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底，第一批来湸子里的生产队老知青可以享受探亲假了，除一位已提前用过探亲假，其余的都回杭州了，我托师兄带了点大马哈鱼干和绵白糖捎回家。
　　年前，我收到家里两封来信，一封是父亲写来的，他在信中说，托师兄带的东西已收到，家里情况一切都好，让我主放心。快过年了，家里原本准备邮寄的一点年货，让我师兄回湸子里时带给我。另一封信是我大哥写来的，大哥是第一次给我写信，信中说，我每次写的信他都看了，有点疑惑，我总是说在黑龙江一切都好，而他从其他知青家中了解到黑龙江生活的艰难，因此要我有什么不便和父母亲说的，写信告诉他，他一定会想办法的。两封来信都给了我温暖，但如何给大哥回信，我的思想斗争开了，感到为难。
　　我们这批知青是第一次在黑龙江过年，知青食堂杀了两头猪，生产队对我们挺关心的，送来6只羊、1头牛，队里养鸡场一些难以过冬的鸡也宰了送到知青食堂来，吃鱼更是没有问题。
　　大年三十那天，知青都忙碌起来。帮厨的、挑水烧水的、劈柈子架火的，小学的板凳和两张乒乓球桌也被搬到女知青的宿舍，年夜饭就在那里吃。湸子里在年前用上了电，女知青宿舍还特地换上了两只500瓦的大灯泡。
　　下午3点钟左右，丰盛的年夜饭已满满地摆放在两张乒乓桌上。忙碌一天了，知青们洗脸洗手，打扮起来，准备着一起吃年夜饭。不到4点，生产队送电了，知青们围在乒乓桌四周开始倒酒动筷，嘻嘻哈哈挺热闹。吃着吃着那个没回家的老知青忽然离开席位出去了，近10分钟过去还没有回来，有一位女知青出去找她，也是有去不回。大家感到气氛有些不对，第三位知青又去找她们，回来报告说：“她们俩想家了，抱在一起哭。”听到这话，大家一下子把碗筷都放下了，刚才还嘻嘻哈哈的场面顿时变得寂静无声。想家就像是一种传染病，女知青三三两两地抱在一起痛哭，男知青倒在炕上、趴在乒乓桌边也哭起来。老孟、大老王、老刘、三老王等生产队的党员正好来看我们，看到这情景，赶紧劝大家。大家停止哭泣，争相向老孟等几位敬酒，气氛又热闹起来。
　　老孟把我拉到宿舍门口，悄悄对我说：上面来通知，一级战备，要我吃完饭带两个知青住到胖头湸子去值岗，并关照：要带上枪，把队里的两条狗也带去。我再也没有心思吃这顿年夜饭了，叫了两个知青，带了几个肉包子，还带了信纸、信封，背上枪，带着队里的两条狗走了。
　　　到了胖头湸子，我们带着两条狗沿着胖头河走到江边，没啥动静，便走回屋里。先把炉子点上，然后把带来的几个肉包子在炉子上烤了烤，算是年夜饭了。吃完饭，我拿出信纸开始给家里写信，先写给我父亲，按照以往的写法很快就写好了；接着开始给我哥写信，但真不知该咋下笔，写了一点，看看不行把信纸揉了，一连揉掉七八个纸团儿，总算有了思路，我一边写一边流眼泪，好像要把这一年来的委屈统统写上去，整整写了三张信纸，终于写完了。我把信从头到尾仔细看了一遍，等看完第三遍再想想，唉!写了有什么用。最后我还是把这三张信纸连同桌子上的七八个纸团儿一起扔进了炉子。我从信封中抽出那封已经写好了的给我父亲的信，在后面又加了一句话：请告诉我哥，他给我的信已收到了，我在这里一切都好，就不另给他回信了。这时我抬头看了看挂在墙上的那口钟，已过12点了，新的一年来到了。我走出屋，环顾四周，仰望天空，深深地吸了一口气，顿时心里也感觉舒坦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