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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1月6日早上8点，张民仰一走出武汉市十里铺地铁站，就看到了令他感到匪夷所思的一幕：两个身着城管制服的人正沿街张贴小广告。
“你们在干嘛？”张民仰当即上前制止，这位武汉市党史研究室的巡视员，还有一个临时身份，是武汉市基层作风巡查组驻汉阳区的组长，十里铺地铁站就位于汉阳区。
面对质问，贴广告的两人迅速紧张了起来，支支吾吾说不清楚。确认他们是城管队员之后，张民仰随即亮明身份，并用手机拍下了两人工作编号，让他们递话：“叫街道和城管中队的领导到我办公室去一趟。”
不到3个小时，汉阳区琴断口街党工委书记和城管中队中队长赶到了巡查组驻地。
原来，武汉市对城管考核引进了第三方评估，辖区内有“牛皮癣”会扣分，但扣分较低。于是，城管队员想到了一个“转移视线”的办法：沿街张贴广告。他们认为评估方看到这一明显问题后，可能忽略其他更严重的问题。
没想到这一自作聪明的行为撞到了“枪口”上，巡查组经过研判后认定，贴广告的行为是“新衙门作风”。但街道和城管中队的领导表示那是两名城管队员“自作主张。”最终一人被辞退，一人被留岗察看，城管队长则被诫勉谈话。
武汉市这场整治“新衙门作风”的行动启动于2017年春节之后，主要针对“服务不到位、进取不积极、工作不落实、担当不主动”等机关作风问题。
近一年间，市委先后派出两批巡查组到基层巡查作风问题，同时安排“治庸问责办”对机关处室和基层站所开展监督评议，公开曝光“十差不满意单位”，已有1300余名干部因“新衙门作风”被问责。
被处理干部在增加，群众的满意度却在下降
“上一届市委也很重视作风建设。”2018年1月8日，武汉市纪委副书记刘全保向记者介绍，早在2011年，武汉就启动了针对干部庸、懒、散的“治庸风暴”，并在全国率先开展电视问政。
7年下来，因庸懒散等不作为而被处理的干部人数在上升，据《人民日报》报道，这一数字在2016年比上一年又增长了3%。
尴尬的是，群众的满意度却在下降。2016年，一项武汉市民意调查却显示，群众认为所接触的党员干部中，存在消极怠工、“为官不为”现象的较上年上升了7%。
市委书记陈一新到任不久就指出，“这几年，我们抓作风的力度很大，但为什么老百姓对我们工作的评价还是不够高？这值得我们警惕和反思。”
陈一新于2017年1月3日，由中央深改办专职副主任转任湖北省委副书记兼武汉市委书记。他到任后就开始密集调研，发现的问题是，“机关作风有了明显好转，但一些单位、一些干部作风老问题还没根本解决，又出现了‘新衙门作风。’”
何为“新衙门作风”？陈一新归纳为4个方面：服务不到位、进取不积极、工作不落实、担当不主动。
具体表现是，机关“门难进、脸难看”现象少了，但“只微笑不办事”的增多了；“吃拿卡要”少了，但“不贪不占也不干”增多了；有的当“太平官”，怕担风险不愿改革，怕出事宁可不干事。
2017年2月3日，武汉市召开全市机关作风建设大会，整治“新衙门作风”的大幕拉开，那一天距陈一新履新正好一个月。
不少武汉官员对“新衙门作风”的提法颇感意外。武汉市新洲区政协原主席王建生告诉记者，为了理解透彻这个新词，他还专门翻阅了词典，找到“衙门”的来历。王建生的领会是，“说到底就是不敢担当。”
