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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题目一出来，就可能会得到一部分人的“板砖”。对于阶级论，在中国现实语境下还是比较流行的，因为有根深蒂固的历史观念在。如果此类概念用于社会学，则也未尝不可。用在经济学上，殊难成立。
通读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整本书（上下卷）涉及到许许多多、各色各样的人，上到国王君主，下到贩夫走卒，也确有阶级划分的概念。如《国富论》第十一章“土地地租论”的结论中，谈到三个阶级的收入及利益分配时说：
一国土地劳动年产物的全部，或者说，年产物的全价格，自然分解为土地地租、劳动工资及资本利润三部分。这三部分构成三个阶级人民的收入，一由地租生活，一由工资生活，一由利润生活。此三阶级，是构成文明社会的三大主要基础阶级。一切其他阶级的收入，终归是这三大阶级收入的派生。[1]
就二百多年前的英国来说，毕竟还处于工业起步阶段，相对社会结构比较明显。自然人会被分为不同的阶层：有国王代表的国家统治阶层，有企业雇主和地主，有独立手工业者，有最下级的普通劳动者等等。在这样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中，分阶级而论，似乎有言之成理的依据。
斯密的经济学说探讨的是国民财富之所以增长的根源。在生产要素中由土地、资力财货（即资本）和劳动力三个要素构成。因为土地和资产是相对转移的过程，只有劳动力才能让资产增值，因此他倡导劳动价值学说。劳动是创造国家财富的唯一根源。
一旦看清财富增长的本质后，其暗含其中的经济规律便能显现出来。目的是让国家的人民和君主依照经济学中的规律而共同致富。因此，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说：
作为政治家和立法家的一门科学的政治经济学，他有两个不同的目标：第一，给人民提供充足的收入或生计，或者更确切地说，使人民能给自己提供这种收入和生计。第二，给国家或社会提供注意足以施行公务的收入。其宗旨在于可使人民和君主都富裕起来。”[2]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斯密对于下层普通劳动者更加怜悯和关怀，对有产人士的不劳而获是嗤之以鼻的。他是一位早期地道的民本和民主主义者，提倡民富理念。只有民富才能国强，而不是先国强而后民富的原则。因此，它的书名本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可谓直接本质。
20世纪初，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严复将其翻译成《原富》，还是比较贴切的。
20世纪30年代，《国富论》梅开二度，被重新译介至中国（郭大力、王亚楠1930年--1932年翻译出版的《国富论》），仅是作为计划经济的陪衬和批判的产物，那时就有了地主阶级、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等等相互对立的说辞，一直遗传到今天。
现在大学通用的《西方经济学》教材及诸多国外译注都或多或少地加上阶级分析，旧文化的烙印始终难以消除。
若想看阶级论之来源，必须追踪两个方面，一是哲学方面，二是经济学方面。
就哲学方面而言，源头应该在黑格尔的哲学著作体系中。黑格尔对辩证法情有独钟，他非常赞叹赫拉克利特和柏拉图哲学中辩证法的思想，认为变化是万事万物的真实，而变化中包含着自我肯定到否定，再到否定之否定（即扬弃后的新的自我）。这样一直循环往复，不断变化，并呈螺旋式的上升状态，直至完成到上帝。辩证法的总原则就是矛盾，只有矛盾的事物才能实现对立和统一。显然，矛盾做为一切事物的最高原则及总原则是黑格尔哲学中的核心。
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中，世界被划分为自由意识低的国家和自由意识高的国家，中国、印度、波斯、埃及这些东方国家都处在最低层次，然后是希腊和罗马，最后是最高的日耳曼国家，这是他的辩证法的矛盾哲学得出的民粹主义的结论。甚至认为“恶”是推动世界发展更加强大的动力。认为国际上遵循的弱肉强食的原则，且最终会诉诸于战争。宣告称这是一种隐秘法则在起作用，这个隐秘法则就是万事万物矛盾的法则。当黑格尔的哲学被鼓吹上升到国家意志的时候，纳粹的战争就有了可靠的哲学依据。
