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8日,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关于2010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意见》,会议确定了2010年重点改革任务,九项任务中,至少有五项是完完全全的公共物品问题。
　　当共和国进入第3个30年的发展阶段时,公共物品所暴露出来的问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突出。
　　改革开放30年,我国经济取得了跨越式发展,全体国民创造出了巨大的社会财富,全体居民的生活水平迅速提高,跨越了温饱、小康两个生活阶段。应当说,中国通过30年的努力,较好地解决了私人物品的问题。
　　然而,近些年来,各种与公共物品相关的矛盾却日益暴露,进入公众视野,引起社会关注,成为社会焦点。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直接推动了全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入学难、择校费,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成为教育行业广受社会诟病的话题;中国老龄化问题使得各地将养老院的规划、建设纳入日常工作体系;各地群众反对建设垃圾焚烧厂的新闻此起彼伏……
　　为什么一夜之间暴露出这么多问题?其实,这都很正常。同时,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些问题,才导致了围绕这些问题而展开的变革,才使得社会一步步地走向和谐。
　　所谓短缺,只是个相对概念。社会的发展,总是伴随着一个矛盾的逐步解决,以及另一个矛盾的日益凸显。而今天,我们就处于这样一个“矛盾凸显期”。公共物品短缺时代的来临,也是发展阶段升级的体现。殊不知,美国总统奥巴马为了推动“医疗改革法案”,甚至推迟了出访。从这个意义上说,公共物品问题也一直困扰着美国。
　　前30年,我们关注的多是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个人财富的增加,解决温饱问题,解决小康问题。当这个问题相对解决的时候,公共物品的短缺就浮出了水面。
　　所谓的短缺,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其一,是绝对数量的不足;其二,是分配机制尚有优化的空间。增加公共物品的绝对数量,和前30年的行为目标是一致的,就是要扩大生产能力,增加物质财富量,对这些方面已经是驾轻就熟,不会有太多的陌生。但是,调整社会财富的分配方式,合理配置私人物品与公共物品,让社会更加和谐,理性、客观地解决资源分配问题,则要复杂得多。既要考虑公平合理,又要考虑可操作性。
　　以房价为例。当全国各界都在关注房地产价格问题的时候,我们不得不考虑更深层次的问题,透过现象看本质。其实,房地产价格看似是个私人物品的概念,但实质上仍然还是一个公共物品的问题。根据中国的财税体制,房地产相关的税收多属地方税收,且占到地方财政收入的相当大部分。也就是说,这些税收支撑着地方政府的运作,支撑着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改造,支撑着城市的发展。地方政府当然乐于见到房价的攀升,税收基数的扩大,城市建设的加速。房价由炒客抬升只是个表象,高房价不仅仅与财税体制有关,而且与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密切相连。这要从公共物品的分配,以及公共设施的建设机制上来寻求答案。
　　再以社会保险问题为例。虽然经过30年的发展,政府的财力非比往昔,但如果完全将社会保险的问题交给政府一次性解决,仍然不甚现实。如何理顺机制,制定合理方案,让政府、企业、个人都承担一部分责任,在一定时间跨度范围内逐步化解,方是解决问题之道。另外,社保税的方式,则是在更高的一个层面统筹社会资源的方法,值得探讨和尝试。
　　公共物品短缺时代已然来临,让我们每个人都做好准备,冷静分析,积极应对,用发展的观点、理性的心态来对待。
　　这不仅仅是政府的事情,还需要整个社会的配合与参与,需要你我每个人的智慧。社会需要更多的公共事务管理者,需要更多有智慧的人进入到这个领域,去推动社会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