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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西安事变结束了国共两党十年内战，极大地促进了国共两党合作抗日，成为扭转时局的枢纽。西安事变刚结束，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我们在西安事变中实际地取得了领导地位。”由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的西安事变，中国共产党在其中实际取得领导地位，并根据时局变化不断调整对蒋政策，最终推动整个局势向好的方向转变。
毛泽东说：“西安事变，把我们从牢狱中解放出来”。可以说，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使中国共产党获得了合法生存与喘息休整的机会，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的革命力量开辟了发展壮大的前景，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领导地位和核心地位。同时，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中共成熟的标志。
毛泽东决策用统一战线化解红军在陕北的危局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能够在陕北找到一处立脚点，这对于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来说是喜从天降。经过一年时间，长途跋涉两万余里，抛头洒血，风餐露宿，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部队损失殆尽，此时的红军可谓精疲力竭已至极点。从最初撤出江西苏区时的8万多人锐减到几千人之后，每一个中共中央和一方面军的领导人都明白，现在这种形势对于他们意味着什么。彭德怀估计：改编后的部队，在进攻作战中一个团只可以对付国民党中央军的一个营。这也就是说，对付国民党中央军，全部红军力量这时多半一次只能与其两个团的兵力作战。毛泽东估计，红军周围的敌人至少有30个团左右，在通往苏联边境大约5000里路上，国民党不仅可以集中70多个团的兵力，而且可能再度实行“堡垒主义”。当红军意外得知陕北有一根据地之后，他们是多么惊喜。红军实在太需要休整了！
但是，陕北苏区是否真的能够成为中共中央的立脚点？它会不会成为第二个江西苏区？
这一切归根结底仍旧取决于国共两军之间具体的力量对比。这时的中央红军，即陕甘支队只剩下大约四五千人，加上刚从陕南苏区转进陕北的红25军与原在陕北苏区的红26军组成的红十五军团，合起来也只有一万人。而国民党方面，仅驻扎在陕甘一带的由张学良率领的东北军，就有十几万人。连同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和其他杂牌部队，及已经尾随追至甘肃北部的蒋系王钧及毛炳文部的几个师，少说也有二三十万人。双方力量极为悬殊。
毛泽东深知：要解除眼前的威胁，除了对来犯者给予军事上的重创以外，还必须对张学良、杨虎城努力做政治上的争取工作。因此，红军到达陕北后，中共中央即开始了争取张学良、杨虎城停止“剿共”、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西安事变研究学者普遍认为，这一决策与西安事变的发生有着紧密的联系，可以说是西安事变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红军和杨虎城之间的统战关系比东北军要早。1933年，杨虎城就和红四方面军签订了“汉中协定”，亦称“巴山协定”。红军和白区秘密党组织建立了交通站，红四方面军急需的医疗器械、通讯器材、汽油、纸张等重要物资以及情报等由此不断输送到苏区。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毛泽东也着手与杨虎城的部队建立统战关系。红26军政委汪锋受命担任了这一特殊使命。据汪锋回忆，1935年12月5日，毛泽东亲自给杨虎城及其总参议杜斌丞等人写了信，在信中恳切地表示，我们党愿联合一切反蒋抗日之人，不问其党派及过去之行为如何，只问今日在民族危机关头是否有抗日讨蒋之诚意，“凡愿加入抗日讨蒋之联合战线者，鄙人等无不乐于提携，共组抗日联军，并设国防政府，主持抗日讨蒋大计”。在给杨虎城的信中还说：“如果同意，即祈派代表，前来苏区，洽商一切。”
1936年2月，杨虎城首先与红军达成了停战抗日的具体协定。
同年4月28日，中共中央决定结束东征，红军撤回河西，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发表《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公开宣布中共的“抗日反蒋”政策已转变为“联蒋抗日”政策。但由于蒋介石当时的顽固态度，中共中央决定把重点放在首先争取西北军高级将领之上。
