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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于当代文学而言，或通过自我的传播，或通过他者的传播，将各种形态的中国形象塑造了进来。以往的中国形象和如今的中国形象两者之间既存在继承延续的关系，又具备更新重塑的意义。但是西方译者在对中国当代文学作品进行选择的过程中，主要的依据就是以往的中国形象，与此同时，西方读者接受翻译过去的文学作品，又进一步将中国新的形象构建了进来。新的中国形象又冲击了原有的中国形象，以某种角度来讲，就是进行了更新和重塑。基于此，本篇文章主要对当代文学对外传播对于中国形象的延续和重塑进行深入的分析和探讨。
关键词：当代文学;对外传播;中国形象
在当代文学对外传播中，实际构筑出来的中国形象，其与原本的中国形象之间，不论是从他塑形象的角度来分析，还是从自塑形象的角度来分析，都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继承延续和更新重塑。在实际更新重塑的过程中，最不可避免的就是继承和延续原有的中国形象。其根本原因有以下两点，首先海外读者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文化预设和阅读期待就是以原有的形象为构成基础，因此，相应的海外出版社必须要以市场考虑为实际的基础，对那些迎合国外阅读者想象力的作品进行选择并翻译;其次，如今的海外译者以及读者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理解和评判的指标之一就是原有的中国形象，其在对中国当代文学进行评价和阅读的过程中，会将那些与其自身价值观更加符合的作品选取进来，进而使原有的中国形象得到了进一步的固化。
一、当代文学对外传播中的他塑形象与自塑形象
对于中国的当代文学而言，在进行对外传播的过程中，主要有兩个传播途径，一种是他者传播，一种是自我传播。以宏观的角度来分析，自然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他塑形象，另一种就是自塑形象。在对他塑形象进行探讨的过程中，以西方国家为实际的出发点，将其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和译介作为主要的考察对象。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中，西方都会对中国当时的文学作品进行译介，而且正是因为如此，才使得不同倾向和不同形态的中国形象被塑造了出来。
在“十七年文学”时期，西方国家关注的中心就是所谓的“异端文学”，其实际塑造出来的形象对中国形象带有敌视性。在这一时期，实际的社会背景正处于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进行冷战和对峙的主要阶段，而西方译介一般情况下，都会来一些敌视新中国的立场。在该阶段，西方译介中国当代文学的作品相对较少，在相关小说类型上，只有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这一部小说。对于该小说而言，其与编选者将政治压抑全面打破，将个人情感和经历以及思想的愿望全面打破的初衷完全符合，使编选者借助中国文学作品，对新中国的政治管理以及社会发展的窥探意图得到全面的满足。
在“文革”时期，西方国家在译介中国当代文学的过程中，加大了“正统”作品和主旋律文学的译介力度，以整体的角度来讲，将一个相对美好的中国新形象塑造了出来。在该时期，与西方的大规模学生运动相比，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与其有着很多的相似之处，而且西方青年学生尊奉的榜样也就是毛泽东及其领导的“文化大革命”，西方世界在译介中国文学的过程中，也不再如以往过于局限，只是揪着“异端文学”不放，而是开始对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斗争极为同情和理解，认为新中国文学作品极为严肃。对于小说而言，则有《现代中国小说选》以及《中国革命文学选》等。对于这些原本而言，与“十七年文学”时期相比，相应的意识形态色彩则在进一步减弱，而且与第一阶段相比，实际透露出来的中国形象也更加友善。
