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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纪念馆要不要发展
“要把烈士纪念馆办好”
1948年10月10日建成开放的哈尔滨东北烈士纪念馆，是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建立的第一座革命纪念馆。
1953年1月1日，周恩来参谒东北烈士纪念馆，向烈士献花圈，详细听取了讲解员的介绍，认真观看了展出的文物，并指示：“要把烈士纪念馆办好，广泛地宣传革命的历史和烈士们的英雄事迹，以教育人民。”
1963年6月，周恩来又过问东北烈士纪念馆的工作，指示工作人员“要搜集资料充实东北烈士纪念馆”。后来，周恩来还批准拨款，为纪念馆修建文物库房和办公室。
1961年9月18日，周恩来在南昌参观八一起义纪念馆时，要求：“把纪念馆办好，热情宣传我党我军的光荣传统，教育子孙永不忘本，永远革命。”
“不仅在于纪念过去，而更重要在于教育后代”
高君宇于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共产党和共青团的早期领导人之一。他与石评梅的生死之恋成为传世绝唱。高君宇与石评梅分别在1925年、1929年相继葬在陶然亭。新中国成立后，“高石墓”被迁出陶然亭公园。1956年6月3日，周恩来对此提出意见，说：“留着它可以向青年宣传革命与恋爱是不矛盾的。‘十一’以前必须把高君宇的墓碑搬回来。”8月4日，“高石墓”被迁回陶然亭公园。
1965年3月24日，周恩来在罗马尼亚参观多夫达纳监狱时留言：“它的作用不仅在于纪念过去，而更重要在于教育后代。”第二天即3月25日，周恩来对中国留学生说：“参观这里的多夫达纳监狱后，我有一段题词，其中提到‘年轻的一代，要牢记革命的过去，从革命传统中得到教育’。这虽然是对罗马尼亚青年说的，对我们中国青年也很重要，希望大家牢记。”
周恩来支持革命纪念馆建设的方式有：
题词。1934年，周恩来就为瑞金红军烈士纪念塔题词。1957年筹建确山竹沟革命纪念馆时，有关领导请周恩来题写“确山县竹沟革命纪念馆”。后来，收到国务院办公厅寄来的题词“确山竹沟革命纪念馆”。
直接提议。1949年9月，周恩来在全国政协第一届会议上提议将“为国牺牲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建立在天安门广场”。9月30日，举行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周恩来代表主席团致词：“我们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号召人民纪念死者，鼓舞生者，特决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建立一个为国牺牲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碑文系毛泽东撰写，周恩来手书。周恩来秘书王海青后来回忆说：“周恩来每写好一部分就送到彭真市长那里，征询专家们的意见，并将书写的碑文放大成纪念碑实际需要的一样大。总理将放大的文字摆满办公室，逐个观察，反复比较，精心挑选，以求最佳效果。”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在1976年周恩来逝世后爆发的“四五”运动中，周恩来手书碑文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所在地，成为人民群众追悼他的主要场地。1949年12月，周恩来指示北京市副市长吴晗筹建革命公墓：“一是不要太远，交通要方便，今后群众还要去搞纪念活动；二是环境要美，不能随便找个地方就行。再有就是尽量不占用农田。”1950年初，北京革命公墓在八宝山建成。1970年，周恩来批示，八宝山葬有全国的烈士和中央领导人，不仅仅属于北京市，批准更名为八宝山革命公墓。
参观瞻仰。1958年2月15日，周恩来在金日成陪同下到平壤牡丹峰向纪念苏军解放朝鲜的解放塔献花圈，参观朝鲜解放战争纪念馆。17日，他又到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驻地附近的志愿军烈士陵园瞻仰并献花圈。1959年6月5日，周恩来在石家庄瞻仰华北军区烈士陵园，指出：白求恩墓体后的十字花砖墙图案与墓体风格不协调，应进行调整。
