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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3年，毛泽东出生于湖南湘潭县的韶山冲，两年之后，钱穆在无锡南延祥乡啸嗷泾一处叫“七房桥”的地方呱呱坠地。几十年后，两人都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但在政治上却是分道扬镳的。显然，他们各自所吸取的传统文化的养分，有着极大的不同；二人对自己早年的乡村生活，也有着全然不同的记忆。
毛父是毛泽东早年的“斗争对象”
作为政治领袖，毛泽东并不经常谈论自己少时的岁月。不过，当埃德加·斯诺在1936年访问保安时，毛泽东或出于政治宣传的需要，与斯诺有过接连几个晚上的谈话，斯诺据此写成的《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中有关毛泽东童年的章节，也成为为数不多的有关毛泽东童年的文字材料。毛泽东的这些叙述虽因当时的需要，有着强烈的“政治性话语”的烙印，但其所隐含的情感好恶却异常鲜明而强烈，可以为我们认识少时的毛泽东提供一点线索。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中国农村，是以农民的普遍破产和农村社会的失序为特征的，正如张鸣教授所述，庚子以后，中国政治无序化趋向加强，清王朝垮台……乡村的破败与社会秩序的紊乱都臻于顶点。(张鸣：《乡土心路八十年——中国近代化过程中农民意识的变迁》，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版，P13)值此凋敝的时代，毛泽东的家业却“逆市上扬”——在其父的苦心经营下，毛家渐渐上升到“富农的地位”。(《西行漫记》，P106)但毛泽东却并未因为家境的殷实而感到满足和愉悦，相反，父亲的专横激发了毛泽东最初的反叛意识，韶山冲里的反叛与抗争，成为毛泽东童年图景的主线。在他看来，自己的家分成两“党”，一党是父亲，是“执政党”；反对党则由自己、母亲、弟弟组成，有时连雇工也包括在内。《西行漫记》，P107)毛泽东的这番话虽然有着对西方民主政治中“执政党”和“反对党”这两个概念的误解，但却清晰地勾勒出自己对于父亲的抗拒情绪。
父亲毛顺生是毛泽东童年最主要的“斗争对象”，他的苛刻与不通人情是最受毛泽东诟病的。
而他性情暴躁，常常打我和两个弟弟。他一文钱也不给我们，给我们吃的又是最差的。他每月十五对雇工们特别开恩，给他们鸡蛋下饭吃，可是从来没有肉。对于我，他不给蛋也不给肉。(《西行漫记》，P107)
毛泽东口中形容父亲为“地主老财”的这一经典形象，也早为人们所熟知。但事实上，毛父只是因为“性情暴躁”，而“对子女要求严厉”。在毛泽东的回忆里，其父也有服从于儒家经典以及与毛泽东妥协谅解的时刻，而他对毛泽东的严苛，更可视为其对家中嫡长子的殷切期望。
钱穆对儒家的宗族礼法持有肯定的态度
而钱穆少时的境遇与毛泽东不同。钱穆在晚年曾作《八十忆双亲》回忆自己的童年：他虽生于大宗族内，然家道已渐中落，至他早岁失怙，母亲寡居，生活更陷于困顿，他与母亲的生活，全靠宗族义庄田产加以接济。义田为宋人范仲淹所创，其在苏州创立义庄，购置义田作为宗族公产，用以周济族人，并设义学供族人子弟入学，后为世家太族所效法。(张翔凤：《近代苏州碑刻中的乡绅自治与宗族保障》，《史林》2003年第4期)而义田制度的实施，无疑要归功于传统中国乡村中的宗族自治。钱穆受惠于传统宗族制，加之受到传统私塾教育的熏染，对儒家的宗族礼法持有肯定的态度，他认为“礼”是一个家庭的准则，管理着生死婚嫁等一切家务和外事。同样，“礼”也是一个政府的准则，统辖着一切内务和外交。(邓尔麟：《钱穆与七房桥世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P8)虽然钱穆少时曾求学于新派的果育学校，并且也受着新风气的影响，以致被邓尔麟称作“年轻叛逆者”(同上，P8)，但在钱穆的笔下，他所生活的七房桥，仍然是一派乡里和睦、温情流转的传统江南水乡景象。
