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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国家统计局原局长邱晓华涉嫌重婚罪一案在北京首次开庭。在中国腐败官员名单上，邱晓华是第一个因涉嫌重婚罪被追究的省部级高官。据悉，除了涉嫌重婚罪，有关部门还查出邱晓华与多名妇女通奸，并在境外涉及色情活动。纪检部门有关人士表示，邱晓华被查处，表明官员生活圈已纳入中央反腐视野。把脉近年来被查处的众多腐败分子，不难发现一个共同现象：贪官好色，色促官贪——
贪官好色未腐先败
在近年来查处的腐败大案中，纪检监察部门发现：官员腐败的背后，往往有嫖娼、包养情妇等生活作风问题。据《婚姻法》修改草案专家小组主要负责人巫昌祯教授统计，在被查处的男性贪官中，绝大多数腐败分子都有养情妇、“包二奶”等腐化堕落行为。可以说，官员只要迷恋上一个“色”字，离腐败就不远了，甚至是未腐先败。
从众多被查处的腐败分子来看，一些官员好色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
公开重婚，拥有三妻四妾。《婚姻法》明确规定我国实行“一夫一妻”制，有些官员却通过“合法”手续公开重婚。比如广东省怀集县原县委常委、宣传部长黄东。1978年8月，黄东与伍某结婚，不久生了一个女儿。1990年，黄东看中某饭店服务员蔡某，为了将蔡名正言顺娶回家，黄东拿着两个弟弟的照片，办理了名为“黄东进”、“黄东强”的两张身份证，并在当年9月，以“黄东进”的名义与蔡某结婚。蔡为他生了两个女儿一个儿子。2000年，黄东担任肇庆市农业学校校长时又看中了邓某，并于2003年4月以“黄东强”的名义与其办理结婚登记手续，邓又为黄东生了一个儿子。黄东“名正言顺”地拥有3个老婆、5个孩子。“一夫三妻”的日子过了14年，直到黄东先后贪污受贿700余万元的案件被揭发，其重婚行为才大白于天下。陕西省榆林市榆阳区建设局原局长秦怀文，与妻子生育3个女儿之后，又与情人生育了两个孩子，被群众称为“超生局长”。据调查，秦怀文的妻子为农村户口，他们结婚后，先后生了3个女儿。秦怀文在任榆阳区清泉乡乡长期间，与本乡未婚女干部马某长期保持不正当关系，马某先后为其生育一女、一子。
金屋藏娇，包养情人成风。在官员腐败案件中，情妇往往成为一道别样的“风景”。一些贪官虽没有像黄东那样“明媒正娶”多个老婆，可他们暗地里“包二奶”、养情人、嫖娼狎妓的本领令人咂舌。湖北省天门市原市委书记张二江不但长期包养情妇，而且不管出差到何地，都公开指使身边工作人员“到街上转转，有好的就带回来”。从1989年到2001年7月的12年中，他竟与除老婆之外的107个女人有染。而他和江苏省建设厅原厅长徐其耀比，还是小巫见大巫。徐其耀先后有140多个情妇，刷新了已查获贪官包养情妇的最高纪录。一些官员同时拥有多名情人，为了管理“情妇团队”，便有人想出种种妙招，其中最为“出类拔萃”者当属安徽省宣城市原副市长杨枫。为了管理好自己的一大堆情人，杨枫运用所学过的MBA理论及人力资源管理知识，制定了周详的管理方案，由“首席情妇”邹某统一指挥，以人尽其用。在邹某的“科学调度”下，杨枫和他的情妇团队长期融洽相处。
半明半暗，相互攀比炫耀。“包二奶”、养情人本不是光彩的事，但一些腐败官员公然带着情妇出入酒席和公众场所，相互间还攀比炫耀。江苏省南京奶业集团公司原总经理（副厅级）金维芝就曾大言不惭地说：“像我们这样级别的领导干部，谁没几个情人？这不仅是生理的需要，更是身份的象征！”海南省临高县原县委书记吴光华，与多名女性有不正当的两性关系，并包养了4个情妇。在吴光华的“带动”下，临高县大小贪官都以拥有情妇为荣，甚至互相攀比谁的情妇多，谁的情妇漂亮，并带着情妇公开招摇过市。临高县市政管理局原局长邓善红被称为“风流局长”、“情妇队长”，他包养了11个情妇，大多为其生儿育女。邓善红还给为其生了男孩的情妇分别“奖励”一套住房。
色促官贪腐化堕落
