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55岁时一场车祸让他永远离了我们，母亲最终还是开始了和其他男人的约会。那些男人出现时动作招摇，又紧张不安，新理了发，还散发出浓烈的香水味。可他们几乎没人能在我们家呆上过半天，更没人来过两次。对我和妹妹来说，他们只是我们开玩笑的话柄或捉弄的对象。
　　在妈妈的一次约会中，对方在厨房里喝汽水，太阳镜放在客厅，我觉得试验一下镜架的强度很是不错，结果镜架就像小嫩枝一样断了。后来，那人返回客厅，捡起碎眼镜，装进口袋，匆匆离开了。母亲几乎没说我什么，但她似乎明白了14岁的我心里萦绕着的那份恶意。我看见了她暗暗抹着的眼泪。
　　几个月后，妹妹来到我的房间。“妈妈又找了个男朋友。”她尖声地说。“有个大鼻子，还说要来我们家吃晚饭。”
　　打父亲走后，母亲还没有将其他男人邀请来吃晚饭。我似乎知道了这意味着什么。看来，母亲这次对那个叫车又军的男人是认真的。
　　果然，第二天晚上，一个头发呈干草黑色、具有罗马雕塑般脸部线条的男人轻轻松松地站在我们的面前。他确实有个大鼻子。“这是车叔，”母亲小心地向我们介绍，手里还紧张地拧着条刷碗巾，“江南大修厂的车叔，专修汽车。”
　　“我叫车又军。”他伸出手来，我笨拙地握了握。在他那结了硬茧的钳工手里，我的手又小又精致。“我们以前见过，”他说，“你8岁的时候我去医院看你，那时，你正躺在氧气罩里。”
　　是的，8岁那年我患上了严重的假膜性喉炎，呼吸困难，不得不接受紧急气管切开术。我在死亡线上挣扎了一个星期。但我已记不起面前的这个男人是谁。
　　“我是你父亲的一个朋友。一天，他搭我的工具车去医院，我带给你一辆红色的救火车玩具。”
　　对人没了印象，但提到那辆救火车，我还是想起来了。救火车是钢做的，橡胶轮子转起来快又平稳。我很喜欢这玩具，有时候抱着它睡觉，直至今天，我仍能回忆起它贴在我脸上的冰冷感觉，还有那亮漆发出的气味。……
　　不管我们怎么讨厌他，那年春夏季，车又军还是频繁地出现在我们的家中了。一年后，他不但每天晚上在我们家吃饭，而且还跟母亲谈到了结婚。
　　我的怒火在燃烧。我很难想象这个男人占据父亲曾经拥有的位置。“我不会叫他爸爸的。”我对妹妹说。
　　“妈妈说，我们可以叫他叔叔。”
　　“我也不会叫他叔叔。”我回答。我想，一个陌生男人，要想构建我们之间的亲密，只能是梦。父亲虽然性情冷漠，常发火，但他在我们家的存在是那么强有力，至今我还能感觉得到。
　　但车又军与母亲的关系却像春天的小草滋生起来。一个夏天的傍晚，我玩完垒球回家，当我走进前门时，听到一支弗兰克·西那多的曲子。透过窗户，我看到车又军和母亲在厨房中慢悠悠地跳舞。我过去从没看到过母亲和父亲在一起跳舞，或者彼此情意绵绵。我—直等曲子结束才进了屋，脸上当然是沮丧的表情。
　　“大修厂在人民路有份劳务活，报酬是每小时6元。”车又军看到我，显得很高兴，“要是你想做的话，明天和我一块去。”
　　我一直在找份夏季工作。暑假打工的那种。犹豫了—下，我还是说，“我很感兴趣。”
　　第二天早上7点钟，他就开来那辆破旧的工具车，将我接走。在清晨的阳光中，我们开进了人民路。我被派去从拖车上搬卸轮胎，当然跟他一起。
　　“怎么样?”下班后，他问我。
　　“还好。”我告诉他，累得不想多说，但挣了48元钱，对我这个一生之中第一次挣“外快”的穷小子来说，我还是很感谢他为我提供了这次机会。
　　不久，我们的心似乎贴近了许多。那时，我正跟一个大学同学恋爱。“你妈妈说她很温柔，谈谈她吧。”一天，他对我说，脸上当然还有赞许的味儿。这似乎激起了我心中的某样东西，我也笑起来，说，“好，她的确相当温柔，还善解人意。”
　　车又军几乎一辈子都住在那条又窄又小的小巷。一天，母亲带我跟妹妹去他的家，从邻居面前经过时，他很骄傲地将我介绍给他的邻居们，“看，某某大学的高材生，学法律的。”话语虽轻，却还是激起我心中的自豪，让我的脚步似乎轻了許多。
　　大二那年，车又军开始在星期六叫上我去大修厂帮帮忙，无非是帮忙写写算算什么的。那时，母亲下岗，又要供我上学，经济上不是太宽裕，我没有拒绝他。后来，他还教会了我修车，说将来自己有了私家车，出了故障也不需要另求人。工作时，他将工具箱带在身边，我就站在一旁学习他的手艺。
