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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儿”是民间文艺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民族民间文化的一种载体。保护、传承、创新花儿对于我们弘扬民族文化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从2005年开始我国已实施启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程,说明这是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同时,要实现经济、社会、文化科学协调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如何结合保护、传承、创新发展“花儿”更是我们深入研究的课题。
一、保护
“花儿”自她诞生起就根植于人民大众之中,在漫长的社会劳动过程中,“花儿”这个朴素而又神奇的魔力把人们的情感汇聚在里面,让人们难以割舍,难以丢弃。正如有首“花儿”里唱的那样:“钢刀拿来头割下,/不死(好)就这个唱法”。“花儿”就像一条长河,不管怎样流淌,喝了这条河里的水的人们的血脉,始终保持着祖先的基因。不管怎样的传播、延续、创造均离不开散发着泥土芳香的质朴语言和那种委婉、哀怨、高亢又悲伤、让人心动的音律。因此,保护就是对祖先文化的敬仰和继承。只有保护,才能谈得上传承。发展就要从保护和继承上着手。保护的内涵首先要保护好原生态的演唱形式,原生态是最直接最广泛的“花儿”根基,如大通老爷山、互助五峰寺等较大型的“花儿”演唱会,这自发性、自娱性的“花儿”会,珍贵就在于人们自觉地参与,没有什么人去组织、去动员,而是人们自觉自愿地加入到“花儿”演唱的行列中,没有造作、没有掩饰。充分发泄自我情感的一种原始自然活动形式。正因为有了这种活动形式,才使“花儿”有了取之不尽、用之不完的力量源泉。
其次要保护人,这人就是我们的“花儿”演唱家们,他们都是来自农村大山,他们以大山作舞台,村民为老师,练就了人人喜爱的一副好嗓子,唱时情真意切,嗓音纯正清亮。因为他们最懂得人民大众的心声,最能表达人们的心愿。二十世纪50年代的朱仲禄先生的一曲《“花儿”与少年》又使“花儿”走出国界,但仅仅辉煌了一时,随之而来的政治风暴使朱老先生蒙受了不白之冤,“花儿”也从此窒息了好多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文化解放,才使“花儿”复苏了春天,相继出现的马明山、张海奎、马骏、张玉英、马金山等一批优秀歌手把“花儿”推向了艺术的殿堂。张海奎、马骏相继被省歌舞团吸收为歌唱演员。正因为有了相应的保护才使我省的“花儿”新秀如:张存秀、索南孙斌、吕晓明、向国安、华松兰、昝万亿等歌手像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歌声洒遍高原的山川大地,把高原装扮得更加绚丽多姿。再次是要保护好民族性。由于区域传统文化的基因深植于每个人的身心里,人们总是怀着对故乡故土的深情和对家园的挚爱来看待本土文化,各自都融汇着民族的文化意识、民风习俗,加之社会心理、群体意识均有着与其他民族不同的特色,从而产生了民族性,体现在“花儿”演唱上就有了独特的个性,因此,保护好民族性才能使“花儿”风格有着多彩感和丰富感。
二、传承
传承就是对传统文化遗产的接受和延伸。“花儿”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的文化财富,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尤其在现时代经济发展时期这种财富的价值越来越明显,传承就是要我们这一代去糟取精创新发展,使“花儿”承传下去。传承有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口头传承,二是文字传承,三是影像光碟传承。
口头传承是民间以拜师带徒的传授形式,这种形式变异性较大,以传授者和接受者的能力、素养为前提以及地方语言不同的特定环境,随之而产生一种曲令有多种唱法和字意差别的现象。因而我们在大力提倡各种演唱活动的同时,有必要对有选择的歌手进行培养。由于大部分歌手长期生活在基层,文化素质和音乐知识相对较低,难以识别什么是糟粕,什么是精髓,该唱的也唱,不该唱的也唱,不分场合,不分环境,使其演唱走样。传承要提倡传承积极向上、健康文明、艺术性较强的“花儿”。要真正体现人类文明时代的人生观、价值观、伦理观等。形式上既要有丰富多彩的“花儿”,也要有生动活泼、诙谐幽默的“花儿”。要把“花儿”本身已形成的含蓄、夸张、比兴等精华真正传承下去。
文字传承就是把口头传唱的“花儿”用文字记录下来,整编成册,以飨后人。这种形式是永久性的,有很高的学术研究价值。但这种形式对整编者的要求极高,决不能搞拿来主义,对于“花儿”中所反映的内容,尤其是有些典故、历史人物均要考证,做到详实、可信、符合逻辑。
