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拉纳·米特：中国的身份不再是“受害者”
“宛平看上去并不像是可以决定国家命运的地方……1937年，宛平就是一个乡野之地，但它确实也有令人印象深刻的地方，那就是一道用近500头精心雕刻、形态各异的石狮装饰起来的石桥……在中国，人民把它称作卢沟桥。”
米特用一座桥，开始了一个西方人对抗日战争的陈述。对于这位牛津大学现代中国政治与历史学教授、牛津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来说，这座桥意义非凡。
在长达300多页的著作中，米特认为，随着1937年7月7日事变的升级，卢沟桥的交火开始变得类似于1914年6月的弗朗兹·裴迪南王储被刺杀事件—— 这次事件直接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然而对于这段中国人早已熟稔的公案，西方人却知之不多。
“如果我们想了解中国在当今世界的作用最好应该提醒自己：中国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参与那场艰苦卓绝的战争，不仅仅是为了国家尊严和生存，还为了所有同盟国的胜利。正是在那场战争中，东西方一起抗击了有史以来最黑暗的邪恶力量。”——这是米特耗时十年写就此书的目的之一。
基于最新解禁的档案，米特披露了1937-1945年间发生在中国大地上一连串入侵、屠杀、抗争史实：从日本悍然发动的七七事变，到骇人听闻的南京大屠杀；从忍痛炸毁黄河堤坝以水代兵，到派遣军队远征他国；从与罗斯福、丘吉尔、史迪威的国际大斗法，到聚焦中国三大战时人物——毛泽东，蒋介石，汪精卫。
最后三者的人物聚焦颇得嚼味：选择毛蒋很好理解，为何第三个人是汪精卫？
对此米特这样解释：“我强调汪精卫是想澄清一点，如果日本赢得战争，他可能会统治中国。当然，今天我们会谴责他和日本人合作的决定。但我希望通过诸如他的亲密助手周佛海的日记等这样的材料，来让读者理解为什么汪精卫会这么做。在当时，他的行为看起来符合他的逻辑，即使随后这一决定遭到谴责。”
一个外国人的视角总有些别具一格，这种别具一格也体现在书作最重要的部分——题目。这本书在英国的书名叫《中日战争》，在美国和中国则叫《被遗忘的盟友》。给书起两个名字，并非凭空臆造。
中美向来是相互扯锯的“欢喜冤家”。“因此我想提醒美国读者过去在美国和中国之间存在的这种联系。而这种联系对英国读者来说更不明显一些，因此，在英国我想强调这场战争作为一场全球冲突一部分的重要性。”米特说。
书作甫一问世，便引起西方世界极大反响。
中日战争是解读中国为何能够一跃而成为世界强国的关键。抗日战争是中国历史进程中至关重要的一步，标志着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变为拥有独立主权的国家，登上世界舞台，承担起区域和全球性的责任。
对于米特，他更渴望看到这本书在中国读者中激起怎样的涟漪。“我希望大陆读者可以理解，他们的战时历史最终在西方被承认了。如果没有中国的贡献，亚洲可能都沦入日本帝国主义之手。中国人民付出了1400万个生命以及8000万—1亿难民的代价，他们在战争中遭受惨重苦难。”
对于现在的中国，米特认为中国已经到达了这样一个阶段——“中国具有了全球影响力并获得尊敬。它已经不需要靠‘受害者心态’来让自己的观点为人所知。取而代之的是，中国必须找到一个新的、更积极的、面向新世纪的国家身份。”
从卡尔逊到海岚·里昂：
一个美国兵的“游击战”
米特不是第一个阅读这段历史的人。
美国海军情报处的海军陆战队官员卡尔逊上尉曾在山西和河北西北部八路军和其他部队那里呆了3个月，在此期间，他同游击队一起走了1000英里，深入敌后，走到距离北平只有150英里的地方。
“听说那里的打法不同于正规的打法，我很想亲自去见识见识。同时，我还想去调查研究一下从事这种战争的经济、社会条件。”
彼时的卡尔逊在蒋介石的批准下，动身前去华北，而这个过程需要通过八路军活动地区。令他意外的是，他的前去受到八路军的欢迎。
