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闻“随迁子女可以异地高考”的消息，多少在外务工的父母欣喜若狂、如释重负，人们为之奔走呼号十多年的高考藩篱，终于有了“破冰”的开局。但三个“准入条件”，犹如难以逾越的三道门槛，让众多外来务工人员颇有“画饼充饥”般的失落。
　　应该说，教育主管部门为“异地高考”列出“拼家长”“拼学生”“拼运气”的苛刻条件，有其自身矛盾纠结的“两难”考量：既想打破异地不能高考的制度弊端，又恐失控為泛滥的“高考移民”；既要回应民众期待已久的如潮呼声，又不能不顾及城市居民已有的既得利益。这种“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态度，无疑折射出教育主管部门对推行高考制度改革开放不足、谨慎有余的畏惧心理。
　　透过三个模糊而又苛刻的“准入条件”，人们几乎可以肯定地作出被拒者多多、符合者寥寥的可期预测，并且有极易为权力寻租制造借口的担忧。比如“三稳定”的家长，什么算“稳定的工作”，是按工种，还是按企业、按区域，抑或按城市？在资方比雇工强势的背景下，频繁跳槽求职的农民工，何来长期固定的“稳定”工作；而“稳定的住处”，是以有栖身之处算，还是以拥有固定房产计，如果是后者，农民工何以买得起房？还有“稳定收入”“各种保险”，外来工何尝不想拥有，能轻易办得到吗？最可笑的是“城市需要”，这是明显把生杀大权交给了城市的管理者：说“需要”就需要，“不需要”你又如何，老百姓何以感知城市的“发展需要和承载能力”？艰难完成前“两拼”后，只有在“城市需要”的考题中“拼”“运气”了。
　　我们理解政府的苦衷，也赞同先易后难、循序渐进的破题思路，但制定政策必须考虑多数人的利益与感受，如果政策门槛让少数人受益、多数人望尘莫及，势必招致同为外来人的相互攀比，从而诱发新的不公与波动。既然异地高考是关乎教育公平、涉及亿万人群的大事，既然主管部门如此身陷纠结，举步维艰，何不来个开门问政、讨计于民？实施“异地高考”是一个挑战旧有制度的革新工程，也是彰显公平、惠及民生的德政善举，如何积极创造条件把好事办好才是问题的关键，而迈出公平合理的“第一步”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