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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大家对于室外和居室的空气质量问题越来越重视，国家还出台了《乘用车内空气质量评价指南》来规范车内空气质量。但是，对于大型客机的空气质量，国家标准还是空白。飞机里没有居室所用的电动压缩系统，采用的是发动机引擎经过制冷单元送到客舱，同时50%的空气会被过滤重新循环使用，简单来说飞机里的空气是通过送风和过滤净化的。
??在客机空气过滤过程中，空气过滤器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物件，最早的飞机百分之百全是用新风，新风指的就是没有经过过滤器过滤过的空气，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时候飞机空气质量是非常好的，因为大气洁净度是非常高的，没有任何污染物。但是，由于机舱内外的压力不同，新风都需要飞机的发动机经过处理后才能使用，无形中耗费了能源，随着能源危机的出现，为了节省能源，飞机使用新风减少到一半，而另一半使用经过循环过滤的舱内通风。但这存在一个问题，在飞机上，你周围的乘客可能会有各种各样潜在的风险或者疾病，因为不可能要求人人拿着体检证上飞机，所以飞机里可能有各种颗粒物，包括各种可致病的微生物，所以SARS和禽流感时期，我们很担心飞机是否把传染病在世界范围内快速传播了。目前世航标准要求在环控系统里必须要有高效系统过滤器，对于回风进行过滤处理，保证飞机里的洁净度和安全。可即使如此，飞机里仍存在各种各样的污染物。
??我们曾将一架客机的过滤器拆开，发现上面有大量人的皮屑、毛发和各种各样的纤维。同时，我们在机组检测的数据也显示在机舱含有大量超细菌颗粒物，这是发动机燃烧产生的，这意味着这些超细菌的颗粒虽然有高效过滤器进行保护，但它们也有可能被乘客大量地吸入，对健康造成威胁。
??我们为了研究大型客机里的空气质量，曾经买了航空公司的一架飞机，我们发现在飞机的座舱里，纳米颗粒物具有非常大的浓度。一方面，发动机会产生纳米颗粒物；另一方面，在飞机飞行过程中，臭氧会进入到座舱里，臭氧会和人体表面生成颗粒物。
??要消除客机机舱里的污染物威胁，就得要求过滤器对细菌和病毒，还有一些微生物颗粒进行很好的过滤，使这些微生物不能生长和繁殖。现在生产航空座舱全世界只有三个厂家，一个在欧洲，两个在美国，我们没法直接引进他们的技术。因此如何研究这样的过滤材料和过滤产品，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我们做了一个容尘实验，用AC粉尘代替座舱里的颗粒物，模拟过滤器到底能使用多长时间，容尘量有多大。我们发现不同过滤器过滤材料的性能是不一样的，有的相对纤维更粗一些，有的更细一些，从容尘效果来说，细的容尘效果更好。我们必须进行很多科学建模的模拟，才能模拟出在不同情况下，玻璃纤维的阻力以及效果的变化。
??此外，我们还必须自主研发过滤航材，这种过滤技术在我们大型客机国产化过程中是一个突破，我们有可能比航空发动机走得更快，因为我们有很好的研究基础。再者我们更应该关心如何在目前环境里应用这样的产品。同时，将这些技术延伸到其他的领域。
科学要搭民主“顺风车”
文/贾鹤鹏
科学媒介中心执行主任、
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格兰公共事务学院在读博士生
??在最近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及中国科协等单位联合召开的一次双清论坛上，与会者讨论了如何通过制定有效的政策，来调动承担国家科研课题的科学家来从事科普及更广泛的科学传播工作。
尽管与会者提出了种种困难，但大家还是认为，这是一项值得进行的事业，通过有力的政策推动也可以进行下去。现在需要的是国家各个相关部委制定更加积极的政策，协调一致来推动这一事业。
的确，中国做事情必须依靠政府的强力推动。但这并不意味着推动科学家参与传播，这只是政府的事情或者说是政府推动的结果。相反，科学家参与面向公众的科学传播工作，是科学发展的必然，也是社会民主化的必然要求。
