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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通常所谓“先锋”的话语场之外,来理解格非的《山河入梦》是必要的维度。小说中的左翼乌托邦理想最终败给了恶劣的人性(欲望),但这并不意味着左翼理想的非现实性。乌托邦正是一种改变人性、塑造新人、创造文明制度的努力,其失败的原因以及在中国当下文化中的位置和意义,成为值得思考的问题。
关键词:左翼;人性;乌托邦
鲜明的文学个性是一个作家的独特标识,但成功的作家往往并不被单一的写作风格所局限。迄今,尽管在《褐色鸟群》等早期小说之外,格非写了大量路数各异的小说,但在人们印象中,先锋作家似乎是他一贯的徽章。文学史写作的强大惯性已经为那一批人指定了固定的文化位置,面孔单一化成了其所付出的代价。
但文学史叙事的学科逻辑绝不应该演变为文学批评的标准,在许多批评者眼中,格非的《人面桃花》《山河入梦》等作品先后成为“先锋退场”的罪证,随之而来的或是指责其写作质量的下降,或是欢呼“传统现实主义的回归”。这种观点的存在显示出文学史叙事的巨大力量,也说明读者(包括批评家)期待视野的强大惰性。期待视野是一把双刃剑,其洞见和遮蔽同在,它既可以使读者在连续的、历史的意义上理解作家的作品,也会将作家置于一个固定的位置,使得某种有意义的写作实践落入批评的盲区。
因此,应从思想探索和历史反思的意义出发,在传统的先锋话语场之外,理解格非的《山河入梦》。针对人们对先锋小说形式的评论,格非越来越强调文学与现实的复杂关系以及文学对于社会道义的承担。不过相对于先锋时期“文学自律”的介入方式,现实经验在他的小说中比重增多。从这个层面来看,此作品是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资源的一次勘探,对社会主义历史、现实及其相互关系的当下反思(当然,格非并没有放弃一直以来对小说形式尤其是语言的经营,如小说中数字等式的悬念设置、对典雅的方言和古白话的陌生化使用,但这不是此论文关注的重点)。这种主题批评方法虽然陈旧,但并非没有价值,与“乌托邦”这个话题一样,特殊的历史语境赋予它意味深长的含义。
关于《山河入梦》与乌托邦的关系,诸多批评文章已经分析得足够精细,在作者中心批评模式的意义上,这也似乎已经接近于“作者本意”的至境。格非曾在某网站的访谈中表示过:探讨乌托邦问题是其《人面桃花》三步曲的主题之一。[1]用虚幻的光照亮仰望着它的人们,这就是理想的力量。然而,中国历史进入现当代以来,在一次次的政治、文化事件中,乌托邦的想象随着传统的命运起起伏伏。如今,离我们最近的那次左翼乌托邦实践几乎被历史的灰土掩埋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它甚至成为话语的禁区。既然如此,格非为什么要选择这种不合时宜的思想资源?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爱好,绝不是其关注“乌托邦”主题的唯一原因。重要的不是主题的性质,而是谈论这一主题的语境。当下中国的思想状况和人们的生存状态,使得“乌托邦”这三个字具有了刺目的意义。乌托邦这种理想主义,在当今的社会思想谱系中,占有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且不说理想主义,当今的人们是否拥有一种名副其实的共同理想?诚然,在主流媒体的强化宣传中,在特殊场合的宣誓表态中,慷慨激昂的声音不绝于耳,历史远景的設计振奋人心,但真正表里如一认同这种理想的人又有多少呢?更多的人在车与房的现实中打拼,以求获得利与欲的无限满足。在没有真正理想的日子里,经济仕途和个人欲望成为替补,市场经济的取向使得“以挣钱为中心”的价值观名正言顺。在这个物质与个人欲望被过度书写的时代,格非努力衡量着“理想”在社会、在人们心中的位置:个体(欲望)与群(历史)之间的关系被凸显出来了。
现代性的规划并不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还包括文化、思想等的现代化。乌托邦,可以说是一切美好事物和伟大理想的集大成者。在《山河入梦》中,格非延续了《人面桃花》中的这一主题,凝聚了他对人生和当今社会的思考。固然,中国五十至七十年代的社会主义实践给人们留下了痛苦的灾难和记忆,但这不能成为拒绝对之进行批判反思的理由。新时期以来,“告别革命”的吁求已经产生了足够的社会影响,共产主义、革命、阶级、全人类的解放这些昔日堂皇的字眼已经无法激动人心。很少有人愿意思考:一场旨在追求平等、公正、幸福的社会运动最终走向到底是什么?乌托邦理想失败的原因何在?乌托邦真的只能是无法实现的幻梦吗?