影像光碟传承是直观性的,除作为资料以外,主要供人们闲暇之余吟听观赏。这种形式要求演唱者要有较高的艺术水准,起码要有一定的表演能力,因这种形式是纯欣赏性的,流传范围广,广义上讲她体现的是一个地区“花儿”演唱的水平,狭义上说她体现的是演唱者本身的艺术造诣。因而要充分准备,反复练唱,达到一定的水准后再进行拍制。当然,影像光碟是个综合性很强的艺术形式,不仅仅是演唱者本身,还有摄像师、音乐制作、文字撰稿、外景地貌均要相应地配合上去,做到完美无缺。这样才能使影像光碟有较高的艺术价值。
“花儿”是传统的,但它依然要发展,要发展就要有创新。江泽民曾说过:“没有创新就没有进步”。创新是“花儿”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民族文化发展的动力所在。任何文化如果不去创新,就会逐渐走向消亡,尤其在当今的信息时代,传统的事物如在原地尘封不动,或者是全盘搬用,就会被时代所摒弃。因而在蓬勃开展“花儿”演唱活动的同时,要更加重视创新,这样才能求得“花儿”的不断革新和不断发展。
创新不能是纯粹的,也不能是机械的,要在传承的基础上予以突破。创新要体现时代感,要有与时俱进的同步感。创新是传统与时代的完美结合。万物都是由不同方面、不同要素构成的统一体,在这个统一体中不同方面、不同要素均要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相互结合。只有不同的调味品,才能有千姿百态的美味佳肴,只有不同音调的交响,才能有动听的音乐。我省的“花儿”创新多年来均有过一些尝试,但毕竟步子迈的不大,出台的作品较少。二十世纪80年代出现的“三闪令”,虽是在“直令”的基础上演变而成的,但由于改变了原“直令”悠缓平稳的节奏,旋律上增添了三连音的运用,使其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至今传唱不衰。近来出现的“沙娃泪”、“大河沿上的麻石头”、“老爷山上的刺玫花”、“骑摩托送尕妹回娘家”等,不仅在“花儿”格式上有了突破,而且增强了时代气息,给人以新鲜感,普遍受到人们的喜爱。
“花儿”毕竟是“花儿”,她有自己的规范性和规律性,创新要遵循她的这个特性,如果不遵循这个特性,那她的创新肯定是要失败的。比如“沙娃泪”,它的歌词已经很大程度上突破了传统格式,但曲调应用得恰到好处,听起来又有“花儿”的音律,又有创新的新鲜感。像这样的创新是人人都喜欢的。
创新在提倡多样化的基础上,还应有专门负责革新、创编的班子。现在提出的打造“花儿”品牌,我认为这个提法很好,这个任务就可以在组成的专家班子里完成,一方面不断进行“花儿”的扬弃和改造;另一方面创新拿出作品,尤其在二声部、多声部、重唱、合唱等方面进行大胆地尝试,使“花儿”达到更高的艺术境界。逐步形成既有群众自发性的演唱会,又有西北五省区的交流性和示范性的演唱会,还有阳春白雪的“花儿”品牌的局面,让“花儿”这朵艺术奇葩在高原大地上更加大放光彩。
(作者简介:何明钧,青海省“花儿”研究会副会长,青海省文化馆干部。)
一、保护
“花儿”自她诞生起就根植于人民大众之中,在漫长的社会劳动过程中,“花儿”这个朴素而又神奇的魔力把人们的情感汇聚在里面,让人们难以割舍,难以丢弃。正如有首“花儿”里唱的那样:“钢刀拿来头割下,/不死(好)就这个唱法”。“花儿”就像一条长河,不管怎样流淌,喝了这条河里的水的人们的血脉,始终保持着祖先的基因。不管怎样的传播、延续、创造均离不开散发着泥土芳香的质朴语言和那种委婉、哀怨、高亢又悲伤、让人心动的音律。因此,保护就是对祖先文化的敬仰和继承。只有保护,才能谈得上传承。发展就要从保护和继承上着手。保护的内涵首先要保护好原生态的演唱形式,原生态是最直接最广泛的“花儿”根基,如大通老爷山、互助五峰寺等较大型的“花儿”演唱会,这自发性、自娱性的“花儿”会,珍贵就在于人们自觉地参与,没有什么人去组织、去动员,而是人们自觉自愿地加入到“花儿”演唱的行列中,没有造作、没有掩饰。充分发泄自我情感的一种原始自然活动形式。正因为有了这种活动形式,才使“花儿”有了取之不尽、用之不完的力量源泉。
其次要保护人,这人就是我们的“花儿”演唱家们,他们都是来自农村大山,他们以大山作舞台,村民为老师,练就了人人喜爱的一副好嗓子,唱时情真意切,嗓音纯正清亮。因为他们最懂得人民大众的心声,最能表达人们的心愿。二十世纪50年代的朱仲禄先生的一曲《“花儿”与少年》又使“花儿”走出国界,但仅仅辉煌了一时,随之而来的政治风暴使朱老先生蒙受了不白之冤,“花儿”也从此窒息了好多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文化解放,才使“花儿”复苏了春天,相继出现的马明山、张海奎、马骏、张玉英、马金山等一批优秀歌手把“花儿”推向了艺术的殿堂。张海奎、马骏相继被省歌舞团吸收为歌唱演员。正因为有了相应的保护才使我省的“花儿”新秀如:张存秀、索南孙斌、吕晓明、向国安、华松兰、昝万亿等歌手像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歌声洒遍高原的山川大地,把高原装扮得更加绚丽多姿。再次是要保护好民族性。由于区域传统文化的基因深植于每个人的身心里,人们总是怀着对故乡故土的深情和对家园的挚爱来看待本土文化,各自都融汇着民族的文化意识、民风习俗,加之社会心理、群体意识均有着与其他民族不同的特色,从而产生了民族性,体现在“花儿”演唱上就有了独特的个性,因此,保护好民族性才能使“花儿”风格有着多彩感和丰富感。
