涉面广，耗资巨大，恐远非解决臭氧层问题所能与之同日而语”［5］。承担减排责任的经济成本因素包含着巨额财政支出以及能源结构调整两个问题。
其一，在一个国家的发展进程中，人均能源消费和相应碳排放的增长存在一个最高的“极点”，它出现在一个国家实现了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基础设施建设已臻完善、人民生活需求已趋饱和之后，届时其经济发展已成为内涵式增长，那时人均碳排放才有可能逐渐下降。［6］如果过早承担温室气体控制义务，我国的能源供应和使用将受到制约，我国的经济发展也会受到强大的束缚。不少研究表明，减排时间越提前，即便减排率很低，GDP的总损失也将急剧增加。朱光耀认为，要完成2020年单位GDP碳排放降低40%到45%的目标，需要大量的中央财政资金支持。数据显示，在过去三年中，中央财政每年用于节能减排和可再生能源的支出超过1000亿美元，这还不包括预算内的基建支出。［7］
其二，应对气候变化涉及到一国能源结构的调整，减排牵涉一国现有能源结构及能源消耗需要。煤炭是中国主要能源，而且从长远来看，以煤炭为基础的能源结构是难以改变的。中国正处于经济高速增长的工业化阶段，并且是世界少数几个能源严重依赖煤炭的国家之一，而中国人口也仍然处在不断在增长的阶段，这就意味着，中国的温室气体排放不仅总量大，而且增长的潜力大。2006年，中国煤炭产量高达23.73亿吨，位居世界第一，在一次能源中所占比重为76.7%。［8］作为目前世界第一大发展中国家、第二大二氧化碳排放国，中国在2005年全球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约281.9亿吨）中，占到约18.9%（53.2亿吨），仅次于美国的21.1%（59.6亿吨）水平。［9］能源信息署预计在可预见的未来煤炭仍将是中国的主要能源和二氧化碳排放源。能源信息署对中国从1990年至2030年按燃料类别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变化趋势做了预测（见图1）。
另外，调整能源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能源资源结构的制约，而提高能源利用率又面临着技术上资金上的不足。
另一方面，面对现实状况，积极参与减排不但不会对国家发展造成大的阻碍，反而有助于减少或降低中国在发展经济过程中需要付出的成本。总体看来，中国政府采取了水利建设、环境整治、强制关停严重污染和治污不达标企业、扶持环保产业、制定可持续发展的长远环境规划等措施。［10］而这些措施都是与中国政府在环境保护领域有着更有开放和积极的态度分不开的。并且通过《京都议定书》所确立的灵活机制，中国在减排问题上可以获得发达国家的资金和技术支持，以达到在提高生产力的前提下减少环境污染、促进可持续发展。
第三，自然、人文环境压力因素。在经济发展未成熟的阶段，人类为追求经济增长而以环境为代价大肆使用自然资源、排放生产、制造垃圾。而这样的生产模式只能是暂时的，在不久的时间内，发展过程中对环境造成的伤害就会日益显现出来。接下来，环境便开始对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产生着反作用，如对农业及畜牧业生产、人类居住环境与人类健康等方面的影响。
气候变化使农业生产布局和结构出现变动，并使农业成本和投资大幅度增加。［11］相关研究将气候对于小麦产量的影响做了调查研究，得出以下结论：小麦生长季温度每升高1%，产量就减少约0.3%。1979-2000年气温的上升使小麦产量增长减少了2.4%。［8］气候变化对水资源的供需也产生了巨大影响。一方面降水的增减将直接影响到水资源供给量的多少，另一方面气温升高和降低又将影响水分的蒸发情况，影响水资源的损耗量。与此同时，二氧化碳、二氧化硫、沼气等温室气体的排放对各国工业、能源、旅游业等领域亦造成影响，气候变化亦严重干扰到生物的生活、繁殖，造成了生物多样性的丧失。200年前的工业革命开始后，物种灭绝的速度达到了每4年就有一个物种从地球上消失；进入20世纪50年代以来，地球环境由于人类活动遭受到巨大破坏，生物的灭绝速度发展到每4天一个物种灭绝；近10年来，是每4个小时一个物种灭绝，达到了一年3万多物种灭绝的速度。［12］2008年7月的格陵兰岛上，因大气温度升高了0.9摄氏度，导致冰川融化，岛内鱼类大面积死亡，致使北极熊面临无法捕食而饿死的危险。在这样的情况下，竟然发生了数例北极熊啃食亲生幼仔的现象。这一事件震惊了环境学家与科学家，人们不禁发问，自然界的生物难道最终只能被迫互相残杀么？面对气候变化对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影响，中国政府以及全世界其他各个国家都承受着较大的来自于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上的压力，这也促使政府无论是在国家内部的法律构建上，还是在国际气候外交舞台上都必须有更具实质性意义的行动策略。
三、中国在国际气候谈判中的推动作用