在新时期，中国文学作品的创作风格在朝着多样化的方向发展，对中国形象起到了承载、诠释和传递的作用。在当代小说对外传播中，将丰富多彩的中国形象塑造了进来，举例来讲，“叛逆青春中国形象”“世俗中国形象”等，将文学的社会政治认知价值体现了出来，不仅如此，还体现了其商业价值。在新时期，中国施行了改革开放政策，因此，西方人对于中国的接触和了解更加深入，多了更多对中国社会发展面貌进行全面了解的机会。一大部分西方人透过中国的改革开放可以看到在西方世界中国融入的希望，而由于误读中国政策，则在后续对中国改革小说进行译介的过程中，将极大的热情倾注进来。张洁曾经著作的《沉重的翅膀》被译成了多种语种作品，例如英、法、德等，而且在当时的德国，该书一度成为最为畅销德译作品。由此可见，中国新社会的改革，使整个社会受到了极大程度的影响，特别使人们的伦理观念以及思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且西方人在与中国完全隔离的三十年之后，对中国衍生了极为迫切的了解之情。
改革文学以宏观的角度，将认知中国社会发展的维度提供给了西方人。对于一些新写实小说而言，其对于中国人日常的生活和细腻情感的体现，则将一个世俗的中国形象传递给了西方世界。
对于“新生代”时期而言，相关作家创作的作品主要就是将年轻一代的生活状况反映了出来，而且将当下的社会动向全面阐释了出来，基于此，西方人可以对中国世俗形象的发展和变化进行动态化的了解。举例来讲，冯唐的《万物生长》、韩寒的《三重门》等，均将中国青少年一代的成长历程展现了出来。这些小说都被译成了不同语种，进而在国外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通过此类作品，一些所谓局外的西方人，可以透过局内的视角，对中国社会的纷繁万象进行深刻的了解。
国家与国家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得以区别的根本性特征就是文化，对中国文化进行全面深入的认识和理解，是西方世界一直以来的研究初衷。而西方在对中国寻根文学进行译介的过程中，不但将中国的民俗文化形象建立了进来，还将中国的儒家和道家文化同步建立了进来。
中国的寻根文学主要是对儒家精神进行倡导，该类作品也正是西方的关注焦点。在阿城的作品中，《孩子王》《棋王》等均被译成了不用语种，在西方世界引起的反响极大。相应的民俗文化和道家文化同样在西方世界引起了非同小可的反响，使中国形象的塑造朝着积极和良性的方向发展。新中国的成立，是中国历代革命先烈用自身的鲜血和牺牲换来的。在中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有无数的革命英雄涌现了出来，而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为了对国家的安全和独立进行全面维护，中国人民又志愿到朝鲜对美国的侵略进行抗击，进而保家卫国。在中国的当代文学中，有很多作品丰富地表现了英雄们的惊天地、泣鬼神的事。《中国文学》杂志以弘扬主旋律为己任，对中国人民在解放事业中所有的英勇表现进行了重点的介绍。不论是《平原烈火》，还是《风云初记》，又或者是《苦菜花》等作品，均被收入到了《中国文学》之中，并且进行了节选翻译。这些作品对惨烈的战场进行了正面的描述，将中国抗日英雄为了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心甘情愿抛头颅洒热血的可歌可泣的伟大形象展示了出来，将中国人民对自由与和平的珍爱之情传递到了全世界。 在抗日战争之后，中国人民又经历了解放战争，相应的，中国当代文学中又出现了一批描写解放军英雄的小说。《中国文学》不但将《林海雪原》刊登了进来，还将《保卫延安》以及《百合花》等选译了进来。国外读者在对中国当代文学进行阅读的过程中，可以深刻了解体会中国人民为了自身的解放进行英勇献身的悲壮之情深得人心，更有能力领导中国人民，使中国走向复兴繁荣之路。
中国本身就属于一个农业大国，中国的主体构成就是农民。不论是新中国成立，还是新中国的全面发展，都与农民这一重要的群体脱离不开关系。而且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书写和表现农民。《中国文学》对于该群体的作品极为关注。从建国前夕的新一代农民，到革命过程中投身进来的英雄农民，再到后来新中国成立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在改革开放之后的劳动者，以及近代的农民工，在不同的时期，都将一种质朴、智慧、勤劳的美好品格传递给西方，西方也可以进一步感受到在历史的传统和现代文明的冲突中，中国农民的挣扎，进而将一种真实可信的多维形象展现出来。