1936年秋，中共中央提出国共再度合作，将“反蒋抗日”口号改为“逼蒋抗日”。之后，毛泽东又于8月13日派他的秘书张文彬带着他给杨虎城及杜斌丞的亲笔信，随同叶剑英（做东北军工作）、潘汉年（去南京做国民党上层统战工作）、汪锋（做十七路军党的工作）等到西安，表示希望“两军关系更臻融洽”。
西安事变前，蒋介石加紧对红军进行“围剿”。1936年12月6日，毛泽东又派王世英致书杨虎城，敦促杨虎城旗帜鲜明地站在联合抗日战线上，并祈其对苏区资助10万元的经费。与此同时，北方局也派申伯纯等去十七路军做杨虎城的工作；共产党员王炳南回國后，也到杨虎城身边做十七路军的工作。从各方面争取与杨虎城联合抗日。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采取公开与秘密、上层与下层、整体与局部相结合等方式，开展对东北军的争取工作。毛泽东直接部署和指导了这一工作。1936年1月，毛泽东起草了联名发表的《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申明愿同正在陕北进攻红军的东北军首先停战议和，共同抗日。
为了进一步商讨抗日救国大计，4月9日黄昏时分，周恩来、李克农走进了延安城的桥儿沟天主教堂。在这里，周恩来、李克农与张学良等人举行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谈。
事后张学良说：“我对会谈很满意，比想象的好得多。我从未见过这样的人，周恩来是这样的友好，说话有情有理，解决了我很多疑难，给我印象很深。”延安会谈让张学良的心情豁然开朗。他不仅看到了东北军的前途，而且坚定了联共抗日的信心，对于共产党人也有了深入的了解。此次秘密会谈，为红军与东北军、西北军建立“三位一体”的西北统一战线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半年后的西安事变埋下了伏笔。
9月18日，红军与东北军签订了局部停战协定。至此，我党争取东北军的统一战线工作收到了重要成效，红军与东北军、西北军之间，基本上形成了统战的“三位一体”局面。
中共一开始没能准确地把握时局，一度提出审蒋罪行的决策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扣留了蒋介石，并致电中共。突闻巨变，中共中央反应迅速，当天就对西安事变的当前工作和长期打算作出安排。
综合事变发生当天中共中央的电报来看，对于西安事变当前的工作主要有以下方面：第一，致电正和国民政府谈判的潘汉年，要其劝国民党方面“不可以民族国家之利益迁就蒋氏一人”，应与中共一起反日救国；第二，以军委主席团名义通报西安事变的发生，要求“各兵团加紧整理训练准备新的战略行动”；第三，向主持北方局工作的刘少奇发出“关于西安起义的指示”，主要是号召民众“要求南京明令罢免蒋介石，并交人民审判”等；第四，提醒张学良“蒋介石必须押在兄自己的卫队营里”，“紧急时诛之为上”，并告之周恩来拟前去协商大计。这就对中共当前的谈判工作、国统区工作、军事工作、统战工作等方面作出初步安排，其核心是要审判蒋介石、尽力争取南京政府的抗日派。
对西安事变长期的打算则主要反映在中共中央致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的电报中，即准备半月内在西安“召集抗日救国代表大会”，与国民党军队一起组织抗日联军，以南京政权中的抗日派暂时主持南京局面，“以待革命的国防政府成立”，“争取蒋军全部”等。在这里，中共更明显地筹划要召开抗日救国代表大会、组织抗日联军，并最后成立革命的国防政府，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将不再存在。
第二天，即12月13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对西安事变进行讨论。当时会上提出要“以西安为中心领导全国，控制南京”，还提出“要求罢免蒋介石，交人民公审”，认为“把蒋除掉，无论在哪方面，都有好处”。这些问题的议论从记录档案上看占了会议的主要时间。
周恩来在会上也作了长篇发言，较为可贵地提出了“在政治上不采取与南京对立”的问题，认为西安“将来，或以陪都形式出现，更为有利”。周恩来的意思很明显，既不推翻南京政府另起炉灶，也不在西安成立任何形式与南京对立的中心政权。当时在党内“负总责”的张闻天也赞同这一看法，指出：“不采取与南京对立方针”，“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联合非蒋系队伍”。最后毛泽东总结：“我们不是正面反蒋，而是具体指出蒋介石个人的错误，不把反蒋抗日并列。应该把抗日援绥的旗帜突出起来。”
会后，毛泽东、周恩来致电张学良，称颂“元凶被逮，薄海同快”，建议“对全军奉行广大深入的政治动员，向全体官兵宣布蒋氏卖国残民罪状，政治上团结全军，此着是最紧急任务之一”，并请派飞机接周恩来前去西安。同日，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亦开始大力宣传“西安昨日爆发抗日起义”，提出“要求将汉奸蒋介石交付人民审判”。可见，这次会议对南京政府的政策存在较大争论，而对审判蒋介石还是较为一致的，并在会后付诸行动。尤其是12月15日，毛泽东、周恩来等红军将领联名致电国民政府，公开要求“接受张、杨二氏主张，停止正在发动之内战，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联合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组织统一战线政府”。