制定或批准相关法规保护革命遗址。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各地展开大规模的基本建设。为了保护历史及革命文物，政务院发布《关于在基本建设工程中保护历史及革命文物的指示》。1960年，周恩来主持国务院第105次全体会议，通过《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条例》规定国家保护的文物范围包括五个部分，而第一部分就是“与重大历史事件、革命运动和重要人物有关的、具有纪念意义和史料价值的建筑物、遗址、纪念物等”。在1961年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第一类为“革命遗址及革命纪念建筑物”，共33处，其中有关中共历史的革命遗址达22处，约占67%。
革命纪念馆如何发展
“应还原状”，“维持那个朴素的样子”，“一夸张就错了”
1955年陈嘉庚再访延安，对毛泽东住地室内陈设变化很大感到很不满意，看不到当年艰苦朴素的状况，认为应保持毛泽东领导抗战时的真实面貌。11月7日，周恩来在其来信上批示：“主席窑洞应还原状。”
1957年2月11日，周恩来在重庆参观白公馆、渣滓洞旧址时说：要保持原貌，当作反面教材。污染环境的工厂一定不要建，已建立起来的要设法迁出。
1964年遵义会议会址进行全面大维修，在维修过程中，会议室被加宽了0.8米，使面积由原来的16.2平方米，扩大至21平方米。布置会议室时，又改变了维修前陈列的状况。“文革”中，为迎接红卫兵前来“朝圣”，会址主楼楼顶上霓虹灯制作的大标语“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日夜闪烁。会址内挂着毛泽东的大幅画像，进入大门是木制大标语“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前进”，门上、柱子上也挂满各种赞扬毛泽东的标语牌。1971年5月，在全国外事工作会议上，周恩来指出：“遵义这是纪念的地方，但是恐怕还是要维持那个朴素的样子。遵义那一段有些什么历史上的回忆，你们可以找我，我倒应该讲一点，但是不要把遵义那个房子做任何修理，一夸张就错了。”然而，由于种种原因，遵义会议会址直到1980年才恢复历史本来面目。 “纪念馆要服从基建工程，绝不许基建工程服从纪念馆”
1956年，西柏坡中共中央机关旧址被列为河北省文物保护单位。1958年修建岗南水库时，钱正英给毛泽东写信，认为淹西柏坡，利多得多。毛泽东赞成钱正英的主张，并说：“中央纪念地点越少越好。”周恩来具体指出：“水库还是要修，办公的地点可以搬一搬嘛！”后来就把西柏坡中共中央办公的院子往上移了十几米。1959年6月7日，周恩来还来到岗南水库施工工地，慰问十万民工。
1973年2月26日，周恩来对国务院图博口《关于梨菜铁路通过红岩村和新华日报馆旧址问题的请示报告》批示：修建铁路要多、快、好、省，按一九七三年底襄渝全线通车任务完成，不要为红岩纪念馆作任何改动和加工，预算也不应增加。周恩来举“平山修水库时要淹西柏坡，中央马上批准了”为例，说明“纪念馆要服从基建工程，绝不许基建工程服从纪念馆”。
周恩来对待古建筑与对待革命纪念旧址并不一样。1954年在北京市容整修工作中，周恩来为保留北海的团城，让中南海国务院院墙后移。1968年，为保住北京古天文台，周恩来让地铁局制订了绕过古天文台的方案。
“一律停止修建”，“不致浪费人力、物力、财力”，“精神产品不能用数量来说明质量高低”
1951年1月7日，周恩来就山东省政府来电请求拨款修建烈士纪念塔一事，致电各地：各地过早地修建烈士陵园、烈士纪念塔和纪念碑等，将占去国家一定数量的资金，不利于国家集中财力进行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是不妥当的。因此，决定除在首都修建人民英雄纪念碑以外，全国这类工程“一律停止修建”。
1958年9月，为迎接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北京开始兴建十大建筑，其中包括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1959年5月3日，在文艺界代表参加的座谈会上，周恩来指出：“任务定得低一些，搞得精致一些，力争超过，这样也不致浪费人力、物力、财力。国庆工程还是多了一些。说国庆放‘卫星’，哪有那么多‘卫星’？何况‘卫星’不能自封。要人家看了之后都说好，才能算作‘卫星’。精神产品不能用数量来说明质量高低。”
