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现代幼儿教育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最早对幼儿心理进行研究的人是谁？今天幼儿园里的各种教育形式是从哪里来的？请记住陈鹤琴——把一生献给小孩的教育家。

太平洋上的抉择

　　“一个人总是要有志向，定了志向，再定学什么，干什么。”陈鹤琴讲述他当年选择儿童教育为终身事业的时候，总要说起这句话。
　　1914年夏天，陈鹤琴从清华学堂毕业。跟当时大多数同学一样，他考取了庚款留美。当时国困民弱，许多人都想通过学医来强健国民的身体，陈鹤琴最初的理想也是学医。他把这个选择告诉了清华的周诒春校长，得到了校长的同意，周校长电告当时的留美监督，要求把陈鹤琴安排在美国最著名的医科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那年8月15日，陈鹤琴和其他赴美留学生登上了“中国号”邮轮，开始了留学的历程，日后成为他事业上的同志与挚友的大教育家陶行知也在其中。命运之神就这样巧妙地把他们安排到了一起，此次同行，也成了他们终身友谊的发端。
　　踌躇满志的留学生们怀着对自由、民主、科学和新生活的向往，怀着对未来的憧憬，乘风破浪，横渡太平洋。但是在船上待了不到三天，陈鹤琴就开始寝食不安：“学医还是学教育？”“究竟我的志向是什么？是为个人生活吗？决不！是为一家的生活吗？也决不！我的理想是‘为人类服务，为国家尽瘁’。”“医生是医病的，我是要医人的。我喜欢儿童，儿童也是喜欢我的，我还是学教育，回去教他们好。”就这样，陈鹤琴确定了一生的志向。
　　到达美国后，陈鹤琴努力寻找机会，改学了教育。

实验狂

　　1919年初，离规定的五年留学年限期满已为时不远，而陈鹤琴当时已经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修满30个学分，获得教育硕士学位，并开始准备博士研究论文。博士论文至少还要一年的功夫才能完成，他于是写了延期申请。在等待审核的过程中，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郭秉文到美国物色教员，力请陈鹤琴下学期回国教书，并许诺3年后再设法送他回来完成博士学位。陈鹤琴就接受聘请回国了。
　　在陈鹤琴回国的最初8年里，除了在高校担任教职以外，还将很大一部分精力投入到儿童教育理论研究中。理论是要从实践中来的，怎么办呢？当时陈鹤琴的大儿子陈一鸣已经出生了，陈鹤琴就拿一鸣做实验。他拍了100多张照片，还用文字详细记录了孩子的成长过程：
　　（1）这个小孩子是1920年12月26日凌晨2点零9分生的。
　　（2）生后2秒就大哭，一直哭到2点19分，连续哭了10分钟，以后就是间断的哭了。
　　……
　　第135天：
　　（36）他从睡梦中惊哭起来，两手向上，眼睛往上开了两次，哭出短而快的声音。
　　……
　　第490天：
　　（196）模仿洗衣：他拿了一块肥皂，用手捻着，在洗衣板上磨来磨去，模仿他祖母洗衣服的样子……
　　在一鸣出生后的808天里，他的或哭或笑，或拉屎撒尿，或学步走路，或模仿大人做了个什么动作，都让初为人父的陈鹤琴如获至宝，一一记录在案。通过观察和试验，陈鹤琴对儿童的动作、好奇心、模仿、语言、记忆、思维等方面做了科学的分析，积累了大量第一手材料。
　　1923年春天，陈鹤琴提出设立幼稚园的主張，得到他任教的东南大学教育科的支持。到了这一年秋天，中国第一所幼稚教育实验中心——南京鼓楼幼稚园诞生了。幼稚园就设在陈鹤琴自己家里，他就是园长。

　　在当时的中国，儿童教育还是一片荒原，陈鹤琴创办幼稚园的做法遭到了不少人的嘲笑：一个留学生，堂堂大学教授，搞娃娃教育有什么出息？”在别人看来仿佛是件可笑的事情，陈鹤琴却乐在其中，而时间证明了他的正确。
　　陈鹤琴是中国第一所实验幼儿园的创办者，也是中华儿童教育社的发起人。即使是现在，儿童教育依然是我们无法处理妥当的问题，可以想见一百年前陈鹤琴开启山林的难度。
　　为了研究儿童心理，陈鹤琴以自己的子女为对象进行观察实验，记录儿童身心发展的特点，归纳出101条教育总结。并建立起中国第一个由专科部、师范部、小学部、幼稚部、婴儿园5部分组成的比较完整的幼儿师范教育体系，开创了中国儿童教育事业。可以这样说：在陈鹤琴之前，儿童发蒙的方式没有现代意识和教育思想意识;从陈鹤琴之后，中国的儿童教育才有了质的变化，进而起步发展。
　　陈鹤琴的童年受到的是传统的私塾教育，但是后来在清华和哥伦比亚的经历对他影响显然更深。在陈鹤琴所著的《我的半生》里，对于自己童年的私塾生活有比较详细的叙述。在他的叙述里，私塾既有不好的一面，也有有意思的一面。当然，陈鹤琴之所以成为儿童教育的开启者，更得益于他在哥伦比亚所受的专业训练，当时哥伦比亚的师范学院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教育学校，那里对于教育的研究注重的是实践调查。陈鹤琴回国之后对于儿童教育的研究走的也是这个路数。

“我有一百多个孩子”

