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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2017年最火的热词之一，人们一定不会忘了“新四大发明”。这是来自“一带一路”沿线20个国家的年轻人选出来的最想带回祖国的生活方式—高铁、支付宝、共享单车和网购。而开展这一调查的正是北京外国语大学（以下简称“北外”）丝绸之路研究院。这一伴随着中国革命成长起来的中国第一所专门的外国语大学，近几年正“以外为本”进行多学科辐射，新近设立了北外丝绸之路研究院、全球史研究院、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国际组织学院等一批新的研究机构和院系。2017年9月开学伊始，又新开设了格鲁吉亚语、阿非利卡语、柏柏尔语、科摩罗语、旁遮普语、俾路支语六门亚非语种课程，均为中国首次开设的课程。这些语种辐射包括中亚、南亚、非洲等“一带一路”沿线重要国家和地区的数亿人口。同时，北外还在世界各地运营22个孔子学院，学生人数最近几年也在突飞猛进。对于这些新举措、新情况，北外校长彭龙有话说。
增加语种 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
《今日中国》：北外最近开设了很多新的非通用语种课程，您能否谈一下这一新举措的动因？目前北外一共有多少个语种课程？在全国和世界范围处于什么水平？
彭龙：北外一直有一个很好的传统，那就是服务国家战略。实际上，从习近平主席最初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我们就想围绕著“一带一路”建设，发挥北外的作用。我们这些新语种课程的设置，会为沿线国家的人文交流构建桥梁，对培养相关领域人才、深化相关地区研究、促进交流都有重要意义。
另外，我们也确实看到随着中国文化“走出去”，中国企业“走出去”，中国民间和其他国家的交往也越来越多，于是我们就主动思考，打算覆盖所有与中国建交国家的语言教学课程。北外很早就开设了欧盟所有国家、东盟十国语言课程，而针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语言教学课程也在逐步开设中。
北外肩负着“推进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发展”的重要使命。这个过程虽然压力很大，但也是时代发展所需，将会对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有所贡献。目前北外开设了84个语种课程，是中国开设语种最多的大学。其中有33个语种全国只有北外开设。目前，世界上一些主要发达国家的外语语种数量已有相当规模、覆盖面非常广泛。比如美国哈佛大学有90多个语种，俄罗斯莫斯科大学有120多个语种。到2020年我们要覆盖所有与中国建交国家的官方语言，那个时候跟发达国家的同类大学水平相当。
我认为，非通用语人才的培养顺应了全球化的趋势，是对人类文明多样性的尊重。目前，世界各民族的发展呈现全球一体化的趋势，面对不同的人类文明样态，不能用经济、政治、人数等几个简单的指标将那些过去认为“边缘”的文化置之不理，使之失声。因此，有必要打破那些主流语言国家对当代人认知的垄断地位，将非通用语国家的文化、历史、政治、经济等方面纳入我们的关注视野，从而促进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和多元化。
《今日中国》：2015年1月，北外丝绸之路研究院成立，作为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智库，该研究院都做了哪些工作？在促进中国与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人文交流方面发挥了什么作用？
彭龙：北外丝绸之路研究院主要致力于人才培养、学术研究、社会服务、人文交流等方面服务“一带一路”建设。其最大的特色是语种的多样性，可以用第一手资料来研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历史、文化和国情问题。
研究院一方面紧紧围绕“一带一路”倡议中“民心相通”的主题，承办了多项重大智库交流和高端研修项目。其中包括2015年12月“一带一路：中国与斯里兰卡—斯里兰卡高级政经研修班”，2016年受中国和平发展基金会委托，承办了“2016泰国可持续发展高级研修团”，“2016柬埔寨社会治理高级研修团”，“2016蒙古新媒体发展高级研修团”等“一带一路”人文交流项目。
另一方面，研究院组织团队开展了相关社会调研，了解“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民对中国发展的认知和对促进自身发展的需求，在突出“民心相通”的基础上，为今后开展“一带一路”人文交流的具体内容提供了方向性。
将外语学科与其他人文学科深度融合
《今日中国》：2014年12月，北外全球史研究院成立，为什么要设置这样一个学院？目前有哪些突出的研究成果？
