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成国内唯一女天文台长

　　记者（以下简称记）：您从小就喜欢天文吗？那个年代对口工作好不好找？
　　叶叔华（以下简称叶）：我从小喜欢的是文学和音乐，当初我的志愿是报考文学专业。但我父亲不同意，怕学文科将来没饭吃，想让我学医。我不肯，历经3次修改志愿，最终双方各退一步，填报了数学系。当时中山大学没有数学系，只有数学天文系。我以理学院全区第一名的成绩，被中山大学数学天文系录取。大一时，邹仪新教授讲的天文课深深吸引了我。大二分系时，我选择了天文系。大学毕业时，正值广州解放前夕，难以谋职，我就到香港当了一段时间的中学教师。但我的志向是做学问，就和先生从香港到上海求职。1951年，我到上海徐家汇观象台（上海天文台前身）求职。台长看我是女性，拒绝了我。我很生气，就写了封信给他，批评他不该有性别偏见。经过3个月的努力，我终于成为上海天文台历史上首位女性研究人员。
　　记：搞天文研究很浪漫吧？您到天文台第一份工作是做什么的？
　　叶：天文研究不是欣赏美丽的星空那么简单，工作甚至还有些枯燥。我曾有过放弃这份工作的念头，后来想到自己从事的工作是国家需要的，需要有人坚守，我也希望能摘掉中国天文落后的帽子，和国际同行比个高下，所以就坚持下来了。当时上海天文台的授时工作不能满足各方面的需要，世界时的精度测量也长期在世界排名垫底。新中国成立后，国防、军工以及测绘等应用部门对授时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必须加快发展，提高授时精度。1958年，我接过了筹建我国世界时综合系统的重担。1963年，我国世界时的精度从建国初期的世界倒数第一走到世界第二。1965年，我国结束了采用别国精确时间讯号的历史，经过国家鉴定，我国的综合世界时成为国家基准。从1966年1月1日起，“北京时间”沿用至今。
　　记：“文革”期间，您被迫离开了工作岗位，恢复工作后最想做的是什么？
　　叶：“文革”期间，我被关过牛棚，当过洗碗工，也干过油漆学徒工。师傅教我刷油漆时，还鼓励我好好做，说凭我的聪明劲儿，一定会成为好的油漆工。1972年，我恢复了工作，外面的世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上班后，我第一件事就是跑到图书馆查阅国际天文学界的最新进展。看到国外已经采用射电望远镜，用全新的技术方法把时间测量精度提高了几十倍，我内心受到很大震动。我还发现，国外VLBI（甚长基线干涉测量技术）已经广泛应用于天文学、大地测量学以及深空探测，并已初步验证了它的高测量精度和高分辨率，便大胆提出在我国发展VLBI技术。我的建议得到了当时上海天文台领导的重视和支持，台领导决定建立射电天文研究小组。此后，在我的推动下，国内建成了VLBI观测网络，奠定了中国发展甚长基线干涉测量技术的基础，从而改变了中国天文事业的格局，缩小了中国与世界天文界的差距。此后，VLBI技术被运用于嫦娥探月工程，为宇宙飞船定轨工作提供保障，充分显示其在航天领域的巨大潜力。
　　记：您是我国天文史上唯一的一位女台长，压力很大吧？
　　叶：我的压力来自于追赶世界天文研究顶尖水平的紧迫感。1981年，我出任上海天文台台长后，开始致力于先进水平天文仪器和技术手段的建立，进行更为精确的观测。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我意识到，天文观测必须与国内外同行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于是，我率团赴美、法等天文研究水平高的国家访问。在以男性为主体的天文研究领域，我赢得了同行的尊重。在法国访问期间，法国天文台台长起初还以为我只是访问团里的普通一员，并没有注意到我。在交流学术研究成果时，他才知道我是访问团团长，也是天文台台长，很是惊讶。送行时，他特意端着酒杯向我致敬。
　　记：有人说您是一个超级“追星族”，因为在土星和火星之间，有一颗“叶叔华星”。能说说这是怎么回事吗？
　　叶：1994年8月，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将他们发现的一颗小行星，在获得国际组织批准后以我的名字命名。国际上有这种以在某个领域有突出成就的人的名字来命名行星的惯例。我虽然觉得这只是一件很普通的事情，但心里还是很高兴的，而且这件事也给了我极大的工作动力。

