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旧社会我也算进过官场。当然，我只是一名小雇员。
　　1945年我大学毕业，接着生了一场伤寒病。这一年日本人投降，重庆大批官员回到上海。我父亲一位至友的儿子也到上海来了，他不是什么官员，只是个普通公务员，是位科长，他看我闲着没事，把我介绍到他工作的地方去，当了一名雇员。这单位招牌很大，叫做经济部苏浙皖区特派员办公处，地址在江西路广东路口。其实这只是一个临时性单位，任务是把日军侵占的中国产业发还给原主。除了特派员和几个科长以外，所设“专门委员”都是临时聘请上海各界人士担任的，任务完成后就离开，记得有一位是上海图书馆馆长，有一位是北平著名教授，鲁迅先生在文章中提到过他。还有一位比较年轻，他父亲是民主人士，曾和多位民主人士去南京请愿，在下关被流氓殴打。我是雇员，可想而知是暂时雇用的。我在行政科，科里几位文书职位虽高，也不是正式公务员。一位律师担任专门委员，就把他的助手带来了，有一位岁数较大的，是中华书局的职员。
　　我们这一层楼上还有两个小办公室，一个是特派员用的，另一个空着，经济部长来时用，这办公室门口有一盏灯。只要看到灯亮，就知道经济部长来了，大家要静静的不要惊吵他。半年里我就看见这灯亮过两天，但没见过这位经济部长。当时的经济部长是翁文灏。
　　我的工作是收发，把文件送来送去。但我的那位世兄很照顾我，还让我帮忙抄公文，后来又让我拟稿写公文。他给我一本他从重庆带来的公文程式，还是土纸本的，可见他珍藏了很久。他指点我写公文，原则上是用“等因奉此”“等由据此”“等情准此”等公文用语把下面来的公文转到上面去，把上面来的公文转到下面去，不让公文在自己的地方停留，也就是赶快踢皮球，把皮球踢走，自己可以不负任何责任。我拟稿或其他同事拟稿都是照此办理的。
　　我虽然帮忙誊抄公文、拟点公文，但主要工作还是收发，把公文送来送去。我天天到对外发出公文的一个科，跟科长王小姐很熟悉。她是一个热心人。有一次她叹气说，有一些产业请原业主来办手续收回，可原业主就是不来，能去催催就好了。我看她这么着急，自告奋勇说可以帮她去问问原业主。王小姐高兴得不得了，给了我一个地址，是上海仪器公司。我按地址到四川路找到这一家公司。公司的经理很客气地接待我。我于是把王小姐的意思告诉他，并责怪他们久久不办手续收回产业。那经理于是笑着对我说：“你们真是太好心了。可是你们年轻不太懂这方面的事。我们怎么会不急于收回自己的产业呢，已经跟你们上面谈过几次，可是你们上面要价太高，那不是发还而是要我们买厂房了。日本人增添一个小厕所也折合高价，还要手续费什么的，太不合理了。不过你好心来找我们，我们还是很感谢。我们还会好好交涉的。”他的话让我想起，有一天一位老广东到我们办事处大闹，高声对大家说，他的产业被日本鬼子占用，已经受到了多大损失，可你们还要高价勒索，等等等等。我只好回去照直告诉王小姐。王小姐听了也对我们的上级大为不满，却无可奈何。
　　这些事后来怎么解决就不得而知了，反正这个办事处是暂时的，总要撤消。我的世兄半年后调职，把我也带走了。
　　（作者为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