　　1935年，中国民众还处于水深火热中，儿童也灾难重重。8月1日，陈鹤琴在上海《新闻报》发表文章，呼吁各界人士重视和关心儿童，这一呼吁后来被称为“九条宏愿”：
　　一、愿全国儿童从今日起，不论贫富，不论智愚，一律享受相当教育，达到身心两方面最充分的可能发展。
　　二、愿全国盲哑及其他残废儿童，都能享受到特殊教育，尽量地发展他们天赋的才能，成为社会上有用的分子，同时使他们本 　　身能享受到人类应有的幸福。……
　　九、愿全国慈善家和一切成人们，对于凡百救济事业，先从儿童做起，遇到危险，先救儿童。
　　“凡百救济事业，先从儿童做起，遇到危险，先救儿童。”这样的话陈鹤琴可不是随便说说。1945年初，日军沿赣江南下，一时赣州吃紧。在这之前的8个月，陈鹤琴刚刚带着江西幼师200多名师生从泰和撤退到赣州，至今又不得不再度迁校。可是当时要钱没钱、要粮无粮，交通工具又没有着落。赣州大、中学校的做法是纷纷就地解散，幼师的师生听说后十分着急。陈鹤琴说：我是一校之长，我就是讨饭也要带你们一起走。”
　　陈鹤琴去找赣南行署专员，要求他签发重庆教育部拨给赣州各学校的100万元迁校费，但是那人拒不签付。陈鹤琴气急无奈，愤然离去。后来通过朋友向青年会和圣公会借到了8万元，但是所有船只都已被当局控制，不得动用。陈鹤琴不得已只好恳求一名管船的职员借一条船给他。
　　管船的人以为他是为家眷借船，就问他：“你家有多少孩子要借船？”“我有一百多个孩子。”陈鹤琴回答说。没想到那个管船的职员竟读过陈鹤琴写的《我的半生》，他说：“我佩服你老先生奋斗的精神，无论怎样困难，一定分一条船给你们。”

挚友陶行知

　　“我们教育战线系同志，我们奋斗目标系同道，我们实践标准系同行，我们出生时代系同年，我们海外求学系同学，我们回国任教系同事，我们立志为人系表率，行知对我一生系楷模。”这是陈鹤琴88岁时应陶夫人之请，为纪念行知中学建校40周年而作的题词。而这几句话，也准确地概括了陈鹤琴和陶行知的关系。
　　陶行知创办的晓庄师范，可谓是“与农民打成一片、艰苦奋斗”。陈鹤琴常常向子女说起1927年3月的晓庄师范开学典礼。陶行知指着头顶的蓝天说：“这就是我们学校的天花板。”指着脚下的黄土说：“这就是我们学校的地板。”又说，晓庄不同于一般的学校，我们的学校与社会打成一片，生活就是教育，教学做合一;我们要用手又用脑，创造新学校……13年后，陈鹤琴怀着与陶行知同样的气魄，在江西泰和的荒山上开辟了中国幼稚园的新园地。在创办幼师的第一天，陈鹤琴对师生和老乡说：“我们不是来读死书的，也不是来教死书的，让我们来推行活的教育。”
　　说起“读死书，教死书”，这里面也有陈鹤琴和陶行知的一段掌故：陶行知批判旧教育有句名言：“教死书，死教书，教书死;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陈鹤琴对这句名言非常欣赏，进而提出一定要把这种“死气沉沉的教育”改变为“前进的、自动的、活泼的、有生气的教育”，使教师“教活书，活教书，教书活”，让儿童“读活书，活读书，读书活”。这也是陈鹤琴“活教育”思想的发端。
　　1946年7月，陶行知继李公朴、闻一多被暗杀后，在“等着第三枪”的恐吓声中骤然病逝。陈鹤琴不顧白色恐怖可能带来的危险，为陶行知追悼会的筹备活动奔波。各团体和组织发起的追悼筹备会公推陈鹤琴为筹委会主任，在10月27日的追悼会上，陶行知的遗像悬挂在主席台蓝色天幕的正中央，上面还有一条写着“民主之魂教育之光”的横幅。陈鹤琴致辞说：陶行知先生是伟大的人民教育家，勇敢的民主战士;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我们要学习陶先生的革命精神！继承并努力完成陶先生未完成的事业！”
　　12月1日，陈鹤琴参加陶行知灵柩举行公葬的仪式，他代表51个团体宣读祭文，当读到“长江里流的不是水，是我们的泪……你是穷孩子的保姆、人民的朋友、我们的导师”，“你吃得苦、穿得差、跑得累、住得坏……为老百姓服务……吃草也甘”的时候，号啕大哭，众人也为之泪下。
　　1947年1月，陈鹤琴在学校收到一封匿名恐吓信，信中画了一把匕首、三颗子弹，信中说：“陈鹤琴！你追悼陶行知！你等着吧！你的下场比陶行知还要惨！”对此，陈鹤琴坦然一笑，并且着手编写《人民教育家陶行知特辑》，在他主持的杂志《活教育》上刊发。

后记

　　一个堂堂大学教授从事儿童教育，陈鹤琴对中国儿童教育事业有筚路蓝缕之功。关于鼓楼幼稚园的意义，不用说得太多，只要看看钟昭华曾经写过的一段话就够了：中国最著名的幼稚园，不是南京鼓楼幼稚园吗？开辟中国幼稚教育的园地，不是南京鼓楼幼稚园吗？”在南京鼓楼幼稚园的发展过程中，陈鹤琴的教育思想也日益完善并成熟起来，并在后来创办江西幼师时形成“活教育”的思想。关于“活教育”，陈鹤琴说得很明白：“活教育的目的就是在做人，做中国人，做现代中国人。”这种教育应该遵守一个原则，那就是，“凡是儿童自己能够想的，应当让他自己想”，“鼓励儿童去发现他自己的世界”，“积极的鼓励胜于消极的制裁”，等等。现在这些话还有人在说，但是看看满是灌输方式的儿童教育，就知道，陈鹤琴的话，仍能令我们沉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