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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3日，为期4天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登基60周年官方庆祝活动进入第二天，作为庆典的主要节目，女王率“千船水上巡游”在伦敦泰晤士河上隆重举行。尽管当天天气糟糕、大雨倾盆，但成千上万的英国人仍然从四面八方赶来见证女王乘坐王家游艇巡游的盛况。
观礼现场的民众们被大雨淋个湿透，甚至并不能完整地观看到庆典的主要内容，但他们依旧情绪高昂。因为对他们来说，亲临现场、成为庆典的一部分，既表明了他们对女王在位60年的认同和热爱，也是一种至高无上的荣耀。而如果不去，这辈子或许他们都没法再经历那样的场合了。
6月初这场女王登基60周年庆典是继去年威廉王子大婚以后全英国人迎来的新一轮的欢庆高潮。据英国《金融时报》估计近600万民众会参与街头派对，以表达对女王的爱戴和感激之情。英国首相卡梅伦2月6日在伊丽莎白二世登基60周年纪念日发表的声明或许说出了大多数英国人的心声：“有时你会听到人们说，君王只是件闪耀的饰品，或只是国家生活的点缀。这是对宪法的误解和对女王的低估。在我和这个国家大多数人的生命里，她一直陪伴着我们。今天和今年，我们有机会向她说一声谢谢。”
表面看来，作为虚位元首，统而不治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一生平平无奇，似乎没有明显建树，但为何在其数十载的公共生活中深受民众喜爱？从更深一个层次来看，同为欧洲传统强国和现代国家翘楚，不同于法国和德国，在现代化进程中敢为人先的英国为何保留着带有封建色彩的君主制，并仍然在宪法上赋予国王无比巨大的权力？
“王”这一古老的政治形式在英国发展到今天，并和发达的资本主义民主制相得益彰，看似偶然，然则却有其历史必然性。由于处于特殊的地理区位和地缘政治，中世纪王权孱弱的特性在英国君主制中始终有所保留，有限王权的长期发展又形成了多元政治妥协基础和传统，因而与法德等欧陆强国的君主专制相比，相对温和的英国王权在历史变革中总是具有旺盛的适应机制而得以留存至今。
“尊王”的传统
王权是英国政治最古老的传统之一，从公元5 世纪“王”在英国最初形成，到今天伊丽莎白二世的统治，其间经历了若干次围绕王权而展开的大小政治变革。但不管变革的初衷如何，最终在各方政治力量的妥协下，国王始终是英国政治运转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不同的时代为王权提供了不同的合法性基础，同时王权也不断顺应具体历史时代的需要，持续发挥着其独特的作用。
在中世纪，英国的王权和欧洲大陆几乎相同。国王是全国最大的领主，并因为分封土地而与贵族之间产生权利和义务的契约关系。由于分封土地，贵族便承认国王的首领地位并承担军事作战等义务；但同时贵族又在其领地上享有极高的自治权，按照契约国王无权随意干涉，国王一旦越权就会受到贵族的反抗和攻击。在这种领土分封制中，国王和贵族其实属于同一级层，只能称为贵族中的第一人，或者说是“老大”。国王的特殊职能在于，拥有号令全国的权力，可以在全国征召军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国王才是“一国之王”。
到了中世纪晚期，随着时代变迁，英国王权逐渐发展到巅峰。当时的西欧，资本主义开始发展，中世纪战乱频繁，诸侯纷争的局面已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独立、统一而强盛的民族君主国开始走上历史舞台。在这个过程中，国王打着保护“民族利益”的旗帜，通过一系列军事斗争成为超然于整个国家之上的专制君主。