与身为农村小有产者的毛顺生不同，钱穆的父亲具有“温良恭俭让”的传统乡绅形象，在幼子钱穆的眼里，他的父亲始终是一个温和的人，“从无疾言厉色。子女偶有过失，转益温婉，冀自悔悟”，且因为自己年幼，父亲“教导先兄极严……对余课程，似较放任，不加督促”。(钱穆：《八十忆双亲》。转引自邓尔麟：《钱穆与七房桥世界》)
两人对待古籍经典态度完全不同
毛泽东在八九岁时发蒙，初学儒家经典，虽能背诵，却不理解，也不喜欢，正如毛泽东自己所说：“我过去读过孔夫子的书，读了私塾、五经，读了六年。背得，可是不懂。”(《关于哲学问题的讲话》，1964年8月18日，此处转引自李锐：《早年毛泽东》，辽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P8)于是，为了满足求知的渴望，他就沉醉在被认为是旁门邪道的旧小说中去了。(《早年毛泽东》，P4)毛泽东曾告诉斯诺，自己最爱看的是“关于造反的故事”，例如《精忠传》、《水浒传》、《隋唐》、《三国》和《西游记》，自己“常常在学堂里读这些书”，老师走过来的时候就用一本正经书遮住。(《西行漫记》，P108)这样的叙述虽出于毛泽东对自己当时“造反者”身份的影射，但毛泽东对古典小说的喜爱却是可以肯定的。其后，毛泽东又仔细研读了《盛世危言》，并促使了自己民族意识的觉醒，也为后来的“革命之路”埋下了伏笔。古典小说和《盛世危言》，都是旧时的“杂书、奇书、异书”，它们既不属于旧学正统，也与新学毫无关系，随着对这些书籍越来越广泛的涉猎，毛泽东逐渐成为一个旧式的“异端”知识分子。
钱穆也是早慧之人，不过他的读书严格遵循着正统的研习路径。他因为对师道的尊敬，竟然在私塾中“溺裤中尽湿”，这对于极厌恶私塾学习的毛泽东来说，应该是不可想象的。钱穆虽然也好读《三国》，且能通篇背诵，但在《师友杂}乙》中，钱穆清晰地传递出自己对《三国》的不认同：
伯圭师谓，此类书勿可再读。此书一开首即云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一治一乱，此乃中国历史走上了错路，故有此态。若如今欧洲英法诸国，合了便不再分，治了便不再乱。我们此后正该学他们。余此后读书，伯圭师此数言常在心中。(《钱穆与七房桥世界》，P17)
对于少时的钱穆而言，最难以忘却的两件东西，一件是他从未见过面的祖父手抄的孔子所传授的“五经”，上有祖父留下的斑斑泪痕。另一件是祖父圈点批注的16世纪归有光大字木刻本《史记》，上面有18世纪方苞的评点。(《钱穆与七房桥世界》，P13)这两件东西，无疑都是与正统文化的传承相关的。
毛泽东从“异端”文化中所汲取的营养是极丰富的，他倾其一生的革命与“造反”事业，更是与这些给养有着莫大的联系。钱穆则一直恪守传统文化的准绳，并将其作为自己一生的精神归宿。对于毛泽东的事业，钱穆一直心存抗拒，正如他在《师友杂忆》中所写到的一则故事：
余告怀天，君治佛书，又遵师说欣赏共产主义，然则他年将逃世避俗出家居山林为一僧，抑从事社会革命为一共产党 人。一热一冷，一进一退，君终何择。怀天日，君尊儒，言必孔孟，我恐兄将来当为一官僚，或为一乡愿。余言此四者皆当戒，幸各自勉。(钱穆：《师友杂记》，三联书店1998年版，P95)
而在《国史大纲》的引言中，钱穆更是强烈地批判道：
今人率言“革新”，然革新固当知旧。不识病象，何施刀药?仅为一种凭空抽象之理想，蛮干强为，求其实现，鲁莽灭裂，于现状有破坏无改进。凡对于已往历史抱一种革命的蔑视者，此皆一切真正进步之劲敌也。