对于上述情况，研究者基本都认为中共在得知西安事变消息之后，由于阶级仇恨、消息闭塞等原因，没能一开始就准确地把握当时时局，而一度提出审蒋罪行的决策。
但是，从有关材料来看，张学良和杨虎城起初也不反对审蒋。张学良在12月14日一次公开讲话中曾指出：这次事变“一切办法，决诸公论”。张、杨在和中共的往来电报中，称蒋介石是“反革命”，西安事变是“革命”。西安事变过去半年后，蒋介石出版《西安半月记》，其中提到，张学良在事变发生当天曾对他说：“此间事非余一人所能作主，乃多数人共同之主张。余今发动此举，当交人民公断。”第二天，蒋介石在张学良和部下商谈时“似闻有交人民审判之语”。蒋介石虽疑心较重，但两次提到张学良有把他交人民审判的用意，不会毫无根据。负责看守蒋介石的特务营营长宋文梅曾回忆，张学良当时对蒋介石说：“今日之事，岂容搪塞了事。我们仍希望你勇于改过，群策群力，共赴国难。如果仍然执拗不悟，坚持己见，就只有让群众公裁了。”可以说，中共一开始作出审蒋罪行决策，与张学良、杨虎城等人的态度不无关系。
战事一触即发，中共中央采纳了“保蒋安全”策略，并公开呼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的爆发让南京政府朝野震动。针对蒋蒋介石的考虑至少有一定程度的赞同；何况南京国民政府的停战期限是到12月26日，如再不释放蒋介石，又将面临大规模内战的危险；中共也一直担心南京国民政府的亲日派与日本侵略者勾结，长期囚禁蒋介石会有利于亲日派夺取国民政府的最高权力。这些情况，毫无疑问对周恩来变通执行中共中央的决定有着很大影响。
于是，看似突如其来、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12月25日下午，张学良释放并亲送蒋介石一行离开西安，西安事变宣告和平解决。周恩来事后也说过：“张汉卿亲自送蒋走是个遗憾。我那时听说张送蒋走了，赶紧追到飞机场想再劝他不要去送，但我到飞机场时，飞机已起飞了。”显然，周恩来此前已经知道张学良要释放蒋介石，而且劝过张学良不要亲送蒋介石，当时赶往机场只是想再次劝张学良不要亲送而已。
12月25日发生的事情，周恩来也向中共中央作了汇报。中共中央对周恩来的处置还是认可的。12月25日当晚，毛泽东在一封电报中就说：“依情势看，放蒋是有利的。”12月27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还在给刘少奇的电报中指出：“因形势急迫，没有待到履行停战撤兵之先决条件即于二十五日下午释放蒋介石”，并认为“大局之好转是有相当保证的”。
至此，中共对西安事变的决策全部结束，达到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预期目的。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标志着中共走向成熟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结束了十年内战，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国共合作抗日已经是大勢所趋。1937年3月，周恩来回到延安，毛泽东亲自到机场迎接。当大家赞扬周恩来这次西安之行胜利完成党的使命时，周恩来说：“我这个胜仗全靠党中央指挥英明，靠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伟大啊！”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过程中，毛泽东高瞻远瞩，洞察一切，不为一党私仇所扰，从中华民族的前途和根本利益出发，表现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大智大勇。 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成功，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带来的影响是深远的，留下了深刻的历史启示：
第一，不单纯以意识形态来决策，而是服从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利益。西安事变后，审蒋罪行的决策是多少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但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利益当时是团结抗日。刘少奇就批评：西安事变时“我们的和平运动进行得太不积极，不能超过法西（斯）派的讨伐运动，又因某些同志的宗派主义的观点，及一些幼稚的冲动，几乎有一时使我们在政治上在群众中处于困难地位，丧失一些阵地。这是我们的缺点。”依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利益调整决策之后，中共才在实际上取得西安事变的领导地位，并促成整个局势的转变。