与其说格非通过《山河入梦》给了我们一个明确的答案,不如说他以文学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困惑——小说本身就是以想象的方式对未知世界进行澄明的努力。
以个人化的角度来感觉历史,以个体之梦来承载民族的山河,这是早期新历史小说写作方法的延续。不同的是,谭功达不再游离于宏大历史的边缘,而是作为权力的拥有者与历史方向合流,希望对历史进行主动创造。像卢卡契所说的掌握了总体论世界观的无产阶级那样,谭功达对自身所处历史之本质及方向表现出了充分的自信。他目光如炬,洞察梅城未来趋势,经常一夜之间就作出大胆而美好的规划。这不仅是政治工作的需要,也不仅仅是时局风气使然,更是个人性情的表现。谭功达性格单纯,有呆傻之气,认定理想便死心塌地。梅城县长之职不过为他提供了实现理想的必要权力,理性的支配使他政治理想的实施过程自信而固执,这是个人与历史脉络的互动、感性与权力的关联。
在政治理性的支配下,谭功达修大坝、兴公社、凿运河、试验沼气,最终却因政绩的失败而下台。在小说所呈现的逻辑中,这与其说是理想超前不合实际,不如说是伟大的理想在一个污浊的环境中不被理解而无法生存。正如唐吉诃德在追求游侠骑士精神的征途中,时常听到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哈哈大笑;正如包法利夫人用其浪漫的梦幻抵抗生活的平庸时,希望被击得粉碎。这不仅是个人的悲哀,更是理想主义无处容身于“正常”社会的尴尬。
花家舍的现实使乌托邦成了幻影。来到这个各种社会机构(公共食堂、剧场、保育院、缫丝厂、医务所、学校、邮电所、供销总社、种子站、农机站、敬老院、农民夜校……)健全的人民公社,谭功达的心中充满了惊愕与赞叹:“这或许是世界上最美好的地方,甚至比他所梦见的共产主义未来还要美好。”[2]花家舍实现了他作为一县之长对于梅城的想象和规划,他曾经努力却不断失败的目标全在这里奇迹般地呈现了。谭功达来到了自己的梦中,就像他从梅城的弥天大雾直接切入窦庄渡口时的感觉一样,他跨越了时空,来到了另一个世界。从小说结构的意义上看,从梅城到花家舍,并没有必然的逻辑或行动因果联系,勿宁说这是作者有意选择、设置的叙事可能:谭功达来到梦中,只是为了使他从梦中醒来。
然而,他真的醒了吗?
从现实到梦境,小说自身似乎获得了一种形式上的对称和平衡,主题的探讨也得以平滑地过渡——谭功达却不得不从梦中痛苦地“醒”来。最初是疑惑,为什么这里的人都显得抑郁寡欢?继而,他发现了人们生活的单调(同样的穿着、同样的表情、整齐的排行、统一的劳动节奏、反复观看同一场戏),发现了堆积如山的文件,发现了冗长的民事程序(离婚调解),发现了让人进行自我规训与惩罚的肉体意识形态(小韶哥哥的发疯),发现了无处不在却无从看见的严密监控(神秘的101)。花家舍的一切仿佛被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抓住,井井有条却呆板机械,这里的人们艰于呼吸,难于活泼。在公社的迎新茶话会上,郭从年的永远性缺席具有重要的隐喻意义,不在场的只是他的躯体,永远在场的是由他的位置所决定的功能。这个虚位的主体,以他无形的力量,占据着花家舍每个人的心,使他们无时无刻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这个乌托邦并不如谭功达想象得那般美好,它有着另一张阴森的面孔。尽管制度本身合理完善,人人丰衣足食,但是人们并不“幸福”,相反却总是满腹心事,闷闷不乐。在郭从年的解答中,我们找到了答案:即乌托邦和人性的矛盾。美好的理想无法和现实主体成功地结合,最终乌托邦败给了恶劣的人性:“人不是别的什么东西,他们是最为凶残的动物。他们只会做一件事,就是互相撕咬。”[3]欲望和好奇心驱使着人们彼此猜疑、监视、仇恨,私人的空间被无情地公开,禁忌的大门被随意地打开。
乌托邦理想力图克服一切恶劣人性,它追求人的精神净化的纯度,从而塑造出摆脱人性之恶的“新人”。但是当中国的左翼社会主义实践发展到极端时,个体的追求便遭到了顽强的抵抗,新的不平等滋生了,幸福只是旁观者(谭功达)的错觉,身处历史之中的个体只感觉到压抑。