思想的分野源自童年的生活
1910年，长沙发生了抢米风潮，在毛泽东看来，这是影响其一生的事件，他积极地议论着这场风波，并且因此而逐渐具有了革命的意识。(《西行漫记》，P110)是年秋天，毛泽东考入东山高小，至此告别家乡，开始了在外求学的生涯。一年之后，七房桥一带也发生了类似的抢米事件，而此时的钱穆，却身患伤寒，发着高烧，奄奄一息地躺在床上。他的母亲一边给儿子擦着虚汗，一边担心着外边的骚乱。此后不久，钱穆也转入了南京的中学，并且在那里目睹了武昌起义后的世事变乱。在那之后，毛泽东“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成为与日同辉的“大救星”；而钱穆则潜心为学、辗转任教，并在新旧之交，带着怅惘离开了大陆。
在外力的冲击下，20世纪的中国传统文化，始终处于被批判、被反思的地位，而作为封建文化具象的纲常伦理，自然也饱受诟病。社会主义中国正是依靠打破伦常所形成的权力下渗，建立起最基层的政治统治。作为社会主义中国的开国元勋，毛泽东对旧有社会的秩序，自然持有全盘否定的态度，在共产党人特有的阶级意识和自身特有的斗争理念下，毛泽东所记住的，是传统规约的苛刻与反人性。而作为传统文化的传承者与研究者，钱穆则坚持着对传统秩序的理解与认同，念念不忘其中温和有序的一面。这也使得毛泽东与钱穆，在文化的认同上，走向了截然不同的两个方向。
思想的分野，或源于自身的经历，或源于长期的教育，或源于现实的考量。毛泽东与钱穆都生活在传统的中国家庭形态中，在这种形态里，家庭成员遵守着“三纲五常”的基本伦理，母子间以情感相维系，父子间则以教谕为纽带。两位父亲截然不同的性格带来了不同的家庭生活的烙印，毛泽东和钱穆早年的求知兴趣之所以指向了两种不同的文化资源，或许正是某种父亲形象的投影?对于同样生于乡间，同样在传统宗法的熏染下成长，同样经历着20世纪初中国社会之动荡与革新的毛泽东与钱穆，他们思想的分野，或许早在韶山冲与七房桥的童年生活中，就被两位不同做派的父亲和两种不同的文化资源，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本文编辑 谢宁)
毛父是毛泽东早年的“斗争对象”
作为政治领袖，毛泽东并不经常谈论自己少时的岁月。不过，当埃德加·斯诺在1936年访问保安时，毛泽东或出于政治宣传的需要，与斯诺有过接连几个晚上的谈话，斯诺据此写成的《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中有关毛泽东童年的章节，也成为为数不多的有关毛泽东童年的文字材料。毛泽东的这些叙述虽因当时的需要，有着强烈的“政治性话语”的烙印，但其所隐含的情感好恶却异常鲜明而强烈，可以为我们认识少时的毛泽东提供一点线索。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中国农村，是以农民的普遍破产和农村社会的失序为特征的，正如张鸣教授所述，庚子以后，中国政治无序化趋向加强，清王朝垮台……乡村的破败与社会秩序的紊乱都臻于顶点。(张鸣：《乡土心路八十年——中国近代化过程中农民意识的变迁》，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版，P13)值此凋敝的时代，毛泽东的家业却“逆市上扬”——在其父的苦心经营下，毛家渐渐上升到“富农的地位”。(《西行漫记》，P106)但毛泽东却并未因为家境的殷实而感到满足和愉悦，相反，父亲的专横激发了毛泽东最初的反叛意识，韶山冲里的反叛与抗争，成为毛泽东童年图景的主线。在他看来，自己的家分成两“党”，一党是父亲，是“执政党”；反对党则由自己、母亲、弟弟组成，有时连雇工也包括在内。《西行漫记》，P107)毛泽东的这番话虽然有着对西方民主政治中“执政党”和“反对党”这两个概念的误解，但却清晰地勾勒出自己对于父亲的抗拒情绪。