第二，不依照自己单方主张来决策，而是在坚持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充分协调各方主张。在西安事变中，有张学良、杨虎城、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讨伐派等几方面的力量，并互相影响。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也就是这几方面力量的合力作用的结果。例如，张学良想早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决心和行动、杨虎城对蒋介石不能抗日和日后报复的顾虑、蒋方对在释放蒋介石后执行谈判条件的坚持、南京国民政府讨伐派的内战威胁等等，都对西安事变的解决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中共决策的成功之处，就是协调各方的力量，审时度势地在协调中灵活地贯彻中共自身的基本原则。
第三，不僵化地制定决策，而是密切注视决策后的反馈情况，关注事态的发展情况，依据实情不断调整决策。在西安事变中，中共逐渐依照各方反馈和事态发展调整了决策，经历了审蒋罪行、保蒋安全、释蒋抗日等三个阶段，使其决策最终成熟并得以确定，使西安事变的解决得到较理想的结果。
第四，不遥控凭空决策，而是派出专人协调决策过程。在西安事变中，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驻西安代表，直抵事变现场，不断反馈西安各方实情，及时提出决策调整，促进中共中央决策的转变。周恩来还在西安与各方的接触、谈判中，很好地体现和执行了中共中央的决策，既坚持原则立场，又变通灵活执行，促成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方针的实现。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标志着中共在处理危机时，愈发成熟。
（参考资料：《再论中国共产党对西安事变的决策》《史学月刊》2010年第8期、《西安事变新探》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3月、《从罢蒋、审蒋、诛蒋到放蒋》《百年潮》2007年第7期、《毛泽东与西安事变》《党史纵览》2013年第11期、《张闻天在西安事变中》《党史文苑》2005年第3期、《周恩来对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贡献》《文史月刊》2011年第7期、《首次置身中国政治旋渦中的周恩来》《中华儿女》2001年第3期等；作者：占善钦、杨奎松、李良志、何立波、廖述江、王恩收等）
责任编辑/黄梦怡
毛泽东说：“西安事变，把我们从牢狱中解放出来”。可以说，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使中国共产党获得了合法生存与喘息休整的机会，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的革命力量开辟了发展壮大的前景，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领导地位和核心地位。同时，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中共成熟的标志。
毛泽东决策用统一战线化解红军在陕北的危局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能够在陕北找到一处立脚点，这对于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来说是喜从天降。经过一年时间，长途跋涉两万余里，抛头洒血，风餐露宿，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部队损失殆尽，此时的红军可谓精疲力竭已至极点。从最初撤出江西苏区时的8万多人锐减到几千人之后，每一个中共中央和一方面军的领导人都明白，现在这种形势对于他们意味着什么。彭德怀估计：改编后的部队，在进攻作战中一个团只可以对付国民党中央军的一个营。这也就是说，对付国民党中央军，全部红军力量这时多半一次只能与其两个团的兵力作战。毛泽东估计，红军周围的敌人至少有30个团左右，在通往苏联边境大约5000里路上，国民党不仅可以集中70多个团的兵力，而且可能再度实行“堡垒主义”。当红军意外得知陕北有一根据地之后，他们是多么惊喜。红军实在太需要休整了！
但是，陕北苏区是否真的能够成为中共中央的立脚点？它会不会成为第二个江西苏区？
这一切归根结底仍旧取决于国共两军之间具体的力量对比。这时的中央红军，即陕甘支队只剩下大约四五千人，加上刚从陕南苏区转进陕北的红25军与原在陕北苏区的红26军组成的红十五军团，合起来也只有一万人。而国民党方面，仅驻扎在陕甘一带的由张学良率领的东北军，就有十几万人。连同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和其他杂牌部队，及已经尾随追至甘肃北部的蒋系王钧及毛炳文部的几个师，少说也有二三十万人。双方力量极为悬殊。