“新衙门作风”是阻碍武汉赶超发展的“绊脚石”。陈一新在全市机关作风建设大会指出，问题尽管发生在少数单位、少数干部身上，但影响很坏，危害不小。
“你们要收敛一点”
全市机关作风建设大会结束后不久，2017年2月27日，武汉市委派出的第一批15个基层作风巡查组，分赴各区。“你们要收敛一点。”江岸区一基层站所负责人告诉记者，巡查组进驻后，他特意开会强调作风问题，提醒该所在前两年，曾多次因作风问题被媒体曝光。
此次巡查组进驻江岸区当天，就到政务中心和相关街道进行明察暗访和宣讲动员，并在机关单位的办公场所张贴告示，鼓励市民举报“新衙门作风”，这令那位基层站所的负责人不得不格外小心。该所现在定期开会部署作风建设，照片和会议记录都要上传给上级单位。
一些没有“收敛”的单位，则付出了“代价”。
进驻青山区的巡查六组“先拿区法院开刀”。进驻后，该组对信访积案进行研究，发现其中有30%都是涉诉案件，副组长黄书革说，“群众信访不信法，法院的工作必然有问题。”
黄书革的想法在一个月后得到证实。2017年4月，一起涉诉的举报被巡查组转交到区法院，法院连当事人都没有约见，就向巡查组发了一份回告件。
“回告件的内容照抄裁判文书，逻辑不清、排版错乱。”黄书革有些失望，“一份有红头、有文号、盖有法院公章的正规公文，竟然存在这么多错漏。”
巡查组经过研判，认定这是典型的“新衙门作风”，随即约谈了法院院长。青山区法院随后召开了作风整训会，院长带头做检讨性发言，宣布了对具体责任部门领导、分管院领导等4人的处理决定，要求各部门对此前承办的信访案件全部重新制作回函。
化解信访积案是每个巡查组的工作重点，这也是武汉整治“新衙门作风”的切入口。
巡查一组组长国洪河曾任武汉硚口区政协主席，他向记者介绍，武汉相比其他城市，上访量长期居高不下，正是干部作风存在很大问题，才导致群众的事情在基层长期拖而不决。而通过化解积案，则能发现问题背后涉及的干部“新衙门作风”。
在第一批15个巡查组进驻各个区前，武汉市委给每个组都分配了化解信访积案的任务量，一共1872个，到2017年底，尚未解决的已降至个位数。
也会有博弈
令各單位自觉“收敛一点”的武汉基层作风巡查，在机构建设上模仿了党内巡视、巡察制度。 市级层面成立了巡查工作领导小组，市委副书记陈瑞峰任组长，5个市委常委任副组长，办公室设在市纪委。巡查领导小组下设的每个巡查组负责巡查1个区，每组由7至8人组成，组长、副组长分别由免职未退休的正局级干部和现职副局级干部担任。
“基层作风巡查工作，与已经写入党章的党内巡视、巡察也有明显不同。”武汉市纪委副书记刘全保解释，巡视、巡察是上级党组织对下级党组织的政治体检，围绕六大纪律，是项常态性工作。而武汉的基层作风巡查是专门针对作风问题，是项阶段性工作。
巡视、巡察工作发现问题后要移交职能部门调查处理，而在武汉的制度设计中，巡查组还有调查问题的权力。
巡查六组就直接对青山区一楼盘的违建行为进行了调查，这个名为悦达新天地的楼盘，因开发商违建导致两百多户业主无法按时验收、交房，合同逾期一年多。巡查六组得知此事后即向区委发出了督办函，目前已有3名未制止违建的责任人被区纪委立案。
按照武汉市委相关文件规定，基层作风巡查组的巡查范围是，以街道（乡镇）、基层站所、社区（村）为重点，根据工作情况可延伸到市区党政机关、人民团体、事业单位、有公共服务职能和承担重点项目的国有企业。
多位巡查组成员告诉记者，实际操作中，市委领导曾指出，基层作风巡查没有边界，纪检干部也可以查。
工作方式上，除了化解积案和接受举报，暗访也是巡查组发现“新衙门作风”的手段之_。