15 世纪末，亨利七世经过一系列国内战争建立了都铎王朝，并打破了旧有的国王与贵族分治的权力格局。国王从中等阶级中选立新贵族，但并不赋予其独立的领地自治地，这使得新贵族失去了与国王抗衡的力量源泉。同时，新贵族蒙受国王恩典，甘心服务于国王，这使得国王很自然地成了民族领袖，王权也与国家成为一体。此后，亨利八世的宗教改革使英国摆脱了罗马教皇的统治，国王成了英国教会的最高首脑。王权从此摆脱了贵族和教会的双重制约，体现出“主权在王”的特征。
在都铎王朝，国王被视为团结和统一的象征，其权力达到了顶峰，拥有一切生杀予夺之权，对外可以随意决定和战，集立法、行政、司法、军事大权于一身。
但相对来说，英国在欧洲所处的特殊地缘政治位并不利于其专制至极权的君主制的形成。英国在地理上偏安一隅，加之英吉利海峡的天然屏障，使得英国内部自11世纪取得较稳定的统一后长期缺少外部军事威胁，尤其合并苏格兰后这种国家安全优越感更加强烈。因此，与欧陆诸雄因为邦国林立、诸侯长期争霸而强调内部团结、整齐划一以御外患不同，由于缺少外部挤压，英国人对王权的内聚功能的需求并不旺盛，王权依据传统也始终受到限制，其专制程度无法与法国、普鲁士，以及奥地利、西班牙王权相提并论。
即便在专制主义最隆盛的都铎王朝时期，英国人也没有丢掉传统，仍然对王权有所限制。在他们的政治文化观念中，王权是绝对的，但同时又必须是有限制的。早在1215年英国就签署了《大宪章》以限制王权，并与于1295年正式确立议会制度。虽然在前期，英国议会服从国王，是国王调节矛盾，向臣民征赋税的工具。但在其后的历史进程中，议会逐渐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并成为新势力挑战旧势力和各方势力对话妥协的重要舞台。
有限王权的具体表现形式就是“王在议会”和“以法治国”，这也是英国君主制的显著特色。所谓“王在议会”，是指国王的重大决策在议会制定，通过议会法令治理国家。“以法治国”则确保国王服从法律。由此，国王与议会是不可分的整体组成部分，二者融合成一个共同体。专制君主虽然有崇高权力，但他如果甩开议会，实行“个人统治”，便成为暴君，从而失去统治的合法性。
从历史来看，而正因为英国的君主专制较温和也较少压制各方势力，使得君主制在资产阶级革命中能够在多元力量的碰撞和妥协中被各方所接受而留存下来，并经过脱胎换骨的改造，蜕变为适应近现代政治发展的君主立宪制。
王权的嬗变
都铎王朝的最后一位君主伊丽莎白女王由于独身而无嗣，和其有血缘关系的苏格兰国王詹姆斯一世由此承袭王位，建立了斯图亚特王朝。詹姆斯一世继承王位后不久，就正式提出“君权神授”理论，把国王与上帝同等，变有限的王权为无限的王权，冲破了“王在议会”和“以法治国”这两条界限。他的言行与英国的政治文化传统完全背道而驰，于是英国人奋起保卫传统，议会与国王之间不断爆发冲突。在詹姆斯一世的儿子查理一世上台后，这种矛盾进一步激化，最终以致爆发内战，引发了著名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
1649年革命者处死查理一世，随后废除君主制，建立共和国，但革命在其后逐渐偏离方向，转向了赤裸裸的军事独裁统治。没有国王的军事统治同样给英国人留下了痛苦的记忆。于是，英国人认为，没有国王只能导致国家混乱。1660年，王权在英国重建，而恢复王权的人正是那些多多少少都曾投身革命的人。
但新的王权又企图恢复专制主义统治，复辟的查理二世和詹姆斯二世对表弟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集权统治十分艳羡。1681年以后，在粉碎了辉格党的反抗、国王地位似乎已十分稳固时，詹姆斯二世又开始把议会撇在一边，实行起无议会的统治来。于是，英国人对国家前途又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一方面担忧专制王权重现，另一方面又对革命深刻疑惧。在这双重惊恐下，英国人试图寻找一种既能保留王权又能克服其专制倾向，从而避免革命震荡的解决方法。
这样就产生了“光荣革命”。1688年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废黜了意欲恢复专制统治的詹姆斯二世。詹姆斯二世的女婿、时任荷兰奥兰治执政的威廉在接受英国议会限制王权的《权力宣言》（即后来的《权力法案》）与妻子玛丽一同登上英国王位。根据法案，国王未经议会同意不能停止任何法律效力以及不经议会同意不能征收赋税。