二、当代文学对外传播对于原有中国形象的继承延续
对于当代文学对外传播而言，其实际塑造出来的中国形象，都没有完全摆脱以往的中国形象类型模式。在当代演进中，中国形象的那些稳定性和普遍性的因素，所代表的本质含义，就是延续和继承，而相应的表现，则为在他塑形象之中，线性地延续了原有西方之中的中国形象。
西方对于中国形象的塑造中，有这样两个突出的表现，而且呈现两极化，一种是乌托邦化，一种是意识形态化。对于这两种现象而言，以功能的角度来分析，法国学者马克·莫哈呈指出：“对于乌托邦而言，其本质就是对现实进行质疑，但是对于意识形态而言，其恰好是对现实进行维护和保存。”中国形象的乌托邦化，在一定程度使中国形象得到了美化。对于中国形象的意识形态化而言，则大部分的情况下，都是对中国形象的丑化和否定。在中国当代文学对外传播过程中，透过他塑的“文化中国”形象可以明确地感受到其承袭了以往的乌托邦化中国形象。
在西方，有这样一个观点——“美好新世界中国形象”，而且由来已久。在公元前7世纪，希腊旅行家在对希伯尔波利安人进行特征赋予的过程中，就将“幸福宁静”应用了进来。此外，在13世纪到18世纪这一阶段，西方将三种中国形象建立了进来，首先就是大汗的大陆，其次就是大中华帝国，最后就是孔夫子的中国。不论是从思维的层面分析，还是从制度以及器物的层面分析，西方都极为钦佩和羡慕中国的美好。在17、18世纪阶段，西方现实生活中流行中国风，不论是各个方面，都将中国的美好展现了出来。
在19世纪初期到20世纪上半期这一阶段，西方对于中国“美好新世界”的形象在经历了忽明忽暗之后，又达到了一个高峰阶段，即20世纪50年代末期到70年代初期。在这一时期，不论是从道德的层面，还是从政治和经济的层面，西方都明确地表现出中国形象的“美好新世界”，而且西方极为感叹中国的巨大物质成就。
西方在对中国当代文学进行译介和接受的过程中，实际塑造出来的“文化中国”形象，也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西方中国形象塑造史上的乌托邦中国形象。在此过程中，中国文化有两大支柱，其一是儒家的治国安邦之术，其二是道家的生存智慧。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西方文化都对其进行了借鉴和利用。
在18世纪，西方启蒙思想家认为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不仅是一种视野、一种价值观，更是一个尺度。在该时期，从现实生活的角度来分析，整个欧洲都席卷着中国风。西方认为最佳的政体就是中国的君主政体，中国的道德观在整个世界上属于最为完备的道德规范，最富有理性的哲学是中国的哲学。
在经历了18世纪的巅峰之后，西方的“文化中国”形象在19世纪阶段陷入到了黑暗之中，直至20世纪初期又进入一个小阳春的阶段。西方一部分文化人渴望透过中国的文化来找寻和探知解决20世纪初期欧洲危机的曙光。这部分西方人最看重的就是道家文化。罗素在《中国问题》一书中以彼时的中国为起点，对一战后世界局势做出了一个全景式的分析。书中对各国各民族文化都做了较为细密的观察，从而得出一些独到看法。他从事实出发，没有偏袒任何一方，但言辞中处处渗透了对中国文化，特别是道家智慧和中国人乐观豁达人生态度的尊崇和热爱。
在20世纪80、90年代期间，西方热衷于中国的寻根文学。西方曾经受惠于中国的传统文化，虽然在当前阶段，与中国相比，西方各方面都展現出了优越之势，但是由于昔日的印象过于美好，西方仍然持续关注着中国文化，而且进一步转向到了中国的寻根文学之中深入地挖掘传统文化。
三、当代文学对外传播对于原有中国形象的更新重塑