在上班路上发现城管贴“牛皮癣”的巡查四组组长张民仰说“那次不是正规的暗访”。正式暗访时，至少要两名巡查员在场，其中一名做记录，还须对违纪行为拍照取证。
暗访居委会时，因为不熟悉环境，会叫上街道领导一起，一组巡查员杜洪应说，“一般把车开到街道办门口后通知街道领导上车，不给他们通风报信的时间。”
发现问题后，判定一个行为是否属于“新衙门作风”，有时也面临界限不清的问题。巡查一组暗访时发现了机关干部迟到早退和上班期间玩手机、嗑瓜子等问题，但这类问题在判定和执纪问责上往往没有明确的规定。
巡查组可以判定“新衙门作风”，但在问责时还要征求区纪委的意见，这时就会发生博弈。巡查一组的雷祖兵告诉记者，他们化解信访积案时，有两起案子被认为背后存在明显的作风问题，但移交给区纪委后却被查否。
点名“十差不满意”
其实即便能绕过巡查组的处理，也未必就能躲过最终的被整治。
武漢整治“新衙门作风”多管齐下，在基层作风巡查组成立一个月之后，2017年3月，又启动了全市评议机关中层处室和基层站所活动，要评选出“十差不满意单位”和“十优满意单位”。
这场评议的主导者是武汉市治庸问责办，全市有审批、执法、管理和服务职能的224个机关处室、3144个基层站所被纳入。这些单位须在办公场所张贴标牌，市民扫描标牌上的二维码即可参与评议，而来自体制内上级机关的评分指标仅占30%。
2017年12月底，评选结果出炉。2018年1月2日晚，武汉市再度召开作风建设大会，公布了“十差”单位名单。
“结果公布后，所里的人都觉得面子上不好看。”江岸区百步亭工商所所长汪波说，当天上午接到区工商分局要求他当晚参会的通知时，他才得知自己的所登上了“十差”榜单。
通报材料上，百步亭工商所存在的主要问题较为笼统：对办理营业执照审核把关不严、工作流程存在漏洞。
而大部分“十差”单位，都有具体事件作为直接原因导致评议得分靠后，青山区冶金派出所在2017年10月接受省公安厅暗访检查时，有民警谩骂暗访人员；新洲区烟草局汪集管理所在评议检查验收组上门暗访检查时，大门紧闭，多人脱岗。
按照治庸问责办设计的规定，单位连续两年被评为“十差”，要对其“一把手”提出免职建议。
不过，到区一级处理可能会加码。江岸区纪委副书记王鹏翔告诉记者，分管百步亭工商所的区工商分局副局长已经被问责。对于工商所长，区纪委的意见是轮岗、调走，但工商分局局长称这位所长刚上任一年，王鹏翔于是同意“那就让他戴罪立功”。
和巡查组一样，治庸问责办在组织评议活动外，也组织了6个暗访组在同时开展工作，每个暗访组都配备了1名电视台记者，携带专业暗访设备对干部作风问题进行拍摄报道，并制作节目在武汉电视台“作风聚焦”栏目中播出。
按照市治庸问责办的要求，电视台每个工作日晚上都要在该栏目播一条“负面新闻”，不过，在个别特殊时间点，“每晚一条”的想法未能完全实现。
“几乎成了信访干部”
在治庸问责办组织评议工作的进程中，2017年9月，第二批巡查组又进驻各区，按照每个巡查组要至少工作一年的计划，于2017年2月进驻的第一批巡查组此时仍在各区工作。
同时面对三个整治“新衙门作风”机构，这让基层干部感到压力倍增。
但巡查组的干部也不轻松。到岗后，办案量是衡量巡查成效的一个重要指标，各组都在比赛，巡查办定期还要进行排名。于是不少巡查组在进驻之初，查了大量机关干部迟到早退的案子。
这遭到了市纪委副书记、巡查办主任刘全保的批评。刘全保对记者说，巡查组要查深层次的作风问题。