法国著名经济学家巴斯夏的《和谐经济论》就是说明这件事情的。符合自由的分配收入是市场自由机制的结果，不能人为设计、干预和指令。否则，会破坏等价交换的平等原则。这个平等原则，并不是数字上绝对平等，而是在自由状态下的相互认可上的比例平等。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一直强调经济上的比例关系，就是这个意思。换言之，即使市場形成的不平等也是合理的、最好的，因为它是自由状态形成的。而人为设计和指令性的，即使是平等的，也是不合理的、最差的，因为它是在不自由的状态下被动完成的。这也是自由作为最高原则体现在事物中的本质作用。
尤其是互联网高度发达的经济时代，人生的变化往往在一夜之间。虽然当下你可能还很贫穷，但只要勤劳肯干，抓住机遇，很快就会富裕。而富有的经营者因为经营不善又会迅速倒闭。这个现象层出不穷。我们无法对同一个人因往日富有被定义为资产阶级，明日企业倒闭身负债务，又被划入贫穷或劳动阶级。现实图景是，人员上下流动速度越来越快，创业者越来越多，国家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每个人都是自己资本的支配者，哪里还有明确的界限被划分在一个阶级的领域之中？
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先生在《EMBA周刊》上撰文：《没有对文革灾难的反思，就不可能有今天中国的经济增长》。文章中提到：
经济增长表面的决定因素是资本、劳动、技术和地理优势，但最终起作用的是文化和习惯的遗传。中国古老的文化传统在改革开放开始就起到重要作用，主要是按照循序渐进的传统和中庸文化特点摸索改革路径。“和为贵”的思想和包容多样的风格自然的和各类经济因素结合起来，随着经济发展而产生不断扩大的作用，成为看不见的又时时可以感觉得到的国家软实力。[3]
中国传统文化强调“正和”、“太和”、“中和”、“大和”，强调真、善、美的和谐统一。这是从“人性本善”的先贤学说和哲学理念继承过来的，且运用实践了几千年，形成以和为贵的文化基因、传统和秩序。也被代代地传承下来，这与用矛盾作为最高原则主导的“人性本恶”的西方文化截然不同，而阶级对立的现象仅仅是事物的表面现象，并不是事物的本质。因此，经济学所要遵循的路径必须符合人性本质的路径，只有这样，才能实事求是的为国家和人民造福。
【注 释】
[1] 亚当·斯密著：《国富论》上卷，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224页。
[2] 亚当·斯密著：《国富论》下卷，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1页。
[3] 刘鹤：《EMBA周刊》，EMBA周刊杂志社，2020年，第 2期。
通读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整本书（上下卷）涉及到许许多多、各色各样的人，上到国王君主，下到贩夫走卒，也确有阶级划分的概念。如《国富论》第十一章“土地地租论”的结论中，谈到三个阶级的收入及利益分配时说：
一国土地劳动年产物的全部，或者说，年产物的全价格，自然分解为土地地租、劳动工资及资本利润三部分。这三部分构成三个阶级人民的收入，一由地租生活，一由工资生活，一由利润生活。此三阶级，是构成文明社会的三大主要基础阶级。一切其他阶级的收入，终归是这三大阶级收入的派生。[1]
就二百多年前的英国来说，毕竟还处于工业起步阶段，相对社会结构比较明显。自然人会被分为不同的阶层：有国王代表的国家统治阶层，有企业雇主和地主，有独立手工业者，有最下级的普通劳动者等等。在这样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中，分阶级而论，似乎有言之成理的依据。
斯密的经济学说探讨的是国民财富之所以增长的根源。在生产要素中由土地、资力财货（即资本）和劳动力三个要素构成。因为土地和资产是相对转移的过程，只有劳动力才能让资产增值，因此他倡导劳动价值学说。劳动是创造国家财富的唯一根源。
一旦看清财富增长的本质后，其暗含其中的经济规律便能显现出来。目的是让国家的人民和君主依照经济学中的规律而共同致富。因此，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说：
作为政治家和立法家的一门科学的政治经济学，他有两个不同的目标：第一，给人民提供充足的收入或生计，或者更确切地说，使人民能给自己提供这种收入和生计。第二，给国家或社会提供注意足以施行公务的收入。其宗旨在于可使人民和君主都富裕起来。”[2]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斯密对于下层普通劳动者更加怜悯和关怀，对有产人士的不劳而获是嗤之以鼻的。他是一位早期地道的民本和民主主义者，提倡民富理念。只有民富才能国强，而不是先国强而后民富的原则。因此，它的书名本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可谓直接本质。
