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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时代社会变迁，常会引发士人人格的变化，尤以中晚明为甚。苏州文坛领袖王稚登与名妓马湘兰的交往一直被时人侧目，但他们的爱情延续一生不离不弃，也为后世留存了大量珍贵的文学佳作。本文将以《王百谷集》中这类作品为基础，致力于分析中晚明以王稚登为代表的这类士人心态的变化。
关键词：王稚登;马湘兰;中晚明;士人心态
中晚明时，中国社会经历了种种大变迁，常让后代研究者产生扑朔迷离之感。有研究者在《晚明社会变迁问题与研究》中指出，明代嘉靖年间江南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发展，隆庆、万历年间其速度达到了巅峰。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工商业得以走向繁荣，社会经济结构出现了前所未見的变局，中国传统儒家儒士的文化传统与生活方式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这种社会变迁和冲击延伸到士人群体中，让身处其中的士人心态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
苏州在当时位于变革前沿，“主吴中词翰之席达三十余年”（清王鸿绪《明史稿》列传第一百六十四，文苑四“王稚登”条）的苏州文坛领袖王稚登的诗文更是体现了传统雅文学的时代转向。他与名妓马湘兰的交往一直被时人讽刺挖苦，但他们的爱情延续一生不离不弃，此中缘由值得探究。有鉴于此，本文将以笔者正在整理点校的王稚登作品《王百谷集》中涉及两人爱情的作品为基础，结合当时时代背景深度解析以王稚登为代表的中晚明士人心态的变化发展，以启后世。
王稚登（1535-1612），字百谷（一作伯谷），号广长庵主，又号长生馆主、半偈主人，善书法。少有文名，十岁能诗，名满吴会。嘉靖四十三年（1564）、隆庆元年（1567年）两入京师，以诗才闻名京都，又以布衣校书秘阁。虽终身布衣，他却是中晚明吴中文坛的一位极为重要的人物，“尝师从文征明”，为苏州文坛领袖，当时文坛巨擘王世贞都曾说他“以文章名，出世贞上”（王世贞《明处士王守愚暨配蒯孺人合葬志铭》）。王稚登一生著述极其繁富，出入文学艺术之间，在诗歌、书法、戏曲、小说等领域均有造诣，有《晋陵集》、《金昌集》、《燕市集》、《青雀集》、《延令纂》、《采真篇》、《法因集》、《虎苑》、《生圹志》、《苦言》、《竹箭编》、《梅花什》、《明月篇》、《客越志》、《荆溪疏》、《雨航纪》、《清苕集》、《越吟》、《谋野集》、《南有堂诗集》、传奇《全德记》等流传至今。
罗宗强先生在《明代后期士人心态研究》中指出，王稚登是当时“一极有名之放纵情欲者。他有甚大之才名与文名，而人生旨趣，则着落在自我上。求自我之适意，求自我情欲物欲之满足。他有侠者情怀，亦常周人急难。而他之所守持，则更近于商人，更近于世俗。他是出入于权门与世俗之间的一位声望显赫的山人。”应该说，王稚登身上的确存在着多种看似颇有冲突的标签，商人、文人、山人、侠者这些极具张力的人格标签在他的不同诗文集中呈现出不一样的面貌，这既是明代中叶时代巨变之果，亦是王稚登追求自我实现难以达成的多种人格侧面的呈现。
这种人格标签冲突在王稚登身上又和他的爱情紧密结合在一起。稚登重情，他与当时秦淮八艳之首的名妓马湘兰的交往颇受时人与后人瞩目。观其集中诗文，实不可仅以文人风流韵事视之。由于宋明理学影响，有明一代，在很多人观念中女性附属物标签极为鲜明，故稚登与马湘兰为异性知己三十余年，直到对方去世，仍多作诗文悼念的情感很难得到当时人的理解。据《万历野获编》卷二十六《白练裙》记载：
