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社会管理创新的目标之一是实现社会稳定，然而不时发生的社会安全事件，譬如群体性事件、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等，对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造成了重大的负面影响。近年来，社会各界专家学者就这一社会现象，对社会预警和社会安全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并在一定范围内设计和实现了社会安全事件的预警系统。本刊记者由此采访了天津工业大学公共危机管理研究所所长阎耀军教授，并组织了五篇相关论文对这一课题进行阐释。专家学者们在论文中通过调查研究和理论探索，提出了切实有效的社会安全预警方法和建议，给政府创新社会管理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值得各级政府及社会各界关注并借鉴。
　　记者：阎教授您好！感谢您接受本刊的采访。中共中央早在2003年就做出“要建立健全社会预警体系和应急管理机制”的决策，此后多年来有关社会预警和社会安全的研究一直就是非常“热”的话题，而在当前创新社会管理的大背景下，自然更加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和焦点。您作为我国社会预警领域的知名专家，能跟我们谈一谈其中的缘由和介绍一下您的研究内容吗？
　　阎耀军教授：事实上，从历史的宏观来看，人类对这类研究从来都没有“冷”过。从早在5000年前就出现的预卜未来的龟卜，3500年前卦算吉凶的蓍筮，直到当代方兴未艾的未来学，以及最前沿的被称之为国家安全新核武器的“政策模拟器”的研发，总之人类的认识史表明：对未来的预测、预警和预控，是人类自古至今都在不懈追求的梦想，只不过在当代社会越来越甚罢了。
　　记者：为什么当代社会对其的关注越来越甚？
　　阎耀军教授：当代社会伴随着科技迅速发展和经济全球化、世界一体化的浪潮，各种风险蔓延速度和空间扩展日益强化，尤以震惊世界的“9·11”恐怖袭击事件和“非典”事件为标志，使世人更加清醒地认识到“风险社会的来临”（贝克1986）。而我国情况更加特殊，不仅正处于环境发展最好的“战略机遇期”，而且还处于“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变革期，从国际经验的社会发展序列谱上恰好对应着“非稳定状态”的频发阶段。在“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中，社会稳定是维系国家有序运行的根本保证。因此，在我国未来发展进程中，科学地、定量地、实时地监测和诊断社会稳定风险在各个领域的状态变化，对潜在的社会风险进行预测预警预控，乃是降低社会管理成本，维护社会稳定的必然选择。为此，党中央早在2003年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就作出了要“建立健全各种预警和应急机制”的决策，并在后来的四、五、六中全会中反复强调。
　　记者：听说您早在中央提出“建立健全社会预警体系”之前就出版了《社会预测导论》和《超越危机——社会稳定的量度与预警预控》两部学术专著及相当多的有关论文了。而在中共中央做出有关决策后您又先声夺人，很快连续出版了《社会预测学基本原理》和《现代实证性社会预警》两部颇受学术界好评的书，相关论文的发文量也一度居于全国之首。尤其您构建的“社会稳定模型”和运用此模型衍生的指标体系，对我国长达17年社会稳定波动情况的测量和模拟预警，被一些学者称之为“此前绝无仅有的大胆尝试”（刘平2005）和“一次大胆尝试和很有意义的探索”（陆学艺2006）。您能告诉我们，这十多年来是什么力量驱使您坚持这一研究并取得如此丰硕的成果吗？