1959年8月，周恩来到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视察新馆建筑。事后，国家文物局副局长王冶秋回忆说：总理对办公室隔壁的厕所提出意见，认为这里是参观学习的群众活动场所，现在的两坑式厕所不适用。博物馆遵照总理意愿，将办公室改成了大厕所。
周恩来还曾要求延安革命旧址把用于个人崇拜的“致敬厅”改为用于服务群众的“休息厅”：“要说服延安的同志，把‘致敬厅’去掉。延安的‘致敬厅’不是行礼就是读语录、唱《东方红》，这是强加于人的。这件事毛主席如果知道了，会说我们没把好关。土金璋同志，今天你思想通了没有？不要搞那个了，但‘致敬厅’也不要拆，可以做个休息厅。”
1958年，江苏省淮安县副县长王汝祥去北京时，周恩来特地写了一封信请王转给淮安县委。信中说：“我提出两个请求：一是万不要再拿这所房子作为纪念，引人参观……二是如公家无别种需要，最好不要使原住这所房子的住户迁移。后一个请求，请你们酌办，前一个请求，无论如何，要求你们答应，否则，我将不断写信请求，直到你们答应为止。”
1973年11月17日，周恩来让国务院办公室主任吴庆彤打电话到淮安县委办公室，正式传达了自己处理故居的“三不”指示：“一、不要让人去参观。二、不准动员住在里面的居民搬家。三、房子坏了不准维修。”
周恩来的祖茔距离其故居只有3公里，位于淮安淮城闸口村，安葬着他的13位亲属的遗骨。1950年，周恩来曾深情回忆：“1946年，我在南京。南京离淮安只有300余华里，我很想回淮安老家看看，因为淮安还有我两个母亲的坟……”周恩来所说的“两个母亲”指生母万氏与嗣母陈氏。1965年，周恩来派侄儿回乡平掉了祖茔，深埋了棺木，坟地交给当地农民种菜。
在周恩来逝世后，全国各地纷纷出现了纪念周恩来的场所。邓颖超曾经多次重申周恩来的遗愿：反对搞自己的纪念场所。1982年1月5日，邓颖超在写给杨德中、李琦等人的信中，又强调：“我和周恩来同志共住的房子，由原公家分配，应仍交公处理，周恩来同志和我历来反对搞我们的故居。”1982年6月17日，邓颖超致信中共中央，对身后事作了安排，其中第一条就是：“我所住的房舍，原同周恩来共住的，是全民所有，应交公使用，万勿搞什么故居和纪念馆等，这是我和周恩来生前就反对的。”
“要把烈士纪念馆办好”
1948年10月10日建成开放的哈尔滨东北烈士纪念馆，是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建立的第一座革命纪念馆。
1953年1月1日，周恩来参谒东北烈士纪念馆，向烈士献花圈，详细听取了讲解员的介绍，认真观看了展出的文物，并指示：“要把烈士纪念馆办好，广泛地宣传革命的历史和烈士们的英雄事迹，以教育人民。”
1963年6月，周恩来又过问东北烈士纪念馆的工作，指示工作人员“要搜集资料充实东北烈士纪念馆”。后来，周恩来还批准拨款，为纪念馆修建文物库房和办公室。
1961年9月18日，周恩来在南昌参观八一起义纪念馆时，要求：“把纪念馆办好，热情宣传我党我军的光荣传统，教育子孙永不忘本，永远革命。”
“不仅在于纪念过去，而更重要在于教育后代”
高君宇于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共产党和共青团的早期领导人之一。他与石评梅的生死之恋成为传世绝唱。高君宇与石评梅分别在1925年、1929年相继葬在陶然亭。新中国成立后，“高石墓”被迁出陶然亭公园。1956年6月3日，周恩来对此提出意见，说：“留着它可以向青年宣传革命与恋爱是不矛盾的。‘十一’以前必须把高君宇的墓碑搬回来。”8月4日，“高石墓”被迁回陶然亭公园。
1965年3月24日，周恩来在罗马尼亚参观多夫达纳监狱时留言：“它的作用不仅在于纪念过去，而更重要在于教育后代。”第二天即3月25日，周恩来对中国留学生说：“参观这里的多夫达纳监狱后，我有一段题词，其中提到‘年轻的一代，要牢记革命的过去，从革命传统中得到教育’。这虽然是对罗马尼亚青年说的，对我们中国青年也很重要，希望大家牢记。”
周恩来支持革命纪念馆建设的方式有：
题词。1934年，周恩来就为瑞金红军烈士纪念塔题词。1957年筹建确山竹沟革命纪念馆时，有关领导请周恩来题写“确山县竹沟革命纪念馆”。后来，收到国务院办公厅寄来的题词“确山竹沟革命纪念馆”。
