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戏剧运动的拓荒者，在南方为欧阳、田、洪三老，在北方则为熊佛老。他们在中国现代戏剧史上的功绩应该说是各有千秋，他们都是剧作家和戏剧运动的领导者。欧阳老功在草创，并尽瘁于戏剧教育；田老披荆斩棘，树立南国“在野”旗帜，终于将戏剧引进革命洪流；洪老先则为奠定中国舞台艺术“摩顶放踵”，后则为抗战戏剧“茹苦含辛”。熊佛老从美国留学归来后首先担任北京艺专戏剧系主任，以后任北平大学艺术学院戏剧系主任，抗战初期任四川戏剧学校校长，胜利后和解放后历任上海剧校、中央戏剧学院华东分院、上海戏剧学院校长、院长直至逝世，四十年间始终为中国戏剧教育事业辛勤耕耘，培养戏剧骨干何止千人？确是桃李满天下了！而他在“平教会”名义下从事的农民戏剧运动，为中国戏剧大众化建立了实践场所，演出《过渡》等剧，其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并世无第二人！当时有“南田北熊”之称，以熊老剧作之丰硕和实验之深广，确是的评！但这一评语却又表现出南北的分野。
　　我于欧阳、田、洪三老前均执弟子礼，独于熊佛老未立门墙，是一大憾事。他的学生左明、章泯、贺孟斧等等，都是我的好友，则我或可以准门生自居了。但我在一九三八年才与熊佛老相识于四川成都。那时他初建四川省立剧校，我则偕上海业余剧人协会赴成都与先前入川的上海剧人剧团合作。他曾约我去省剧校讲话，只觉他热情而忠厚，绝无前辈的架子。比及一九四○年暑假应熊佛老之聘去四川郫县省剧校教书，才真正认识熊佛老之为人。他以“自由主义者”自命，但他信任进步教师、左袒革命学生；他说不问政治，但他拒绝、限制国民党特务分子丁伯骝的胡作非为；他不谈革命，但国民党害怕群众他却偏与农民为伍，演戏必请农民观看而且为农民办业余学校；终于这所由国民党四川省教育厅主办的学校，在一九四一年反共高潮时由国民党加以解散。此后，熊佛老一度受聘为中央青年剧社社长，但仅仅三个月，便在上下夹攻之下，不辞而别！熊佛老从此浪迹江湖了！
　　中国现代戏剧运动，从清末开始，不管什么政治派别或标榜什么主义，都具有一个共同的大目标，即反帝、反封建。中国一切爱国的戏剧家不论他走的什么道路，总没有离开过这一大目标。“五四”以前如此，“五四”以后实质上也如此。因此，在抗日统一战线的号召下，地无分南北，人无分东西，一切戏剧工作者都集中到延安和大后方来。在大后方的无论是转战在各战区的演剧队或在重庆、桂林、成都、昆明等城市的戏剧家，到了一九四一年，都逐渐认清了国民党反动派法西斯统治的嘴脸。这才造成了抗战后期的戏剧大繁荣，成为现代戏剧史上的黄金时代！这时期熊佛老远在桂林，我则奔波于蓉渝两地，但他的思想日渐变化，是可以测知的。后来到一九四六年他担任上海剧专校长时，特别是一九四七年国民党颁发所谓“戡乱令”以后，上海的剧运被国民党扼杀殆尽了，但只有他所主持这学校还保留一块干净土。在这里，尽管国民党市教育局策划“倒熊”运动，剧校学生却在此时演出讽刺蒋介石独裁统治的活报剧《天下为此公》。一九四八年冬，熊佛老更挺身而出参加地下党指示成立的上海戏剧电影工作者协会核心小组并担任负责人，一直到上海解放。
　　熊佛老一生所走的道路，是每一个爱国的知识分子的道路。
　　解放以后第三年我调去北京，与熊佛老相见时少了。当陈毅同志主持上海工作时，他的心情很愉快。到一九六二年春在“广州会议”上再见到他，隐隐感觉到他情绪并不太好，想来是那位“好学生”的“德政”。接着是“华东会演”，再后来是“裴多斐”之名响彻全国，文艺界掀起一场风暴。于是有的被黜，有的升迁。熊老在上海的情况如何，不得而知。我于一九六四年底去曲阜和孔老二的后代打交道，接着又在一九六五年初冬又奉命说要贬去江苏。正在此时，佛老逝世的噩耗传来，享年才六十五，应说是早逝了。但我那时似乎太无情，没有哭，也没有写过一个字悼念他。一年以后，更为他庆幸：他是死得其时了！可是到了十八年后的今天，才又感到这一损失太重大，这一教训也太沉痛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肃清“左”的流毒，熊佛老在中国现代戏剧史上的地位和功绩，才逐步为世人所理解。这本《现代戏剧家熊佛西》便是它的成果，是值得庆幸和告慰熊佛老于地下的。但它的编者要我作序，却为难了。作序，应是剧坛前辈的事。但编者以为欧阳、田、洪三老都先后作古，健在诸公又或老或忙，未敢强求，云云。浏览本书之后，觉得对熊老各个方面的丰功伟绩都有所论述，也无须我再晓舌了。因思“有事弟子服其劳”，我便以准门生之故，拉杂书此，聊代十八年前之一哭云尔！
　　
　　一九八三年四月二十六日于南京
　　(《现代戏剧家熊佛西》由上海戏剧学院编，本文文前头像为熊佛西，丁聪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