　　有时候，车又军也带我去小吃店吃午饭。在那儿，他似乎认识所有的人。一次，他和一帮伙伴在一张桌子上吃饭，他宣布我就是他所说的那个“大学里的巧师傅。”虽然那时候，我刚刚学会怎样装卸轮胎。
　　大学毕业第二年的一天上午，我告诉车又军，由于预算削减，我失去了司法局的固定工作。我说出了心中的疑惑：“我连自己不喜欢的工作都保不住，怎么还能找到愿做的事情呢?”他深思了片刻才开了口：“即使你找不到想干的工作，也总能找到挣钱的事情。还想得起来第一次上人民路的事儿吗?”当然，那一次，48元，为此我兴奋了好些天。
　　也就在那一天，我意识到车又军在教我一种技能，一种生存的技能。虽然，他并没有外露自己的慈爱，但他已用自己知道的独有的方式在默默地扮演着我的父亲。实际上，那时，他跟母亲还没有正式结婚。
　　后来，我便进了车又军的大修厂。跟他一样，做修理工，工资是律师的两倍多。
　　有一天车又军得知我在发烧，开车来到我们家，带来一些水果。“你看起来不太好。”他说，低头看着我。
　　“我觉得不太好。”
　　“我让你妈妈给你煮些鸡汤。还希望我给你带点别的什么吗?”
　　我脱口而出：“一个红色的救火车怎么样?”
　　他一时迷惑不解，又突然笑了：“当然。”当他将我的工资放到床头柜上时，我说：“谢谢，爸爸。”眼泪开始在眼眶里打转。
　　几星期后，他打电话来说他要去墓地凭吊父母，问我愿不愿一块去。他知道我父亲跟他的父母埋在同一墓区，而自父亲的葬礼后我就再也没有去过。
　　我犹豫了一下，说：“好吧。”
　　进了墓地大门，车又军向我轻轻一点头，就走向了他父母的墓。我看着他走开了，迟迟疑疑地，我也去寻找父亲的墓了。
　　找到父亲的墓后，我呆呆地站立了很长时间，直直地盯着刻在白色石头上面父亲简短一生的生卒年代。我想，他早逝的最可怕的后果是，我根本不了解他。他是谁?他爱我吗?
　　我站在墓前一动也不动，后来车又军来了，揽住了我的肩膀。“你父亲是个好人，”他说，“他愿意为你做一切。”这句赞美的话打开了自父亲去世后我一直关闭的感情闸门。我开始抽泣起来，他搂住了我。
　　回家的路上，我们谁也没说话，我很感谢他为我做的一切。他叫我一起去墓地，让我恢复了自己并不知道的那正在消失的有关父亲的记忆和情感。而更重要的是在父亲的墓前，他紧站在我身边，让我知道了：他们两人都占据了我的心田。
　　然而，三年后的夏天，车又军出现背部剧烈疼痛。X射线发现他患了肺部肿瘤，后来又发现癌细胞已扩散到了骨头。我们惊慌失措。他一辈子没有得过重病。
　　但他却很坦然。面对所有的化验、可怕的报告单和化疗，他从来没有抱怨过或失去信心，坚信医生能治愈他的病。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时，在向肺里送氧气的插管下面，他露出笑容说：“别急，事情总会有好结果的。”
　　我紧握住他的手，我想像着孩提时他站在我病床旁的情景。
　　离开的时间到了。我俯下身深情地对他说：“我爱你，爸爸。”车又军双眼迷蒙地看着我，轻轻点着头，紧握着我的手。那一丝微笑又浮上了脸。他心里清楚。
　　“再见，爸爸。”我说，“明天见。”我走进冷气逼人的秋天暮色中，强忍着泪水。
　　第二天下午，车又军在睡梦中去世了。当我接到这噩耗时，目瞪口呆。我再也不能听到他的声音了，再也不能将工具放在他那有力的大手里了。
　　葬礼过后几个星期，我去母亲的地下室找一把扳钳，想替她更换漏水栓塞的垫圈。我打开了车又军的工具箱，拿出扳钳，但我没有返回，而是紧：紧地将掘钳抱在胸前。一股悲哀突袭而来，我闭上眼睛，想起我和车又军一起的许多情景，深深感谢他和我一起度过那些时光。
　　母亲带着一篮换洗的衣服走下台阶。她看见我站在工具箱旁，手里紧抓着扳钳。
　　“你为什么不把这些工具带回家?”她说，“你车叔他会乐意你拥有它们的。”
　　“车叔是个好人，妈妈，我很高兴你拥有了他。”
　　那是我第一次承认车又军在母亲生活中的重要性，直到那时，我才充分意识到母亲需要更早地听到我说出这些。在那堆工具旁，我们紧紧拥抱在一起，任无声的泪水滴落在扳钳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