直接提议。1949年9月，周恩来在全国政协第一届会议上提议将“为国牺牲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建立在天安门广场”。9月30日，举行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周恩来代表主席团致词：“我们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号召人民纪念死者，鼓舞生者，特决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建立一个为国牺牲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碑文系毛泽东撰写，周恩来手书。周恩来秘书王海青后来回忆说：“周恩来每写好一部分就送到彭真市长那里，征询专家们的意见，并将书写的碑文放大成纪念碑实际需要的一样大。总理将放大的文字摆满办公室，逐个观察，反复比较，精心挑选，以求最佳效果。”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在1976年周恩来逝世后爆发的“四五”运动中，周恩来手书碑文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所在地，成为人民群众追悼他的主要场地。1949年12月，周恩来指示北京市副市长吴晗筹建革命公墓：“一是不要太远，交通要方便，今后群众还要去搞纪念活动；二是环境要美，不能随便找个地方就行。再有就是尽量不占用农田。”1950年初，北京革命公墓在八宝山建成。1970年，周恩来批示，八宝山葬有全国的烈士和中央领导人，不仅仅属于北京市，批准更名为八宝山革命公墓。
参观瞻仰。1958年2月15日，周恩来在金日成陪同下到平壤牡丹峰向纪念苏军解放朝鲜的解放塔献花圈，参观朝鲜解放战争纪念馆。17日，他又到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驻地附近的志愿军烈士陵园瞻仰并献花圈。1959年6月5日，周恩来在石家庄瞻仰华北军区烈士陵园，指出：白求恩墓体后的十字花砖墙图案与墓体风格不协调，应进行调整。
制定或批准相关法规保护革命遗址。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各地展开大规模的基本建设。为了保护历史及革命文物，政务院发布《关于在基本建设工程中保护历史及革命文物的指示》。1960年，周恩来主持国务院第105次全体会议，通过《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条例》规定国家保护的文物范围包括五个部分，而第一部分就是“与重大历史事件、革命运动和重要人物有关的、具有纪念意义和史料价值的建筑物、遗址、纪念物等”。在1961年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第一类为“革命遗址及革命纪念建筑物”，共33处，其中有关中共历史的革命遗址达22处，约占67%。
革命纪念馆如何发展
“应还原状”，“维持那个朴素的样子”，“一夸张就错了”
1955年陈嘉庚再访延安，对毛泽东住地室内陈设变化很大感到很不满意，看不到当年艰苦朴素的状况，认为应保持毛泽东领导抗战时的真实面貌。11月7日，周恩来在其来信上批示：“主席窑洞应还原状。”
1957年2月11日，周恩来在重庆参观白公馆、渣滓洞旧址时说：要保持原貌，当作反面教材。污染环境的工厂一定不要建，已建立起来的要设法迁出。
1964年遵义会议会址进行全面大维修，在维修过程中，会议室被加宽了0.8米，使面积由原来的16.2平方米，扩大至21平方米。布置会议室时，又改变了维修前陈列的状况。“文革”中，为迎接红卫兵前来“朝圣”，会址主楼楼顶上霓虹灯制作的大标语“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日夜闪烁。会址内挂着毛泽东的大幅画像，进入大门是木制大标语“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前进”，门上、柱子上也挂满各种赞扬毛泽东的标语牌。1971年5月，在全国外事工作会议上，周恩来指出：“遵义这是纪念的地方，但是恐怕还是要维持那个朴素的样子。遵义那一段有些什么历史上的回忆，你们可以找我，我倒应该讲一点，但是不要把遵义那个房子做任何修理，一夸张就错了。”然而，由于种种原因，遵义会议会址直到1980年才恢复历史本来面目。 “纪念馆要服从基建工程，绝不许基建工程服从纪念馆”
