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现代史上，有一本书和一支歌非常出名。这本书就是《大众哲学》，这支歌就是《义勇军进行曲》。
　　《大众哲学》是1936年艾思奇在上海出版的。此书出版后创下了连出32版的空前奇迹（中国至今再未出现过竟能连出32版的书），此书启迪了广大知识青年的思想，鼓舞着他们走上了革命道路，并促使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不断奔赴延安。毛泽东特将此书寄给远在苏联留学的儿子毛岸英，要他认真研读，并评价此书“能顶十万兵”。由于《大众哲学》在社会上产生的广泛影响，蒋介石曾大骂陈立夫：共产党能写出《大众哲学》，你们怎么就写不出来？你们全都是白吃饭的该死的饭桶。败退台岛后蒋介石又说：“我们和共产党的较量，不仅是军事力量的失败，也是人心上的失败。”并无可奈何地承认：“一本《大众哲学》，冲垮了三民主义的（思想）防线。”
　　《义勇军进行曲》是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1934年，由夏衍编剧的电影《风云儿女》需要在结尾处配一首主题歌。田汉先写出了歌词《义勇军进行曲》；聂耳看了歌词后，怀着对义勇军的崇高敬意，对日本侵略军的满腔激愤，创作出不朽的《义勇军进行曲》曲谱。这首歌于1935年一经问世就产生了轰动效应，发出了我们中华民族“最后的吼声”，激起了亿万人民的抗日热情，促使他们投身于神圣的抗日救亡事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又被定为代国歌。每当这庄严的国歌声响起时，都会激起我们的周身热血沸腾。
　　艾思奇和聂耳都是云南籍的文化名人。这两位文化名人不仅生活于同一时代，而且在他们几年相处的日子里，交往密切，相互影响，逐渐成为莫逆之交，建立了终生的友谊。
　　艾思奇（1910—1966）原名李生萱，出生于云南腾冲一个书香门第的革命家庭。其父李曰垓在日本留学时追随孙中山加入了同盟会，回国后参与了云南反清的“重九起义”，后又在蔡鄂将军于昆明成立的军政府中任秘书长要职。蔡鄂逝世后，因其坚持民主革命的立场，与当时主政云南的唐继尧政见不合，遭到打击、迫害。于是他远走香港，担任孙中山总统府派驻香港的代表。艾思奇的大哥李生庄和叔父李子固都是中共地下党员。“艾思奇”是李生萱的笔名，意即“喜欢思考新奇事物”。他原本随父亲在香港读小学、中学，15岁时随母亲从香港回到昆明，考入云南省立一中就读。当时学校图书馆管理员李国柱是中共地下党员，李生萱经常在阅览室里如饥似渴地阅读当时最有影响的进步刊物《新青年》《响导》等。李国柱也慢慢地注意到了这位好学的青年，开始了他们越来越密切的友好交往。李国柱首先把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借给他阅读；随后又把他引入学生自治会，鼓励他给学生自治会主办的刊物《滇潮》写稿，李生萱逐渐成为《滇潮》的主要撰稿人之一。
　　后来，李国柱又引导李生萱参加了学生自治会的学艺部。李生萱男扮女装，出演话剧《回家以后》获得成功，受到全校师生和社会观众的一致称赞。观众中还有云南省立第一师范的学生聂守信，即后来的中国革命音乐家聂耳。
　　聂耳（1912—1935）原名聂守信，祖籍云南玉溪，出生于昆明一个清贫的中医家庭，四岁时父亲去世，家境更加贫寒。他六岁入小学，因有音乐天赋，读小学时就学会了笛子、二胡、三弦、月琴等民间乐器的演奏。1925年春，他考入云南十一县联合中学，参加了学校的管弦乐队及其演出活动。两年后他考入云南省立第一师范就读，1928年在该校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
