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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前，国家大力倡导“精准扶贫”，各部门单位也快速响应号召，企业也正在履行自身的社会责任，加大扶贫力度。文章通过梳理，发现国内外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多是以政治关联、高管经历以及企业现状为角度来讨论企业社会责任，较少将企业社会责任与精准扶贫进行研究。文章针对企业社会责任和精准扶贫两大领域，进行文献梳理，以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参考。
【关键詞】 企业社会责任 精准扶贫 研究综述
一、引言
“精准扶贫”最早是于2013年11月，习近平到湖南湘西考察时首次作出了 “ 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 ” 的重要指示。2020年，我们将迎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赢脱贫攻坚战，各部门以及各行各业的公司对于精准扶贫号召的响应也刻不容缓。纵观学者们关于精准扶贫的研究，本文从企业社会责任和精准扶贫两方面进行文献梳理。
二、企业社会责任
所谓的企业社会责任是指，企业在追求经济收益的同时 ,?还具备对环境和社会负责任的经营理念和实际行动（Aguilera?et?al.,?2007）[1]。大多数研究影响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因素的文献是通过实证检验进行的。王建琼等（2009）[2]以深、沪两市制造业 2005年的相关数据为研究样本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 企业社会责任与独立董事比例正相关,与资产规模负相关,与是否两权分离 、净资产收益率无明显相关性; 国有控股公司履行社会责任情况较差; 每股收益与政府所得贡献率正相关 ,而与供应商所得贡献率负相关。李姝等（2014）[3]以 2008-2010 年沪深两市 A 股民营上市公司 的实证研究发现：我国民营企业中政治关联的确广泛存 在，政治关联能给企业带来贷款、特别是长期贷款的融资便利，地方性政治关联与长期贷款的正向显著性比中 央性政治关联更强 ；社会责任履行度越高越有助于民营 企业获得贷款，并且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能够帮助企业 建立政治联系。李彬等（2015）[4]通过对210家服务企业中的351位高管进行问卷调查位高管进行问卷调查,研究发现高管伦理重要性感知对企业社会责任有正向影响高管伦理重要性感知对企业社会责任有正向影响,伦理补充性感知则对其没有影响。高管理想主义式和现实主义式道德哲学都对企业社会责任有正向影响义式和现实主义式道德哲学都对企业社会责任有正向影响,这与西方研究相比体现出了中国情境下的特殊性。张栓兴等（2017）[5]以2010—2015年的中国创业板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为研究样本,结果表明,CEO权力可以积极影响CSR的履行;CEO权力可以显著促进企业研发投入水平,且研发投入的提高进一步增强了CSR的履行,即研发投入在CEO权力与CSR的影响机制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单亚东等（2018）[6]选取 2007—2016 年我国全部A股上市公司作为 研究对象，研究发现，总经理兼任董事长、董事会规模与企业社会责任显著正相关，管理层持股比例与企 业社会责任显著负相关。 冯戈坚等（2019）[7]以润灵环球责任评级报告中披露的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回归分析实证发现企业社会责任与创新绩效显著正相关，政治关联对社会责任与创新绩效之间具有负向调节作用; 企业社会责任对探索型创新的促进作用强于开发型创新，由企业社会责任诱导的创新绩效对企业经济绩效存在显著提升作用。叶陈毅等（2019）[8]以 2012—2016年连续五年发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沪深 A股上市公司为原始样本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内部控制与企业社会责任显著正相关；公司受媒体重视程度越高，越有可能履行社 会责任；媒体关注起到调节内部控制与企业社会责任关系的作用，且媒体关注越高，内部控制对企业社会责任的促进作用越显著。
通过对文献的梳理，发现大多数学者都是从政治关联、高管经历以及企业现状进行讨论企业社会责任，但缺少针对某一社会责任的研究。由此看来，针对社会责任应该进一步划分进行研究。
三、精准扶贫
近年来，大多数学者对于精准扶贫与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大多是通过理论理论研究。张春敏（2018）[9]以国有企业为研究对象，指明国有企业在精准扶贫中的角色定位以及参与方式。张婧等（2018）[10]以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聊城供电公司认真贯彻国家关于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战略部署,以"产业扶贫+智力扶贫+爱心扶贫"三位一体的扶贫内容为基础,实现精准扶贫来讨论企业社会责任和精准扶贫。杜世风等（2019）[11]以中国沪深A股2016-2017年披露精准扶贫信息的873个上市公司样本为研究对象,依据社会责任理论实证分析了上市公司精准扶贫行为的影响因素。实证研究发现:上市公司精准扶贫行为的主要影响因素是公司业绩、公司规模和国有产权。公司业绩越好,规模越大,越是国有企业,越容易发生精准扶贫行为,且精准扶贫投入的强度也越大。
通过对文献的梳理，发现很少有学者对于精准扶贫与企业社会责任研究进行实证研究，并且更少有从政治关联、高管经历因素对企业履行精准扶贫社会责任进行研究。
【参考文献】
[1] Aguilera,?R.?V.,?Rupp,?D.?E.,?Williams,?C.?A.,?&?Ganapathi,?J.?(2007).?Putting?the?S?back?in?corporate?social?responsibility:?A?multilevel?theory of social change in organizations.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32(3), 836-863.
[2] 王建琼,何静谊.公司治理、企业经济绩效与企业社会责任——基于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的经验研究[J].经济经纬,2009(02):83-86.
[3] 李姝,谢晓嫣.民营企业的社会责任、政治关联与债务融资——来自中国资本市场的经验证据[J].南开管理评论,2014,17(06):30-40+95.
[4] 李彬.企业高管伦理道德对企业社会责任影响实证研究[J].企业经济,2015,34(03):99-103.
