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我常常被历史中的许多名字吸引。
我们的历史向来鲜少呈现个人面目。但历史是人构成的，事件只有归到个体名下，才获得意义；名字也只有放置在具体的生命细节中，才能活出一个携带历史的生命。
在中国照片档案馆，我常去找那些有名有姓的人。
关注“默默”的人
翻阅新华社上海分社女摄影记者王子瑾留在中国照片档案馆中的几千幅照片，我惊讶地发现她在1960～1980年代拍摄的教育家/科学家/医学家/艺术家多达三百余人，而且个个有名有姓，对其中一些人物更是持续采访二三十年。上海城中，教育家苏步青、谢希德、周谷城，文史学家郑逸梅，医学家姜春华、裘沛然、陳中伟、汤钊猷、吴孟超、周良辅，数学家杨乐、张广厚，科学家彭加木、李国豪，作家巴金、熊佛西、丁玲，表演艺术家赵丹、白杨、张瑞芳、俞振飞、周信芳、盖叫天，导演应卫云、谢晋、汤晓丹，画家丰子恺、张乐平、王个簃……各行业杰出的人物都被王子瑾一一记录。
2010年，我采访了王子瑾，80岁的她这样陈述：“很多人认为，只有大题材，只有到很远的地方才能找到有意义的报道。但实际上，伟大的人就在我们身边，最好的故事就在你的鼻子底下……做记者，我们总这么想：不先进，我报道你什么呢？所以我们更多盯着那些英雄人物、模范人物、典型人物、红光亮人物，价值大的人物。对那些真正默默为国家做贡献的人物却报道得少，中间人物报道得少，对老百姓更是少。我长期采访那些不引人注意的科学家、教育家、医生、艺术家，就是因为我认为他们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很重要的人。”
在王子瑾那里，最平常的东西也许最有价值，深度关注社会并不意味着你总站在新闻的最前沿。
持续记录“他们”
1960年，王子瑾从山西调回家乡上海，被分配到新华社上海分社做摄影记者，开始负责文教报道，一做就是30年。没有人告诉她要拍什么东西，怎么拍，拍成什么样……她只好天天看报纸，摸情况，找线索，因为她要知道上海文化科学界都有些什么人，都在干什么。
一查资料她才知道，上海科技/教育/医学/文化界有这么多杰出人物啊！她明确了自己工作的目标：自己的摄影必须要关注人—国宝级人物要关注，默默无闻为国家科学技术发展做出贡献的人要关注，普通人的生活也要关注，而且要一直关注。
持续记录是摄影记者的基本功。王子瑾的持续拍摄让她和很多被访者做了一生的朋友。
1961年，王子瑾第一次见到巴金。那时，巴金刚完成了一部10万多字的创作，在做最后校订。拍摄时，王子瑾带了几只老式闪光灯，需要接到巴金家中的电线上，结果一按，就把人家的电门爆掉了。巴金也因此记住了这位小小个子，背着硕大灯箱和器材包，满头大汗努力工作的新华社女记者，并一直称呼她“小姑娘”。此后，王子瑾再去巴金家，熟悉到不用事先打招呼。1980年代，在一次采访结束后，巴金叫人追上王子瑾，送上一捆自己全部签好名的著作。
采访必有始有终
1961年，王子瑾推开进贤路一座老式房子的大门，采访丰子恺。丰老在家中作画，同女儿一起翻译俄罗斯柯罗连科（Keluolianke，1853～1921）的名著《我的同时代人的故事》四卷，指导上海中国画院的青年画家，给推门而入的小朋友讲故事……这些场景，都被王子瑾记录在照片里。王子瑾在一旁拍摄时，丰子恺全家都不会觉得别扭，因为他们已把这个从不会打搅一家人正常生活的记者当作家人。
1962年，王子瑾采访著名数学家苏步青时，他已经是复旦大学副校长。在采访中，苏步青从文化大革命中的低谷一直聊到改革开放之后重新被重用。每次他看到王子瑾来，说：“王子瑾你来啦，我要和你谈谈我的苦经啊。”晚年他还对秘书说：“我太忙，不要多安排采访，但王子瑾来采访，可以。”