毛泽东深知：要解除眼前的威胁，除了对来犯者给予军事上的重创以外，还必须对张学良、杨虎城努力做政治上的争取工作。因此，红军到达陕北后，中共中央即开始了争取张学良、杨虎城停止“剿共”、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西安事变研究学者普遍认为，这一决策与西安事变的发生有着紧密的联系，可以说是西安事变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红军和杨虎城之间的统战关系比东北军要早。1933年，杨虎城就和红四方面军签订了“汉中协定”，亦称“巴山协定”。红军和白区秘密党组织建立了交通站，红四方面军急需的医疗器械、通讯器材、汽油、纸张等重要物资以及情报等由此不断输送到苏区。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毛泽东也着手与杨虎城的部队建立统战关系。红26军政委汪锋受命担任了这一特殊使命。据汪锋回忆，1935年12月5日，毛泽东亲自给杨虎城及其总参议杜斌丞等人写了信，在信中恳切地表示，我们党愿联合一切反蒋抗日之人，不问其党派及过去之行为如何，只问今日在民族危机关头是否有抗日讨蒋之诚意，“凡愿加入抗日讨蒋之联合战线者，鄙人等无不乐于提携，共组抗日联军，并设国防政府，主持抗日讨蒋大计”。在给杨虎城的信中还说：“如果同意，即祈派代表，前来苏区，洽商一切。”
1936年2月，杨虎城首先与红军达成了停战抗日的具体协定。
同年4月28日，中共中央决定结束东征，红军撤回河西，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发表《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公开宣布中共的“抗日反蒋”政策已转变为“联蒋抗日”政策。但由于蒋介石当时的顽固态度，中共中央决定把重点放在首先争取西北军高级将领之上。
1936年秋，中共中央提出国共再度合作，将“反蒋抗日”口号改为“逼蒋抗日”。之后，毛泽东又于8月13日派他的秘书张文彬带着他给杨虎城及杜斌丞的亲笔信，随同叶剑英（做东北军工作）、潘汉年（去南京做国民党上层统战工作）、汪锋（做十七路军党的工作）等到西安，表示希望“两军关系更臻融洽”。
西安事变前，蒋介石加紧对红军进行“围剿”。1936年12月6日，毛泽东又派王世英致书杨虎城，敦促杨虎城旗帜鲜明地站在联合抗日战线上，并祈其对苏区资助10万元的经费。与此同时，北方局也派申伯纯等去十七路军做杨虎城的工作；共产党员王炳南回國后，也到杨虎城身边做十七路军的工作。从各方面争取与杨虎城联合抗日。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采取公开与秘密、上层与下层、整体与局部相结合等方式，开展对东北军的争取工作。毛泽东直接部署和指导了这一工作。1936年1月，毛泽东起草了联名发表的《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申明愿同正在陕北进攻红军的东北军首先停战议和，共同抗日。
为了进一步商讨抗日救国大计，4月9日黄昏时分，周恩来、李克农走进了延安城的桥儿沟天主教堂。在这里，周恩来、李克农与张学良等人举行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谈。
事后张学良说：“我对会谈很满意，比想象的好得多。我从未见过这样的人，周恩来是这样的友好，说话有情有理，解决了我很多疑难，给我印象很深。”延安会谈让张学良的心情豁然开朗。他不仅看到了东北军的前途，而且坚定了联共抗日的信心，对于共产党人也有了深入的了解。此次秘密会谈，为红军与东北军、西北军建立“三位一体”的西北统一战线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半年后的西安事变埋下了伏笔。
9月18日，红军与东北军签订了局部停战协定。至此，我党争取东北军的统一战线工作收到了重要成效，红军与东北军、西北军之间，基本上形成了统战的“三位一体”局面。
中共一开始没能准确地把握时局，一度提出审蒋罪行的决策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扣留了蒋介石，并致电中共。突闻巨变，中共中央反应迅速，当天就对西安事变的当前工作和长期打算作出安排。
综合事变发生当天中共中央的电报来看，对于西安事变当前的工作主要有以下方面：第一，致电正和国民政府谈判的潘汉年，要其劝国民党方面“不可以民族国家之利益迁就蒋氏一人”，应与中共一起反日救国；第二，以军委主席团名义通报西安事变的发生，要求“各兵团加紧整理训练准备新的战略行动”；第三，向主持北方局工作的刘少奇发出“关于西安起义的指示”，主要是号召民众“要求南京明令罢免蒋介石，并交人民审判”等；第四，提醒张学良“蒋介石必须押在兄自己的卫队营里”，“紧急时诛之为上”，并告之周恩来拟前去协商大计。这就对中共当前的谈判工作、国统区工作、军事工作、统战工作等方面作出初步安排，其核心是要审判蒋介石、尽力争取南京政府的抗日派。