西方的中国形象不但将知识和情感混杂在其中，还将主观与客观混杂在了一起，进而使一套相对固定的表达意象和词汇得以形成，最终使一些最为基本的，且具备程式化的模式得以形成，进而成为所谓的“原型”。中国形象一旦形成“原型”，则在此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会发生任何的改变，因此，中国形象本身具备稳定性。但并非是永恒，永远都不会发生任何的变化。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中西方交流的逐步加深，西方对于中国的认知和看法也会改变，与此同时，对于中国自身的关照而言，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以这一角度来看，不论中国形象的他塑，还是自塑，都并非是完全固定的，而是具备一定程度的变动性。以中国形象的历史发展角度来分析，相对的是稳定性，绝对的是变动性。
在西方的中国形象塑造史上，有一种非常明显的现象，就是在两个极端化的方向摇摆不定，即浪漫化和妖魔化。西方世界对于莫言、方方以及王安忆等人的作品表示了接受，透过这些人的作品，西方世界可以感受到一个多元化的中国形象。他们的作品也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西方既有的中国形象，与此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对西方原有的负面化和两极化的中国形象进行了更新重塑。特别是在我国当代小说的对外译介中，自塑新形象具备正能量的特点，对西方的意识形态化形象进行了全面修复和稀释，使西方审美视野下的乌托邦化中国形象得到了丰富和补充。
中国当代文化在自我传播过程中，不但将“军人英雄”形象塑造了进来，还将“时代农民”形象塑造了进来，不仅如此，还将“知识女性”的形象塑造了出来，使西方原有的中国形象得到了极大程度的重塑。
四、结语
与继承延续相比，更值得关注的是更新重塑，根本原因，就是它代表的是现在和未来。以往的中国形象已经成为历史的底岩，不但不可清除，也不可湮灭，但是可以改变和重塑现在和未来的中国形象。对于一个民族而言，其自身的未来和前景决定着其自身在世界格局中的位置。在未来，中国要想更好地进行更新和发展，使中国形象朝有利于中国发展的方向进行重塑，不但要在自塑形象上掌握更多的主动权，还要有效影响到他塑形象，使中国形象的认识和评价的反差逐步缩小，最终，将自塑和他塑逐步趋向一致全面形成中国美好形象，促进中国形象的全面良好发展。
参考文献：
〔1〕马丽. 他者想象与文化认同：外国涉华纪录片中的中国形象研究[D].兰州：兰州大学，2017.
〔2〕姜智芹.当代文学对外传播对于中国形象的延续和重塑[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62（01）：24-36.
〔3〕顾晨芸. 海外驻华记者笔下的中国形象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4.
关键词：当代文学;对外传播;中国形象
在当代文学对外传播中，实际构筑出来的中国形象，其与原本的中国形象之间，不论是从他塑形象的角度来分析，还是从自塑形象的角度来分析，都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继承延续和更新重塑。在实际更新重塑的过程中，最不可避免的就是继承和延续原有的中国形象。其根本原因有以下两点，首先海外读者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文化预设和阅读期待就是以原有的形象为构成基础，因此，相应的海外出版社必须要以市场考虑为实际的基础，对那些迎合国外阅读者想象力的作品进行选择并翻译;其次，如今的海外译者以及读者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理解和评判的指标之一就是原有的中国形象，其在对中国当代文学进行评价和阅读的过程中，会将那些与其自身价值观更加符合的作品选取进来，进而使原有的中国形象得到了进一步的固化。
一、当代文学对外传播中的他塑形象与自塑形象
对于中国的当代文学而言，在进行对外传播的过程中，主要有兩个传播途径，一种是他者传播，一种是自我传播。以宏观的角度来分析，自然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他塑形象，另一种就是自塑形象。在对他塑形象进行探讨的过程中，以西方国家为实际的出发点，将其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和译介作为主要的考察对象。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中，西方都会对中国当时的文学作品进行译介，而且正是因为如此，才使得不同倾向和不同形态的中国形象被塑造了出来。