这不得不让人思考幸福的标准,它是客观上取决于某种社会制度的完善程度,还是主观上取决于大多数历史主体的个人感受?花家舍的实践经验,似乎宣告了客观标准的失败。但是,这是否意味着一个社会制度的文明程度应以大多数人的幸福感为标准呢?这是个问题。迷梦于“铁屋子”中的奴隶们不是无法觉察自身的悲苦吗?为了历史的前进,多数人的梦要被打碎;为了人类的文明,恶劣的人性需要改变。乌托邦的理想正是这样的一种努力,在花家舍,无处不在的监视和规训,其目的正是将“共产主义”作为一种“输入意识”,将无产阶级意识作为一种文化过程和历史现象,从而改变人性的结构,来塑造无产阶级“新人”。但良好的动机并没有产生预期的结果。这种努力在历史权力的支配下,表面上成功了,却于收获人们的幸福感上失败了。花家舍的人们闷闷不乐,因为他们拒绝以文明的名义压抑自身的欲望。问题仍是在于:衡量幸福的标准是客观原则,抑或是个体感受?如果是前者,花家舍的人们就有义务压抑部分的欲望;如果是后者,花家舍的社会主义实践就是一场失败。完美的情形是,历史实践在客观逻辑和主体感受之间取得动态平衡,但是,这种完美情形不也是乌托邦吗?无论是郭从年还是谭功达,都无法走出这个迷局。
谭功达见识了梦境的黑暗面,他的梦因此而轰毁,乌托邦因此而幻灭。他经历了梦醒却无路可走的苦楚,只好继续先前无法实现的梦,或者因梦无法实现而死去。当他和姚佩佩的爱情注定因后者的杀人归案而无果后,他的最后一根精神支柱也倒塌了。如果说政治抱负是谭功达的理性支撑,那么与姚佩佩的爱情就是他在情感上的最后依靠,这情感上的力量对 “花痴”谭功达更为重要。理性的支撑虽然坚挺,但其硬度更易为时运所折;只有柔软细腻的女性情感,才能安慰、承载他因在政治理性中失败而痛苦的心灵。在弥留之际,大团圆的景象出现了:姚佩佩来到了他的身边,共产主义已经实现,乌托邦的鞭炮响彻耳边,一个消灭了死刑、监狱、恐惧和贪污腐化,遍地都是紫云英花朵的社会来临了。这不仅是谭功达的美好幻觉,更是叙述者声音的动情流露,是作者对于谭功达的情感认同,抑或是对于世人的一种想象性安慰。
但是,自我安慰是乌托邦的唯一命运吗?难道真的像某些人所说,人性的原则决定了社会主义的无法实现?我不想介入到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传统二元对立的逻辑之中去,我的问题在于,既然没有永恒的人性,那么乌托邦改造人性、塑造新人的努力为什么失败?失败是必然的吗?难道谭功达的理想(或花家舍的实践)仅仅是一种历史的错误?乌托邦的存在方式只能是远离现实的想象吗?无论是陆秀米还是谭功达,都困惑了。对于格非而言,如何理解乌托邦的失败以及乌托邦在当今中国现实中的文化位置和命运,肯定也是不小的问题。
如今,《山河入梦》中郭从年的预感已经成为现实:“三四十年后的社会,所有的界限都将被拆除;即便是最为肮脏、卑下的行为都会畅行无阻。……世界将会按一个全新的程序来运转,它所依据的就是欲念的规则……”[4]尽管现在正是需要理想的时代,而理想却常在喜剧中被嘲讽的小丑或悲剧中失败的草民身上呈现。物质的欲望弥漫于天地之间,人们连对此感到些许奇怪都还需要踌躇。在这样的人类生存状态中(市场化、全球化、信息化、消费社会、贫富分化),乌托邦想象的意义何在?它是多余的思想赘疣,还是必要的文化维度?格非将以文学的方式,继续他的思考。我也以此为理由,对于《人面桃花》三部曲之三充滿了期待。
注释:
[1]格非认为文学的功能之一就是白日梦,
新浪读书视频(http://book.sina.com.cn/bn/author/authorana/2007-01-23/1758119.shtml),2007年1月23日。
[2][3][4] 格非:《山河入梦》,作家出版社2007年版,第277页、第330页、第333页。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关键词:左翼;人性;乌托邦