父亲毛顺生是毛泽东童年最主要的“斗争对象”，他的苛刻与不通人情是最受毛泽东诟病的。
而他性情暴躁，常常打我和两个弟弟。他一文钱也不给我们，给我们吃的又是最差的。他每月十五对雇工们特别开恩，给他们鸡蛋下饭吃，可是从来没有肉。对于我，他不给蛋也不给肉。(《西行漫记》，P107)
毛泽东口中形容父亲为“地主老财”的这一经典形象，也早为人们所熟知。但事实上，毛父只是因为“性情暴躁”，而“对子女要求严厉”。在毛泽东的回忆里，其父也有服从于儒家经典以及与毛泽东妥协谅解的时刻，而他对毛泽东的严苛，更可视为其对家中嫡长子的殷切期望。
钱穆对儒家的宗族礼法持有肯定的态度
而钱穆少时的境遇与毛泽东不同。钱穆在晚年曾作《八十忆双亲》回忆自己的童年：他虽生于大宗族内，然家道已渐中落，至他早岁失怙，母亲寡居，生活更陷于困顿，他与母亲的生活，全靠宗族义庄田产加以接济。义田为宋人范仲淹所创，其在苏州创立义庄，购置义田作为宗族公产，用以周济族人，并设义学供族人子弟入学，后为世家太族所效法。(张翔凤：《近代苏州碑刻中的乡绅自治与宗族保障》，《史林》2003年第4期)而义田制度的实施，无疑要归功于传统中国乡村中的宗族自治。钱穆受惠于传统宗族制，加之受到传统私塾教育的熏染，对儒家的宗族礼法持有肯定的态度，他认为“礼”是一个家庭的准则，管理着生死婚嫁等一切家务和外事。同样，“礼”也是一个政府的准则，统辖着一切内务和外交。(邓尔麟：《钱穆与七房桥世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P8)虽然钱穆少时曾求学于新派的果育学校，并且也受着新风气的影响，以致被邓尔麟称作“年轻叛逆者”(同上，P8)，但在钱穆的笔下，他所生活的七房桥，仍然是一派乡里和睦、温情流转的传统江南水乡景象。
与身为农村小有产者的毛顺生不同，钱穆的父亲具有“温良恭俭让”的传统乡绅形象，在幼子钱穆的眼里，他的父亲始终是一个温和的人，“从无疾言厉色。子女偶有过失，转益温婉，冀自悔悟”，且因为自己年幼，父亲“教导先兄极严……对余课程，似较放任，不加督促”。(钱穆：《八十忆双亲》。转引自邓尔麟：《钱穆与七房桥世界》)
两人对待古籍经典态度完全不同
毛泽东在八九岁时发蒙，初学儒家经典，虽能背诵，却不理解，也不喜欢，正如毛泽东自己所说：“我过去读过孔夫子的书，读了私塾、五经，读了六年。背得，可是不懂。”(《关于哲学问题的讲话》，1964年8月18日，此处转引自李锐：《早年毛泽东》，辽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P8)于是，为了满足求知的渴望，他就沉醉在被认为是旁门邪道的旧小说中去了。(《早年毛泽东》，P4)毛泽东曾告诉斯诺，自己最爱看的是“关于造反的故事”，例如《精忠传》、《水浒传》、《隋唐》、《三国》和《西游记》，自己“常常在学堂里读这些书”，老师走过来的时候就用一本正经书遮住。(《西行漫记》，P108)这样的叙述虽出于毛泽东对自己当时“造反者”身份的影射，但毛泽东对古典小说的喜爱却是可以肯定的。其后，毛泽东又仔细研读了《盛世危言》，并促使了自己民族意识的觉醒，也为后来的“革命之路”埋下了伏笔。古典小说和《盛世危言》，都是旧时的“杂书、奇书、异书”，它们既不属于旧学正统，也与新学毫无关系，随着对这些书籍越来越广泛的涉猎，毛泽东逐渐成为一个旧式的“异端”知识分子。
钱穆也是早慧之人，不过他的读书严格遵循着正统的研习路径。他因为对师道的尊敬，竟然在私塾中“溺裤中尽湿”，这对于极厌恶私塾学习的毛泽东来说，应该是不可想象的。钱穆虽然也好读《三国》，且能通篇背诵，但在《师友杂}乙》中，钱穆清晰地传递出自己对《三国》的不认同：