现在社会上有一种误解，认为“包二奶”、养情人只是简单的男女关系，是生活小事，属于个人隐私，他人无权干涉。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一些官员心安理得走上邪道。殊不知，正是这样的“小事”，诱导官员走上腐败道路。查阅不少贪官的腐败史，都有一个共同的规律：以权谋色，色促官贪，最终权色两空，身败名裂。
官员一旦荒淫无度，情人便成了“投币机”，纵欲成了助推官员腐败的巨大动力。贪官为防止情人“流失”，不得不主动找钱；情人们总能死死掐住贪官的软肋，索要甚至勒索钱财。江西省公安厅原副厅长许晓刚有6个情人，都是按摩女、三陪女、夜总会女服务生、女演员等出身。许晓刚不仅托人为情人安排工作，还将索要的大量钱物送给她们。案发后，许晓刚在法庭上放声大哭：“10年时间，总账算下来，花在她们身上的钱物接近500万元！”有些官员找情人并不专一，为了“以旧换新”，需要大量的资金，方能免去后患。湖南省郴州市原副市长雷渊利收受贿赂、挪用公款近4000万元，这些钱财主要花在了情妇身上。雷的情妇唐某先后从雷的手里弄到汇款31万元；一位黄姓女子与雷渊利生了一个私生子，为了小孩今后的生活，她与雷渊利建立了“贝贝生活基金”，雷先后投入400余万元；一邱姓女人与雷有染后，不但调到市城管局当上科长，还得到雷的补偿30万元……雷渊利的优胜劣汰法虽然安抚了情人，但资金的桎梏却将他拖进万劫不复的深渊。
贪官在情场上并非都春风得意，也有一些贪官被情人、“二奶”逼得走投无路，甚至动起杀机。近年来发生过多起官员谋杀情妇案。哈尔滨市公安局原副局级调研员董兆歧、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公安局南地企业分局原局长梁冠中、云南省昌宁县原县委书记杨国瞿等，都是因为不堪情人索求无度而将情人杀死。
防微杜渐标本兼治
多年来，我国在对一些贪官包养情人等行为的查处上，都没有上升到法律高度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而是以“生活腐化堕落”处理。用法律惩处涉嫌重婚的高官，邱晓华开了先河。其实邱晓华一案并非孤立的个案，为了防微杜渐，标本兼治，中央已经将官员的生活圈纳入反腐视野，并正在建立完善相关制度。
2006年8月，中央政治局专门召开会议，研究党员领导干部个人情况申报制度，官员生活圈开始纳入监管视野。同年9月，中央正式出台《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把报告个人有关事项作为考核党员领导干部的重要内容之一。此后，各地纷纷出台相关配套规定，如北京市委在2007年1月出台的《<关于党员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实施办法》中就明确规定：本市副处以上（含副处）党员领导干部本人的婚姻变化应当向组织申报。
2007年1月9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中纪委七次全会上强调了领导干部作风建设的极端重要性，并明确要求领导干部“生活正派、情趣健康，讲操守，重品行，注重培养健康的生活情趣，保持高尚的精神追求”。
新年伊始，一项关于官员婚姻及家庭涉外情况的调查已在中央党政机关悄然启动。据透露，这是近年继领导干部每年申报个人收入以来，又一项广泛实行的官员报告制度，也是中央首次大规模对副处级以上领导干部进行婚姻及家庭涉外情况普查。调查内容包括官员本人、配偶、子女三个层面。据了解，类似婚姻状况等个人信息是过往组织调查常见的内容，但对“婚变”及家庭涉外情况申报还是头一次。此次全面了解副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婚姻家庭涉外情况，表明中央正积极运用干部个人情况申报规定，从源头上掌握信息、实施监控、预防腐败。