二、传承
传承就是对传统文化遗产的接受和延伸。“花儿”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的文化财富,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尤其在现时代经济发展时期这种财富的价值越来越明显,传承就是要我们这一代去糟取精创新发展,使“花儿”承传下去。传承有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口头传承,二是文字传承,三是影像光碟传承。
口头传承是民间以拜师带徒的传授形式,这种形式变异性较大,以传授者和接受者的能力、素养为前提以及地方语言不同的特定环境,随之而产生一种曲令有多种唱法和字意差别的现象。因而我们在大力提倡各种演唱活动的同时,有必要对有选择的歌手进行培养。由于大部分歌手长期生活在基层,文化素质和音乐知识相对较低,难以识别什么是糟粕,什么是精髓,该唱的也唱,不该唱的也唱,不分场合,不分环境,使其演唱走样。传承要提倡传承积极向上、健康文明、艺术性较强的“花儿”。要真正体现人类文明时代的人生观、价值观、伦理观等。形式上既要有丰富多彩的“花儿”,也要有生动活泼、诙谐幽默的“花儿”。要把“花儿”本身已形成的含蓄、夸张、比兴等精华真正传承下去。
文字传承就是把口头传唱的“花儿”用文字记录下来,整编成册,以飨后人。这种形式是永久性的,有很高的学术研究价值。但这种形式对整编者的要求极高,决不能搞拿来主义,对于“花儿”中所反映的内容,尤其是有些典故、历史人物均要考证,做到详实、可信、符合逻辑。
影像光碟传承是直观性的,除作为资料以外,主要供人们闲暇之余吟听观赏。这种形式要求演唱者要有较高的艺术水准,起码要有一定的表演能力,因这种形式是纯欣赏性的,流传范围广,广义上讲她体现的是一个地区“花儿”演唱的水平,狭义上说她体现的是演唱者本身的艺术造诣。因而要充分准备,反复练唱,达到一定的水准后再进行拍制。当然,影像光碟是个综合性很强的艺术形式,不仅仅是演唱者本身,还有摄像师、音乐制作、文字撰稿、外景地貌均要相应地配合上去,做到完美无缺。这样才能使影像光碟有较高的艺术价值。
“花儿”是传统的,但它依然要发展,要发展就要有创新。江泽民曾说过:“没有创新就没有进步”。创新是“花儿”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民族文化发展的动力所在。任何文化如果不去创新,就会逐渐走向消亡,尤其在当今的信息时代,传统的事物如在原地尘封不动,或者是全盘搬用,就会被时代所摒弃。因而在蓬勃开展“花儿”演唱活动的同时,要更加重视创新,这样才能求得“花儿”的不断革新和不断发展。
创新不能是纯粹的,也不能是机械的,要在传承的基础上予以突破。创新要体现时代感,要有与时俱进的同步感。创新是传统与时代的完美结合。万物都是由不同方面、不同要素构成的统一体,在这个统一体中不同方面、不同要素均要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相互结合。只有不同的调味品,才能有千姿百态的美味佳肴,只有不同音调的交响,才能有动听的音乐。我省的“花儿”创新多年来均有过一些尝试,但毕竟步子迈的不大,出台的作品较少。二十世纪80年代出现的“三闪令”,虽是在“直令”的基础上演变而成的,但由于改变了原“直令”悠缓平稳的节奏,旋律上增添了三连音的运用,使其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至今传唱不衰。近来出现的“沙娃泪”、“大河沿上的麻石头”、“老爷山上的刺玫花”、“骑摩托送尕妹回娘家”等,不仅在“花儿”格式上有了突破,而且增强了时代气息,给人以新鲜感,普遍受到人们的喜爱。
“花儿”毕竟是“花儿”,她有自己的规范性和规律性,创新要遵循她的这个特性,如果不遵循这个特性,那她的创新肯定是要失败的。比如“沙娃泪”,它的歌词已经很大程度上突破了传统格式,但曲调应用得恰到好处,听起来又有“花儿”的音律,又有创新的新鲜感。像这样的创新是人人都喜欢的。
创新在提倡多样化的基础上,还应有专门负责革新、创编的班子。现在提出的打造“花儿”品牌,我认为这个提法很好,这个任务就可以在组成的专家班子里完成,一方面不断进行“花儿”的扬弃和改造;另一方面创新拿出作品,尤其在二声部、多声部、重唱、合唱等方面进行大胆地尝试,使“花儿”达到更高的艺术境界。逐步形成既有群众自发性的演唱会,又有西北五省区的交流性和示范性的演唱会,还有阳春白雪的“花儿”品牌的局面,让“花儿”这朵艺术奇葩在高原大地上更加大放光彩。
(作者简介:何明钧,青海省“花儿”研究会副会长,青海省文化馆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