伯圭师谓，此类书勿可再读。此书一开首即云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一治一乱，此乃中国历史走上了错路，故有此态。若如今欧洲英法诸国，合了便不再分，治了便不再乱。我们此后正该学他们。余此后读书，伯圭师此数言常在心中。(《钱穆与七房桥世界》，P17)
对于少时的钱穆而言，最难以忘却的两件东西，一件是他从未见过面的祖父手抄的孔子所传授的“五经”，上有祖父留下的斑斑泪痕。另一件是祖父圈点批注的16世纪归有光大字木刻本《史记》，上面有18世纪方苞的评点。(《钱穆与七房桥世界》，P13)这两件东西，无疑都是与正统文化的传承相关的。
毛泽东从“异端”文化中所汲取的营养是极丰富的，他倾其一生的革命与“造反”事业，更是与这些给养有着莫大的联系。钱穆则一直恪守传统文化的准绳，并将其作为自己一生的精神归宿。对于毛泽东的事业，钱穆一直心存抗拒，正如他在《师友杂忆》中所写到的一则故事：
余告怀天，君治佛书，又遵师说欣赏共产主义，然则他年将逃世避俗出家居山林为一僧，抑从事社会革命为一共产党 人。一热一冷，一进一退，君终何择。怀天日，君尊儒，言必孔孟，我恐兄将来当为一官僚，或为一乡愿。余言此四者皆当戒，幸各自勉。(钱穆：《师友杂记》，三联书店1998年版，P95)
而在《国史大纲》的引言中，钱穆更是强烈地批判道：
今人率言“革新”，然革新固当知旧。不识病象，何施刀药?仅为一种凭空抽象之理想，蛮干强为，求其实现，鲁莽灭裂，于现状有破坏无改进。凡对于已往历史抱一种革命的蔑视者，此皆一切真正进步之劲敌也。
思想的分野源自童年的生活
1910年，长沙发生了抢米风潮，在毛泽东看来，这是影响其一生的事件，他积极地议论着这场风波，并且因此而逐渐具有了革命的意识。(《西行漫记》，P110)是年秋天，毛泽东考入东山高小，至此告别家乡，开始了在外求学的生涯。一年之后，七房桥一带也发生了类似的抢米事件，而此时的钱穆，却身患伤寒，发着高烧，奄奄一息地躺在床上。他的母亲一边给儿子擦着虚汗，一边担心着外边的骚乱。此后不久，钱穆也转入了南京的中学，并且在那里目睹了武昌起义后的世事变乱。在那之后，毛泽东“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成为与日同辉的“大救星”；而钱穆则潜心为学、辗转任教，并在新旧之交，带着怅惘离开了大陆。
在外力的冲击下，20世纪的中国传统文化，始终处于被批判、被反思的地位，而作为封建文化具象的纲常伦理，自然也饱受诟病。社会主义中国正是依靠打破伦常所形成的权力下渗，建立起最基层的政治统治。作为社会主义中国的开国元勋，毛泽东对旧有社会的秩序，自然持有全盘否定的态度，在共产党人特有的阶级意识和自身特有的斗争理念下，毛泽东所记住的，是传统规约的苛刻与反人性。而作为传统文化的传承者与研究者，钱穆则坚持着对传统秩序的理解与认同，念念不忘其中温和有序的一面。这也使得毛泽东与钱穆，在文化的认同上，走向了截然不同的两个方向。
思想的分野，或源于自身的经历，或源于长期的教育，或源于现实的考量。毛泽东与钱穆都生活在传统的中国家庭形态中，在这种形态里，家庭成员遵守着“三纲五常”的基本伦理，母子间以情感相维系，父子间则以教谕为纽带。两位父亲截然不同的性格带来了不同的家庭生活的烙印，毛泽东和钱穆早年的求知兴趣之所以指向了两种不同的文化资源，或许正是某种父亲形象的投影?对于同样生于乡间，同样在传统宗法的熏染下成长，同样经历着20世纪初中国社会之动荡与革新的毛泽东与钱穆，他们思想的分野，或许早在韶山冲与七房桥的童年生活中，就被两位不同做派的父亲和两种不同的文化资源，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本文编辑 谢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