顷岁丁酉，冯开之年伯爲南祭酒，东南名士云集金陵。时屠长卿年伯久废，新奉恩诏复冠带，亦作寓公。慕狭邪寇四儿名文华者，先以缠头往。至日具袍服头踏呵殿而至。踞厅事南面，呼妪出拜，令寇姬旁侍行酒，更作才语相向。次日，六院喧传，以爲谈柄。有江右孝廉郑豹先名之文者，素以才自命遂作一传奇，名曰《白练裙》，摹写屠憨状曲尽。时吴下王百谷亦在留都，其少时曾眷名妓马湘兰名守眞者，马年已将耳顺，王则望七矣，两人尚讲衾裯之好。郑亦串入其中，备列丑态，一时爲之纸贵。次年，李九我爲南少宰署礼部，追书肆刻本毁其板。然传播远近无算矣，予后于都下遇郑君，誉其填词之妙，郑面发赤嘱予勿再告人。
引文中我们可以读出明显的讽刺意味，“备列丑态，一时为之纸贵”正体现出时人对于这一对名士与名妓真情的无法理解而津津乐道，这其实和唐代元稹《莺莺传》中的张生对名门闺秀莺莺潦倒时始乱之而考取功名后终弃之，且与友人言此事时斥之为“不妖其身必妖于人”之“天降尤物”如出一辙。再来看王稚登在马湘兰去世后所作《马湘兰传》，追忆自己七十岁寿诞马湘兰来祝寿时场面：“余别姬十六寒暑，姬年五十七矣，容华虽小减于昔，而风情意气如故，唇膏面药，香泽不去手，鬒发如云，犹然委地。”“射渎分袂之顷，姬握手悲号，左右皆泣，余亦双泪龙钟，无干袖矣。比苍头送姬自金陵返，述姬所以悲号者，怜余病骨尪然，不能俟河清也。呜呼，孰意姬忽先朝露哉！”这种描述名士与名妓真情的文字，在中外文学史中殊为少见，足见稚登重情之深与“追求自我之适意”之深。
王稚登的重情不被时人理解，同时不被理解的还有他身上体现出的儒商特质。王稚登本出身巨商之家，受家风与苏州商业气息影响，在他的集子里，能看到极为鲜明的文化经营意识，如《答王太史胤昌》：
仆细人也，家代爱贾。……仆童而嗜古，其半縻于公交车之文，弃之不蚤。年垂四十，然后毕志丘坟，沉精载籍，虽复焚烧腹肠，剪刻肝脾，求一言之綦组，冀半语之葳蕤，涸然罄然，如井泥之不食，而且谀墓以糊其口，媚灶以饱其孥，舌嘲夫张仪，头诮夫子羽，并其谋于野者，罔非劳薪之爨乎！（《王百谷集·谋野集》卷二）
上述引文中所展现出的与众不同的儒商经营意识其实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正是王稚登的重情与当时市民阶层出现的关注自我心灵的解脱的契合，而这种契合有的文人感受到了却无法融入。比如，他们会激烈反对传统道学禁欲说，但在情感生活中却只是把这种理论停留在比较肤浅的程度上，而不能如王稚登般更进一步到真正重情的程度。从这个层面上来说，他和马湘兰有着年龄上的巨大差异却最终因为彼此在诗画文艺等方面共同的兴趣爱好而走在一起从来没有离开过，在很多他写给马湘兰的书信中，常常呼之为“湘君”，“举天下无足当君者”，在王稚登眼中，马湘兰是那么与众不同，如湘水之神。而同样一个人，在另一篇《与陈侍御书》中对于男女之情却有很不一样的描述：“不肖老谬妄庸，摈斥于时，日饮醇酒，弄妇人，消其磈礧耳。”当时王稚登已经是一个52岁的老者，仍然“日饮醇酒，弄妇人”，显然不能归于纯情者中。我们可以在《王百谷集》中看到他这种人格层面的冲突：对于马湘兰的感情，他既心中系念不已而又多次婉拒对方的表白，如《王百谷集·谋野集》中《寄马姬》与《答马姬》两封信：“仆今年五十，衲衣持钵，号半偈头陀，无复当时侠骨气。即使见湘君，便作维摩观，不知湘君心似柳絮沾泥无耳？”“足下之意，非不绸缪，但老头陀心如枯木，恐一念堕落，累劫难修，不得不以慧剑割之。卿用卿法，于我教中，便同风马牛矣。裙扇香囊，悉出纤手所成，敢不佩服明贶。其他珍宝累累，非半偈所须，却归妆阁。仆且东矣，湘君自爱。” 细究可知，这种感情冲突与中晚明不少士人在纵情声色又通过佛道来节制欲望的现象颇有共通之处，比如“公安三袁”的袁中道就写过一篇文章，阐述了自己以佛学因果观来克制欲望的经验：