对西安事变长期的打算则主要反映在中共中央致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的电报中，即准备半月内在西安“召集抗日救国代表大会”，与国民党军队一起组织抗日联军，以南京政权中的抗日派暂时主持南京局面，“以待革命的国防政府成立”，“争取蒋军全部”等。在这里，中共更明显地筹划要召开抗日救国代表大会、组织抗日联军，并最后成立革命的国防政府，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将不再存在。
第二天，即12月13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对西安事变进行讨论。当时会上提出要“以西安为中心领导全国，控制南京”，还提出“要求罢免蒋介石，交人民公审”，认为“把蒋除掉，无论在哪方面，都有好处”。这些问题的议论从记录档案上看占了会议的主要时间。
周恩来在会上也作了长篇发言，较为可贵地提出了“在政治上不采取与南京对立”的问题，认为西安“将来，或以陪都形式出现，更为有利”。周恩来的意思很明显，既不推翻南京政府另起炉灶，也不在西安成立任何形式与南京对立的中心政权。当时在党内“负总责”的张闻天也赞同这一看法，指出：“不采取与南京对立方针”，“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联合非蒋系队伍”。最后毛泽东总结：“我们不是正面反蒋，而是具体指出蒋介石个人的错误，不把反蒋抗日并列。应该把抗日援绥的旗帜突出起来。”
会后，毛泽东、周恩来致电张学良，称颂“元凶被逮，薄海同快”，建议“对全军奉行广大深入的政治动员，向全体官兵宣布蒋氏卖国残民罪状，政治上团结全军，此着是最紧急任务之一”，并请派飞机接周恩来前去西安。同日，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亦开始大力宣传“西安昨日爆发抗日起义”，提出“要求将汉奸蒋介石交付人民审判”。可见，这次会议对南京政府的政策存在较大争论，而对审判蒋介石还是较为一致的，并在会后付诸行动。尤其是12月15日，毛泽东、周恩来等红军将领联名致电国民政府，公开要求“接受张、杨二氏主张，停止正在发动之内战，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联合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组织统一战线政府”。
对于上述情况，研究者基本都认为中共在得知西安事变消息之后，由于阶级仇恨、消息闭塞等原因，没能一开始就准确地把握当时时局，而一度提出审蒋罪行的决策。
但是，从有关材料来看，张学良和杨虎城起初也不反对审蒋。张学良在12月14日一次公开讲话中曾指出：这次事变“一切办法，决诸公论”。张、杨在和中共的往来电报中，称蒋介石是“反革命”，西安事变是“革命”。西安事变过去半年后，蒋介石出版《西安半月记》，其中提到，张学良在事变发生当天曾对他说：“此间事非余一人所能作主，乃多数人共同之主张。余今发动此举，当交人民公断。”第二天，蒋介石在张学良和部下商谈时“似闻有交人民审判之语”。蒋介石虽疑心较重，但两次提到张学良有把他交人民审判的用意，不会毫无根据。负责看守蒋介石的特务营营长宋文梅曾回忆，张学良当时对蒋介石说：“今日之事，岂容搪塞了事。我们仍希望你勇于改过，群策群力，共赴国难。如果仍然执拗不悟，坚持己见，就只有让群众公裁了。”可以说，中共一开始作出审蒋罪行决策，与张学良、杨虎城等人的态度不无关系。
战事一触即发，中共中央采纳了“保蒋安全”策略，并公开呼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的爆发让南京政府朝野震动。针对蒋蒋介石的考虑至少有一定程度的赞同；何况南京国民政府的停战期限是到12月26日，如再不释放蒋介石，又将面临大规模内战的危险；中共也一直担心南京国民政府的亲日派与日本侵略者勾结，长期囚禁蒋介石会有利于亲日派夺取国民政府的最高权力。这些情况，毫无疑问对周恩来变通执行中共中央的决定有着很大影响。
于是，看似突如其来、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12月25日下午，张学良释放并亲送蒋介石一行离开西安，西安事变宣告和平解决。周恩来事后也说过：“张汉卿亲自送蒋走是个遗憾。我那时听说张送蒋走了，赶紧追到飞机场想再劝他不要去送，但我到飞机场时，飞机已起飞了。”显然，周恩来此前已经知道张学良要释放蒋介石，而且劝过张学良不要亲送蒋介石，当时赶往机场只是想再次劝张学良不要亲送而已。
12月25日发生的事情，周恩来也向中共中央作了汇报。中共中央对周恩来的处置还是认可的。12月25日当晚，毛泽东在一封电报中就说：“依情势看，放蒋是有利的。”12月27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还在给刘少奇的电报中指出：“因形势急迫，没有待到履行停战撤兵之先决条件即于二十五日下午释放蒋介石”，并认为“大局之好转是有相当保证的”。