　　1925年5月30日，上海发生了震惊全国的英国巡捕枪杀中国工人、学生的“五卅”惨案，李生萱在《滇湖》上写文章声援，还参加了学校组织的罢课和上街游行示威活动。当时，昆明各中等学校的代表常到省立一中来开碰头会以协调声援五卅运动的行动。各校代表一致商定：以省立一中为中心进行话剧演出，举办音乐会，通过这些活动来吸引更多的学生和社会青年参加到反帝斗争的行列中来。在李国柱的介绍下，艾思奇和聂耳相识了。艾思奇观看了聂耳率领的省立一中乐队的演出，他们演出的都是《梅花弄》《小桃红》《悲秋》之类的传统节目，当聂耳向艾思奇征询他对演出的看法时，艾思奇直率地说：“你们要是能演奏些振奋人心的曲子的话，效果一定比现在好得多！”聂耳道出了苦衷：“我也是这么想的，可没有这样的曲子呀！”艾思奇就提醒他：“你为什么不自己写曲子呢？”随后又郑重地说：“你要搞音乐，想成为音乐家，就应该自己作曲，不会作曲，至多是个吹鼓手！你一定能够学会自己作曲的！”这番贴心的话使聂耳激动起来，他兴奋地挥舞着手、涨红着脸说：“对！我一定要作曲，要做个为中国争光的音乐家，我要谱写振奋中国人的曲子！”
　　艾思奇和聂耳相识并成为朋友后，交往甚密。艾思奇用自已的压岁钱买了一支很好的笛子送给聂耳。他还常带聂耳到叔父家里去练习手风琴。在课余时间，他俩和同学们常凑在一起打球、游泳、演出，还在家里举行小型音乐会。艾思奇见聂耳也很喜欢读书，便常借一些进步书刊如《学生杂志》《小说世界》《世界周刊》以及鲁迅的《呐喊》《彷徨》《野草》等给聂耳，不断向他宣传反帝反封建的思想，二人在爱国反帝的罢课示威游行活动中成为同一条战线上的战友。
　　1926年，艾思奇赴日留学，时年16岁。1928年，他回到昆明后，便急忙去找聂耳畅叙离情，当得知聂耳已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后，他很高兴，还把在日本专为聂耳买下的《国际歌》《马赛曲》《伏尔加船夫曲》等著名乐章送给了聂耳，聂耳更为兴奋。
　　1930年，聂耳从省立一师毕业后便去了上海，考入了黎锦辉主持的明月舞剧社，演奏小提琴，并加入了“上海反帝大同盟”。1932年春他在北平加入左翼戏剧联盟的左翼音乐家联盟，积极开展进步活动。年底他又返回上海，参加了上海剧联左翼音乐小组，参与发起中国新兴音乐研究会，出任联华一厂音乐股主任、中国电影文化协会组织部秘书，并于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艾思奇仍在日本求学，当看到日本侵略者在强占我东北三省后其国内欢呼胜利的情景，不由心如刀绞，便再也不愿在这个充满军国主义狂热氛围的国家继续待下去了，于是弃学提前回国，来到上海。他先在上海泉漳中学任教，并参加了“中国反帝大同盟”。泉漳中学是一所进步人士和中共地下党员比较集中的学校，他开始使用“艾思奇”这一笔名在《中华日报》上发表哲学短文，引起了哲学界的注目。1932年6月，泉漳中学被军警查封，他在中共上海地下组织的帮助下，从“中国反帝大同盟”转入“中国社会科学联盟”。1935年10月，经周扬和周立波介绍，艾思奇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也是在这一年，他的《新哲学论集》《思想方法论》《如何研究哲学》等哲学论文集在上海出版。
　　艾思奇定居上海后，聂耳也来到上海，他们又经常来往，相互交流信息和相互帮助。其时聂耳的经济生活较为困难，艾思奇对他时有帮助。
　　1935年，由于聂耳创作了大量的进步歌曲、救亡歌曲，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也引起了上海当权者的恐惧和嫉恨，便将其视为“危险分子”而列入准备抓捕的黑名单中。中共上海地下组织获知此情报后，便立即指示聂耳迅速离开上海，绕道日本去苏联留学深造。不幸的是7月17日，聂耳在日本腾泽海滨游泳时，在海浪中溺水而亡。
　　聂耳遇难的消息传到国内后，艾思奇极为悲痛。面对桌上放置的聂耳遗像他热泪涟涟，并特地在遗像边拍照，以示悼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