2017年11月，在巡查组的大会上，刘全保举了一个施工扰民的案例，此前居民多次投诉无果，巡查组一介入，问题就解决了，“这个事按说办得很漂亮，但是为什么老百姓那么多次投诉，基层部门不解决呢？”
“巡查组把老百姓反映的问题解决了，至于背后有什么深层次原因，查得还不到位。这样下去，干部作风反弹回潮也是有可能的。”刘全保说，“这说明巡查组也存在一定程度上的作风问题”。
现实情况是，巡查组很难从每一桩投诉和信访积案背后都能查出深层次的作风问题。不少巡查组成员表示，不少信访积案的发生年份久远，应对信访积案时，巡查组更多的是以解决群众诉求为主。有巡查组成员感慨，“这一年几乎成了一名信访干部。”
2018年1月12日，巡查一组一组员告诉记者，他们刚刚化解了一起信访积案。不过，该组未就“新衙门作风”问责相关干部，也暂未在形成积案的原因上作进一步分析。
当然，也有巡查组在工作时作了原因分析，并发现了问题。多位武汉官员告诉记者，在整治“新衙门作风”的系统工程中，制度建设相对来说是缺位的。
王建生是派驻化工区的巡查组组长，他就经常发现多个部门互相推诿，而且“各部门都拿得出本领域内的相关规定作为尚方宝剑”，最终导致“新衙门作风”的形成。
数年前，武汉市城管委就下发过一个内部规定，指出涉及房屋内部装修的违建不是城管的工作范围，应归城建委管。此规定直接导致不少违建没有单位负责，在问题大量被暴露后，市法制办才认定该规定为非法文件。
“‘新衙门作风’与干部制度也有一定关系。”武汉一区纪委的领导认为，个别干部的作风问题只是表象，其实反映了干部调配制度不健全，“有些干部本来很积极，但是一过年龄没有提拔，就松懈了”。
武汉市纪委副书记刘全保说，市委已经注意到相关问题，“针对出现的‘新衙门作风’，怎么通过建章立制从源头上治理，防止以后不再发生，这是下一步工作的重点。”（资料来源：《南方周末》）
“你们在干嘛？”张民仰当即上前制止，这位武汉市党史研究室的巡视员，还有一个临时身份，是武汉市基层作风巡查组驻汉阳区的组长，十里铺地铁站就位于汉阳区。
面对质问，贴广告的两人迅速紧张了起来，支支吾吾说不清楚。确认他们是城管队员之后，张民仰随即亮明身份，并用手机拍下了两人工作编号，让他们递话：“叫街道和城管中队的领导到我办公室去一趟。”
不到3个小时，汉阳区琴断口街党工委书记和城管中队中队长赶到了巡查组驻地。
原来，武汉市对城管考核引进了第三方评估，辖区内有“牛皮癣”会扣分，但扣分较低。于是，城管队员想到了一个“转移视线”的办法：沿街张贴广告。他们认为评估方看到这一明显问题后，可能忽略其他更严重的问题。
没想到这一自作聪明的行为撞到了“枪口”上，巡查组经过研判后认定，贴广告的行为是“新衙门作风”。但街道和城管中队的领导表示那是两名城管队员“自作主张。”最终一人被辞退，一人被留岗察看，城管队长则被诫勉谈话。
武汉市这场整治“新衙门作风”的行动启动于2017年春节之后，主要针对“服务不到位、进取不积极、工作不落实、担当不主动”等机关作风问题。
近一年间，市委先后派出两批巡查组到基层巡查作风问题，同时安排“治庸问责办”对机关处室和基层站所开展监督评议，公开曝光“十差不满意单位”，已有1300余名干部因“新衙门作风”被问责。
被处理干部在增加，群众的满意度却在下降
“上一届市委也很重视作风建设。”2018年1月8日，武汉市纪委副书记刘全保向记者介绍，早在2011年，武汉就启动了针对干部庸、懒、散的“治庸风暴”，并在全国率先开展电视问政。
