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的大侄儿，原广州军区空军副师级离休干部彭起超，因病于2006年3月16日在武汉病故，终年78岁。他的去世，使我失去了一位好战友、好兄长、好老乡。
　　我和彭起超长达40多年的交往，是从患难中开始的。1963年年底，我下放到基层连队“锻炼”一年零三个月后，调入空军王泉墩基地（汉口）政治部宣传科任教员，当时，彭起超在基地司令部作训科任参谋。
　　1965年年底，原武汉军区空军以“抽调350名干部支援湖北财贸三线”为名，将彭起超和我及其他一些同志列入了转业名单。在转业集训队和以后接触当中，他断断续续和我讲了他家的一些情况。
　　彭德怀平江起义后，彭起超的二伯父彭金华及父亲彭荣华也参加了革命。抗日战争时期，彭荣华和彭金华被国民党杀害，彭起超被迫流浪到广西桂林，靠讨米度日。后来，王震率南下抗日支队到湖南等地到处寻找，才将他找到，带回延安，将他交给彭德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随彭德怀住进了中南海，以后又被保送到哈尔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学机务，毕业后被分到福州军区空军搞机务。
　　我和彭起超等人被通知转业后，坚决要求转业到自己的家乡——湖南工作，但遭到拒绝。基地政治部主任范博组织了上十人轮流对彭起超进行批斗，彭起超拍起桌子和他们说：“我父亲是红军的师长，被国民党杀害了，我是烈士的子弟……”基地副主任、老红军干部范延辉看到这种情形后，十分气愤，在他的干预下，才停止了对彭起超的批斗。范主任看到彭起超身体不好，就每天在空军农场批一磅鲜牛奶给彭起超喝。据说，范延辉曾担任过朱德的警卫员。在那种非常时期敢站出来为彭起超说话，是要担政治风险的。
　　后来，空军十九师副参谋长马长生转业到武汉市肉食水产公司任党委书记，把彭起超要去了，让他任该公司代理秘书科长，才了结了这一转业风波。
　　“文革”开始后，彭起超又被冠以“坏头头”遭到批斗和毒打，有几次被打晕了过去，用冷水泼了以后才醒过来。“文革”中，我专程从湖北恩施到武汉去看望彭起超，一进门，他就说：“小谭，差一点我就见不到你了……”于是他将前前后后的经过告诉我。当时，他每天到屠桌上卖半天肉，也就是他的“半天工作值”。他说：“现在我被监视，监视我的人是和我们一起转业的干部科的张××夫妇。”
　　1980年，我和另一位同志去湖北省商业厅汇报工作，在彭起超家里住了一夜，当时，他已恢复了军籍，任王家墩场站分管后勤的副站长（副团级）。
　　1983年元月，我从湖北调回了湖南，见面的机会少了，经常是写信和电话联系。大约到了1986年，彭起超告诉我，中央军委给了他一个副师级干部离休。

　　彭起超原来的夫人姓刘，20世纪80年代病故了。后来他找了个河南籍女子，因两人性格不合，只两年又分开了，最后才找到扬州女子小蔡做伴。小蔡对彭起超体贴入微，两人感情很好。
　　2000年，我和夫人去了广东中山市女儿家，彭起超去了深圳他小儿子彭磊那里居住。他在深圳听说我在中山，非要和我会面。2002年1月8日，彭磊开着车把他爸爸妈妈带到中山和我们夫妇会面。在这次会面中，彭起超告诉了我一件事，就是原来整我们的原武汉空军个别干部仗势欺人，别人状告无门，他打抱不平，亲自上北京，将材料送到中央领导手中，才将那个干部告垮。
　　为了答谢彭起超对我的厚爱，2004年正月初五，我和夫人带领儿孙前往深圳看望彭起超及夫人小蔡。这次会面，我感觉他的身体明显差了很多，以前健步如飞，此次拄了手杖，耳朵也听不到了，我有种不祥的预感。
　　果然，此次會面是我和彭起超的最后一面。40多年的交往中，他给我寄过许多信件，现在早已散失，唯一留下来的，是他的一张照片以及2002年我们夫妇和彭起超夫妇在中山市我女儿家楼前的一张合影。
　　彭起超生前多次讲，他最熟悉和最崇敬的两个人，一个是王震将军，一个是杨尚昆主席，他俩待他如亲生儿子。
　　彭起超逝世十多年了，我经常怀念他。他伯父是赫赫有名的元帅，但他丝毫没有老干部、后台硬的优越感，事事处处和战士平等相处；他生活勤俭朴素，为人正直，不讲假话，不说空话，不吹不拍，敢顶敢抗，实事求是，与彭德怀元帅有着一脉相承的风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