于是，在英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君主与代表人民的议会签订契约，然后根据契约的条件登上王位并行使职权。国王不仅从议会手中接过了王冠，而且还保证要执行议会的法律，依据议会法律行事。历史学家黄仁宇认为，英国1689年光荣革命成功，可以说是在各种主张之间取得妥协。威廉为荷兰人，而由英国政客邀请入主，实质上是一个被选举的君主。他与玛丽同为斯图亚特王室之直系苗裔，所以又维持了王位世袭的原则。
光荣革命后，英国的主权中心从国王转向议会，实际上确立了“议会主权”。在这以后，经过一系列的缓慢变化，国王的实权逐步丧失，最终成了一个名符其实的“虚君”。但它作为民族象征的作用仍然保留下来，同时又代表着民族团结与统一，是政权“合法性”最形象的人格化体现。
女王的魅力
和世界大多数地区相似，无论是古希腊、古罗马，还是中世纪的欧洲，皇帝、国王几乎是男人的专属权利，只有东罗马帝国出了几个影响不大的女皇帝。但从14世纪开始，一个又一个的女王（皇）在欧洲大小国家陆续开始出现，一直到当代，累计有三十来位。这其中又属英国为盛，总计有6位女王登上历史舞台（一说有8位）。
在欧洲轴心地区，如法国、德国等，女性继承王位向来被禁止。但在“边缘地区”，如英国、俄罗斯、西班牙、葡萄牙及北欧等国，女性则在名义上有继承王位的可能性。但一个女王的出现，总会带来一系列复杂和棘手问题。当一个国王只有女儿而没有儿子的情况出现时，他通常又会谋求将王位传给他的女儿而不是其他男性旁系亲属。而欧洲各国王室之间都有错综复杂的婚姻血缘关系，对同一个王位，常常有多个国家王室成员提出继承权的依据，因此女性继承王位通常会引起巨大纷争甚至战争。
然而正如前述，由于英国处于欧洲边缘，又有海峡相隔，优越的地理区位使其受到的外部武力威胁相对较小，因而内政具有相对较强的独立性，盛产女王也就不足为奇了。这一点，与同样女皇辈出的俄国情况比较相似。而英国女王大多也不负重望，在历史上声名卓著、功绩显赫，深受英国人民景仰，其中尤以伊丽莎白女王和维多利亚女王为代表。
伊丽莎白女王（1533-1603年）终身未嫁，于1558年继任为都铎王朝的第五位也是最后一位君主。她即位时英国处于内部因宗教分裂的混乱状态，但她不但成功地保持了国家的统一，而且在经过近半个世纪的统治后，使英国成为欧洲最强大、富有的国家之一。尤其在1588年，英国海军击败当时欧洲霸主西班牙的无敌舰队，为后世英国开启海上霸权奠定了坚实基础。北美的英国殖民地亦在此期间开始确立。因而，她的统治期在被称为“伊丽莎白时期”，亦称为“黄金时代”。伊丽莎白女王本人在当时也被作为“光明的女神”来歌颂。
维多利亚女王（1819-1901年)是英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1837-1901年）。她在位的64年期间，正值英国自由资本主义由方兴未艾到鼎盛进而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的转变时期，是英国最强盛的所谓“日不落帝国”时期，经济、文化空前繁荣，君主立宪制得到充分发展。这也使得维多利亚女王在时人和后人眼里成了英国和平与繁荣的象征。
王权的持续，保证了英国历史传统的稳定发展，也满足了英国国民对传统的崇拜情感，并作为民族的象征和国家统一的标志在危机关头，英王以其强大的感召力和向心力总是被赋予强化民族凝聚力和战斗力的重任。
相对于功名显赫的伊丽莎白女王和维多利亚女王，在英国陷入颓势中生长和继位的伊丽莎白二世女王其政治生活虽显平淡，但其亲和、内敛、中立、恪尽职守的作风也深受人民的爱戴。
女王虽是名副其实的虚君，但在国家危机时刻仍会挺身而出。比如，1990年撒切尔夫人党内失势被迫下台，议会混乱，女王凭借个人影响力稳定了英国局势。2005年，伦敦地铁发生7起连环爆炸案，整个英国陷入一片恐慌的情绪之中。女王第一时间发表讲话对伤者表示慰问，抚慰民众情绪。