7年下来，因庸懒散等不作为而被处理的干部人数在上升，据《人民日报》报道，这一数字在2016年比上一年又增长了3%。
尴尬的是，群众的满意度却在下降。2016年，一项武汉市民意调查却显示，群众认为所接触的党员干部中，存在消极怠工、“为官不为”现象的较上年上升了7%。
市委书记陈一新到任不久就指出，“这几年，我们抓作风的力度很大，但为什么老百姓对我们工作的评价还是不够高？这值得我们警惕和反思。”
陈一新于2017年1月3日，由中央深改办专职副主任转任湖北省委副书记兼武汉市委书记。他到任后就开始密集调研，发现的问题是，“机关作风有了明显好转，但一些单位、一些干部作风老问题还没根本解决，又出现了‘新衙门作风。’”
何为“新衙门作风”？陈一新归纳为4个方面：服务不到位、进取不积极、工作不落实、担当不主动。
具体表现是，机关“门难进、脸难看”现象少了，但“只微笑不办事”的增多了；“吃拿卡要”少了，但“不贪不占也不干”增多了；有的当“太平官”，怕担风险不愿改革，怕出事宁可不干事。
2017年2月3日，武汉市召开全市机关作风建设大会，整治“新衙门作风”的大幕拉开，那一天距陈一新履新正好一个月。
不少武汉官员对“新衙门作风”的提法颇感意外。武汉市新洲区政协原主席王建生告诉记者，为了理解透彻这个新词，他还专门翻阅了词典，找到“衙门”的来历。王建生的领会是，“说到底就是不敢担当。”
“新衙门作风”是阻碍武汉赶超发展的“绊脚石”。陈一新在全市机关作风建设大会指出，问题尽管发生在少数单位、少数干部身上，但影响很坏，危害不小。
“你们要收敛一点”
全市机关作风建设大会结束后不久，2017年2月27日，武汉市委派出的第一批15个基层作风巡查组，分赴各区。“你们要收敛一点。”江岸区一基层站所负责人告诉记者，巡查组进驻后，他特意开会强调作风问题，提醒该所在前两年，曾多次因作风问题被媒体曝光。
此次巡查组进驻江岸区当天，就到政务中心和相关街道进行明察暗访和宣讲动员，并在机关单位的办公场所张贴告示，鼓励市民举报“新衙门作风”，这令那位基层站所的负责人不得不格外小心。该所现在定期开会部署作风建设，照片和会议记录都要上传给上级单位。
一些没有“收敛”的单位，则付出了“代价”。
进驻青山区的巡查六组“先拿区法院开刀”。进驻后，该组对信访积案进行研究，发现其中有30%都是涉诉案件，副组长黄书革说，“群众信访不信法，法院的工作必然有问题。”
黄书革的想法在一个月后得到证实。2017年4月，一起涉诉的举报被巡查组转交到区法院，法院连当事人都没有约见，就向巡查组发了一份回告件。
“回告件的内容照抄裁判文书，逻辑不清、排版错乱。”黄书革有些失望，“一份有红头、有文号、盖有法院公章的正规公文，竟然存在这么多错漏。”
巡查组经过研判，认定这是典型的“新衙门作风”，随即约谈了法院院长。青山区法院随后召开了作风整训会，院长带头做检讨性发言，宣布了对具体责任部门领导、分管院领导等4人的处理决定，要求各部门对此前承办的信访案件全部重新制作回函。
化解信访积案是每个巡查组的工作重点，这也是武汉整治“新衙门作风”的切入口。
巡查一组组长国洪河曾任武汉硚口区政协主席，他向记者介绍，武汉相比其他城市，上访量长期居高不下，正是干部作风存在很大问题，才导致群众的事情在基层长期拖而不决。而通过化解积案，则能发现问题背后涉及的干部“新衙门作风”。
在第一批15个巡查组进驻各个区前，武汉市委给每个组都分配了化解信访积案的任务量，一共1872个，到2017年底，尚未解决的已降至个位数。