鲜明的文学个性是一个作家的独特标识,但成功的作家往往并不被单一的写作风格所局限。迄今,尽管在《褐色鸟群》等早期小说之外,格非写了大量路数各异的小说,但在人们印象中,先锋作家似乎是他一贯的徽章。文学史写作的强大惯性已经为那一批人指定了固定的文化位置,面孔单一化成了其所付出的代价。
但文学史叙事的学科逻辑绝不应该演变为文学批评的标准,在许多批评者眼中,格非的《人面桃花》《山河入梦》等作品先后成为“先锋退场”的罪证,随之而来的或是指责其写作质量的下降,或是欢呼“传统现实主义的回归”。这种观点的存在显示出文学史叙事的巨大力量,也说明读者(包括批评家)期待视野的强大惰性。期待视野是一把双刃剑,其洞见和遮蔽同在,它既可以使读者在连续的、历史的意义上理解作家的作品,也会将作家置于一个固定的位置,使得某种有意义的写作实践落入批评的盲区。
因此,应从思想探索和历史反思的意义出发,在传统的先锋话语场之外,理解格非的《山河入梦》。针对人们对先锋小说形式的评论,格非越来越强调文学与现实的复杂关系以及文学对于社会道义的承担。不过相对于先锋时期“文学自律”的介入方式,现实经验在他的小说中比重增多。从这个层面来看,此作品是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资源的一次勘探,对社会主义历史、现实及其相互关系的当下反思(当然,格非并没有放弃一直以来对小说形式尤其是语言的经营,如小说中数字等式的悬念设置、对典雅的方言和古白话的陌生化使用,但这不是此论文关注的重点)。这种主题批评方法虽然陈旧,但并非没有价值,与“乌托邦”这个话题一样,特殊的历史语境赋予它意味深长的含义。
关于《山河入梦》与乌托邦的关系,诸多批评文章已经分析得足够精细,在作者中心批评模式的意义上,这也似乎已经接近于“作者本意”的至境。格非曾在某网站的访谈中表示过:探讨乌托邦问题是其《人面桃花》三步曲的主题之一。[1]用虚幻的光照亮仰望着它的人们,这就是理想的力量。然而,中国历史进入现当代以来,在一次次的政治、文化事件中,乌托邦的想象随着传统的命运起起伏伏。如今,离我们最近的那次左翼乌托邦实践几乎被历史的灰土掩埋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它甚至成为话语的禁区。既然如此,格非为什么要选择这种不合时宜的思想资源?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爱好,绝不是其关注“乌托邦”主题的唯一原因。重要的不是主题的性质,而是谈论这一主题的语境。当下中国的思想状况和人们的生存状态,使得“乌托邦”这三个字具有了刺目的意义。乌托邦这种理想主义,在当今的社会思想谱系中,占有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且不说理想主义,当今的人们是否拥有一种名副其实的共同理想?诚然,在主流媒体的强化宣传中,在特殊场合的宣誓表态中,慷慨激昂的声音不绝于耳,历史远景的設计振奋人心,但真正表里如一认同这种理想的人又有多少呢?更多的人在车与房的现实中打拼,以求获得利与欲的无限满足。在没有真正理想的日子里,经济仕途和个人欲望成为替补,市场经济的取向使得“以挣钱为中心”的价值观名正言顺。在这个物质与个人欲望被过度书写的时代,格非努力衡量着“理想”在社会、在人们心中的位置:个体(欲望)与群(历史)之间的关系被凸显出来了。
现代性的规划并不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还包括文化、思想等的现代化。乌托邦,可以说是一切美好事物和伟大理想的集大成者。在《山河入梦》中,格非延续了《人面桃花》中的这一主题,凝聚了他对人生和当今社会的思考。固然,中国五十至七十年代的社会主义实践给人们留下了痛苦的灾难和记忆,但这不能成为拒绝对之进行批判反思的理由。新时期以来,“告别革命”的吁求已经产生了足够的社会影响,共产主义、革命、阶级、全人类的解放这些昔日堂皇的字眼已经无法激动人心。很少有人愿意思考:一场旨在追求平等、公正、幸福的社会运动最终走向到底是什么?乌托邦理想失败的原因何在?乌托邦真的只能是无法实现的幻梦吗?