　　阎耀军教授：说到成果，在这一领域值得敬佩的学者有许多，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朱庆芳研究员，她在国内最早提出社会预警指标体系；南京社会科学院的宋林飞研究员最早进行了社会预警的实证研究；南京大学的童星教授一直在积极推进社会风险的研究；中国科学院的王铮研究员正在这一领域的前沿攻取政策模拟的难关；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著名社会学家陆学艺、李培林研究员，坚持十多年主编的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蓝皮书……总之这是一个异彩纷呈的群体，我在其中只能算沧海一粟。要说这一研究领域的驱动力，每个人可能各有不同，但如果从科学发展史的宏观来看，促使人类在预测、预警、预控这条道路上如此执著和持久地追寻的基本驱动力主要有两条：其一是科学自身内在的逻辑延展力量；其二是社会需求的外在推动力量。科学发展史表明，后者的推动力往往更大。我们在前面已经谈到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即“风险社会”，而在一个风险频发的社会中，光靠所谓的“应急管理”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对未来有一定程度的预测、预警和预控，否则人类不仅会在这个风险世界中越来越疲于奔命，而且会付出越来越巨大的成本。正如恩格斯所说：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求，那么这种需求要比十所大学更能推动科学的发展。所以作为一个学者，如果将自己的科学兴趣即研究方向与社会需求统一起来，获得一种双轮平衡的驱动，那么他的研究应该取得事半功倍的成效。
　　记者：关于预测研究，尤其是社会预测更是“预测之难”，您为何选择这个研究项目，您和您的团队的研究理念和研究特色是什么？
　　阎耀军教授：“预测之难”是事实。社会学创始人孔德把社会学研究分为描述、解释、预测三个层次，事实证明也是大家公认后者最难。譬如孔子50岁读易，读到“纬编三绝”；马克思预测社会未来，花了40年时间。所以能搞和愿搞者甚少。但是反过来看，供给越少则需求越大。在社会加速发展的当代条件下，社会系统的不确定性，进一步增强了人类对自身的安全和未来秩序的期盼，特别在我国的特殊条件下，社会结构的复杂性既提高了社会预测的难度，又增加了社会预测的迫切性。当然，选择预测学研究是需要诸多主客观条件的，“对于加速发展的现代社会来说，预测它在时间和空间上发展的多种可能性和复杂性，不仅要有保持探讨大问题和挑战难问题的勇气，还要有系统的知识储备、丰富的理论准备以及有效的经验研究的支持。”（刘平2006）经过多年的思考，我发现：社会预测是社会科学认识过程的完成阶段；社会预测是检验社会科学成功程度的标准；社会预测是认识世界向改变世界转化的中介；社会预测的强弱关系到社会科学的地位和前途……总之社会预测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具有十分特殊的地位和价值。所以我希望能有更多的学者把研究方向锁定在这一非常具有挑战性的目标上来。 　　我们这个团队有自己独特的研究理念和特色，以及由此形成的优势，包括：第一是理论前沿和实际应用先发优势。我们早在1997年就开始研究社会预测和预警问题，并于中共中央正式提出“建立健全社会预警体系”的同年就发表了全国第一部社会预警专著《超越危机——社会稳定的量度与社会预警》；我们还研发出全国首批以《民族关系监测预警管理系统》为代表的计算机应用软件并应用于实际部门，目前全国已有10多个城市和部门到本所接受软件使用培训。第二是对复杂非物化现象计量研究的优势。对社会稳定或风险这类复杂非物化现象的计量，是长期困扰科学界的一个难题。自上世纪下半叶兴起于美国并逐渐风行于世的“社会指标运动”提供了一种以社会指标为工具的计量方法后，许多人在重视定量研究的同时却忽略了定性（理论）研究，其后果是导致了众多缺乏理论支持的指标体系，从而导致计量效度和信度的低下。对此，我们提出“理论模型是统帅指标体系基本框架的灵魂”的观点（《社会科学报》2006），并成功构建了“社会稳定理论模型”、“民族关系和谐模型”和“信访问题预警模型”，并据此构建计量指标体系，辅以多种现代计量方法，从而推进了定性和定量研究的结合和统一。第三是以前馈控制为研究取向的特色优势。在理论上，肇始于维纳的控制论以反馈控制为其理论核心；在实践中，以“应急办”为代表的各类公共危机管理机构重心亦在反馈控制；而各类研究机构，绝大多数都以危机的事后应对、突发事件的处置、甚至危机的善后管理为中心。而我们的重点则放在危机发生前的“预警管理”，强调“前馈控制”。