在“十七年文学”时期，西方国家关注的中心就是所谓的“异端文学”，其实际塑造出来的形象对中国形象带有敌视性。在这一时期，实际的社会背景正处于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进行冷战和对峙的主要阶段，而西方译介一般情况下，都会来一些敌视新中国的立场。在该阶段，西方译介中国当代文学的作品相对较少，在相关小说类型上，只有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这一部小说。对于该小说而言，其与编选者将政治压抑全面打破，将个人情感和经历以及思想的愿望全面打破的初衷完全符合，使编选者借助中国文学作品，对新中国的政治管理以及社会发展的窥探意图得到全面的满足。
在“文革”时期，西方国家在译介中国当代文学的过程中，加大了“正统”作品和主旋律文学的译介力度，以整体的角度来讲，将一个相对美好的中国新形象塑造了出来。在该时期，与西方的大规模学生运动相比，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与其有着很多的相似之处，而且西方青年学生尊奉的榜样也就是毛泽东及其领导的“文化大革命”，西方世界在译介中国文学的过程中，也不再如以往过于局限，只是揪着“异端文学”不放，而是开始对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斗争极为同情和理解，认为新中国文学作品极为严肃。对于小说而言，则有《现代中国小说选》以及《中国革命文学选》等。对于这些原本而言，与“十七年文学”时期相比，相应的意识形态色彩则在进一步减弱，而且与第一阶段相比，实际透露出来的中国形象也更加友善。
在新时期，中国文学作品的创作风格在朝着多样化的方向发展，对中国形象起到了承载、诠释和传递的作用。在当代小说对外传播中，将丰富多彩的中国形象塑造了进来，举例来讲，“叛逆青春中国形象”“世俗中国形象”等，将文学的社会政治认知价值体现了出来，不仅如此，还体现了其商业价值。在新时期，中国施行了改革开放政策，因此，西方人对于中国的接触和了解更加深入，多了更多对中国社会发展面貌进行全面了解的机会。一大部分西方人透过中国的改革开放可以看到在西方世界中国融入的希望，而由于误读中国政策，则在后续对中国改革小说进行译介的过程中，将极大的热情倾注进来。张洁曾经著作的《沉重的翅膀》被译成了多种语种作品，例如英、法、德等，而且在当时的德国，该书一度成为最为畅销德译作品。由此可见，中国新社会的改革，使整个社会受到了极大程度的影响，特别使人们的伦理观念以及思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且西方人在与中国完全隔离的三十年之后，对中国衍生了极为迫切的了解之情。
改革文学以宏观的角度，将认知中国社会发展的维度提供给了西方人。对于一些新写实小说而言，其对于中国人日常的生活和细腻情感的体现，则将一个世俗的中国形象传递给了西方世界。
对于“新生代”时期而言，相关作家创作的作品主要就是将年轻一代的生活状况反映了出来，而且将当下的社会动向全面阐释了出来，基于此，西方人可以对中国世俗形象的发展和变化进行动态化的了解。举例来讲，冯唐的《万物生长》、韩寒的《三重门》等，均将中国青少年一代的成长历程展现了出来。这些小说都被译成了不同语种，进而在国外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通过此类作品，一些所谓局外的西方人，可以透过局内的视角，对中国社会的纷繁万象进行深刻的了解。
国家与国家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得以区别的根本性特征就是文化，对中国文化进行全面深入的认识和理解，是西方世界一直以来的研究初衷。而西方在对中国寻根文学进行译介的过程中，不但将中国的民俗文化形象建立了进来，还将中国的儒家和道家文化同步建立了进来。