彭龙：北外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就开设了世界史、中国史、国别史方面的课程，但不是很系统和完善。大学一直提倡要提高通识教育水平。从世界范围来看，通识教育最根本、最具深远意义的就是文史哲方面的课程。我们也越来越发现，如果学生在未来要担当大任，历史学基础非常重要，所以决定设立这个研究院。
除了举办系列学术讲座、大型国际学术会议和出版中、英、德文学术刊物和丛书外，学院正筹备“全球知识迁移与中国留学史数据库”，将在2020年初步建成拥有10000人左右的中国留学生的基本情况库，并正式投入使用，从而揭示出19-20世纪真实的知识迁移状况。
《今日中国》：2016年10月，北外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成立，目前该研究院主要做了哪方面的工作？特别是在对外交流中，围绕中国在治国理政方面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以及为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等方面开展了哪些活动？
彭龙：目前北外的一大特色就是将语种建设同国别与区域研究相结合，探索语种增设与科学研究、人才储备相互促进的发展方式，使人才不仅拥有较高水平的语言能力，同时具备开展对象国历史文化和国情研究的学术能力。研究院集教学、科研、智库等功能为一体，致力于服务国家“走出去”战略，培养高端人才，推动区域与全球治理相关研究。北外目前已有41个国别研究中心。
同时，研究院为中国一些企业“走出去”提供服务。例如，与9家国企，包括中国机械进出口总公司、中国建设银行，还有一些地方企业，如柳工集团等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他们在很多国家的发展中遇到了一些困难，需要我们国别研究院进行支持。
另外，在国家的对外交流机制中，如中德、中法和中俄交流机制，我们也都提供了很多支持。 《今日中国》：2017年4月，北外成立了国际组织学院。请问为什么要成立这样一个学院？主要培养什么类型的人才？
彭龙：近些年，随着中国在国际舞台的迅速崛起，中国需要更多地参与全球治理，而在比较重要的国际组织中，担任高级别职务的中国人并不多，这跟中国的大国地位不相称，所以我们要培养一批人。在我们这个学院，学生至少要精通两门联合国语言，英语和法语，同时还要有专业的背景，可以选择政治学、经济学和法学、对外传播或者历史学等。我们希望学生兼具国际视野与中国情怀、通晓国际规则，具有出色的专业能力和跨文化沟通能力的复合型、复语型国际组织人才。北大也在探索同欧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总部等国际组织建立实质的合作关系，引导学生到国际组织实习就业。
《今日中国》：随着这些新学院的设立，现在北外在学科设置方面具有怎样的格局和特色？
彭龙：北外一直突出“外”字特色，集中力量围绕外国语言学、外国文学、翻译学、国别和区域研究、比较文明与跨文化研究等领域，重点建设好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在此基础上，加强外语学科与其他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学科的深度融合，保持良好的学科生态，形成獨特的核心竞争力。我想一个好的大学应该在一个国家发展的历史上、在世界文明史的进程中，发挥一些作用，北外应该有这样一种抱负。所以北外想在国家发展的关键时期，做出一些历史性的贡献，使学生具备更好地服务人类进步和国家发展的素质和本领，让他们有更好的知识结构。过去几十年，北外一直在朝这个方向努力，在学科上逐步拓展空间，比如刚提到的历史学，还有教育学、艺术等。当然北外也不是随便增加学科，主要是外语特色很明显的一些学科，将来还会进一步拓宽，增加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等。
办受外国学生欢迎的学校
《今日中国》：对于那些想通过北外学习中文、了解中国文化的外国人，您建议他们上北外的什么课程？北外在这方面的教学情况如何？
彭龙：以前，外国学生到北外主要是学习中文，学习中国历史和文化。这几年有了很大的变化，比如北外的国际商学院，就有三四百位来自60多个国家的留学生。他们来学习中国的经济管理。另外，我们还有近100位留学生在北外国际关系学院学习中国对外交往的好做法。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很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学生喜欢选择北外，虽然有些课程是全英文授课，有的用汉语，但是北外有很多小语种专业，所以这些留学生到北外来感觉很亲切。北外也会选择优秀的老师用他们国家的语言介绍中国的发展情况，这些很受学生欢迎。
我想留学生的这一变化，也是跟中国的发展越来越接近于世界舞台的中央这个大背景相关的。而且很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留学生认为，将来他们国家与中国的交往非常重要，从个人发展角度来讲，这成了吸引他们来中国留学的重要原因。我相信，他们都是有使命感的，回去之后肯定会为自己的国家和中国的交往做出很多贡献。
