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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靳辉明教授所指出的，“至今尚未触底的全球金融危机使得‘财产’这一概念纳入了社会理论的范围。按照卡尔·马克思所言：财产一直被认为固定不变的，现在却烟消云散了。正如这次经济危机所揭示的那样，在言辞表述层面上来说，它已不再恰如其分。在不断变化的时空中，我们应该如何认识和考量财产呢？”考虑到靳教授的要求，在文章中，我将试图阐述新自由主义时期财产概念出现的一些重要变化，这些变化涉及财产概念的形式和实质方面。我们首先从一些公式开始，这些公式对于我们当中那些依赖于卡尔·马克思所提供的概念并分析资源，以便从整体上来理解资本主义系统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这些现象和进程的人来说，它的理论地位是不言自明的。
资本主义在生产系统和社会关系或统治系统之间存在一种无法摆脱的内在关联，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主题。因而，马克思主义者理解财产都绕不开这个主题。由此出现的是，在资本家和那些仅仅靠出卖劳动力从占据生产财富的资本家手里获取工资收入的人当中，就势必出现一种不对称的力量对比，而这种不对称格局，会对资本主义社会下的财产所有制产生强大而不可避免的影响：在其他因素相同的条件下，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权力越大财产就越多，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无论从哪个方面看，财产权利获取的可能性都增加了；与之对应，权力越小，其占据的财产就越少，而且，与前面如出一辙，财产权利获取的可能性也就随之减少了。占据权力和处于统治地位，这些因素促进了剥削能力的提升，并由此导致一种财产占有的积累能力功能的累积。对于马克思主义者而言，这是众所周知的道理，甚至一个最愚蠢的和四肢发达的资本家都不会否认——尽管我们也许会怀疑，资本家将无法经受住诱惑，或多或少去编造一些为这个不公正的国家自我吹嘘的托辞。
在马克思和他的追随者看来，财产获得的合法性条件与占据统治地位的积累体系是密不可分的，因此，在我们目前的体制下，这意味着这种体系就是为我们获取财产提供决定性合理模式的金融全球化体系中的新自由主义制度。最近这次经济大衰退使金融全球化体系产生了裂痕，尽管受这次大衰退影响的国家的大量劳动力还在维持着他们的工作协议，但他们的工作和收入已经受到了影响。
金融全球化引发了资本主义积累体系的重大变革，事实上，这种变化即是从存在理由是获取利润的体系向存在理由是保障租金安全的体系转变。可以把它置于马克思所构造的两个著名公式里面来讨论：
M→c→M1（M1=利润）
然而，当金融化占据积累的支配性合理地位的时候，金钱往往被当成投资的伎俩以便产生更多的钱，从而事实上就绕过了商品生产这个阶段：
M→M1（M1=租金）
当然，对于马克思而言，金融化阶段是应对生产这个周期危机而出现的产物：随着资本家追求更大的利润，导致了长期生产过剩的结果，这时，生产率和总利润率随之下降，处于绝望中的资本家借助“虚拟资本”来延长在商品生产中的投资，以此期待获得更多的收益。关于这些，在《资本论》第三卷第27章中，马克思作了如下说明：
“它再生产出了一种新的金融贵族，一种新的寄生虫，——发起人、创业人和徒有其名的董事；并在创立公司、发行股票和进行股票交易方面再生产出了一整套投机和欺诈活动。这是一种没有私有财产控制的私人生产。”但是，这种剥夺在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内，以对立的形态表现出来，即社会财产为少数人所占有，信用使这少数人越来越具有纯粹冒险家的性质。因为财产在这里是以股票的形式存在的。所以它的运动和转移就纯粹成了交易所赌博的结果，在这种赌博中，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
倘若我们知道有关华尔街和伦敦金融城在这场席卷欧美多国的经济危机中所承担的角色的话，那么，马克思关于这种这一“最不寻常的赌博和诈骗方式”的剖析有着多么惊人的先见之明。但金融世界中那些大鳄的恶行仅仅是一些症状，用他们的话说，在目前的危机表现中，没有任何系统的有关资本主义的惯用伎俩。然而，巨大的系统性转移与目前的资本主义的惯用伎俩却关联紧密，尤其以制造部门为代价，大大增强了金融部门的盈利能力（参见图1），并伴随从商品生产到金融工具创造的巨大转移，比如金融衍生品和信用互换（参见图2）：