纵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各国不断发展的科学传播工作，我们会发现，科学传播不是科学界和科学家以及政府给予民众的恩赐，即便是出于提升公民科学素质为目的的科学传播工作。实际上，科学传播在西方的蓬勃发展，是基于从核能利用到转基因到干细胞等被一些公众质疑的“问题科学”的不断出现，以及科学界不断扩大的研发规模需要获得更多的公共资金。
另一方面，由于科学的相对政治中立性，西方各国，特别是北欧各国在推动参与式民主的实践中，常常把一些争议的科学问题作为主要内容。换句话说，即科学搭了参与式民主的顺风车，而参与式民主则从科学中找到了用来鼓励参与的话题。
而与此同时，科学传播的研究者们也发现，传统的基于“科普”模式的科学传播，也就是教育公众获得更多科学知识的科学传播，并没有在提升公民科学素质及降低公民对争议问题的反对方面发挥极为明显的作用。而在各种争议问题上，本来并没有自然科学训练的公众则会表现出极为强大的学习能力，尽管有时候学习的方向并非是科学家们所认可的。
这一点，与笔者在中国多年来推动就热点科学问题的社会对话中所获得的经验极为相符。例如，2010年11月，笔者当时负责的《科学新闻》杂志在门头沟召开了一次专家与公众就垃圾焚烧问题的对话。
让人惊讶的是，参与讨论的两位主要的反烧派，尽管没有环境科学的专业训练，但是对垃圾焚烧问题的掌握程度确实达到了相当深入的程度，比起参加科普活动或者阅读科普书籍之后的公众，他们无疑更胜一筹。而同样有趣的是，这两位嘉宾尽管没有用几个专业名词，却能把垃圾焚烧的科学问题讲得清清楚楚，就像给台下的听众上了一堂科普课。而这堂科普课涉及的远不止是科学，还包括政策、市场以及管理体制。
而这个主动学习的过程，恰恰是目前很多科普传播活动中所欠缺的。毫无疑问，目前的科普传播活动虽然开始抓住了一些热点问题，但是对争议性比较大的话题仍然有意无意地回避。于是，我们也同样会担心，即便在政府政策的强力推动下，科学家们开始做科普，他们及其背后的政府力量也会回避那些因为争议而成为热点的话题，而这些争议，本来是可以成为调动相关科学家从事传播的激励因素的。
正是出于这种考虑，我们愿意建议有关部门，在推动普遍性的、甚至是强制性的科学传播政策的同时，也要仔细地考虑民众的主动参与，并让这种公众参与成为相关社会成员就科学问题进行广泛对话的重要形式。
??在客机空气过滤过程中，空气过滤器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物件，最早的飞机百分之百全是用新风，新风指的就是没有经过过滤器过滤过的空气，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时候飞机空气质量是非常好的，因为大气洁净度是非常高的，没有任何污染物。但是，由于机舱内外的压力不同，新风都需要飞机的发动机经过处理后才能使用，无形中耗费了能源，随着能源危机的出现，为了节省能源，飞机使用新风减少到一半，而另一半使用经过循环过滤的舱内通风。但这存在一个问题，在飞机上，你周围的乘客可能会有各种各样潜在的风险或者疾病，因为不可能要求人人拿着体检证上飞机，所以飞机里可能有各种颗粒物，包括各种可致病的微生物，所以SARS和禽流感时期，我们很担心飞机是否把传染病在世界范围内快速传播了。目前世航标准要求在环控系统里必须要有高效系统过滤器，对于回风进行过滤处理，保证飞机里的洁净度和安全。可即使如此，飞机里仍存在各种各样的污染物。
??我们曾将一架客机的过滤器拆开，发现上面有大量人的皮屑、毛发和各种各样的纤维。同时，我们在机组检测的数据也显示在机舱含有大量超细菌颗粒物，这是发动机燃烧产生的，这意味着这些超细菌的颗粒虽然有高效过滤器进行保护，但它们也有可能被乘客大量地吸入，对健康造成威胁。
??我们为了研究大型客机里的空气质量，曾经买了航空公司的一架飞机，我们发现在飞机的座舱里，纳米颗粒物具有非常大的浓度。一方面，发动机会产生纳米颗粒物；另一方面，在飞机飞行过程中，臭氧会进入到座舱里，臭氧会和人体表面生成颗粒物。