与其说格非通过《山河入梦》给了我们一个明确的答案,不如说他以文学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困惑——小说本身就是以想象的方式对未知世界进行澄明的努力。
以个人化的角度来感觉历史,以个体之梦来承载民族的山河,这是早期新历史小说写作方法的延续。不同的是,谭功达不再游离于宏大历史的边缘,而是作为权力的拥有者与历史方向合流,希望对历史进行主动创造。像卢卡契所说的掌握了总体论世界观的无产阶级那样,谭功达对自身所处历史之本质及方向表现出了充分的自信。他目光如炬,洞察梅城未来趋势,经常一夜之间就作出大胆而美好的规划。这不仅是政治工作的需要,也不仅仅是时局风气使然,更是个人性情的表现。谭功达性格单纯,有呆傻之气,认定理想便死心塌地。梅城县长之职不过为他提供了实现理想的必要权力,理性的支配使他政治理想的实施过程自信而固执,这是个人与历史脉络的互动、感性与权力的关联。
在政治理性的支配下,谭功达修大坝、兴公社、凿运河、试验沼气,最终却因政绩的失败而下台。在小说所呈现的逻辑中,这与其说是理想超前不合实际,不如说是伟大的理想在一个污浊的环境中不被理解而无法生存。正如唐吉诃德在追求游侠骑士精神的征途中,时常听到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哈哈大笑;正如包法利夫人用其浪漫的梦幻抵抗生活的平庸时,希望被击得粉碎。这不仅是个人的悲哀,更是理想主义无处容身于“正常”社会的尴尬。
花家舍的现实使乌托邦成了幻影。来到这个各种社会机构(公共食堂、剧场、保育院、缫丝厂、医务所、学校、邮电所、供销总社、种子站、农机站、敬老院、农民夜校……)健全的人民公社,谭功达的心中充满了惊愕与赞叹:“这或许是世界上最美好的地方,甚至比他所梦见的共产主义未来还要美好。”[2]花家舍实现了他作为一县之长对于梅城的想象和规划,他曾经努力却不断失败的目标全在这里奇迹般地呈现了。谭功达来到了自己的梦中,就像他从梅城的弥天大雾直接切入窦庄渡口时的感觉一样,他跨越了时空,来到了另一个世界。从小说结构的意义上看,从梅城到花家舍,并没有必然的逻辑或行动因果联系,勿宁说这是作者有意选择、设置的叙事可能:谭功达来到梦中,只是为了使他从梦中醒来。
然而,他真的醒了吗?
从现实到梦境,小说自身似乎获得了一种形式上的对称和平衡,主题的探讨也得以平滑地过渡——谭功达却不得不从梦中痛苦地“醒”来。最初是疑惑,为什么这里的人都显得抑郁寡欢?继而,他发现了人们生活的单调(同样的穿着、同样的表情、整齐的排行、统一的劳动节奏、反复观看同一场戏),发现了堆积如山的文件,发现了冗长的民事程序(离婚调解),发现了让人进行自我规训与惩罚的肉体意识形态(小韶哥哥的发疯),发现了无处不在却无从看见的严密监控(神秘的101)。花家舍的一切仿佛被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抓住,井井有条却呆板机械,这里的人们艰于呼吸,难于活泼。在公社的迎新茶话会上,郭从年的永远性缺席具有重要的隐喻意义,不在场的只是他的躯体,永远在场的是由他的位置所决定的功能。这个虚位的主体,以他无形的力量,占据着花家舍每个人的心,使他们无时无刻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这个乌托邦并不如谭功达想象得那般美好,它有着另一张阴森的面孔。尽管制度本身合理完善,人人丰衣足食,但是人们并不“幸福”,相反却总是满腹心事,闷闷不乐。在郭从年的解答中,我们找到了答案:即乌托邦和人性的矛盾。美好的理想无法和现实主体成功地结合,最终乌托邦败给了恶劣的人性:“人不是别的什么东西,他们是最为凶残的动物。他们只会做一件事,就是互相撕咬。”[3]欲望和好奇心驱使着人们彼此猜疑、监视、仇恨,私人的空间被无情地公开,禁忌的大门被随意地打开。