在讨论金融化过程中的诸多转移的重要意义之前，我们必须阐明马克思有关资本家积累周期的流程。在《资本论》中，这个周期通过以下步骤完成，见图3。
因此，在马克思看来，金融化仅仅在危机到来之前那个阶段出现。然而，现在可以确定的是，金融化的独特性在于它不依赖于商品生产部门而存在，因而与生产部门的盛衰无关，当然，金融部门易受自身戏剧性的变化和危机的影响。（1998年，我在电子期刊《文化逻辑》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和2009年出版的《自由，尚待时日》一书中已经论证过这个观点。）据此，我们离证明金融化的进程依靠商业循环得以维持只有一步之遥，而不（像马克思所言）仅仅在信用扩张和随之而来的破产这两者所间隔的阶段。这就是托尼·奈格里的同事、经济学家克里斯蒂安·马拉奇在他最近的《金融资本主义的暴力》一书中所论证的。
这样一个简要结论通常被认为是无法想象的。在许多西方国家，金融化是作为一种首要的积累模式而出现，在不同的社会经济组织之间的财产关系中，它产生了惊人的影响。正如我们看到的，伴随着随之而来的不平等的扩大，来自金融业的收入轻而易举地超越了工资收入。由于它的本性使然，租金收入能够快速容易地转变为有形的资产——特别是财产（因此，几乎在每一个高收入或中等收入国家，财产和土地价值都在迅速增值），艺术收藏、奢侈品（游艇、定制的私人飞机、兰博基尼、异常昂贵的珠宝）、一整个马厩的纯种赛马、英国足球俱乐部、葡萄酒收藏、无价古玩，等等。所以，一方面，大批人陷于当前经济萧条而不能自拔，另一方面，少数人却在享受着这个新的“镀金时代”的成果。必须承认，在金融化时代，经济制度出现了向大量“非物质化”形式转换的倾向。正如马克思所说：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但是，在积累过程阶段被非物质化的东西在另一个阶段会相当迅速地回归原形。在美国，一位亿万富翁，就是一位从事大量处理电子货币的对冲基金经理（用“虚拟资本”来指称更为形象），他们才是拥有一些庄园、豪华游艇和私人飞机的人，当然还拥有一位花瓶一样的漂亮妻子。拥有亿万富翁身份的美国对冲基金经理，通常在电脑上来处理大量电子货币交易（也就是“虚拟资本”），正是这些人才能支付得起豪宅、豪华游艇和私人飞机，当然还包括花瓶一样的漂亮妻子（或者接连拥有几个这样的娇妻）。俄罗斯寡头谢尔盖·波隆斯基曾说：“那些没有十亿资产的人可以去地狱。”——毫无遮掩和野蛮傲慢地叫嚣，也在一定程度上真实地说明了我们所依存的经济体系。
（责任编辑 袁剑）
资本主义在生产系统和社会关系或统治系统之间存在一种无法摆脱的内在关联，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主题。因而，马克思主义者理解财产都绕不开这个主题。由此出现的是，在资本家和那些仅仅靠出卖劳动力从占据生产财富的资本家手里获取工资收入的人当中，就势必出现一种不对称的力量对比，而这种不对称格局，会对资本主义社会下的财产所有制产生强大而不可避免的影响：在其他因素相同的条件下，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权力越大财产就越多，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无论从哪个方面看，财产权利获取的可能性都增加了；与之对应，权力越小，其占据的财产就越少，而且，与前面如出一辙，财产权利获取的可能性也就随之减少了。占据权力和处于统治地位，这些因素促进了剥削能力的提升，并由此导致一种财产占有的积累能力功能的累积。对于马克思主义者而言，这是众所周知的道理，甚至一个最愚蠢的和四肢发达的资本家都不会否认——尽管我们也许会怀疑，资本家将无法经受住诱惑，或多或少去编造一些为这个不公正的国家自我吹嘘的托辞。
在马克思和他的追随者看来，财产获得的合法性条件与占据统治地位的积累体系是密不可分的，因此，在我们目前的体制下，这意味着这种体系就是为我们获取财产提供决定性合理模式的金融全球化体系中的新自由主义制度。最近这次经济大衰退使金融全球化体系产生了裂痕，尽管受这次大衰退影响的国家的大量劳动力还在维持着他们的工作协议，但他们的工作和收入已经受到了影响。
金融全球化引发了资本主义积累体系的重大变革，事实上，这种变化即是从存在理由是获取利润的体系向存在理由是保障租金安全的体系转变。可以把它置于马克思所构造的两个著名公式里面来讨论：