作为全球最具知名度的君主，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一举一动都代表着英国的形象，其登基60年本已不易，而在60年中她又一直尽忠职守、勤勉爱民，可以说向世人展示了现代君主的光彩形象。
观礼现场的民众们被大雨淋个湿透，甚至并不能完整地观看到庆典的主要内容，但他们依旧情绪高昂。因为对他们来说，亲临现场、成为庆典的一部分，既表明了他们对女王在位60年的认同和热爱，也是一种至高无上的荣耀。而如果不去，这辈子或许他们都没法再经历那样的场合了。
6月初这场女王登基60周年庆典是继去年威廉王子大婚以后全英国人迎来的新一轮的欢庆高潮。据英国《金融时报》估计近600万民众会参与街头派对，以表达对女王的爱戴和感激之情。英国首相卡梅伦2月6日在伊丽莎白二世登基60周年纪念日发表的声明或许说出了大多数英国人的心声：“有时你会听到人们说，君王只是件闪耀的饰品，或只是国家生活的点缀。这是对宪法的误解和对女王的低估。在我和这个国家大多数人的生命里，她一直陪伴着我们。今天和今年，我们有机会向她说一声谢谢。”
表面看来，作为虚位元首，统而不治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一生平平无奇，似乎没有明显建树，但为何在其数十载的公共生活中深受民众喜爱？从更深一个层次来看，同为欧洲传统强国和现代国家翘楚，不同于法国和德国，在现代化进程中敢为人先的英国为何保留着带有封建色彩的君主制，并仍然在宪法上赋予国王无比巨大的权力？
“王”这一古老的政治形式在英国发展到今天，并和发达的资本主义民主制相得益彰，看似偶然，然则却有其历史必然性。由于处于特殊的地理区位和地缘政治，中世纪王权孱弱的特性在英国君主制中始终有所保留，有限王权的长期发展又形成了多元政治妥协基础和传统，因而与法德等欧陆强国的君主专制相比，相对温和的英国王权在历史变革中总是具有旺盛的适应机制而得以留存至今。
“尊王”的传统
王权是英国政治最古老的传统之一，从公元5 世纪“王”在英国最初形成，到今天伊丽莎白二世的统治，其间经历了若干次围绕王权而展开的大小政治变革。但不管变革的初衷如何，最终在各方政治力量的妥协下，国王始终是英国政治运转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不同的时代为王权提供了不同的合法性基础，同时王权也不断顺应具体历史时代的需要，持续发挥着其独特的作用。
在中世纪，英国的王权和欧洲大陆几乎相同。国王是全国最大的领主，并因为分封土地而与贵族之间产生权利和义务的契约关系。由于分封土地，贵族便承认国王的首领地位并承担军事作战等义务；但同时贵族又在其领地上享有极高的自治权，按照契约国王无权随意干涉，国王一旦越权就会受到贵族的反抗和攻击。在这种领土分封制中，国王和贵族其实属于同一级层，只能称为贵族中的第一人，或者说是“老大”。国王的特殊职能在于，拥有号令全国的权力，可以在全国征召军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国王才是“一国之王”。
到了中世纪晚期，随着时代变迁，英国王权逐渐发展到巅峰。当时的西欧，资本主义开始发展，中世纪战乱频繁，诸侯纷争的局面已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独立、统一而强盛的民族君主国开始走上历史舞台。在这个过程中，国王打着保护“民族利益”的旗帜，通过一系列军事斗争成为超然于整个国家之上的专制君主。
15 世纪末，亨利七世经过一系列国内战争建立了都铎王朝，并打破了旧有的国王与贵族分治的权力格局。国王从中等阶级中选立新贵族，但并不赋予其独立的领地自治地，这使得新贵族失去了与国王抗衡的力量源泉。同时，新贵族蒙受国王恩典，甘心服务于国王，这使得国王很自然地成了民族领袖，王权也与国家成为一体。此后，亨利八世的宗教改革使英国摆脱了罗马教皇的统治，国王成了英国教会的最高首脑。王权从此摆脱了贵族和教会的双重制约，体现出“主权在王”的特征。
在都铎王朝，国王被视为团结和统一的象征，其权力达到了顶峰，拥有一切生杀予夺之权，对外可以随意决定和战，集立法、行政、司法、军事大权于一身。