要遏制领导干部养情妇、“包二奶”等腐化堕落行为，除了从源头上强化教育、提高认识、抵制诱惑之外，一些法律界人士认为，在当前最重要的是依法给予严厉查处，做到严查重罚，以儆效尤。在司法实践中，对官员涉嫌重婚犯罪的行为，必须从严查处，对以夫妻名义同居时间较长的，应视为重婚罪，生有子女的更应该以重婚罪论处。
贪官好色未腐先败
在近年来查处的腐败大案中，纪检监察部门发现：官员腐败的背后，往往有嫖娼、包养情妇等生活作风问题。据《婚姻法》修改草案专家小组主要负责人巫昌祯教授统计，在被查处的男性贪官中，绝大多数腐败分子都有养情妇、“包二奶”等腐化堕落行为。可以说，官员只要迷恋上一个“色”字，离腐败就不远了，甚至是未腐先败。
从众多被查处的腐败分子来看，一些官员好色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
公开重婚，拥有三妻四妾。《婚姻法》明确规定我国实行“一夫一妻”制，有些官员却通过“合法”手续公开重婚。比如广东省怀集县原县委常委、宣传部长黄东。1978年8月，黄东与伍某结婚，不久生了一个女儿。1990年，黄东看中某饭店服务员蔡某，为了将蔡名正言顺娶回家，黄东拿着两个弟弟的照片，办理了名为“黄东进”、“黄东强”的两张身份证，并在当年9月，以“黄东进”的名义与蔡某结婚。蔡为他生了两个女儿一个儿子。2000年，黄东担任肇庆市农业学校校长时又看中了邓某，并于2003年4月以“黄东强”的名义与其办理结婚登记手续，邓又为黄东生了一个儿子。黄东“名正言顺”地拥有3个老婆、5个孩子。“一夫三妻”的日子过了14年，直到黄东先后贪污受贿700余万元的案件被揭发，其重婚行为才大白于天下。陕西省榆林市榆阳区建设局原局长秦怀文，与妻子生育3个女儿之后，又与情人生育了两个孩子，被群众称为“超生局长”。据调查，秦怀文的妻子为农村户口，他们结婚后，先后生了3个女儿。秦怀文在任榆阳区清泉乡乡长期间，与本乡未婚女干部马某长期保持不正当关系，马某先后为其生育一女、一子。
金屋藏娇，包养情人成风。在官员腐败案件中，情妇往往成为一道别样的“风景”。一些贪官虽没有像黄东那样“明媒正娶”多个老婆，可他们暗地里“包二奶”、养情人、嫖娼狎妓的本领令人咂舌。湖北省天门市原市委书记张二江不但长期包养情妇，而且不管出差到何地，都公开指使身边工作人员“到街上转转，有好的就带回来”。从1989年到2001年7月的12年中，他竟与除老婆之外的107个女人有染。而他和江苏省建设厅原厅长徐其耀比，还是小巫见大巫。徐其耀先后有140多个情妇，刷新了已查获贪官包养情妇的最高纪录。一些官员同时拥有多名情人，为了管理“情妇团队”，便有人想出种种妙招，其中最为“出类拔萃”者当属安徽省宣城市原副市长杨枫。为了管理好自己的一大堆情人，杨枫运用所学过的MBA理论及人力资源管理知识，制定了周详的管理方案，由“首席情妇”邹某统一指挥，以人尽其用。在邹某的“科学调度”下，杨枫和他的情妇团队长期融洽相处。
半明半暗，相互攀比炫耀。“包二奶”、养情人本不是光彩的事，但一些腐败官员公然带着情妇出入酒席和公众场所，相互间还攀比炫耀。江苏省南京奶业集团公司原总经理（副厅级）金维芝就曾大言不惭地说：“像我们这样级别的领导干部，谁没几个情人？这不仅是生理的需要，更是身份的象征！”海南省临高县原县委书记吴光华，与多名女性有不正当的两性关系，并包养了4个情妇。在吴光华的“带动”下，临高县大小贪官都以拥有情妇为荣，甚至互相攀比谁的情妇多，谁的情妇漂亮，并带着情妇公开招摇过市。临高县市政管理局原局长邓善红被称为“风流局长”、“情妇队长”，他包养了11个情妇，大多为其生儿育女。邓善红还给为其生了男孩的情妇分别“奖励”一套住房。
色促官贪腐化堕落
现在社会上有一种误解，认为“包二奶”、养情人只是简单的男女关系，是生活小事，属于个人隐私，他人无权干涉。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一些官员心安理得走上邪道。殊不知，正是这样的“小事”，诱导官员走上腐败道路。查阅不少贪官的腐败史，都有一个共同的规律：以权谋色，色促官贪，最终权色两空，身败名裂。