争取经费遭拒直接见部长

　　记：您在争取射电望远镜项目时，曾到北京面见主管领导，过程顺利吗？
　　叶：“文革”后期，中科院领导来各个单位调研，我大胆提出了建造射电望远镜和发展VLBI，领导同意了，但要到当时的四机部去争取经费。我单枪匹马到了北京四机部，敲开了主管局长办公室的门。当时局长正在批阅文件，听了我的汇报后，他头也没抬，说：“不行！”我顿时蒙了，站在原地十多分钟都没挪脚，大脑在高速运转，到底该怎么办。局长抬头看了看我，问：“还有事吗？”我说：“我想见部长。”局长居然答应了。见到部长后，我又把来意说了一遍。部长考虑了一下，同意了。项目竣工后，我总结经验，认为想做成一件事，就得有锲而不舍的精神，说通俗一点，就是要脸皮厚、胆子大。此后，上海天文台陆续建成直径6米、25米的射电望远镜，并多次参与美国和欧洲合作的国际联测。
　　记：现在的上海新地标“天马”65米射电望远镜也是您一手促成的，过程更艰难吧？
　　叶：2007年12月，探月工程“嫦娥一号”任务圆满完成。2008年1月，当时的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和市长韩正接见上海参与“嫦娥一号”任务的单位代表，我和當时的上海天文台沈台长受到了接见。汇报会上，我告诉俞书记和韩市长，在所有的合作单位里，我们上海佘山那台25米口径的望远镜是最小的，也是最老的，应该退休了。我们上海是最先发展VLBI的，为完成今后的嫦娥探月工程以及更远的深空探测任务，需要更大口径的望远镜。听了我的汇报，市领导当即拍板，同意上海天文台建设65米口径射电望远镜，并指示有关部门落实研制经费和站址用地。经中科院与上海市协商，当年天马望远镜正式成为一项“院市合作”的重大工程。当时沈台长根本没想到我会在这个场合提出建65米口径射电望远镜的建议。其实，早在20世纪90年代，上海天文台就曾向国家申报过大口径射电天文望远镜项目，但最终没有中标立项。可我一直把这事儿放在心上，如今终于找到了诉说的机会，我感到非常开心。 　　记：业余时间您热心宣传天文科普知识，还积极推动上海天文馆的建设，做这些事情的动力是什么？
　　叶：科学工作者自身就是科普的最大受益者，我从一张白纸到成为天文学领域的专家，也是受到了大量天文科普作品的启发和影响。台里有一位年轻员工对我说：“叶老师，您知道吗，就因为当年我有机会作为一名业余天文爱好者和您一起去漠河，亲眼见证了日全食的整个过程，被天文的魅力深深感染，才决定做一名天文工作者。”天文还有助于拓宽一个人的世界观、宇宙观。此外，天文学对提升一个国家综合科技实力有着重大意义。我在60多年的从业生涯中，一直念念不忘的就是要在上海建一座科普性质的天文馆。2014年1月，上海天文馆项目获得立项批复，现正在建设中，将在2020年向公众开放。这也是全球最大的天文馆，除了通过天文望远镜看到星体之外，一些高科技也会运用其中。建成后，上海天文馆将成为上海又一座新地标。
　　记：在一个以男性为主角的领域里，您是如何冲破职业“玻璃天花板”的？
　　叶：与男性相比，我觉得女性更容易静下心来工作，更单纯一些。当下社会普遍有女性难以冲破所谓职业“玻璃天花板”的现象，总认为女性的上升空间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在我看来，冲不冲得破“天花板”，关键还得看自己。20世纪80年代，我曾带团到法国访问，那是我第一次出国。送别的时候，主办方很热情，还专门为女天文台长干杯！记得我当时说，50年后，希望女天文台长跟男台长一样多，就不用专门为女性干杯了。现在看来，我过于乐观了。不过，这个进程正在加快，我相信会越来越快，尤其在科学领域，女性与男性的机会是均等的。而且女性有着更细心、更敬业的先天优势，只要你锲而不舍地去做，总会有属于你自己的成就。