这趟行程给了卡尔逊破解很多外界谣言的机会。“《时代》杂志说，日本人控制了以北平为中心的周围700英里以内的所有领土，”他说，“但是，我走到了距离北平150英里以内的地方，仍然属于中国人的领土。此外，游击队还控制了平汉路以东河北省中部的17个县。在五台山，我看到了学校、医院、工厂和无线电台，有关政治的政策性问题都通过电台向汉口请示。”
“所到之处，人们都各干各的事。正规军和游击队都穿制服，经常袭击敌人。不穿制服的人民自卫团在城镇巡逻，检查过往行人的证件。在田间耕作的农民也会突然盘查过往的陌生人，查看他们的证件。侦探或汉奸是无法进入这个地区的。”
旅程结束后，卡尔逊整理了自己的日记，这成为外界最接近抗战根据地的一扇窗。与此同时，另一个美国人用相机记录着中国抗战的一隅。
1934年到1941年，海岚·里昂在中国拍摄了1万多张照片，收集了数千份报纸和杂志，张学良的一部分私人资料及实物也由他保管——数十份地图、鸟瞰图、飞行航图，几本记录了里昂在华期间的每一次飞行的飞行记录本，这些资料，都对研究张学良任国民政府陆海空军副司令期间的行动轨迹颇有价值。
“八一三”淞沪会战，里昂拍摄无数战争照片，但同时也记录了像于凤至、赵一荻（赵四小姐）这些女性日常照片。1941年12月9日，时在香港的里昂离开了中国。里昂登船回头望了望维多利亚港：“我在中国没什么留恋的了，再见，‘悲惨中国’。”
回到美国的里昂，带着装载个人文件与相片的六大行李箱回到洛杉矶。在二战以后，他仍注意收集来自中国的消息。比如有两张报纸报道了湖南芷江附近的景象——“战争后期，日军在湖南省一个小山村，对手无寸铁的百姓展开屠杀，挖掘出的尸骨，震撼人心！”这些报刊与刊载里昂摄影报道的报刊混合，外加一些有底片的宋氏三姐妹合影系列、东京审判系列照片，与里昂之前收集的照片，被他自己归纳、整理。
这些，成为一个美国人眼里，从皇姑屯事件到东京审判，整个中国人对日抗 争的悲壮历史。
西方学者的抗战情结：
中国护卫了欧洲？
前有费孝通、史景迁，今有拉纳·米特，被忽视了这么久，西方史学界开始将目光重新聚焦亚洲战场。
牛津大学中国研究专家米德博士接受采访时说：“尽管中国的抗日战争在日本偷袭珍珠港事件后已成为世界大战的一部分，但国共军队牵制了100万日本军队的事实并没有在后来的历史记录中得到充分重视。”
“没有中国的抗日战争，二战在欧洲战场的战事会更加扑朔迷离，出现其他变数。”他认为，中国实际上是最早进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国家，中国的抗日战争牵制了大约100万日本军队，共发生了137次局部战事，这一点的确令人惊异。
他同时承认，美国、欧洲等西方国家直到近些年来才开始逐渐认识中国对二战的贡献。主要原因是，人们对二战的注意力大多集中于德国和欧洲战场。不仅如此，过去20多年中国国内对二战的讨论也很少。随着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和北京卢沟桥抗战纪念馆的建立，国内讨论的增加，海峡两岸就国共两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进行的交流和理解也在增加，中国抗日战争的历史变得更加完整、一致。
剑桥大学中国研究专家方德万是首批向西方详细介绍抗日战争的历史学家，他撰写的《1925—1945中国的战争和国民党》一书，详细介绍了国民党和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
按照他的理解，西方对中国抗日战争的忽视是因为他们把在欧洲、美国等战场开展的现代化战争作为标尺衡量一切。而抗日战争中却很少以西方熟悉的方式出牌，令西方大为不解。
“要不是中国战场牵制了日军的大部分兵力，那么日本极有可能会攻陷澳大利亚。”“驼峰航线”飞行员协会前主席文亚德曾激动地说。
“中国人民与日本侵略者战斗了8年，在这8年过程中中国牵制了大部分日本兵力，从而抑制了日本军国主义者在其他战区的军事行动。中国没有让本国领土成为日本进攻苏联和发动对其他亚洲国家战争的基地。”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专家、历史学博士库库什金的一番言论，似乎更确定了一点：中国的抗战，已不仅仅是中国人自己的战争这么简单了。