也会有博弈
令各單位自觉“收敛一点”的武汉基层作风巡查，在机构建设上模仿了党内巡视、巡察制度。 市级层面成立了巡查工作领导小组，市委副书记陈瑞峰任组长，5个市委常委任副组长，办公室设在市纪委。巡查领导小组下设的每个巡查组负责巡查1个区，每组由7至8人组成，组长、副组长分别由免职未退休的正局级干部和现职副局级干部担任。
“基层作风巡查工作，与已经写入党章的党内巡视、巡察也有明显不同。”武汉市纪委副书记刘全保解释，巡视、巡察是上级党组织对下级党组织的政治体检，围绕六大纪律，是项常态性工作。而武汉的基层作风巡查是专门针对作风问题，是项阶段性工作。
巡视、巡察工作发现问题后要移交职能部门调查处理，而在武汉的制度设计中，巡查组还有调查问题的权力。
巡查六组就直接对青山区一楼盘的违建行为进行了调查，这个名为悦达新天地的楼盘，因开发商违建导致两百多户业主无法按时验收、交房，合同逾期一年多。巡查六组得知此事后即向区委发出了督办函，目前已有3名未制止违建的责任人被区纪委立案。
按照武汉市委相关文件规定，基层作风巡查组的巡查范围是，以街道（乡镇）、基层站所、社区（村）为重点，根据工作情况可延伸到市区党政机关、人民团体、事业单位、有公共服务职能和承担重点项目的国有企业。
多位巡查组成员告诉记者，实际操作中，市委领导曾指出，基层作风巡查没有边界，纪检干部也可以查。
工作方式上，除了化解积案和接受举报，暗访也是巡查组发现“新衙门作风”的手段之_。
在上班路上发现城管贴“牛皮癣”的巡查四组组长张民仰说“那次不是正规的暗访”。正式暗访时，至少要两名巡查员在场，其中一名做记录，还须对违纪行为拍照取证。
暗访居委会时，因为不熟悉环境，会叫上街道领导一起，一组巡查员杜洪应说，“一般把车开到街道办门口后通知街道领导上车，不给他们通风报信的时间。”
发现问题后，判定一个行为是否属于“新衙门作风”，有时也面临界限不清的问题。巡查一组暗访时发现了机关干部迟到早退和上班期间玩手机、嗑瓜子等问题，但这类问题在判定和执纪问责上往往没有明确的规定。
巡查组可以判定“新衙门作风”，但在问责时还要征求区纪委的意见，这时就会发生博弈。巡查一组的雷祖兵告诉记者，他们化解信访积案时，有两起案子被认为背后存在明显的作风问题，但移交给区纪委后却被查否。
点名“十差不满意”
其实即便能绕过巡查组的处理，也未必就能躲过最终的被整治。
武漢整治“新衙门作风”多管齐下，在基层作风巡查组成立一个月之后，2017年3月，又启动了全市评议机关中层处室和基层站所活动，要评选出“十差不满意单位”和“十优满意单位”。
这场评议的主导者是武汉市治庸问责办，全市有审批、执法、管理和服务职能的224个机关处室、3144个基层站所被纳入。这些单位须在办公场所张贴标牌，市民扫描标牌上的二维码即可参与评议，而来自体制内上级机关的评分指标仅占30%。
2017年12月底，评选结果出炉。2018年1月2日晚，武汉市再度召开作风建设大会，公布了“十差”单位名单。
“结果公布后，所里的人都觉得面子上不好看。”江岸区百步亭工商所所长汪波说，当天上午接到区工商分局要求他当晚参会的通知时，他才得知自己的所登上了“十差”榜单。
通报材料上，百步亭工商所存在的主要问题较为笼统：对办理营业执照审核把关不严、工作流程存在漏洞。
而大部分“十差”单位，都有具体事件作为直接原因导致评议得分靠后，青山区冶金派出所在2017年10月接受省公安厅暗访检查时，有民警谩骂暗访人员；新洲区烟草局汪集管理所在评议检查验收组上门暗访检查时，大门紧闭，多人脱岗。