在国际气候谈判中，中国正扮演着越来越积极的角色。例如，在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上，中国积极参与到会谈中，为会谈的顺利进行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一员，同时具有较大的工业规模和较高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将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中扮演着沟通和桥梁的作用。在这次气候大会上，美国、中国、印度、南非和巴西达成了《哥本哈根协议》。哥本哈根协议认为全球气温的升幅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所有的新兴经济体必须自我检查减排进度。发达国家将从2020年起，向发展中国家及小岛国等提供约1000亿美元援助。［13］哥本哈根协议没有对温室气体减排制定强制性的目标，但重申了各个国家各自承诺的减排义务。中国政府也公布了自己的减排目标：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到45%。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办公室发言人尼克·纳托尔说，中国在至关重要的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前夕宣布减排目标，显示了中国继续加大力度、减少经济发展中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坚定决心。印度、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中非、马拉维等国的媒体也表示，中国在哥本哈根会议上与各方沟通协调，特别是团结广大发展中国家，有力地维护了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为会议取得重要成果发挥了历史性作用。哥本哈根协议虽然有不尽人意之处，但该协议为国际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努力指明了下一步的行动方向。中国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是有目共睹的。
中国的减排策略的演变是受到国际国内各方面影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概括来说，包括经济成本因素、公平因素以及国内外环境等因素。总体来讲，中国在国际气候谈判中正在以越来越积极、高效的角色承担着相应的责任，并以“言必行、行必果”的姿态感染其他各国。在科学的政策的指引下，相信我们可以走进节能环保、经济稳步健康增长的时代，并以负责任大国的角色在国际气候谈判中承担起愈加重要的责任。
参考文献：
［1］ 参加国家气候变化协调小组第四工作组.<关于气候变化的国际公约>条款草案（中国的建议），《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文件汇编》（二）：263-279.
［2］ 中国代表团团长刘江于1999年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五届缔约方会议上的发言，http：//www.ccchina.gov.cn/index.asp.
［3］ 苏杨.毛毛虫长出了有力的翅膀——《京都议定书》的前世、今生和未来［J］.世界环境，2005，（2）：7.
［4］ 秦大河.全球气候与环境演变及对策，科技奖励国际论坛，2004，12.
［5］ 国家气候变化协调小组第四工作组.关于气候变化公约谈判准备情况的汇报，《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文件汇编》（二）：258.
［6］ Kaya，Y. 1990. Impact of Carbon Dioxide Emission Control onGNP Growth：Interpretation of Proposed Scenarios，Paper presented to the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Energy and Industry Subgroup，Response Strategies Working Group，Paris.
［7］ 张牡霞.节能减排财政支出将大幅增长［N］.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导报，2009-12-21（A2）.
［8］ 宋立刚，胡永泰.经济增长、环境与气候变迁 中国的政策选择［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9］ 胡振宇.低碳经济的全球博弈和中国的政策演化［J］.开放导报，2009，（15）.
［10］ 肖巍，钱箭星.环境治理中的政府行为［J］.复旦学报，2003，（3）.
［11］ 庄贵阳，陈迎.国际气候制度与中国［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256.
［12］ 王维.人 自然 可持续发展［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13］ 哥本哈根大会艰难达成协议［N］.济南时报，2009-12-21.