我常见乎遵名教者，往往其中多假人也。……若信因果者不然，其道属内，属鬼神。一事之失也，人不见而鬼神见之;一念之差也，人不知而鬼神知之。凭信乎己之心地，而求慊于内之独觉。自作自受，无与人为;有种有收，皆缘己力。故信因果者，未有不真者也，以势不得不真也。然则名教之弊，流而为伪;因果之教，无往不真。（《珂雪斋集·名教、鬼神》卷二十）
明白了这点，再来看王稚登的《答朱十六》，感受就会有所不同：
仆十二而游青楼，三十二遂断绝。中间二十载，虽未尝不与此曹燕昵，钗珥纵横，履舄错杂，连袂接枕，迷花醉月，而此心非石，更不可转。年来既修头陀行，娈童季女之好，寂然不萌，食火吞针，游戏三昧而已。……间者浪游秣陵，诸君冠进贤而来者，恒满户外。野鸥之性，不觉惊飞。桃叶老姬家，鞍马渐稀。曲户低帏之内，萧瑟如愁，差堪谢客。仆时时高枕其间，听箜篌、调鹦鹉，箕踞散发，穷夜达旦，以此当狡兔一穴耳。鸳鸯旧梦，久不入枕中。（《王百谷集·谋野集》卷三）
王稚登在给友人这封信里，一方面回忆自己风月少年时节，借用《诗经》“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意表现自己当年的动心于此;另一方面，用“三十二遂断绝”定性自己的追求，又用“修头陀行”标举自己修佛论道飘然世外的山人身份。那么这种身份是否给了他真正的归属感？从这里所引《答朱十六》的最后一句“鸳鸯旧梦，久不入枕中”来看，显然没有。而从上引《与陈侍御书》写自己52岁时仍然“日饮醇酒，弄妇人”，可知“修头陀行”于他也并没真正成为现实。
荷兰汉学家高罗佩曾在《中国古代房内考》论及中国士子与歌妓关系，認为他们渴望与女人建立的是一种无拘无束、朋友般的关系，而不一定非得发生性关系。当然，以王稚登、袁中道等为代表的中晚明士人人格标签的冲突与整合显然要比高罗佩所说的要更加复杂。文学即人学，一个时代的文学作品总是鲜明地体现着这个时代的人性。从中晚明这个时间节点来研究苏州文坛领袖王稚登与名妓马湘兰爱情背后的人性，相信可以对当前成为热点城市化研究和当下的文学创作有所启示。
参考文献：
[1]王稚登.王百谷集十九种三十九卷[M].四庫禁燬書叢刊影印明刻本.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
[2]万明.晚明社会变迁问题与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3]沈德符.万历野获编[M].中华书局.北京：中华书局，1989
[4]罗宗强.明代后期士人心态研究——罗宗强文集[M].中华书局.北京：中华书局，2019
[5] [荷]高罗佩.中国古代房内考[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6]左东岭.王学与中晚明士人心态[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7]何宗美.文人结社与明代文学的演进[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8]罗宗强.明代文学思想史[M].北京：中华书局，2012
[9]袁中道.珂雪斋集[M].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10]华玮.马湘兰与明代后期的曲坛[J].中华戏曲，2008（01）
[11]谭廷斌.明清“士商相混”现象探析[J] .明清史，1990（5）
[12]胡发贵.“学者以治生为本”——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人生信念的嬗变[J] .江海学刊，1995（6）
[13]刘晓东.“弃儒从商”与“以文营商”[J] .社会科学辑刊，2011（2）