“宛平看上去并不像是可以决定国家命运的地方……1937年，宛平就是一个乡野之地，但它确实也有令人印象深刻的地方，那就是一道用近500头精心雕刻、形态各异的石狮装饰起来的石桥……在中国，人民把它称作卢沟桥。”
米特用一座桥，开始了一个西方人对抗日战争的陈述。对于这位牛津大学现代中国政治与历史学教授、牛津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来说，这座桥意义非凡。
在长达300多页的著作中，米特认为，随着1937年7月7日事变的升级，卢沟桥的交火开始变得类似于1914年6月的弗朗兹·裴迪南王储被刺杀事件—— 这次事件直接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然而对于这段中国人早已熟稔的公案，西方人却知之不多。
“如果我们想了解中国在当今世界的作用最好应该提醒自己：中国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参与那场艰苦卓绝的战争，不仅仅是为了国家尊严和生存，还为了所有同盟国的胜利。正是在那场战争中，东西方一起抗击了有史以来最黑暗的邪恶力量。”——这是米特耗时十年写就此书的目的之一。
基于最新解禁的档案，米特披露了1937-1945年间发生在中国大地上一连串入侵、屠杀、抗争史实：从日本悍然发动的七七事变，到骇人听闻的南京大屠杀；从忍痛炸毁黄河堤坝以水代兵，到派遣军队远征他国；从与罗斯福、丘吉尔、史迪威的国际大斗法，到聚焦中国三大战时人物——毛泽东，蒋介石，汪精卫。
最后三者的人物聚焦颇得嚼味：选择毛蒋很好理解，为何第三个人是汪精卫？
对此米特这样解释：“我强调汪精卫是想澄清一点，如果日本赢得战争，他可能会统治中国。当然，今天我们会谴责他和日本人合作的决定。但我希望通过诸如他的亲密助手周佛海的日记等这样的材料，来让读者理解为什么汪精卫会这么做。在当时，他的行为看起来符合他的逻辑，即使随后这一决定遭到谴责。”
一个外国人的视角总有些别具一格，这种别具一格也体现在书作最重要的部分——题目。这本书在英国的书名叫《中日战争》，在美国和中国则叫《被遗忘的盟友》。给书起两个名字，并非凭空臆造。
中美向来是相互扯锯的“欢喜冤家”。“因此我想提醒美国读者过去在美国和中国之间存在的这种联系。而这种联系对英国读者来说更不明显一些，因此，在英国我想强调这场战争作为一场全球冲突一部分的重要性。”米特说。
书作甫一问世，便引起西方世界极大反响。
中日战争是解读中国为何能够一跃而成为世界强国的关键。抗日战争是中国历史进程中至关重要的一步，标志着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变为拥有独立主权的国家，登上世界舞台，承担起区域和全球性的责任。
对于米特，他更渴望看到这本书在中国读者中激起怎样的涟漪。“我希望大陆读者可以理解，他们的战时历史最终在西方被承认了。如果没有中国的贡献，亚洲可能都沦入日本帝国主义之手。中国人民付出了1400万个生命以及8000万—1亿难民的代价，他们在战争中遭受惨重苦难。”
对于现在的中国，米特认为中国已经到达了这样一个阶段——“中国具有了全球影响力并获得尊敬。它已经不需要靠‘受害者心态’来让自己的观点为人所知。取而代之的是，中国必须找到一个新的、更积极的、面向新世纪的国家身份。”
从卡尔逊到海岚·里昂：
一个美国兵的“游击战”
米特不是第一个阅读这段历史的人。
美国海军情报处的海军陆战队官员卡尔逊上尉曾在山西和河北西北部八路军和其他部队那里呆了3个月，在此期间，他同游击队一起走了1000英里，深入敌后，走到距离北平只有150英里的地方。
“听说那里的打法不同于正规的打法，我很想亲自去见识见识。同时，我还想去调查研究一下从事这种战争的经济、社会条件。”
彼时的卡尔逊在蒋介石的批准下，动身前去华北，而这个过程需要通过八路军活动地区。令他意外的是，他的前去受到八路军的欢迎。
这趟行程给了卡尔逊破解很多外界谣言的机会。“《时代》杂志说，日本人控制了以北平为中心的周围700英里以内的所有领土，”他说，“但是，我走到了距离北平150英里以内的地方，仍然属于中国人的领土。此外，游击队还控制了平汉路以东河北省中部的17个县。在五台山，我看到了学校、医院、工厂和无线电台，有关政治的政策性问题都通过电台向汉口请示。”