关键词：气候谈判；中国；减排策略；影响因素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环境议题与地球健康问题日渐凸显，成为继美苏冷战之后的又一重大国际问题。2009年在哥本哈根召开的气候大会吸引了全球的瞩目，减排政策又一次成为各个国家最为关注的焦点。中国代表团在该大会召开前夕及其期间第一次宣布自主量化减排的气候策略，即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至50%。中国是一个严重依赖煤资源的发展中国家，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提出如此的气候策略有其重要的国内、国际意义。与上世纪90年代中国政府第一次提出气候外交的时期相比，减排策略在坚持基本立场不变的基础上经历了颇多发展。
我国在减排问题上的立场是国内与国际多方面深层次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为透彻了解我国环境策略的制定依据、行动目标，并积极有效地适应、支持我国在国际气候谈判中的立场，本文将对不同时期的基本立场进行分析研究，并对影响我国减排立场的各种因素加以分析。
一、中国在国际气候谈判中的减排立场与具体策略
首先就我国在减排问题上的立场做出一个较为清晰的梳理。为便于全面、清晰地加以理解，在此将中国首次提出开展气候外交并成立气候变化协调小组后，我国在国际气候谈判中就减排问题的立场加以列举。
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代表团在气候大会中提出的立场表述包括：各国在对付气候变化问题上具有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适应经济发展水平是采取对付气候变化问题的具体限控措施的必要前提；发达国家应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必要的资金并以公平和最优的条件向发展中国家转让技术等。［1］此后的近十年里，中国政府在气候大会中将此类立场进行了重申，并且坚持自身“在达到中等发达国家之前不可能承担减排温室气体的义务”［2］。到本世纪初，中国政府开始在合理要求发达国家援助和支持的同时表示走可持续发展道路，逐步转变经济发展的旧模式。发展到2005年的气候大会，中国代表团特别提出了在有国外资金、技术援助的前提下采取符合本国国情的减缓气候变化的措施。在2009年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中国政府首次量化温室气体减排目标，即到2020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将比2005年下降40%至50%，并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
通过以上对不同时期中国在国际气候变化问题的基本立场的详细比较，可以将中国在减排问题上立场的变与不变作如下简要归纳：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在国际气候谈判中的减排立场与策略稳中有变。在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并且要求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援助的情况下，以更加灵活的态度参与国际减排行为。就是说，我国逐渐从过去的不承担量化减排温室气体的义务发展到现如今自主量化减排。那么，具体是有哪些主要因素影响着我国多年来在这一重大国际问题中的策略立场呢？
二、中国的减排立场与策略的主要影响因素
第一，公平因素。这一因素涉及到国际社会频繁探讨的历史责任问题、国情迥异和环境剥削等三大问题。
首先，发达国家强调世界各国对全球环境的恶化负有共同责任，在国际气候谈判的初期主张发展中国家承担量化减排的义务。
其次，发达国家以其经济发展的优势，通过国际贸易将大量环境污染转嫁给发展中国家。其一是转嫁污染，即发达国家为解决或避免产生国内的污染问题，把污染严重的行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并将有害垃圾倾倒在发展中国家。其二是生态掠夺，即发达国家利用其在国际贸易中的有利地位，压低初级产品价格，抬高制成品价格，使许多主要依赖原料初级产品出口的发展中国家的自然资源状况更趋恶化。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中的一员，生产力水平较低，应对环境问题的能力较弱。因此，出于以上原因的考虑，中国在国际气候谈判之初的态度是比较谨慎的。由于发展中国家在经济水平上处于劣势，发达国家在国际气候谈判中并没有切实履行公约和议定书中规定的应尽义务，尤其世界人均能耗最高、二氧化碳排放量最大的美国拒绝批准《京都议定书》，中国自然有着强大的现实上和道义上的理由坚持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减排责任。