[14]陈宝良.明代士大夫的精神世界及其转向[J].北京联合大学学报，2012（1）
[15]罗宗强.社会环境与明代后期士人之心态走向[J].粤海风，2006（03）
作者单位：上海建桥学院
关键词：王稚登;马湘兰;中晚明;士人心态
中晚明时，中国社会经历了种种大变迁，常让后代研究者产生扑朔迷离之感。有研究者在《晚明社会变迁问题与研究》中指出，明代嘉靖年间江南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发展，隆庆、万历年间其速度达到了巅峰。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工商业得以走向繁荣，社会经济结构出现了前所未見的变局，中国传统儒家儒士的文化传统与生活方式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这种社会变迁和冲击延伸到士人群体中，让身处其中的士人心态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
苏州在当时位于变革前沿，“主吴中词翰之席达三十余年”（清王鸿绪《明史稿》列传第一百六十四，文苑四“王稚登”条）的苏州文坛领袖王稚登的诗文更是体现了传统雅文学的时代转向。他与名妓马湘兰的交往一直被时人讽刺挖苦，但他们的爱情延续一生不离不弃，此中缘由值得探究。有鉴于此，本文将以笔者正在整理点校的王稚登作品《王百谷集》中涉及两人爱情的作品为基础，结合当时时代背景深度解析以王稚登为代表的中晚明士人心态的变化发展，以启后世。
王稚登（1535-1612），字百谷（一作伯谷），号广长庵主，又号长生馆主、半偈主人，善书法。少有文名，十岁能诗，名满吴会。嘉靖四十三年（1564）、隆庆元年（1567年）两入京师，以诗才闻名京都，又以布衣校书秘阁。虽终身布衣，他却是中晚明吴中文坛的一位极为重要的人物，“尝师从文征明”，为苏州文坛领袖，当时文坛巨擘王世贞都曾说他“以文章名，出世贞上”（王世贞《明处士王守愚暨配蒯孺人合葬志铭》）。王稚登一生著述极其繁富，出入文学艺术之间，在诗歌、书法、戏曲、小说等领域均有造诣，有《晋陵集》、《金昌集》、《燕市集》、《青雀集》、《延令纂》、《采真篇》、《法因集》、《虎苑》、《生圹志》、《苦言》、《竹箭编》、《梅花什》、《明月篇》、《客越志》、《荆溪疏》、《雨航纪》、《清苕集》、《越吟》、《谋野集》、《南有堂诗集》、传奇《全德记》等流传至今。
罗宗强先生在《明代后期士人心态研究》中指出，王稚登是当时“一极有名之放纵情欲者。他有甚大之才名与文名，而人生旨趣，则着落在自我上。求自我之适意，求自我情欲物欲之满足。他有侠者情怀，亦常周人急难。而他之所守持，则更近于商人，更近于世俗。他是出入于权门与世俗之间的一位声望显赫的山人。”应该说，王稚登身上的确存在着多种看似颇有冲突的标签，商人、文人、山人、侠者这些极具张力的人格标签在他的不同诗文集中呈现出不一样的面貌，这既是明代中叶时代巨变之果，亦是王稚登追求自我实现难以达成的多种人格侧面的呈现。
这种人格标签冲突在王稚登身上又和他的爱情紧密结合在一起。稚登重情，他与当时秦淮八艳之首的名妓马湘兰的交往颇受时人与后人瞩目。观其集中诗文，实不可仅以文人风流韵事视之。由于宋明理学影响，有明一代，在很多人观念中女性附属物标签极为鲜明，故稚登与马湘兰为异性知己三十余年，直到对方去世，仍多作诗文悼念的情感很难得到当时人的理解。据《万历野获编》卷二十六《白练裙》记载：