92岁高龄仍坚持每天上班

　　记：您和先生都是科学家，平时您俩是如何打理生活的？
　　叶：我先生在上海交大当教授，我俩生活比较简单，午饭都是在食堂吃。因为饮食习惯、工作时间不一样，晚上我们也是各吃各的。先生吃得早，下午四五点钟就吃完了。我回家晚，中午就在食堂多打些饭，晚上在家热一热就行。我和先生都喜欢音乐，特别喜欢西洋古典音乐和交响乐。晚上我们在各自的房间看书、工作，有时会不约而同地哼起同一首歌。
　　记：您不但事业成功，还担任过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领导职务，有时间照顾先生的生活吗？您对婚姻的看法是怎样的？
　　叶：我在外边被称为女强人，回到家里就是一个普通的贤妻良母，要尽妻子的本分，并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到最好。不过，我也有对不起先生的时候。1995年7月，为了争取更广阔的国际合作空间，我准备去美国参加一个重要会议，恰恰在这个时候，先生骑自行车摔断了股骨，需要做手术，我陷入了两难境地。先生知道我非常想去，就劝我赴美国参会。但我放心不下他。最后，上海交大向我一再保证会全面负责我先生的健康，我才登上了赴美的航班。不过，先生虽然一直支持我的工作，但内心深处还是希望我陪在他身边的。有一次我俩拌嘴，他气呼呼地说，在他最困难的时候，我并没有陪在他身边。我认为他的话很重，自己确实没尽到做妻子的本分。于是，我就诚恳地向他道歉。不过，我和先生的婚姻还是美满幸福的。
　　记：现在立志想当科学家的孩子越来越少了，大家普遍认为，从事科学工作是要吃苦的，您是怎么认为的？
　　叶：吃不了苦，就当不了科学家。现在最大的不利就是很多父母都太宠爱孩子了。在这方面日本比我们做得好，他们比较注重锻炼孩子的吃苦能力。我不是批评中国的孩子，外国也是这样，真正肯做科学家的人不多。我和国外的同行交流时，他们都感叹说不要让孩子做科学家，做银行家多好，赚钱快。你看科学家都不愿意让孩子去做科学了，一般人就更不用说了。而我自己的家庭教育很简单，就是父母给孩子做榜样。我只有一个儿子，从他小时候起，每天吃过晚饭看到父母分别在自己的房间里看书做学问，他也跟着看书。特殊时期，儿子被下放到工厂劳动，当了10年翻砂工。白天干的是重体力活，晚上同一个房间的工人都在打牌，非常吵，他却一个人坐在上铺看书。因为文化基础打得牢，恢复高考后他就考上了大学。后来，他去美国深造取得了博士学位，现在是美国一所大学的计算机教授。所以，当科学家没有吃苦、钻研精神是不行的。
　　记：您是如何评价自己这一生的？
　　叶：我这一生做好了自己的本职工作，也算没白活。天文研究是我钟爱的事业，我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都是在同事和朋友的支持下才取得的。我很感谢自己生在了好时代，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今天社会的巨变。平时我很少看电视，但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我认真地看了一遍。看后我很感慨，也流泪了，我有切身的感受，要不是改革开放，国家把人才大批派到国外去学习，中国天文界就不会取得这么好的成果。我这一生，精神上是富足的，生活中对物质需要极其淡泊。我经常开玩笑说，我对GDP的贡献很小，我的不少衣服都是很多年前买的，连我家的保姆都说，我的衣服她農村老家都没有人愿意穿了。我觉得和广袤的宇宙相比，每个人都是沧海一粟，只要精神富足就行了。应该说，我这么多年的奋斗还是值得的。
　　记：您已经92岁高龄了，每天还坚持上班，现在主要忙些什么？
　　叶：我每天有相当多的工作，工作内容已经从过去当场上的“运动员”变成当“教练员”“裁判员”了，我尽量多做一些帮助后辈的事。只要我还能动，我就会继续工作，除非有一天我干不动了。有人问我长寿的秘诀是什么，我觉得就是不能让自己闲下来，有事情做才充实，才不会虚度每一天。到了我这个年龄，死亡已经没有什么好害怕的，我只希望自己不要成为社会的负担。
　　〔编辑：刘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