M→c→M1（M1=利润）
然而，当金融化占据积累的支配性合理地位的时候，金钱往往被当成投资的伎俩以便产生更多的钱，从而事实上就绕过了商品生产这个阶段：
M→M1（M1=租金）
当然，对于马克思而言，金融化阶段是应对生产这个周期危机而出现的产物：随着资本家追求更大的利润，导致了长期生产过剩的结果，这时，生产率和总利润率随之下降，处于绝望中的资本家借助“虚拟资本”来延长在商品生产中的投资，以此期待获得更多的收益。关于这些，在《资本论》第三卷第27章中，马克思作了如下说明：
“它再生产出了一种新的金融贵族，一种新的寄生虫，——发起人、创业人和徒有其名的董事；并在创立公司、发行股票和进行股票交易方面再生产出了一整套投机和欺诈活动。这是一种没有私有财产控制的私人生产。”但是，这种剥夺在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内，以对立的形态表现出来，即社会财产为少数人所占有，信用使这少数人越来越具有纯粹冒险家的性质。因为财产在这里是以股票的形式存在的。所以它的运动和转移就纯粹成了交易所赌博的结果，在这种赌博中，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
倘若我们知道有关华尔街和伦敦金融城在这场席卷欧美多国的经济危机中所承担的角色的话，那么，马克思关于这种这一“最不寻常的赌博和诈骗方式”的剖析有着多么惊人的先见之明。但金融世界中那些大鳄的恶行仅仅是一些症状，用他们的话说，在目前的危机表现中，没有任何系统的有关资本主义的惯用伎俩。然而，巨大的系统性转移与目前的资本主义的惯用伎俩却关联紧密，尤其以制造部门为代价，大大增强了金融部门的盈利能力（参见图1），并伴随从商品生产到金融工具创造的巨大转移，比如金融衍生品和信用互换（参见图2）：
在讨论金融化过程中的诸多转移的重要意义之前，我们必须阐明马克思有关资本家积累周期的流程。在《资本论》中，这个周期通过以下步骤完成，见图3。
因此，在马克思看来，金融化仅仅在危机到来之前那个阶段出现。然而，现在可以确定的是，金融化的独特性在于它不依赖于商品生产部门而存在，因而与生产部门的盛衰无关，当然，金融部门易受自身戏剧性的变化和危机的影响。（1998年，我在电子期刊《文化逻辑》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和2009年出版的《自由，尚待时日》一书中已经论证过这个观点。）据此，我们离证明金融化的进程依靠商业循环得以维持只有一步之遥，而不（像马克思所言）仅仅在信用扩张和随之而来的破产这两者所间隔的阶段。这就是托尼·奈格里的同事、经济学家克里斯蒂安·马拉奇在他最近的《金融资本主义的暴力》一书中所论证的。
这样一个简要结论通常被认为是无法想象的。在许多西方国家，金融化是作为一种首要的积累模式而出现，在不同的社会经济组织之间的财产关系中，它产生了惊人的影响。正如我们看到的，伴随着随之而来的不平等的扩大，来自金融业的收入轻而易举地超越了工资收入。由于它的本性使然，租金收入能够快速容易地转变为有形的资产——特别是财产（因此，几乎在每一个高收入或中等收入国家，财产和土地价值都在迅速增值），艺术收藏、奢侈品（游艇、定制的私人飞机、兰博基尼、异常昂贵的珠宝）、一整个马厩的纯种赛马、英国足球俱乐部、葡萄酒收藏、无价古玩，等等。所以，一方面，大批人陷于当前经济萧条而不能自拔，另一方面，少数人却在享受着这个新的“镀金时代”的成果。必须承认，在金融化时代，经济制度出现了向大量“非物质化”形式转换的倾向。正如马克思所说：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但是，在积累过程阶段被非物质化的东西在另一个阶段会相当迅速地回归原形。在美国，一位亿万富翁，就是一位从事大量处理电子货币的对冲基金经理（用“虚拟资本”来指称更为形象），他们才是拥有一些庄园、豪华游艇和私人飞机的人，当然还拥有一位花瓶一样的漂亮妻子。拥有亿万富翁身份的美国对冲基金经理，通常在电脑上来处理大量电子货币交易（也就是“虚拟资本”），正是这些人才能支付得起豪宅、豪华游艇和私人飞机，当然还包括花瓶一样的漂亮妻子（或者接连拥有几个这样的娇妻）。俄罗斯寡头谢尔盖·波隆斯基曾说：“那些没有十亿资产的人可以去地狱。”——毫无遮掩和野蛮傲慢地叫嚣，也在一定程度上真实地说明了我们所依存的经济体系。
（责任编辑 袁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