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政府还是法庭，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它们是社会矛盾和冲突的第三方，而非当事方或当事方的雇佣，它们没有义务也没有权利偏帮任何一方。否则，人们就有权利质疑其客观性和公正性，甚至有理由推论它们跟当事方之间是否有利益输送。
　　当今社会问题很多，第三方严重缺位，则是诸多问题中最基本的问题之一。政府和法庭都应是第三方，都应该在嘈杂纷攘的社会矛盾和冲突中保持独立和中立，平衡对待当事各方，即通常所说的“一碗水端平”。这是它们作为社会矛盾冲突的调节者、仲裁者的基本义务。如此，它们手中的权力才真正是公权力，才可能真正维护公共秩序、促进公共利益。偏帮任何一方，本质上都是公权私用，是公权力沦陷为私权力。而公权力一旦沦陷，维护公共秩序、促进公共利益的基本力量就会荡然无存，人们只好退而求诸私力，各种私力短兵相接、贴身肉搏，就会使矛盾失去缓冲和回旋空间。
　　我们讲执法不公正，依据是什么呢？当然是执法机关往往偏帮一方。我们讲司法不公正，依据是什么呢？仍然是司法机关往往偏帮一方。在社会普遍利益化的前提下，几乎无须查证，就可以肯定地说，偏帮的背后往往是利益之手在翻云播雨。公权力的天职本来在于平衡各种利益关系，尽可能消弭各种社会矛盾和冲突，以保障社会的基本和谐和稳定。如果公权力牺牲平衡中立原则和公平正义原则，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偏帮一方，最终使自己成为当事方，这于社会矛盾和冲突无疑是火上加油，所谓稳定、和谐便无从谈起。
　　用这样的逻辑来解释当下开发商与农民、开发商与业主的冲突何以愈演愈烈，是再精当不过了。中国银监会副主席蒋定之日前指出，房地产对地方经济增长作用巨大，地方政府和房地产之间的利益链条是紧密的。这一事实虽然早已众所周知，但出自国家权威机构的权威人士之口，仍不免令人震惊。地方政府从房地产收获了巨大利益，而这种巨大利益，本质上是一种低人权红利。征地环节，掠夺的是农民的低人权红利；开发环节和物业管理环节，掠夺的是业主的低人权红利。地方政府与开发商联手掠夺农民和业主，就是房地产暴利的全部秘密。因此当开发商遭遇农民或业主抵抗时，一些地方政府往往肆无忌惮地公开偏帮开发商。这种情况下，欲求社区和谐稳定，岂非缘木求鱼？
　　蒋定之先生认为，必须减弱地方政府对房市利益的追求冲动，才能确保房地产的健康发展。这个逻辑还可以推而广之——必须警惕公权力拥有者对自身利益的过度追求，切断公权力的全部非法利益链条，公权力的归位才是可以想象的，社会的健康发展才是可以预期的。公权力的首要责任在于平衡中立，有暴利则无平衡中立可言。公权力收获的每一寸暴利，都是以牺牲平衡中立、牺牲公平正义为代价的，都是对社会整体利益的破坏性开采。因此必须明确公权力的非盈利性质，否则，一旦开了以公权力盈利的口子，巨大的利益就会像毒品那样让人上瘾，而魔鬼一旦从潘多拉的盒子里跳出来，想再关进盒子里，也就难乎其难了。
　　（作者系资深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