至此，中共对西安事变的决策全部结束，达到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预期目的。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标志着中共走向成熟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结束了十年内战，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国共合作抗日已经是大勢所趋。1937年3月，周恩来回到延安，毛泽东亲自到机场迎接。当大家赞扬周恩来这次西安之行胜利完成党的使命时，周恩来说：“我这个胜仗全靠党中央指挥英明，靠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伟大啊！”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过程中，毛泽东高瞻远瞩，洞察一切，不为一党私仇所扰，从中华民族的前途和根本利益出发，表现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大智大勇。 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成功，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带来的影响是深远的，留下了深刻的历史启示：
第一，不单纯以意识形态来决策，而是服从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利益。西安事变后，审蒋罪行的决策是多少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但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利益当时是团结抗日。刘少奇就批评：西安事变时“我们的和平运动进行得太不积极，不能超过法西（斯）派的讨伐运动，又因某些同志的宗派主义的观点，及一些幼稚的冲动，几乎有一时使我们在政治上在群众中处于困难地位，丧失一些阵地。这是我们的缺点。”依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利益调整决策之后，中共才在实际上取得西安事变的领导地位，并促成整个局势的转变。
第二，不依照自己单方主张来决策，而是在坚持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充分协调各方主张。在西安事变中，有张学良、杨虎城、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讨伐派等几方面的力量，并互相影响。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也就是这几方面力量的合力作用的结果。例如，张学良想早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决心和行动、杨虎城对蒋介石不能抗日和日后报复的顾虑、蒋方对在释放蒋介石后执行谈判条件的坚持、南京国民政府讨伐派的内战威胁等等，都对西安事变的解决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中共决策的成功之处，就是协调各方的力量，审时度势地在协调中灵活地贯彻中共自身的基本原则。
第三，不僵化地制定决策，而是密切注视决策后的反馈情况，关注事态的发展情况，依据实情不断调整决策。在西安事变中，中共逐渐依照各方反馈和事态发展调整了决策，经历了审蒋罪行、保蒋安全、释蒋抗日等三个阶段，使其决策最终成熟并得以确定，使西安事变的解决得到较理想的结果。
第四，不遥控凭空决策，而是派出专人协调决策过程。在西安事变中，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驻西安代表，直抵事变现场，不断反馈西安各方实情，及时提出决策调整，促进中共中央决策的转变。周恩来还在西安与各方的接触、谈判中，很好地体现和执行了中共中央的决策，既坚持原则立场，又变通灵活执行，促成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方针的实现。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标志着中共在处理危机时，愈发成熟。
（参考资料：《再论中国共产党对西安事变的决策》《史学月刊》2010年第8期、《西安事变新探》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3月、《从罢蒋、审蒋、诛蒋到放蒋》《百年潮》2007年第7期、《毛泽东与西安事变》《党史纵览》2013年第11期、《张闻天在西安事变中》《党史文苑》2005年第3期、《周恩来对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贡献》《文史月刊》2011年第7期、《首次置身中国政治旋渦中的周恩来》《中华儿女》2001年第3期等；作者：占善钦、杨奎松、李良志、何立波、廖述江、王恩收等）
责任编辑/黄梦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