《今日中国》：我们了解到北外在世界各地也承办了很多孔子学院，目前整体情况如何？
彭龙：北外作为承办孔子学院数量最多的中方合作院校，目前在欧洲、亚洲、美洲的17个国家开办了22所孔子学院。北外基本上都是和世界上最优秀的大学合作，尤其是中东欧地区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孔子学院的开设对于我们同很多大学的交往也起到了促进作用，对于北外的语言和国别研究等领域很重要。
整体来讲，孔子学院的学员人数越来越多，从2007年的不足2000人，发展到2016年的27672人。这与中国的整体发展，中国对世界的贡献紧密相关。学员主要还是想了解中国文化和中国的基本情况，其中有的学员会专注于某一领域，比如中国的艺术、法律制度、经济管理等。但最初基本上都是出于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兴趣。
中共十九大带来的新发展
《今日中国》：中共十九大在2017年10月18日召开，北外作为国际传播、沟通国内外的重要学术和教学机构拥有大量的外籍员工和留学生，您认为他们对中共十九大关注程度如何？关注点在哪些方面？他们怎么看中国过去五年的发展成就？
彭龙：这些外籍员工和留学生的学历层次和来中国的时间不同，关注程度也不同。越是学历较高的学生和专家对这次大会越是关注。很多留学生用“不可思议”来形容中国最近五年的发展变化，它体现在大城市的市容、四通八达的交通还有各种便捷的生活方式，比如共享单车、微信、支付宝等。
他们对“一带一路”倡议、反腐，还有中国在世界气候变化和发展可再生能源方面的积极政策和决心也很关注。有些人也很感慨，觉得中国正是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解决这么多的大问题。同时，感慨他们自己的国家和政治制度在一定时期不能达到中国这样的程度，产生羡慕的情绪。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的美好发展前景在外国人心中也越来越清晰。
《今日中国》：您觉得十九大的召开对于北外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有什么意义？
彭龙：当前，中国的发展已经站到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也必然面临重新构建。围绕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大势，十九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战略、新部署和新任务，这对中国的外语教育事业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近代以来，外语教育充当的是中国“睁眼看世界”的先行军；新中国成立后，承担的是“把世界介绍给中国”的历史使命；而今天，我们还将承担“把中国介绍给世界”的新时代的任务。我们要借助外语教育为解决人类问题进一步贡献中国智慧，提供中国方案。
增加语种 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
《今日中国》：北外最近开设了很多新的非通用语种课程，您能否谈一下这一新举措的动因？目前北外一共有多少个语种课程？在全国和世界范围处于什么水平？
彭龙：北外一直有一个很好的传统，那就是服务国家战略。实际上，从习近平主席最初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我们就想围绕著“一带一路”建设，发挥北外的作用。我们这些新语种课程的设置，会为沿线国家的人文交流构建桥梁，对培养相关领域人才、深化相关地区研究、促进交流都有重要意义。
另外，我们也确实看到随着中国文化“走出去”，中国企业“走出去”，中国民间和其他国家的交往也越来越多，于是我们就主动思考，打算覆盖所有与中国建交国家的语言教学课程。北外很早就开设了欧盟所有国家、东盟十国语言课程，而针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语言教学课程也在逐步开设中。
北外肩负着“推进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发展”的重要使命。这个过程虽然压力很大，但也是时代发展所需，将会对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有所贡献。目前北外开设了84个语种课程，是中国开设语种最多的大学。其中有33个语种全国只有北外开设。目前，世界上一些主要发达国家的外语语种数量已有相当规模、覆盖面非常广泛。比如美国哈佛大学有90多个语种，俄罗斯莫斯科大学有120多个语种。到2020年我们要覆盖所有与中国建交国家的官方语言，那个时候跟发达国家的同类大学水平相当。
我认为，非通用语人才的培养顺应了全球化的趋势，是对人类文明多样性的尊重。目前，世界各民族的发展呈现全球一体化的趋势，面对不同的人类文明样态，不能用经济、政治、人数等几个简单的指标将那些过去认为“边缘”的文化置之不理，使之失声。因此，有必要打破那些主流语言国家对当代人认知的垄断地位，将非通用语国家的文化、历史、政治、经济等方面纳入我们的关注视野，从而促进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和多元化。