中国的寻根文学主要是对儒家精神进行倡导，该类作品也正是西方的关注焦点。在阿城的作品中，《孩子王》《棋王》等均被译成了不用语种，在西方世界引起的反响极大。相应的民俗文化和道家文化同样在西方世界引起了非同小可的反响，使中国形象的塑造朝着积极和良性的方向发展。新中国的成立，是中国历代革命先烈用自身的鲜血和牺牲换来的。在中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有无数的革命英雄涌现了出来，而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为了对国家的安全和独立进行全面维护，中国人民又志愿到朝鲜对美国的侵略进行抗击，进而保家卫国。在中国的当代文学中，有很多作品丰富地表现了英雄们的惊天地、泣鬼神的事。《中国文学》杂志以弘扬主旋律为己任，对中国人民在解放事业中所有的英勇表现进行了重点的介绍。不论是《平原烈火》，还是《风云初记》，又或者是《苦菜花》等作品，均被收入到了《中国文学》之中，并且进行了节选翻译。这些作品对惨烈的战场进行了正面的描述，将中国抗日英雄为了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心甘情愿抛头颅洒热血的可歌可泣的伟大形象展示了出来，将中国人民对自由与和平的珍爱之情传递到了全世界。 在抗日战争之后，中国人民又经历了解放战争，相应的，中国当代文学中又出现了一批描写解放军英雄的小说。《中国文学》不但将《林海雪原》刊登了进来，还将《保卫延安》以及《百合花》等选译了进来。国外读者在对中国当代文学进行阅读的过程中，可以深刻了解体会中国人民为了自身的解放进行英勇献身的悲壮之情深得人心，更有能力领导中国人民，使中国走向复兴繁荣之路。
中国本身就属于一个农业大国，中国的主体构成就是农民。不论是新中国成立，还是新中国的全面发展，都与农民这一重要的群体脱离不开关系。而且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书写和表现农民。《中国文学》对于该群体的作品极为关注。从建国前夕的新一代农民，到革命过程中投身进来的英雄农民，再到后来新中国成立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在改革开放之后的劳动者，以及近代的农民工，在不同的时期，都将一种质朴、智慧、勤劳的美好品格传递给西方，西方也可以进一步感受到在历史的传统和现代文明的冲突中，中国农民的挣扎，进而将一种真实可信的多维形象展现出来。
二、当代文学对外传播对于原有中国形象的继承延续
对于当代文学对外传播而言，其实际塑造出来的中国形象，都没有完全摆脱以往的中国形象类型模式。在当代演进中，中国形象的那些稳定性和普遍性的因素，所代表的本质含义，就是延续和继承，而相应的表现，则为在他塑形象之中，线性地延续了原有西方之中的中国形象。
西方对于中国形象的塑造中，有这样两个突出的表现，而且呈现两极化，一种是乌托邦化，一种是意识形态化。对于这两种现象而言，以功能的角度来分析，法国学者马克·莫哈呈指出：“对于乌托邦而言，其本质就是对现实进行质疑，但是对于意识形态而言，其恰好是对现实进行维护和保存。”中国形象的乌托邦化，在一定程度使中国形象得到了美化。对于中国形象的意识形态化而言，则大部分的情况下，都是对中国形象的丑化和否定。在中国当代文学对外传播过程中，透过他塑的“文化中国”形象可以明确地感受到其承袭了以往的乌托邦化中国形象。
在西方，有这样一个观点——“美好新世界中国形象”，而且由来已久。在公元前7世纪，希腊旅行家在对希伯尔波利安人进行特征赋予的过程中，就将“幸福宁静”应用了进来。此外，在13世纪到18世纪这一阶段，西方将三种中国形象建立了进来，首先就是大汗的大陆，其次就是大中华帝国，最后就是孔夫子的中国。不论是从思维的层面分析，还是从制度以及器物的层面分析，西方都极为钦佩和羡慕中国的美好。在17、18世纪阶段，西方现实生活中流行中国风，不论是各个方面，都将中国的美好展现了出来。
在19世纪初期到20世纪上半期这一阶段，西方对于中国“美好新世界”的形象在经历了忽明忽暗之后，又达到了一个高峰阶段，即20世纪50年代末期到70年代初期。在这一时期，不论是从道德的层面，还是从政治和经济的层面，西方都明确地表现出中国形象的“美好新世界”，而且西方极为感叹中国的巨大物质成就。
西方在对中国当代文学进行译介和接受的过程中，实际塑造出来的“文化中国”形象，也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西方中国形象塑造史上的乌托邦中国形象。在此过程中，中国文化有两大支柱，其一是儒家的治国安邦之术，其二是道家的生存智慧。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西方文化都对其进行了借鉴和利用。