与此同时，中国还是一个能源结构以煤为主的国家，并且经济还处于快速发展，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不断增加，占世界总排放量的比例处于持续上升。虽然减排的各方面困难是存在的，但中国在环境恶化中需要承担的责任日渐清晰。因为这样的现实情况，中国政府近些年一直在策略上做着调适。1990-2001年，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净增8.23亿吨，占世界同期增加量的27%；预计到2020年，排放量要在2000年的基础上增加1.32倍，这个增量要比全世界在1990年到2001年的总排放增量还要大。［3］从人均二氧化碳排放角度看，2030年左右，中国很可能达到世界平均水平。［4］这就意味着，未来20-30年内，中国作为世界头号排放大国的形象将逐渐确立，人均排放低的优势将逐渐丧失。同时，中国经济的巨大增长已经为其承担国际事务中的相应责任提供了经济基础，在有了强大的经济力量作后盾的情况下，如果在减排问题上依然保持着经济显著增长之前所持的立场，则会招致国际社会及国内多方的指责，中国面临的国际、国内压力也就会越来越大。为避免这种局面、争取在全球环境议题上的主动权，中国政府近年来在减排策略上进行了调整，逐步承担起约束力更强、规则更为明确的国际责任。
第二，经济成本因素。中国政府在参与国际气候变化谈判的早期就意识到“治理气候变化牵涉面广，耗资巨大，恐远非解决臭氧层问题所能与之同日而语”［5］。承担减排责任的经济成本因素包含着巨额财政支出以及能源结构调整两个问题。
其一，在一个国家的发展进程中，人均能源消费和相应碳排放的增长存在一个最高的“极点”，它出现在一个国家实现了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基础设施建设已臻完善、人民生活需求已趋饱和之后，届时其经济发展已成为内涵式增长，那时人均碳排放才有可能逐渐下降。［6］如果过早承担温室气体控制义务，我国的能源供应和使用将受到制约，我国的经济发展也会受到强大的束缚。不少研究表明，减排时间越提前，即便减排率很低，GDP的总损失也将急剧增加。朱光耀认为，要完成2020年单位GDP碳排放降低40%到45%的目标，需要大量的中央财政资金支持。数据显示，在过去三年中，中央财政每年用于节能减排和可再生能源的支出超过1000亿美元，这还不包括预算内的基建支出。［7］
其二，应对气候变化涉及到一国能源结构的调整，减排牵涉一国现有能源结构及能源消耗需要。煤炭是中国主要能源，而且从长远来看，以煤炭为基础的能源结构是难以改变的。中国正处于经济高速增长的工业化阶段，并且是世界少数几个能源严重依赖煤炭的国家之一，而中国人口也仍然处在不断在增长的阶段，这就意味着，中国的温室气体排放不仅总量大，而且增长的潜力大。2006年，中国煤炭产量高达23.73亿吨，位居世界第一，在一次能源中所占比重为76.7%。［8］作为目前世界第一大发展中国家、第二大二氧化碳排放国，中国在2005年全球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约281.9亿吨）中，占到约18.9%（53.2亿吨），仅次于美国的21.1%（59.6亿吨）水平。［9］能源信息署预计在可预见的未来煤炭仍将是中国的主要能源和二氧化碳排放源。能源信息署对中国从1990年至2030年按燃料类别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变化趋势做了预测（见图1）。
另外，调整能源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能源资源结构的制约，而提高能源利用率又面临着技术上资金上的不足。
另一方面，面对现实状况，积极参与减排不但不会对国家发展造成大的阻碍，反而有助于减少或降低中国在发展经济过程中需要付出的成本。总体看来，中国政府采取了水利建设、环境整治、强制关停严重污染和治污不达标企业、扶持环保产业、制定可持续发展的长远环境规划等措施。［10］而这些措施都是与中国政府在环境保护领域有着更有开放和积极的态度分不开的。并且通过《京都议定书》所确立的灵活机制，中国在减排问题上可以获得发达国家的资金和技术支持，以达到在提高生产力的前提下减少环境污染、促进可持续发展。
第三，自然、人文环境压力因素。在经济发展未成熟的阶段，人类为追求经济增长而以环境为代价大肆使用自然资源、排放生产、制造垃圾。而这样的生产模式只能是暂时的，在不久的时间内，发展过程中对环境造成的伤害就会日益显现出来。接下来，环境便开始对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产生着反作用，如对农业及畜牧业生产、人类居住环境与人类健康等方面的影响。
气候变化使农业生产布局和结构出现变动，并使农业成本和投资大幅度增加。［11］相关研究将气候对于小麦产量的影响做了调查研究，得出以下结论：小麦生长季温度每升高1%，产量就减少约0.3%。1979-2000年气温的上升使小麦产量增长减少了2.4%。［8］气候变化对水资源的供需也产生了巨大影响。一方面降水的增减将直接影响到水资源供给量的多少，另一方面气温升高和降低又将影响水分的蒸发情况，影响水资源的损耗量。与此同时，二氧化碳、二氧化硫、沼气等温室气体的排放对各国工业、能源、旅游业等领域亦造成影响，气候变化亦严重干扰到生物的生活、繁殖，造成了生物多样性的丧失。200年前的工业革命开始后，物种灭绝的速度达到了每4年就有一个物种从地球上消失；进入20世纪50年代以来，地球环境由于人类活动遭受到巨大破坏，生物的灭绝速度发展到每4天一个物种灭绝；近10年来，是每4个小时一个物种灭绝，达到了一年3万多物种灭绝的速度。［12］2008年7月的格陵兰岛上，因大气温度升高了0.9摄氏度，导致冰川融化，岛内鱼类大面积死亡，致使北极熊面临无法捕食而饿死的危险。在这样的情况下，竟然发生了数例北极熊啃食亲生幼仔的现象。这一事件震惊了环境学家与科学家，人们不禁发问，自然界的生物难道最终只能被迫互相残杀么？面对气候变化对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影响，中国政府以及全世界其他各个国家都承受着较大的来自于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上的压力，这也促使政府无论是在国家内部的法律构建上，还是在国际气候外交舞台上都必须有更具实质性意义的行动策略。