《今日中国》：2015年1月，北外丝绸之路研究院成立，作为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智库，该研究院都做了哪些工作？在促进中国与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人文交流方面发挥了什么作用？
彭龙：北外丝绸之路研究院主要致力于人才培养、学术研究、社会服务、人文交流等方面服务“一带一路”建设。其最大的特色是语种的多样性，可以用第一手资料来研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历史、文化和国情问题。
研究院一方面紧紧围绕“一带一路”倡议中“民心相通”的主题，承办了多项重大智库交流和高端研修项目。其中包括2015年12月“一带一路：中国与斯里兰卡—斯里兰卡高级政经研修班”，2016年受中国和平发展基金会委托，承办了“2016泰国可持续发展高级研修团”，“2016柬埔寨社会治理高级研修团”，“2016蒙古新媒体发展高级研修团”等“一带一路”人文交流项目。
另一方面，研究院组织团队开展了相关社会调研，了解“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民对中国发展的认知和对促进自身发展的需求，在突出“民心相通”的基础上，为今后开展“一带一路”人文交流的具体内容提供了方向性。
将外语学科与其他人文学科深度融合
《今日中国》：2014年12月，北外全球史研究院成立，为什么要设置这样一个学院？目前有哪些突出的研究成果？
彭龙：北外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就开设了世界史、中国史、国别史方面的课程，但不是很系统和完善。大学一直提倡要提高通识教育水平。从世界范围来看，通识教育最根本、最具深远意义的就是文史哲方面的课程。我们也越来越发现，如果学生在未来要担当大任，历史学基础非常重要，所以决定设立这个研究院。
除了举办系列学术讲座、大型国际学术会议和出版中、英、德文学术刊物和丛书外，学院正筹备“全球知识迁移与中国留学史数据库”，将在2020年初步建成拥有10000人左右的中国留学生的基本情况库，并正式投入使用，从而揭示出19-20世纪真实的知识迁移状况。
《今日中国》：2016年10月，北外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成立，目前该研究院主要做了哪方面的工作？特别是在对外交流中，围绕中国在治国理政方面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以及为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等方面开展了哪些活动？
彭龙：目前北外的一大特色就是将语种建设同国别与区域研究相结合，探索语种增设与科学研究、人才储备相互促进的发展方式，使人才不仅拥有较高水平的语言能力，同时具备开展对象国历史文化和国情研究的学术能力。研究院集教学、科研、智库等功能为一体，致力于服务国家“走出去”战略，培养高端人才，推动区域与全球治理相关研究。北外目前已有41个国别研究中心。
同时，研究院为中国一些企业“走出去”提供服务。例如，与9家国企，包括中国机械进出口总公司、中国建设银行，还有一些地方企业，如柳工集团等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他们在很多国家的发展中遇到了一些困难，需要我们国别研究院进行支持。
另外，在国家的对外交流机制中，如中德、中法和中俄交流机制，我们也都提供了很多支持。 《今日中国》：2017年4月，北外成立了国际组织学院。请问为什么要成立这样一个学院？主要培养什么类型的人才？
彭龙：近些年，随着中国在国际舞台的迅速崛起，中国需要更多地参与全球治理，而在比较重要的国际组织中，担任高级别职务的中国人并不多，这跟中国的大国地位不相称，所以我们要培养一批人。在我们这个学院，学生至少要精通两门联合国语言，英语和法语，同时还要有专业的背景，可以选择政治学、经济学和法学、对外传播或者历史学等。我们希望学生兼具国际视野与中国情怀、通晓国际规则，具有出色的专业能力和跨文化沟通能力的复合型、复语型国际组织人才。北大也在探索同欧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总部等国际组织建立实质的合作关系，引导学生到国际组织实习就业。
《今日中国》：随着这些新学院的设立，现在北外在学科设置方面具有怎样的格局和特色？