1956年，西柏坡中共中央机关旧址被列为河北省文物保护单位。1958年修建岗南水库时，钱正英给毛泽东写信，认为淹西柏坡，利多得多。毛泽东赞成钱正英的主张，并说：“中央纪念地点越少越好。”周恩来具体指出：“水库还是要修，办公的地点可以搬一搬嘛！”后来就把西柏坡中共中央办公的院子往上移了十几米。1959年6月7日，周恩来还来到岗南水库施工工地，慰问十万民工。
1973年2月26日，周恩来对国务院图博口《关于梨菜铁路通过红岩村和新华日报馆旧址问题的请示报告》批示：修建铁路要多、快、好、省，按一九七三年底襄渝全线通车任务完成，不要为红岩纪念馆作任何改动和加工，预算也不应增加。周恩来举“平山修水库时要淹西柏坡，中央马上批准了”为例，说明“纪念馆要服从基建工程，绝不许基建工程服从纪念馆”。
周恩来对待古建筑与对待革命纪念旧址并不一样。1954年在北京市容整修工作中，周恩来为保留北海的团城，让中南海国务院院墙后移。1968年，为保住北京古天文台，周恩来让地铁局制订了绕过古天文台的方案。
“一律停止修建”，“不致浪费人力、物力、财力”，“精神产品不能用数量来说明质量高低”
1951年1月7日，周恩来就山东省政府来电请求拨款修建烈士纪念塔一事，致电各地：各地过早地修建烈士陵园、烈士纪念塔和纪念碑等，将占去国家一定数量的资金，不利于国家集中财力进行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是不妥当的。因此，决定除在首都修建人民英雄纪念碑以外，全国这类工程“一律停止修建”。
1958年9月，为迎接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北京开始兴建十大建筑，其中包括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1959年5月3日，在文艺界代表参加的座谈会上，周恩来指出：“任务定得低一些，搞得精致一些，力争超过，这样也不致浪费人力、物力、财力。国庆工程还是多了一些。说国庆放‘卫星’，哪有那么多‘卫星’？何况‘卫星’不能自封。要人家看了之后都说好，才能算作‘卫星’。精神产品不能用数量来说明质量高低。”
1959年8月，周恩来到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视察新馆建筑。事后，国家文物局副局长王冶秋回忆说：总理对办公室隔壁的厕所提出意见，认为这里是参观学习的群众活动场所，现在的两坑式厕所不适用。博物馆遵照总理意愿，将办公室改成了大厕所。
周恩来还曾要求延安革命旧址把用于个人崇拜的“致敬厅”改为用于服务群众的“休息厅”：“要说服延安的同志，把‘致敬厅’去掉。延安的‘致敬厅’不是行礼就是读语录、唱《东方红》，这是强加于人的。这件事毛主席如果知道了，会说我们没把好关。土金璋同志，今天你思想通了没有？不要搞那个了，但‘致敬厅’也不要拆，可以做个休息厅。”
1958年，江苏省淮安县副县长王汝祥去北京时，周恩来特地写了一封信请王转给淮安县委。信中说：“我提出两个请求：一是万不要再拿这所房子作为纪念，引人参观……二是如公家无别种需要，最好不要使原住这所房子的住户迁移。后一个请求，请你们酌办，前一个请求，无论如何，要求你们答应，否则，我将不断写信请求，直到你们答应为止。”
1973年11月17日，周恩来让国务院办公室主任吴庆彤打电话到淮安县委办公室，正式传达了自己处理故居的“三不”指示：“一、不要让人去参观。二、不准动员住在里面的居民搬家。三、房子坏了不准维修。”
周恩来的祖茔距离其故居只有3公里，位于淮安淮城闸口村，安葬着他的13位亲属的遗骨。1950年，周恩来曾深情回忆：“1946年，我在南京。南京离淮安只有300余华里，我很想回淮安老家看看，因为淮安还有我两个母亲的坟……”周恩来所说的“两个母亲”指生母万氏与嗣母陈氏。1965年，周恩来派侄儿回乡平掉了祖茔，深埋了棺木，坟地交给当地农民种菜。
在周恩来逝世后，全国各地纷纷出现了纪念周恩来的场所。邓颖超曾经多次重申周恩来的遗愿：反对搞自己的纪念场所。1982年1月5日，邓颖超在写给杨德中、李琦等人的信中，又强调：“我和周恩来同志共住的房子，由原公家分配，应仍交公处理，周恩来同志和我历来反对搞我们的故居。”1982年6月17日，邓颖超致信中共中央，对身后事作了安排，其中第一条就是：“我所住的房舍，原同周恩来共住的，是全民所有，应交公使用，万勿搞什么故居和纪念馆等，这是我和周恩来生前就反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