20世纪初，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严复将其翻译成《原富》，还是比较贴切的。
20世纪30年代，《国富论》梅开二度，被重新译介至中国（郭大力、王亚楠1930年--1932年翻译出版的《国富论》），仅是作为计划经济的陪衬和批判的产物，那时就有了地主阶级、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等等相互对立的说辞，一直遗传到今天。
现在大学通用的《西方经济学》教材及诸多国外译注都或多或少地加上阶级分析，旧文化的烙印始终难以消除。
若想看阶级论之来源，必须追踪两个方面，一是哲学方面，二是经济学方面。
就哲学方面而言，源头应该在黑格尔的哲学著作体系中。黑格尔对辩证法情有独钟，他非常赞叹赫拉克利特和柏拉图哲学中辩证法的思想，认为变化是万事万物的真实，而变化中包含着自我肯定到否定，再到否定之否定（即扬弃后的新的自我）。这样一直循环往复，不断变化，并呈螺旋式的上升状态，直至完成到上帝。辩证法的总原则就是矛盾，只有矛盾的事物才能实现对立和统一。显然，矛盾做为一切事物的最高原则及总原则是黑格尔哲学中的核心。
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中，世界被划分为自由意识低的国家和自由意识高的国家，中国、印度、波斯、埃及这些东方国家都处在最低层次，然后是希腊和罗马，最后是最高的日耳曼国家，这是他的辩证法的矛盾哲学得出的民粹主义的结论。甚至认为“恶”是推动世界发展更加强大的动力。认为国际上遵循的弱肉强食的原则，且最终会诉诸于战争。宣告称这是一种隐秘法则在起作用，这个隐秘法则就是万事万物矛盾的法则。当黑格尔的哲学被鼓吹上升到国家意志的时候，纳粹的战争就有了可靠的哲学依据。
法国著名经济学家巴斯夏的《和谐经济论》就是说明这件事情的。符合自由的分配收入是市场自由机制的结果，不能人为设计、干预和指令。否则，会破坏等价交换的平等原则。这个平等原则，并不是数字上绝对平等，而是在自由状态下的相互认可上的比例平等。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一直强调经济上的比例关系，就是这个意思。换言之，即使市場形成的不平等也是合理的、最好的，因为它是自由状态形成的。而人为设计和指令性的，即使是平等的，也是不合理的、最差的，因为它是在不自由的状态下被动完成的。这也是自由作为最高原则体现在事物中的本质作用。
尤其是互联网高度发达的经济时代，人生的变化往往在一夜之间。虽然当下你可能还很贫穷，但只要勤劳肯干，抓住机遇，很快就会富裕。而富有的经营者因为经营不善又会迅速倒闭。这个现象层出不穷。我们无法对同一个人因往日富有被定义为资产阶级，明日企业倒闭身负债务，又被划入贫穷或劳动阶级。现实图景是，人员上下流动速度越来越快，创业者越来越多，国家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每个人都是自己资本的支配者，哪里还有明确的界限被划分在一个阶级的领域之中？
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先生在《EMBA周刊》上撰文：《没有对文革灾难的反思，就不可能有今天中国的经济增长》。文章中提到：
经济增长表面的决定因素是资本、劳动、技术和地理优势，但最终起作用的是文化和习惯的遗传。中国古老的文化传统在改革开放开始就起到重要作用，主要是按照循序渐进的传统和中庸文化特点摸索改革路径。“和为贵”的思想和包容多样的风格自然的和各类经济因素结合起来，随着经济发展而产生不断扩大的作用，成为看不见的又时时可以感觉得到的国家软实力。[3]
中国传统文化强调“正和”、“太和”、“中和”、“大和”，强调真、善、美的和谐统一。这是从“人性本善”的先贤学说和哲学理念继承过来的，且运用实践了几千年，形成以和为贵的文化基因、传统和秩序。也被代代地传承下来，这与用矛盾作为最高原则主导的“人性本恶”的西方文化截然不同，而阶级对立的现象仅仅是事物的表面现象，并不是事物的本质。因此，经济学所要遵循的路径必须符合人性本质的路径，只有这样，才能实事求是的为国家和人民造福。
【注 释】
[1] 亚当·斯密著：《国富论》上卷，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224页。
[2] 亚当·斯密著：《国富论》下卷，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1页。
[3] 刘鹤：《EMBA周刊》，EMBA周刊杂志社，2020年，第 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