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祖赵匡胤灭掉了南唐，他在一次宴会上问李煜道：朕闻卿在江南好吟诗填词，能否举出得意的一联供朕欣赏？李煜沉思片刻，书生气十足地吟出自己《咏扇》诗中的一联：揖让月在手，动摇风满怀。赵匡胤听罢哈哈大笑，揶揄李煜说：妙哉！试问，“风满怀”究竟有多少？并对近臣说：好一个翰林学士。事见北宋叶梦得《石林燕语》。
　　李煜答得妙，赵匡胤笑得也妙。妙就妙在一答一笑尽显各人本性。李煜的对联充满了文人情调：揖让答礼的时候，团扇在手，如挥动一轮明月；扇子摇动，清风满怀，心旷神怡。文人把扇，对酒当歌，红袖添香，李煜就是这样做皇帝的。赵匡胤陈桥兵变，夺取后周江山，继而相继削平了南方割据政权。他是靠兴兵杀伐才做成皇帝的。在他看来，李煜的回答太可笑了，“风满怀”到底是多少风呢。他是个粗人，不懂风，也不懂情，他只知道野心。
　　文人和风满怀，政治家血雨腥风。都是风，而此风非彼风也。此风和煦如春风，彼风凶险让人疯。风满怀，说得多好啊。是闲，倚楼而立，凭栏而望，花开花谢；是迎，佳人有约，轻步穿过洒满落花的小径；是等，等作诗的灵感，也不急，知道它迟早会来的。而这些，赵匡胤如何能感受得到呢？他甚至替李煜惋惜，他对群臣说：倘若李煜能以作诗的工夫来治理国家，今天又怎么会沦为朕的阶下囚呢。这就是赵匡胤，我替赵匡胤惋惜。
　　说得一点不错。不过，细想还是错了。作诗的工夫，用来治理国家，是断然不行的。因为作诗的工夫和治理国家的工夫有本质区别。作诗的工夫，是闲、轻，是风满怀，是花满渚酒满瓯，是儿女情长。这样的工夫是治理不了国家的。况且，对一个诗人来说，作诗也远比治国重要。所以，李煜的悲剧是必然的。继位的宋太宗赵光义最后还是不想放过这个文人，用牵机药将他毒死了。李煜死了，中国文人也集体中毒。一千多年过去了，我们在读李词的时候，依然感觉到一种强烈的牵机味。那果然是一味追魂的毒药，无药可解。
　　风满怀毕竟是人生的真性情，有着强大的吸引力。好在赵匡胤的遗憾不久就由他的后人赵佶弥补了。赵佶是宋朝的第八个皇帝，靖康元年，金军攻破汴京，像李煜一样，他也成了亡国之君，被俘北上，受尽折磨而死，终年54岁。赵佶治国无能，却有着惊人的艺术天赋：他自创一种书法字体，被后人称之为“瘦金体”；他热爱花鸟画，自成“院体”。宋代的书画成就举世公认，而这和赵佶密不可分。
　　专家评说瘦金体书中有画，画中有书，横如劲弓，竖如鹤腿，撇如匕首，捺似切刀，折如竹节，点如珠玉；结构严谨而灵动，风格瘦硬而不枯，运笔迅疾，风流潇洒。吾观瘦金体时只有一个感觉：风满怀。水天一色，沙渚如雪，一群白鹤从远方翩然而至，它们在沙滩上奔跑嬉戏，其声飞珠溅玉。观瘦金，满纸鹤舞，长风扑面。由于创立者是亡国之君，瘦金体的命运也很曲折，清代以降，一直被冷落了几百年，直到清末民初才逐渐有人开始重视和研习，如大画家吴湖帆、张大千等。赵佶的院体画也让人叹服，读他的画，给人的感觉也是和风满怀。如《柳鸦芦雁图》，风格朴拙，几乎纯用黑白，芦雁柳鸦各占画面左右，和鸣，栖息，觅食，栩栩如生。画面中间是大幅的空白，画家特意在此留白，是留给风的吗？读这幅画时，感觉远方湖面上的风仿佛就是从这个地方吹来的。又如《芙蓉锦鸡图》，一只锦鸡蓦然飞临芙蓉枝头，惊喜地翘望着右上角那对正在翩然飞近的蝴蝶。风从盛开的芙蓉上生起，从蝴蝶飞翔的姿势里生起，从锦鸡绚丽的翅羽间生起。再如《桃鸠图》，整个画面上就一只鸠鸟，一枝桃花，简单明了，这是减法的艺术，给人春风扑面之感。赵佶即位后曾自叹：朕万几余暇，别无他好，惟好画耳。我相信一个热爱花鸟的人应该坏不到哪儿去，那些祸国殃民的事当是他手下的奸佞们干的。我这么说并不是要替这些亡国的帝王们推脱职责，他们当然是有责任的。
　　好的艺术应该是有风的，好的生活应该是风满怀的。帝王事业不一定比一把团扇更为长久，我们需要一把能生风的团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