官员一旦荒淫无度，情人便成了“投币机”，纵欲成了助推官员腐败的巨大动力。贪官为防止情人“流失”，不得不主动找钱；情人们总能死死掐住贪官的软肋，索要甚至勒索钱财。江西省公安厅原副厅长许晓刚有6个情人，都是按摩女、三陪女、夜总会女服务生、女演员等出身。许晓刚不仅托人为情人安排工作，还将索要的大量钱物送给她们。案发后，许晓刚在法庭上放声大哭：“10年时间，总账算下来，花在她们身上的钱物接近500万元！”有些官员找情人并不专一，为了“以旧换新”，需要大量的资金，方能免去后患。湖南省郴州市原副市长雷渊利收受贿赂、挪用公款近4000万元，这些钱财主要花在了情妇身上。雷的情妇唐某先后从雷的手里弄到汇款31万元；一位黄姓女子与雷渊利生了一个私生子，为了小孩今后的生活，她与雷渊利建立了“贝贝生活基金”，雷先后投入400余万元；一邱姓女人与雷有染后，不但调到市城管局当上科长，还得到雷的补偿30万元……雷渊利的优胜劣汰法虽然安抚了情人，但资金的桎梏却将他拖进万劫不复的深渊。
贪官在情场上并非都春风得意，也有一些贪官被情人、“二奶”逼得走投无路，甚至动起杀机。近年来发生过多起官员谋杀情妇案。哈尔滨市公安局原副局级调研员董兆歧、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公安局南地企业分局原局长梁冠中、云南省昌宁县原县委书记杨国瞿等，都是因为不堪情人索求无度而将情人杀死。
防微杜渐标本兼治
多年来，我国在对一些贪官包养情人等行为的查处上，都没有上升到法律高度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而是以“生活腐化堕落”处理。用法律惩处涉嫌重婚的高官，邱晓华开了先河。其实邱晓华一案并非孤立的个案，为了防微杜渐，标本兼治，中央已经将官员的生活圈纳入反腐视野，并正在建立完善相关制度。
2006年8月，中央政治局专门召开会议，研究党员领导干部个人情况申报制度，官员生活圈开始纳入监管视野。同年9月，中央正式出台《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把报告个人有关事项作为考核党员领导干部的重要内容之一。此后，各地纷纷出台相关配套规定，如北京市委在2007年1月出台的《<关于党员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实施办法》中就明确规定：本市副处以上（含副处）党员领导干部本人的婚姻变化应当向组织申报。
2007年1月9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中纪委七次全会上强调了领导干部作风建设的极端重要性，并明确要求领导干部“生活正派、情趣健康，讲操守，重品行，注重培养健康的生活情趣，保持高尚的精神追求”。
新年伊始，一项关于官员婚姻及家庭涉外情况的调查已在中央党政机关悄然启动。据透露，这是近年继领导干部每年申报个人收入以来，又一项广泛实行的官员报告制度，也是中央首次大规模对副处级以上领导干部进行婚姻及家庭涉外情况普查。调查内容包括官员本人、配偶、子女三个层面。据了解，类似婚姻状况等个人信息是过往组织调查常见的内容，但对“婚变”及家庭涉外情况申报还是头一次。此次全面了解副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婚姻家庭涉外情况，表明中央正积极运用干部个人情况申报规定，从源头上掌握信息、实施监控、预防腐败。
要遏制领导干部养情妇、“包二奶”等腐化堕落行为，除了从源头上强化教育、提高认识、抵制诱惑之外，一些法律界人士认为，在当前最重要的是依法给予严厉查处，做到严查重罚，以儆效尤。在司法实践中，对官员涉嫌重婚犯罪的行为，必须从严查处，对以夫妻名义同居时间较长的，应视为重婚罪，生有子女的更应该以重婚罪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