[5] 张栓兴,邓杨娟,温岩泽.CEO权力、研发投入和企业社会责任[J].生产力研究,2017(11):103-107+161.
作者介绍：王菲（1998-），女，汉族，河南周口人，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本科在读，研究方向：财务管理
【关键詞】 企业社会责任 精准扶贫 研究综述
一、引言
“精准扶贫”最早是于2013年11月，习近平到湖南湘西考察时首次作出了 “ 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 ” 的重要指示。2020年，我们将迎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赢脱贫攻坚战，各部门以及各行各业的公司对于精准扶贫号召的响应也刻不容缓。纵观学者们关于精准扶贫的研究，本文从企业社会责任和精准扶贫两方面进行文献梳理。
二、企业社会责任
所谓的企业社会责任是指，企业在追求经济收益的同时 ,?还具备对环境和社会负责任的经营理念和实际行动（Aguilera?et?al.,?2007）[1]。大多数研究影响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因素的文献是通过实证检验进行的。王建琼等（2009）[2]以深、沪两市制造业 2005年的相关数据为研究样本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 企业社会责任与独立董事比例正相关,与资产规模负相关,与是否两权分离 、净资产收益率无明显相关性; 国有控股公司履行社会责任情况较差; 每股收益与政府所得贡献率正相关 ,而与供应商所得贡献率负相关。李姝等（2014）[3]以 2008-2010 年沪深两市 A 股民营上市公司 的实证研究发现：我国民营企业中政治关联的确广泛存 在，政治关联能给企业带来贷款、特别是长期贷款的融资便利，地方性政治关联与长期贷款的正向显著性比中 央性政治关联更强 ；社会责任履行度越高越有助于民营 企业获得贷款，并且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能够帮助企业 建立政治联系。李彬等（2015）[4]通过对210家服务企业中的351位高管进行问卷调查位高管进行问卷调查,研究发现高管伦理重要性感知对企业社会责任有正向影响高管伦理重要性感知对企业社会责任有正向影响,伦理补充性感知则对其没有影响。高管理想主义式和现实主义式道德哲学都对企业社会责任有正向影响义式和现实主义式道德哲学都对企业社会责任有正向影响,这与西方研究相比体现出了中国情境下的特殊性。张栓兴等（2017）[5]以2010—2015年的中国创业板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为研究样本,结果表明,CEO权力可以积极影响CSR的履行;CEO权力可以显著促进企业研发投入水平,且研发投入的提高进一步增强了CSR的履行,即研发投入在CEO权力与CSR的影响机制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单亚东等（2018）[6]选取 2007—2016 年我国全部A股上市公司作为 研究对象，研究发现，总经理兼任董事长、董事会规模与企业社会责任显著正相关，管理层持股比例与企 业社会责任显著负相关。 冯戈坚等（2019）[7]以润灵环球责任评级报告中披露的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回归分析实证发现企业社会责任与创新绩效显著正相关，政治关联对社会责任与创新绩效之间具有负向调节作用; 企业社会责任对探索型创新的促进作用强于开发型创新，由企业社会责任诱导的创新绩效对企业经济绩效存在显著提升作用。叶陈毅等（2019）[8]以 2012—2016年连续五年发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沪深 A股上市公司为原始样本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内部控制与企业社会责任显著正相关；公司受媒体重视程度越高，越有可能履行社 会责任；媒体关注起到调节内部控制与企业社会责任关系的作用，且媒体关注越高，内部控制对企业社会责任的促进作用越显著。
通过对文献的梳理，发现大多数学者都是从政治关联、高管经历以及企业现状进行讨论企业社会责任，但缺少针对某一社会责任的研究。由此看来，针对社会责任应该进一步划分进行研究。
三、精准扶贫
近年来，大多数学者对于精准扶贫与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大多是通过理论理论研究。张春敏（2018）[9]以国有企业为研究对象，指明国有企业在精准扶贫中的角色定位以及参与方式。张婧等（2018）[10]以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聊城供电公司认真贯彻国家关于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战略部署,以"产业扶贫+智力扶贫+爱心扶贫"三位一体的扶贫内容为基础,实现精准扶贫来讨论企业社会责任和精准扶贫。杜世风等（2019）[11]以中国沪深A股2016-2017年披露精准扶贫信息的873个上市公司样本为研究对象,依据社会责任理论实证分析了上市公司精准扶贫行为的影响因素。实证研究发现:上市公司精准扶贫行为的主要影响因素是公司业绩、公司规模和国有产权。公司业绩越好,规模越大,越是国有企业,越容易发生精准扶贫行为,且精准扶贫投入的强度也越大。
通过对文献的梳理，发现很少有学者对于精准扶贫与企业社会责任研究进行实证研究，并且更少有从政治关联、高管经历因素对企业履行精准扶贫社会责任进行研究。
【参考文献】
[1] Aguilera,?R.?V.,?Rupp,?D.?E.,?Williams,?C.?A.,?&?Ganapathi,?J.?(2007).?Putting?the?S?back?in?corporate?social?responsibility:?A?multilevel?theory of social change in organizations.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32(3), 836-863.
[2] 王建琼,何静谊.公司治理、企业经济绩效与企业社会责任——基于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的经验研究[J].经济经纬,2009(02):83-86.
[3] 李姝,谢晓嫣.民营企业的社会责任、政治关联与债务融资——来自中国资本市场的经验证据[J].南开管理评论,2014,17(06):30-40+95.
[4] 李彬.企业高管伦理道德对企业社会责任影响实证研究[J].企业经济,2015,34(03):99-103.
[5] 张栓兴,邓杨娟,温岩泽.CEO权力、研发投入和企业社会责任[J].生产力研究,2017(11):103-107+161.
作者介绍：王菲（1998-），女，汉族，河南周口人，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本科在读，研究方向：财务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