但相对来说，英国在欧洲所处的特殊地缘政治位并不利于其专制至极权的君主制的形成。英国在地理上偏安一隅，加之英吉利海峡的天然屏障，使得英国内部自11世纪取得较稳定的统一后长期缺少外部军事威胁，尤其合并苏格兰后这种国家安全优越感更加强烈。因此，与欧陆诸雄因为邦国林立、诸侯长期争霸而强调内部团结、整齐划一以御外患不同，由于缺少外部挤压，英国人对王权的内聚功能的需求并不旺盛，王权依据传统也始终受到限制，其专制程度无法与法国、普鲁士，以及奥地利、西班牙王权相提并论。
即便在专制主义最隆盛的都铎王朝时期，英国人也没有丢掉传统，仍然对王权有所限制。在他们的政治文化观念中，王权是绝对的，但同时又必须是有限制的。早在1215年英国就签署了《大宪章》以限制王权，并与于1295年正式确立议会制度。虽然在前期，英国议会服从国王，是国王调节矛盾，向臣民征赋税的工具。但在其后的历史进程中，议会逐渐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并成为新势力挑战旧势力和各方势力对话妥协的重要舞台。
有限王权的具体表现形式就是“王在议会”和“以法治国”，这也是英国君主制的显著特色。所谓“王在议会”，是指国王的重大决策在议会制定，通过议会法令治理国家。“以法治国”则确保国王服从法律。由此，国王与议会是不可分的整体组成部分，二者融合成一个共同体。专制君主虽然有崇高权力，但他如果甩开议会，实行“个人统治”，便成为暴君，从而失去统治的合法性。
从历史来看，而正因为英国的君主专制较温和也较少压制各方势力，使得君主制在资产阶级革命中能够在多元力量的碰撞和妥协中被各方所接受而留存下来，并经过脱胎换骨的改造，蜕变为适应近现代政治发展的君主立宪制。
王权的嬗变
都铎王朝的最后一位君主伊丽莎白女王由于独身而无嗣，和其有血缘关系的苏格兰国王詹姆斯一世由此承袭王位，建立了斯图亚特王朝。詹姆斯一世继承王位后不久，就正式提出“君权神授”理论，把国王与上帝同等，变有限的王权为无限的王权，冲破了“王在议会”和“以法治国”这两条界限。他的言行与英国的政治文化传统完全背道而驰，于是英国人奋起保卫传统，议会与国王之间不断爆发冲突。在詹姆斯一世的儿子查理一世上台后，这种矛盾进一步激化，最终以致爆发内战，引发了著名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
1649年革命者处死查理一世，随后废除君主制，建立共和国，但革命在其后逐渐偏离方向，转向了赤裸裸的军事独裁统治。没有国王的军事统治同样给英国人留下了痛苦的记忆。于是，英国人认为，没有国王只能导致国家混乱。1660年，王权在英国重建，而恢复王权的人正是那些多多少少都曾投身革命的人。
但新的王权又企图恢复专制主义统治，复辟的查理二世和詹姆斯二世对表弟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集权统治十分艳羡。1681年以后，在粉碎了辉格党的反抗、国王地位似乎已十分稳固时，詹姆斯二世又开始把议会撇在一边，实行起无议会的统治来。于是，英国人对国家前途又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一方面担忧专制王权重现，另一方面又对革命深刻疑惧。在这双重惊恐下，英国人试图寻找一种既能保留王权又能克服其专制倾向，从而避免革命震荡的解决方法。
这样就产生了“光荣革命”。1688年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废黜了意欲恢复专制统治的詹姆斯二世。詹姆斯二世的女婿、时任荷兰奥兰治执政的威廉在接受英国议会限制王权的《权力宣言》（即后来的《权力法案》）与妻子玛丽一同登上英国王位。根据法案，国王未经议会同意不能停止任何法律效力以及不经议会同意不能征收赋税。