顷岁丁酉，冯开之年伯爲南祭酒，东南名士云集金陵。时屠长卿年伯久废，新奉恩诏复冠带，亦作寓公。慕狭邪寇四儿名文华者，先以缠头往。至日具袍服头踏呵殿而至。踞厅事南面，呼妪出拜，令寇姬旁侍行酒，更作才语相向。次日，六院喧传，以爲谈柄。有江右孝廉郑豹先名之文者，素以才自命遂作一传奇，名曰《白练裙》，摹写屠憨状曲尽。时吴下王百谷亦在留都，其少时曾眷名妓马湘兰名守眞者，马年已将耳顺，王则望七矣，两人尚讲衾裯之好。郑亦串入其中，备列丑态，一时爲之纸贵。次年，李九我爲南少宰署礼部，追书肆刻本毁其板。然传播远近无算矣，予后于都下遇郑君，誉其填词之妙，郑面发赤嘱予勿再告人。
引文中我们可以读出明显的讽刺意味，“备列丑态，一时为之纸贵”正体现出时人对于这一对名士与名妓真情的无法理解而津津乐道，这其实和唐代元稹《莺莺传》中的张生对名门闺秀莺莺潦倒时始乱之而考取功名后终弃之，且与友人言此事时斥之为“不妖其身必妖于人”之“天降尤物”如出一辙。再来看王稚登在马湘兰去世后所作《马湘兰传》，追忆自己七十岁寿诞马湘兰来祝寿时场面：“余别姬十六寒暑，姬年五十七矣，容华虽小减于昔，而风情意气如故，唇膏面药，香泽不去手，鬒发如云，犹然委地。”“射渎分袂之顷，姬握手悲号，左右皆泣，余亦双泪龙钟，无干袖矣。比苍头送姬自金陵返，述姬所以悲号者，怜余病骨尪然，不能俟河清也。呜呼，孰意姬忽先朝露哉！”这种描述名士与名妓真情的文字，在中外文学史中殊为少见，足见稚登重情之深与“追求自我之适意”之深。
王稚登的重情不被时人理解，同时不被理解的还有他身上体现出的儒商特质。王稚登本出身巨商之家，受家风与苏州商业气息影响，在他的集子里，能看到极为鲜明的文化经营意识，如《答王太史胤昌》：
仆细人也，家代爱贾。……仆童而嗜古，其半縻于公交车之文，弃之不蚤。年垂四十，然后毕志丘坟，沉精载籍，虽复焚烧腹肠，剪刻肝脾，求一言之綦组，冀半语之葳蕤，涸然罄然，如井泥之不食，而且谀墓以糊其口，媚灶以饱其孥，舌嘲夫张仪，头诮夫子羽，并其谋于野者，罔非劳薪之爨乎！（《王百谷集·谋野集》卷二）
上述引文中所展现出的与众不同的儒商经营意识其实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正是王稚登的重情与当时市民阶层出现的关注自我心灵的解脱的契合，而这种契合有的文人感受到了却无法融入。比如，他们会激烈反对传统道学禁欲说，但在情感生活中却只是把这种理论停留在比较肤浅的程度上，而不能如王稚登般更进一步到真正重情的程度。从这个层面上来说，他和马湘兰有着年龄上的巨大差异却最终因为彼此在诗画文艺等方面共同的兴趣爱好而走在一起从来没有离开过，在很多他写给马湘兰的书信中，常常呼之为“湘君”，“举天下无足当君者”，在王稚登眼中，马湘兰是那么与众不同，如湘水之神。而同样一个人，在另一篇《与陈侍御书》中对于男女之情却有很不一样的描述：“不肖老谬妄庸，摈斥于时，日饮醇酒，弄妇人，消其磈礧耳。”当时王稚登已经是一个52岁的老者，仍然“日饮醇酒，弄妇人”，显然不能归于纯情者中。我们可以在《王百谷集》中看到他这种人格层面的冲突：对于马湘兰的感情，他既心中系念不已而又多次婉拒对方的表白，如《王百谷集·谋野集》中《寄马姬》与《答马姬》两封信：“仆今年五十，衲衣持钵，号半偈头陀，无复当时侠骨气。即使见湘君，便作维摩观，不知湘君心似柳絮沾泥无耳？”“足下之意，非不绸缪，但老头陀心如枯木，恐一念堕落，累劫难修，不得不以慧剑割之。卿用卿法，于我教中，便同风马牛矣。裙扇香囊，悉出纤手所成，敢不佩服明贶。其他珍宝累累，非半偈所须，却归妆阁。仆且东矣，湘君自爱。” 细究可知，这种感情冲突与中晚明不少士人在纵情声色又通过佛道来节制欲望的现象颇有共通之处，比如“公安三袁”的袁中道就写过一篇文章，阐述了自己以佛学因果观来克制欲望的经验：
我常见乎遵名教者，往往其中多假人也。……若信因果者不然，其道属内，属鬼神。一事之失也，人不见而鬼神见之;一念之差也，人不知而鬼神知之。凭信乎己之心地，而求慊于内之独觉。自作自受，无与人为;有种有收，皆缘己力。故信因果者，未有不真者也，以势不得不真也。然则名教之弊，流而为伪;因果之教，无往不真。（《珂雪斋集·名教、鬼神》卷二十）