??要消除客机机舱里的污染物威胁，就得要求过滤器对细菌和病毒，还有一些微生物颗粒进行很好的过滤，使这些微生物不能生长和繁殖。现在生产航空座舱全世界只有三个厂家，一个在欧洲，两个在美国，我们没法直接引进他们的技术。因此如何研究这样的过滤材料和过滤产品，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我们做了一个容尘实验，用AC粉尘代替座舱里的颗粒物，模拟过滤器到底能使用多长时间，容尘量有多大。我们发现不同过滤器过滤材料的性能是不一样的，有的相对纤维更粗一些，有的更细一些，从容尘效果来说，细的容尘效果更好。我们必须进行很多科学建模的模拟，才能模拟出在不同情况下，玻璃纤维的阻力以及效果的变化。
??此外，我们还必须自主研发过滤航材，这种过滤技术在我们大型客机国产化过程中是一个突破，我们有可能比航空发动机走得更快，因为我们有很好的研究基础。再者我们更应该关心如何在目前环境里应用这样的产品。同时，将这些技术延伸到其他的领域。
科学要搭民主“顺风车”
文/贾鹤鹏
科学媒介中心执行主任、
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格兰公共事务学院在读博士生
??在最近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及中国科协等单位联合召开的一次双清论坛上，与会者讨论了如何通过制定有效的政策，来调动承担国家科研课题的科学家来从事科普及更广泛的科学传播工作。
尽管与会者提出了种种困难，但大家还是认为，这是一项值得进行的事业，通过有力的政策推动也可以进行下去。现在需要的是国家各个相关部委制定更加积极的政策，协调一致来推动这一事业。
的确，中国做事情必须依靠政府的强力推动。但这并不意味着推动科学家参与传播，这只是政府的事情或者说是政府推动的结果。相反，科学家参与面向公众的科学传播工作，是科学发展的必然，也是社会民主化的必然要求。
纵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各国不断发展的科学传播工作，我们会发现，科学传播不是科学界和科学家以及政府给予民众的恩赐，即便是出于提升公民科学素质为目的的科学传播工作。实际上，科学传播在西方的蓬勃发展，是基于从核能利用到转基因到干细胞等被一些公众质疑的“问题科学”的不断出现，以及科学界不断扩大的研发规模需要获得更多的公共资金。
另一方面，由于科学的相对政治中立性，西方各国，特别是北欧各国在推动参与式民主的实践中，常常把一些争议的科学问题作为主要内容。换句话说，即科学搭了参与式民主的顺风车，而参与式民主则从科学中找到了用来鼓励参与的话题。
而与此同时，科学传播的研究者们也发现，传统的基于“科普”模式的科学传播，也就是教育公众获得更多科学知识的科学传播，并没有在提升公民科学素质及降低公民对争议问题的反对方面发挥极为明显的作用。而在各种争议问题上，本来并没有自然科学训练的公众则会表现出极为强大的学习能力，尽管有时候学习的方向并非是科学家们所认可的。
这一点，与笔者在中国多年来推动就热点科学问题的社会对话中所获得的经验极为相符。例如，2010年11月，笔者当时负责的《科学新闻》杂志在门头沟召开了一次专家与公众就垃圾焚烧问题的对话。
让人惊讶的是，参与讨论的两位主要的反烧派，尽管没有环境科学的专业训练，但是对垃圾焚烧问题的掌握程度确实达到了相当深入的程度，比起参加科普活动或者阅读科普书籍之后的公众，他们无疑更胜一筹。而同样有趣的是，这两位嘉宾尽管没有用几个专业名词，却能把垃圾焚烧的科学问题讲得清清楚楚，就像给台下的听众上了一堂科普课。而这堂科普课涉及的远不止是科学，还包括政策、市场以及管理体制。
而这个主动学习的过程，恰恰是目前很多科普传播活动中所欠缺的。毫无疑问，目前的科普传播活动虽然开始抓住了一些热点问题，但是对争议性比较大的话题仍然有意无意地回避。于是，我们也同样会担心，即便在政府政策的强力推动下，科学家们开始做科普，他们及其背后的政府力量也会回避那些因为争议而成为热点的话题，而这些争议，本来是可以成为调动相关科学家从事传播的激励因素的。
正是出于这种考虑，我们愿意建议有关部门，在推动普遍性的、甚至是强制性的科学传播政策的同时，也要仔细地考虑民众的主动参与，并让这种公众参与成为相关社会成员就科学问题进行广泛对话的重要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