彭龙：北外一直突出“外”字特色，集中力量围绕外国语言学、外国文学、翻译学、国别和区域研究、比较文明与跨文化研究等领域，重点建设好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在此基础上，加强外语学科与其他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学科的深度融合，保持良好的学科生态，形成獨特的核心竞争力。我想一个好的大学应该在一个国家发展的历史上、在世界文明史的进程中，发挥一些作用，北外应该有这样一种抱负。所以北外想在国家发展的关键时期，做出一些历史性的贡献，使学生具备更好地服务人类进步和国家发展的素质和本领，让他们有更好的知识结构。过去几十年，北外一直在朝这个方向努力，在学科上逐步拓展空间，比如刚提到的历史学，还有教育学、艺术等。当然北外也不是随便增加学科，主要是外语特色很明显的一些学科，将来还会进一步拓宽，增加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等。
办受外国学生欢迎的学校
《今日中国》：对于那些想通过北外学习中文、了解中国文化的外国人，您建议他们上北外的什么课程？北外在这方面的教学情况如何？
彭龙：以前，外国学生到北外主要是学习中文，学习中国历史和文化。这几年有了很大的变化，比如北外的国际商学院，就有三四百位来自60多个国家的留学生。他们来学习中国的经济管理。另外，我们还有近100位留学生在北外国际关系学院学习中国对外交往的好做法。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很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学生喜欢选择北外，虽然有些课程是全英文授课，有的用汉语，但是北外有很多小语种专业，所以这些留学生到北外来感觉很亲切。北外也会选择优秀的老师用他们国家的语言介绍中国的发展情况，这些很受学生欢迎。
我想留学生的这一变化，也是跟中国的发展越来越接近于世界舞台的中央这个大背景相关的。而且很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留学生认为，将来他们国家与中国的交往非常重要，从个人发展角度来讲，这成了吸引他们来中国留学的重要原因。我相信，他们都是有使命感的，回去之后肯定会为自己的国家和中国的交往做出很多贡献。
《今日中国》：我们了解到北外在世界各地也承办了很多孔子学院，目前整体情况如何？
彭龙：北外作为承办孔子学院数量最多的中方合作院校，目前在欧洲、亚洲、美洲的17个国家开办了22所孔子学院。北外基本上都是和世界上最优秀的大学合作，尤其是中东欧地区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孔子学院的开设对于我们同很多大学的交往也起到了促进作用，对于北外的语言和国别研究等领域很重要。
整体来讲，孔子学院的学员人数越来越多，从2007年的不足2000人，发展到2016年的27672人。这与中国的整体发展，中国对世界的贡献紧密相关。学员主要还是想了解中国文化和中国的基本情况，其中有的学员会专注于某一领域，比如中国的艺术、法律制度、经济管理等。但最初基本上都是出于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兴趣。
中共十九大带来的新发展
《今日中国》：中共十九大在2017年10月18日召开，北外作为国际传播、沟通国内外的重要学术和教学机构拥有大量的外籍员工和留学生，您认为他们对中共十九大关注程度如何？关注点在哪些方面？他们怎么看中国过去五年的发展成就？
彭龙：这些外籍员工和留学生的学历层次和来中国的时间不同，关注程度也不同。越是学历较高的学生和专家对这次大会越是关注。很多留学生用“不可思议”来形容中国最近五年的发展变化，它体现在大城市的市容、四通八达的交通还有各种便捷的生活方式，比如共享单车、微信、支付宝等。
他们对“一带一路”倡议、反腐，还有中国在世界气候变化和发展可再生能源方面的积极政策和决心也很关注。有些人也很感慨，觉得中国正是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解决这么多的大问题。同时，感慨他们自己的国家和政治制度在一定时期不能达到中国这样的程度，产生羡慕的情绪。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的美好发展前景在外国人心中也越来越清晰。
《今日中国》：您觉得十九大的召开对于北外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有什么意义？
彭龙：当前，中国的发展已经站到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也必然面临重新构建。围绕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大势，十九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战略、新部署和新任务，这对中国的外语教育事业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近代以来，外语教育充当的是中国“睁眼看世界”的先行军；新中国成立后，承担的是“把世界介绍给中国”的历史使命；而今天，我们还将承担“把中国介绍给世界”的新时代的任务。我们要借助外语教育为解决人类问题进一步贡献中国智慧，提供中国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