三、中国在国际气候谈判中的推动作用
在国际气候谈判中，中国正扮演着越来越积极的角色。例如，在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上，中国积极参与到会谈中，为会谈的顺利进行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一员，同时具有较大的工业规模和较高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将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中扮演着沟通和桥梁的作用。在这次气候大会上，美国、中国、印度、南非和巴西达成了《哥本哈根协议》。哥本哈根协议认为全球气温的升幅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所有的新兴经济体必须自我检查减排进度。发达国家将从2020年起，向发展中国家及小岛国等提供约1000亿美元援助。［13］哥本哈根协议没有对温室气体减排制定强制性的目标，但重申了各个国家各自承诺的减排义务。中国政府也公布了自己的减排目标：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到45%。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办公室发言人尼克·纳托尔说，中国在至关重要的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前夕宣布减排目标，显示了中国继续加大力度、减少经济发展中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坚定决心。印度、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中非、马拉维等国的媒体也表示，中国在哥本哈根会议上与各方沟通协调，特别是团结广大发展中国家，有力地维护了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为会议取得重要成果发挥了历史性作用。哥本哈根协议虽然有不尽人意之处，但该协议为国际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努力指明了下一步的行动方向。中国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是有目共睹的。
中国的减排策略的演变是受到国际国内各方面影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概括来说，包括经济成本因素、公平因素以及国内外环境等因素。总体来讲，中国在国际气候谈判中正在以越来越积极、高效的角色承担着相应的责任，并以“言必行、行必果”的姿态感染其他各国。在科学的政策的指引下，相信我们可以走进节能环保、经济稳步健康增长的时代，并以负责任大国的角色在国际气候谈判中承担起愈加重要的责任。
参考文献：
［1］ 参加国家气候变化协调小组第四工作组.<关于气候变化的国际公约>条款草案（中国的建议），《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文件汇编》（二）：263-279.
［2］ 中国代表团团长刘江于1999年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五届缔约方会议上的发言，http：//www.ccchina.gov.cn/index.asp.
［3］ 苏杨.毛毛虫长出了有力的翅膀——《京都议定书》的前世、今生和未来［J］.世界环境，2005，（2）：7.
［4］ 秦大河.全球气候与环境演变及对策，科技奖励国际论坛，2004，12.
［5］ 国家气候变化协调小组第四工作组.关于气候变化公约谈判准备情况的汇报，《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文件汇编》（二）：258.
［6］ Kaya，Y. 1990. Impact of Carbon Dioxide Emission Control onGNP Growth：Interpretation of Proposed Scenarios，Paper presented to the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Energy and Industry Subgroup，Response Strategies Working Group，Paris.
［7］ 张牡霞.节能减排财政支出将大幅增长［N］.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导报，2009-12-21（A2）.
［8］ 宋立刚，胡永泰.经济增长、环境与气候变迁 中国的政策选择［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9］ 胡振宇.低碳经济的全球博弈和中国的政策演化［J］.开放导报，2009，（15）.
［10］ 肖巍，钱箭星.环境治理中的政府行为［J］.复旦学报，2003，（3）.
［11］ 庄贵阳，陈迎.国际气候制度与中国［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256.
［12］ 王维.人 自然 可持续发展［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13］ 哥本哈根大会艰难达成协议［N］.济南时报，2009-12-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