于是，在英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君主与代表人民的议会签订契约，然后根据契约的条件登上王位并行使职权。国王不仅从议会手中接过了王冠，而且还保证要执行议会的法律，依据议会法律行事。历史学家黄仁宇认为，英国1689年光荣革命成功，可以说是在各种主张之间取得妥协。威廉为荷兰人，而由英国政客邀请入主，实质上是一个被选举的君主。他与玛丽同为斯图亚特王室之直系苗裔，所以又维持了王位世袭的原则。
光荣革命后，英国的主权中心从国王转向议会，实际上确立了“议会主权”。在这以后，经过一系列的缓慢变化，国王的实权逐步丧失，最终成了一个名符其实的“虚君”。但它作为民族象征的作用仍然保留下来，同时又代表着民族团结与统一，是政权“合法性”最形象的人格化体现。
女王的魅力
和世界大多数地区相似，无论是古希腊、古罗马，还是中世纪的欧洲，皇帝、国王几乎是男人的专属权利，只有东罗马帝国出了几个影响不大的女皇帝。但从14世纪开始，一个又一个的女王（皇）在欧洲大小国家陆续开始出现，一直到当代，累计有三十来位。这其中又属英国为盛，总计有6位女王登上历史舞台（一说有8位）。
在欧洲轴心地区，如法国、德国等，女性继承王位向来被禁止。但在“边缘地区”，如英国、俄罗斯、西班牙、葡萄牙及北欧等国，女性则在名义上有继承王位的可能性。但一个女王的出现，总会带来一系列复杂和棘手问题。当一个国王只有女儿而没有儿子的情况出现时，他通常又会谋求将王位传给他的女儿而不是其他男性旁系亲属。而欧洲各国王室之间都有错综复杂的婚姻血缘关系，对同一个王位，常常有多个国家王室成员提出继承权的依据，因此女性继承王位通常会引起巨大纷争甚至战争。
然而正如前述，由于英国处于欧洲边缘，又有海峡相隔，优越的地理区位使其受到的外部武力威胁相对较小，因而内政具有相对较强的独立性，盛产女王也就不足为奇了。这一点，与同样女皇辈出的俄国情况比较相似。而英国女王大多也不负重望，在历史上声名卓著、功绩显赫，深受英国人民景仰，其中尤以伊丽莎白女王和维多利亚女王为代表。
伊丽莎白女王（1533-1603年）终身未嫁，于1558年继任为都铎王朝的第五位也是最后一位君主。她即位时英国处于内部因宗教分裂的混乱状态，但她不但成功地保持了国家的统一，而且在经过近半个世纪的统治后，使英国成为欧洲最强大、富有的国家之一。尤其在1588年，英国海军击败当时欧洲霸主西班牙的无敌舰队，为后世英国开启海上霸权奠定了坚实基础。北美的英国殖民地亦在此期间开始确立。因而，她的统治期在被称为“伊丽莎白时期”，亦称为“黄金时代”。伊丽莎白女王本人在当时也被作为“光明的女神”来歌颂。
维多利亚女王（1819-1901年)是英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1837-1901年）。她在位的64年期间，正值英国自由资本主义由方兴未艾到鼎盛进而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的转变时期，是英国最强盛的所谓“日不落帝国”时期，经济、文化空前繁荣，君主立宪制得到充分发展。这也使得维多利亚女王在时人和后人眼里成了英国和平与繁荣的象征。
王权的持续，保证了英国历史传统的稳定发展，也满足了英国国民对传统的崇拜情感，并作为民族的象征和国家统一的标志在危机关头，英王以其强大的感召力和向心力总是被赋予强化民族凝聚力和战斗力的重任。
相对于功名显赫的伊丽莎白女王和维多利亚女王，在英国陷入颓势中生长和继位的伊丽莎白二世女王其政治生活虽显平淡，但其亲和、内敛、中立、恪尽职守的作风也深受人民的爱戴。
女王虽是名副其实的虚君，但在国家危机时刻仍会挺身而出。比如，1990年撒切尔夫人党内失势被迫下台，议会混乱，女王凭借个人影响力稳定了英国局势。2005年，伦敦地铁发生7起连环爆炸案，整个英国陷入一片恐慌的情绪之中。女王第一时间发表讲话对伤者表示慰问，抚慰民众情绪。
作为全球最具知名度的君主，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一举一动都代表着英国的形象，其登基60年本已不易，而在60年中她又一直尽忠职守、勤勉爱民，可以说向世人展示了现代君主的光彩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