在18世纪，西方启蒙思想家认为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不仅是一种视野、一种价值观，更是一个尺度。在该时期，从现实生活的角度来分析，整个欧洲都席卷着中国风。西方认为最佳的政体就是中国的君主政体，中国的道德观在整个世界上属于最为完备的道德规范，最富有理性的哲学是中国的哲学。
在经历了18世纪的巅峰之后，西方的“文化中国”形象在19世纪阶段陷入到了黑暗之中，直至20世纪初期又进入一个小阳春的阶段。西方一部分文化人渴望透过中国的文化来找寻和探知解决20世纪初期欧洲危机的曙光。这部分西方人最看重的就是道家文化。罗素在《中国问题》一书中以彼时的中国为起点，对一战后世界局势做出了一个全景式的分析。书中对各国各民族文化都做了较为细密的观察，从而得出一些独到看法。他从事实出发，没有偏袒任何一方，但言辞中处处渗透了对中国文化，特别是道家智慧和中国人乐观豁达人生态度的尊崇和热爱。
在20世纪80、90年代期间，西方热衷于中国的寻根文学。西方曾经受惠于中国的传统文化，虽然在当前阶段，与中国相比，西方各方面都展現出了优越之势，但是由于昔日的印象过于美好，西方仍然持续关注着中国文化，而且进一步转向到了中国的寻根文学之中深入地挖掘传统文化。
三、当代文学对外传播对于原有中国形象的更新重塑
西方的中国形象不但将知识和情感混杂在其中，还将主观与客观混杂在了一起，进而使一套相对固定的表达意象和词汇得以形成，最终使一些最为基本的，且具备程式化的模式得以形成，进而成为所谓的“原型”。中国形象一旦形成“原型”，则在此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会发生任何的改变，因此，中国形象本身具备稳定性。但并非是永恒，永远都不会发生任何的变化。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中西方交流的逐步加深，西方对于中国的认知和看法也会改变，与此同时，对于中国自身的关照而言，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以这一角度来看，不论中国形象的他塑，还是自塑，都并非是完全固定的，而是具备一定程度的变动性。以中国形象的历史发展角度来分析，相对的是稳定性，绝对的是变动性。
在西方的中国形象塑造史上，有一种非常明显的现象，就是在两个极端化的方向摇摆不定，即浪漫化和妖魔化。西方世界对于莫言、方方以及王安忆等人的作品表示了接受，透过这些人的作品，西方世界可以感受到一个多元化的中国形象。他们的作品也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西方既有的中国形象，与此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对西方原有的负面化和两极化的中国形象进行了更新重塑。特别是在我国当代小说的对外译介中，自塑新形象具备正能量的特点，对西方的意识形态化形象进行了全面修复和稀释，使西方审美视野下的乌托邦化中国形象得到了丰富和补充。
中国当代文化在自我传播过程中，不但将“军人英雄”形象塑造了进来，还将“时代农民”形象塑造了进来，不仅如此，还将“知识女性”的形象塑造了出来，使西方原有的中国形象得到了极大程度的重塑。
四、结语
与继承延续相比，更值得关注的是更新重塑，根本原因，就是它代表的是现在和未来。以往的中国形象已经成为历史的底岩，不但不可清除，也不可湮灭，但是可以改变和重塑现在和未来的中国形象。对于一个民族而言，其自身的未来和前景决定着其自身在世界格局中的位置。在未来，中国要想更好地进行更新和发展，使中国形象朝有利于中国发展的方向进行重塑，不但要在自塑形象上掌握更多的主动权，还要有效影响到他塑形象，使中国形象的认识和评价的反差逐步缩小，最终，将自塑和他塑逐步趋向一致全面形成中国美好形象，促进中国形象的全面良好发展。
参考文献：
〔1〕马丽. 他者想象与文化认同：外国涉华纪录片中的中国形象研究[D].兰州：兰州大学，2017.
〔2〕姜智芹.当代文学对外传播对于中国形象的延续和重塑[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62（01）：24-36.
〔3〕顾晨芸. 海外驻华记者笔下的中国形象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