按照治庸问责办设计的规定，单位连续两年被评为“十差”，要对其“一把手”提出免职建议。
不过，到区一级处理可能会加码。江岸区纪委副书记王鹏翔告诉记者，分管百步亭工商所的区工商分局副局长已经被问责。对于工商所长，区纪委的意见是轮岗、调走，但工商分局局长称这位所长刚上任一年，王鹏翔于是同意“那就让他戴罪立功”。
和巡查组一样，治庸问责办在组织评议活动外，也组织了6个暗访组在同时开展工作，每个暗访组都配备了1名电视台记者，携带专业暗访设备对干部作风问题进行拍摄报道，并制作节目在武汉电视台“作风聚焦”栏目中播出。
按照市治庸问责办的要求，电视台每个工作日晚上都要在该栏目播一条“负面新闻”，不过，在个别特殊时间点，“每晚一条”的想法未能完全实现。
“几乎成了信访干部”
在治庸问责办组织评议工作的进程中，2017年9月，第二批巡查组又进驻各区，按照每个巡查组要至少工作一年的计划，于2017年2月进驻的第一批巡查组此时仍在各区工作。
同时面对三个整治“新衙门作风”机构，这让基层干部感到压力倍增。
但巡查组的干部也不轻松。到岗后，办案量是衡量巡查成效的一个重要指标，各组都在比赛，巡查办定期还要进行排名。于是不少巡查组在进驻之初，查了大量机关干部迟到早退的案子。
这遭到了市纪委副书记、巡查办主任刘全保的批评。刘全保对记者说，巡查组要查深层次的作风问题。
2017年11月，在巡查组的大会上，刘全保举了一个施工扰民的案例，此前居民多次投诉无果，巡查组一介入，问题就解决了，“这个事按说办得很漂亮，但是为什么老百姓那么多次投诉，基层部门不解决呢？”
“巡查组把老百姓反映的问题解决了，至于背后有什么深层次原因，查得还不到位。这样下去，干部作风反弹回潮也是有可能的。”刘全保说，“这说明巡查组也存在一定程度上的作风问题”。
现实情况是，巡查组很难从每一桩投诉和信访积案背后都能查出深层次的作风问题。不少巡查组成员表示，不少信访积案的发生年份久远，应对信访积案时，巡查组更多的是以解决群众诉求为主。有巡查组成员感慨，“这一年几乎成了一名信访干部。”
2018年1月12日，巡查一组一组员告诉记者，他们刚刚化解了一起信访积案。不过，该组未就“新衙门作风”问责相关干部，也暂未在形成积案的原因上作进一步分析。
当然，也有巡查组在工作时作了原因分析，并发现了问题。多位武汉官员告诉记者，在整治“新衙门作风”的系统工程中，制度建设相对来说是缺位的。
王建生是派驻化工区的巡查组组长，他就经常发现多个部门互相推诿，而且“各部门都拿得出本领域内的相关规定作为尚方宝剑”，最终导致“新衙门作风”的形成。
数年前，武汉市城管委就下发过一个内部规定，指出涉及房屋内部装修的违建不是城管的工作范围，应归城建委管。此规定直接导致不少违建没有单位负责，在问题大量被暴露后，市法制办才认定该规定为非法文件。
“‘新衙门作风’与干部制度也有一定关系。”武汉一区纪委的领导认为，个别干部的作风问题只是表象，其实反映了干部调配制度不健全，“有些干部本来很积极，但是一过年龄没有提拔，就松懈了”。
武汉市纪委副书记刘全保说，市委已经注意到相关问题，“针对出现的‘新衙门作风’，怎么通过建章立制从源头上治理，防止以后不再发生，这是下一步工作的重点。”（资料来源：《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