我们认为：在当代高速运行的社会中，任何反馈控制都不能避免“时间滞差效应”，而时滞效应往往又会导致“潘多拉魔盒效应”，使得危机后果不可挽回。因此前馈控制应当是现代危机管理的重中之重和难中之难，我们的策略就是集中力量攻其重点和难点。第四是文理工结合、四位一体集成创新优势。我们认为：理论、方法、技术包括计算机软件开发，其中任何一个方面做到极致，都不能单独解决应用问题。只有上述四个方面整合集成为一部“整车”，才能使科研产品由“好看”向“好用”转变。天津工业大学是一所以工科为主的院校，如何发展软科学或人文社会科学，对此，我们探索出一条多学科大尺度交叉、“理论-方法-技术-应用”四位一体综合创新的道路，并初步显现出其他研究机构难以比拟的文理工结合优势。我们的研究人员不仅有管理学和社会学博士，还有数学博士、系统工程学博士、心理学博士、信息与计算机博士、情报学博士、统计学博士、地理信息技术博士等。我们开发的各种监测预警软件，就是多学科集成的产品。
　　记者：您带领团队已经在这一领域做了很多扎实的工作和富有成效的推进。我们很想知道您下一步的目标是什么？
　　阎耀军教授：还是预测、预警、预控。但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在一本书里说过：大问题的一个特点，就是它不是一个单纯的而是一个复合的问题。我们在研究过程中常会有这种经验，即在研究问题的时候，随着研究的步步深入，会发现“如入万山圈子里，一山放出一山拦”，问题里面还会嵌套着新的问题，问题越大复合性越强。所以大问题往往是由一连串的中小问题构成的问题系列，是由一连串显在问题和潜在问题构成的问题系列。譬如我们的预测、预警和预控在什么情况下是可能的，在什么情况下是不可能的？预测、预警和预控的科学基础是什么？技术条件是什么？现代新兴学科除老三论外，还有耗散结构论、突变论、协同论、混沌理论、自组织理论、超循环理论以及复杂科学等等。这些学科对预测、预警和预控有什么启示？现代社会中的预测、预警和预控与传统社会中的预测、预警和预控有哪些重大变化和区别？现代预测、预警、预控技术方法的前提和基础是社会计量，它和自然科学领域对物化现象的计量不同，属于对非物化现象的计量，那么如何对复杂的非物化现象进行计量？这至今仍是困扰社会科学家的难题。还有在预测、预警和预控中如何解决所谓的“蝴蝶效应”和“俄狄浦斯悖论”？从纵向来看，人类的预测、预警、预控活动有数千年历史，如何总结这漫长的思想史？从横向来看，人类社会预测、预警、预控活动分布在众多领域，如何总结各个领域预测活动的特殊规律并使之上升为一般规律？……总之这一系列的问题形成一个复杂的树型结构或链型结构，让你皓首穷经也难以尽解。
　　我认为，个人的力量的局限性不仅体现在时间上，更体现在空间上。你不可能掌握进行预测、预警、预控所需要的全部知识。就拿我们现在正在研发的“××风险的时空定位预测-预警-预控系统”来说，不仅需要许多传统人文科学，还需要许多新兴的科学技术如计算机仿真科学、地理信息系统、系统动态分析、神经网络分析等等。所以我要做的就是要组建一个多兵种合成的团队和可持续的梯队，逐步引进一些具有较新知识结构并有志于此的博士们来共同持续地推进这项研究工作。
　　记者：您认为您和您的团队，或者说全国凡是从事这一领域研究的学者群体，当前最重要的或者说最为关键、最急需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阎耀军教授：我过去出版过有关预测和预警方面的书，最近正在撰写一本关于预控方面的书，预计年内出版，从而完成我自己预测、预警、预控研究的三部曲。但是正如有些学者说得好，这些成果“只是为大问题和难问题的探讨，规划了一块星空，梳理了一片芳草。仍有许多剩余问题需要解决”。（刘平2006）预测、预警的目的是预控。为了解决预控的问题，现在一些国家研制了被称为国家安全新核武器的“政策模拟器”（Policy Simulator，PS）。目前这种政策模拟器已经在经济和军事领域得到广泛运用，但是在社会领域基本上还未涉及。这种政策模拟器由于具有通过仿真推演预先揭示风险和矫正对策的功能，所以从社会预测、预警、预控的意义上讲，也可以称之为“风险模拟器”。我们现在设想了一个目标，就是研发“社会风险模拟器”。
　　这一问题的解决过程必将是一个复杂而充满困难的过程，很可能是一场永无穷期的战斗。但是作为一个目标，正如人们自古以来对预测、预警、预控的不懈努力一样，是值得人们去永远追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