“所到之处，人们都各干各的事。正规军和游击队都穿制服，经常袭击敌人。不穿制服的人民自卫团在城镇巡逻，检查过往行人的证件。在田间耕作的农民也会突然盘查过往的陌生人，查看他们的证件。侦探或汉奸是无法进入这个地区的。”
旅程结束后，卡尔逊整理了自己的日记，这成为外界最接近抗战根据地的一扇窗。与此同时，另一个美国人用相机记录着中国抗战的一隅。
1934年到1941年，海岚·里昂在中国拍摄了1万多张照片，收集了数千份报纸和杂志，张学良的一部分私人资料及实物也由他保管——数十份地图、鸟瞰图、飞行航图，几本记录了里昂在华期间的每一次飞行的飞行记录本，这些资料，都对研究张学良任国民政府陆海空军副司令期间的行动轨迹颇有价值。
“八一三”淞沪会战，里昂拍摄无数战争照片，但同时也记录了像于凤至、赵一荻（赵四小姐）这些女性日常照片。1941年12月9日，时在香港的里昂离开了中国。里昂登船回头望了望维多利亚港：“我在中国没什么留恋的了，再见，‘悲惨中国’。”
回到美国的里昂，带着装载个人文件与相片的六大行李箱回到洛杉矶。在二战以后，他仍注意收集来自中国的消息。比如有两张报纸报道了湖南芷江附近的景象——“战争后期，日军在湖南省一个小山村，对手无寸铁的百姓展开屠杀，挖掘出的尸骨，震撼人心！”这些报刊与刊载里昂摄影报道的报刊混合，外加一些有底片的宋氏三姐妹合影系列、东京审判系列照片，与里昂之前收集的照片，被他自己归纳、整理。
这些，成为一个美国人眼里，从皇姑屯事件到东京审判，整个中国人对日抗 争的悲壮历史。
西方学者的抗战情结：
中国护卫了欧洲？
前有费孝通、史景迁，今有拉纳·米特，被忽视了这么久，西方史学界开始将目光重新聚焦亚洲战场。
牛津大学中国研究专家米德博士接受采访时说：“尽管中国的抗日战争在日本偷袭珍珠港事件后已成为世界大战的一部分，但国共军队牵制了100万日本军队的事实并没有在后来的历史记录中得到充分重视。”
“没有中国的抗日战争，二战在欧洲战场的战事会更加扑朔迷离，出现其他变数。”他认为，中国实际上是最早进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国家，中国的抗日战争牵制了大约100万日本军队，共发生了137次局部战事，这一点的确令人惊异。
他同时承认，美国、欧洲等西方国家直到近些年来才开始逐渐认识中国对二战的贡献。主要原因是，人们对二战的注意力大多集中于德国和欧洲战场。不仅如此，过去20多年中国国内对二战的讨论也很少。随着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和北京卢沟桥抗战纪念馆的建立，国内讨论的增加，海峡两岸就国共两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进行的交流和理解也在增加，中国抗日战争的历史变得更加完整、一致。
剑桥大学中国研究专家方德万是首批向西方详细介绍抗日战争的历史学家，他撰写的《1925—1945中国的战争和国民党》一书，详细介绍了国民党和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
按照他的理解，西方对中国抗日战争的忽视是因为他们把在欧洲、美国等战场开展的现代化战争作为标尺衡量一切。而抗日战争中却很少以西方熟悉的方式出牌，令西方大为不解。
“要不是中国战场牵制了日军的大部分兵力，那么日本极有可能会攻陷澳大利亚。”“驼峰航线”飞行员协会前主席文亚德曾激动地说。
“中国人民与日本侵略者战斗了8年，在这8年过程中中国牵制了大部分日本兵力，从而抑制了日本军国主义者在其他战区的军事行动。中国没有让本国领土成为日本进攻苏联和发动对其他亚洲国家战争的基地。”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专家、历史学博士库库什金的一番言论，似乎更确定了一点：中国的抗战，已不仅仅是中国人自己的战争这么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