乌托邦理想力图克服一切恶劣人性,它追求人的精神净化的纯度,从而塑造出摆脱人性之恶的“新人”。但是当中国的左翼社会主义实践发展到极端时,个体的追求便遭到了顽强的抵抗,新的不平等滋生了,幸福只是旁观者(谭功达)的错觉,身处历史之中的个体只感觉到压抑。
这不得不让人思考幸福的标准,它是客观上取决于某种社会制度的完善程度,还是主观上取决于大多数历史主体的个人感受?花家舍的实践经验,似乎宣告了客观标准的失败。但是,这是否意味着一个社会制度的文明程度应以大多数人的幸福感为标准呢?这是个问题。迷梦于“铁屋子”中的奴隶们不是无法觉察自身的悲苦吗?为了历史的前进,多数人的梦要被打碎;为了人类的文明,恶劣的人性需要改变。乌托邦的理想正是这样的一种努力,在花家舍,无处不在的监视和规训,其目的正是将“共产主义”作为一种“输入意识”,将无产阶级意识作为一种文化过程和历史现象,从而改变人性的结构,来塑造无产阶级“新人”。但良好的动机并没有产生预期的结果。这种努力在历史权力的支配下,表面上成功了,却于收获人们的幸福感上失败了。花家舍的人们闷闷不乐,因为他们拒绝以文明的名义压抑自身的欲望。问题仍是在于:衡量幸福的标准是客观原则,抑或是个体感受?如果是前者,花家舍的人们就有义务压抑部分的欲望;如果是后者,花家舍的社会主义实践就是一场失败。完美的情形是,历史实践在客观逻辑和主体感受之间取得动态平衡,但是,这种完美情形不也是乌托邦吗?无论是郭从年还是谭功达,都无法走出这个迷局。
谭功达见识了梦境的黑暗面,他的梦因此而轰毁,乌托邦因此而幻灭。他经历了梦醒却无路可走的苦楚,只好继续先前无法实现的梦,或者因梦无法实现而死去。当他和姚佩佩的爱情注定因后者的杀人归案而无果后,他的最后一根精神支柱也倒塌了。如果说政治抱负是谭功达的理性支撑,那么与姚佩佩的爱情就是他在情感上的最后依靠,这情感上的力量对 “花痴”谭功达更为重要。理性的支撑虽然坚挺,但其硬度更易为时运所折;只有柔软细腻的女性情感,才能安慰、承载他因在政治理性中失败而痛苦的心灵。在弥留之际,大团圆的景象出现了:姚佩佩来到了他的身边,共产主义已经实现,乌托邦的鞭炮响彻耳边,一个消灭了死刑、监狱、恐惧和贪污腐化,遍地都是紫云英花朵的社会来临了。这不仅是谭功达的美好幻觉,更是叙述者声音的动情流露,是作者对于谭功达的情感认同,抑或是对于世人的一种想象性安慰。
但是,自我安慰是乌托邦的唯一命运吗?难道真的像某些人所说,人性的原则决定了社会主义的无法实现?我不想介入到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传统二元对立的逻辑之中去,我的问题在于,既然没有永恒的人性,那么乌托邦改造人性、塑造新人的努力为什么失败?失败是必然的吗?难道谭功达的理想(或花家舍的实践)仅仅是一种历史的错误?乌托邦的存在方式只能是远离现实的想象吗?无论是陆秀米还是谭功达,都困惑了。对于格非而言,如何理解乌托邦的失败以及乌托邦在当今中国现实中的文化位置和命运,肯定也是不小的问题。
如今,《山河入梦》中郭从年的预感已经成为现实:“三四十年后的社会,所有的界限都将被拆除;即便是最为肮脏、卑下的行为都会畅行无阻。……世界将会按一个全新的程序来运转,它所依据的就是欲念的规则……”[4]尽管现在正是需要理想的时代,而理想却常在喜剧中被嘲讽的小丑或悲剧中失败的草民身上呈现。物质的欲望弥漫于天地之间,人们连对此感到些许奇怪都还需要踌躇。在这样的人类生存状态中(市场化、全球化、信息化、消费社会、贫富分化),乌托邦想象的意义何在?它是多余的思想赘疣,还是必要的文化维度?格非将以文学的方式,继续他的思考。我也以此为理由,对于《人面桃花》三部曲之三充滿了期待。
注释:
[1]格非认为文学的功能之一就是白日梦,
新浪读书视频(http://book.sina.com.cn/bn/author/authorana/2007-01-23/1758119.shtml),2007年1月23日。
[2][3][4] 格非:《山河入梦》,作家出版社2007年版,第277页、第330页、第333页。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