明白了这点，再来看王稚登的《答朱十六》，感受就会有所不同：
仆十二而游青楼，三十二遂断绝。中间二十载，虽未尝不与此曹燕昵，钗珥纵横，履舄错杂，连袂接枕，迷花醉月，而此心非石，更不可转。年来既修头陀行，娈童季女之好，寂然不萌，食火吞针，游戏三昧而已。……间者浪游秣陵，诸君冠进贤而来者，恒满户外。野鸥之性，不觉惊飞。桃叶老姬家，鞍马渐稀。曲户低帏之内，萧瑟如愁，差堪谢客。仆时时高枕其间，听箜篌、调鹦鹉，箕踞散发，穷夜达旦，以此当狡兔一穴耳。鸳鸯旧梦，久不入枕中。（《王百谷集·谋野集》卷三）
王稚登在给友人这封信里，一方面回忆自己风月少年时节，借用《诗经》“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意表现自己当年的动心于此;另一方面，用“三十二遂断绝”定性自己的追求，又用“修头陀行”标举自己修佛论道飘然世外的山人身份。那么这种身份是否给了他真正的归属感？从这里所引《答朱十六》的最后一句“鸳鸯旧梦，久不入枕中”来看，显然没有。而从上引《与陈侍御书》写自己52岁时仍然“日饮醇酒，弄妇人”，可知“修头陀行”于他也并没真正成为现实。
荷兰汉学家高罗佩曾在《中国古代房内考》论及中国士子与歌妓关系，認为他们渴望与女人建立的是一种无拘无束、朋友般的关系，而不一定非得发生性关系。当然，以王稚登、袁中道等为代表的中晚明士人人格标签的冲突与整合显然要比高罗佩所说的要更加复杂。文学即人学，一个时代的文学作品总是鲜明地体现着这个时代的人性。从中晚明这个时间节点来研究苏州文坛领袖王稚登与名妓马湘兰爱情背后的人性，相信可以对当前成为热点城市化研究和当下的文学创作有所启示。
参考文献：
[1]王稚登.王百谷集十九种三十九卷[M].四庫禁燬書叢刊影印明刻本.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
[2]万明.晚明社会变迁问题与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3]沈德符.万历野获编[M].中华书局.北京：中华书局，1989
[4]罗宗强.明代后期士人心态研究——罗宗强文集[M].中华书局.北京：中华书局，2019
[5] [荷]高罗佩.中国古代房内考[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6]左东岭.王学与中晚明士人心态[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7]何宗美.文人结社与明代文学的演进[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8]罗宗强.明代文学思想史[M].北京：中华书局，2012
[9]袁中道.珂雪斋集[M].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10]华玮.马湘兰与明代后期的曲坛[J].中华戏曲，2008（01）
[11]谭廷斌.明清“士商相混”现象探析[J] .明清史，1990（5）
[12]胡发贵.“学者以治生为本”——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人生信念的嬗变[J] .江海学刊，1995（6）
[13]刘晓东.“弃儒从商”与“以文营商”[J] .社会科学辑刊，2011（2）
[14]陈宝良.明代士大夫的精神世界及其转向[J].北京联合大学学报，2012（1）
[15]罗宗强.社会环境与明代后期士人之心态走向[J].粤海风，2006（03）
作者单位：上海建桥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