1964年，王子瑾拍摄了时任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研究员的彭加木给上海科学院子弟小学学生讲课的情景。彭加木于1957年患恶性肿瘤，却镇定如恒，坚强乐观，1958年到1964年，他5次到新疆做科学研究和资源考察工作。后来王子瑾多次到他的研究室采访，关注他出席上海科技工作会议。最后，直到彭加木失踪前1980年在新疆罗布泊地区考察，1981年10月在上海龙华革命公墓举行的他的追悼会，王子瑾都参与了报道，可谓有始有终。
1965年9月，中国首次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实验的成功使中国成为第一个能人工合成蛋白质的国家；1985年，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2000年与原中科院上海细胞生物学研究所整合，成立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生物化学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又从1升细菌培养液中分离出40毫克胰岛素原的融合蛋白，为我国运用遗传工程学填补了空白。
人工合成胰岛素的成功是新闻，但是王子瑾觉得什么人在研究，怎么研究，研究过程是什么样更应该关注。从1976年到1986年，对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老研究员王德宝、陈长庆到年轻一代研究者郭礼和，她都坚持记录。
王子瑾愿意一次次去采访这些真正的大家，正是在他们身上，她看到锲而不舍、忠诚、高尚、平易近人的品格。她认为，相机让自己能够进入他们的生活，了解他们的内心，并用图片记录下来使之长留，这是一名记者的幸运。
王子瑾采访过很多书画家，而那些画家的画，她一张也没有。王子瑾说：“大家都要老画家的东西，都向他伸手，他怎么应付得过来？人家的画是人家的心血，人家的劳动。”她还说：“记者不能伸手问人家要东西，这是起码的职业道德。难道你是厨师，就可以随便点一桌菜吃？难道你是医生，就可以随便躺到手术台上做手术？”
王子瑾的照片饱含记忆。读她的照片，能感受到她是因为热爱去拍，而不是不得不拍；她拍那些真正吸引她的事物，而不仅仅当作领导分配的任务；她为历史工作，而不仅仅把自己当成摄影师。
在进行“新华典藏”项目时，我一直在寻找那些画面朴实，有足够历史痕迹，甚至能够解读一段历史的照片；同时我也在寻找深入拍摄一个地区、一个人群、一个主题的摄影者。基于此，王子瑾成为这个项目入选图片最多的摄影者之一。
我们的历史向来鲜少呈现个人面目。但历史是人构成的，事件只有归到个体名下，才获得意义；名字也只有放置在具体的生命细节中，才能活出一个携带历史的生命。
在中国照片档案馆，我常去找那些有名有姓的人。
关注“默默”的人
翻阅新华社上海分社女摄影记者王子瑾留在中国照片档案馆中的几千幅照片，我惊讶地发现她在1960～1980年代拍摄的教育家/科学家/医学家/艺术家多达三百余人，而且个个有名有姓，对其中一些人物更是持续采访二三十年。上海城中，教育家苏步青、谢希德、周谷城，文史学家郑逸梅，医学家姜春华、裘沛然、陳中伟、汤钊猷、吴孟超、周良辅，数学家杨乐、张广厚，科学家彭加木、李国豪，作家巴金、熊佛西、丁玲，表演艺术家赵丹、白杨、张瑞芳、俞振飞、周信芳、盖叫天，导演应卫云、谢晋、汤晓丹，画家丰子恺、张乐平、王个簃……各行业杰出的人物都被王子瑾一一记录。
2010年，我采访了王子瑾，80岁的她这样陈述：“很多人认为，只有大题材，只有到很远的地方才能找到有意义的报道。但实际上，伟大的人就在我们身边，最好的故事就在你的鼻子底下……做记者，我们总这么想：不先进，我报道你什么呢？所以我们更多盯着那些英雄人物、模范人物、典型人物、红光亮人物，价值大的人物。对那些真正默默为国家做贡献的人物却报道得少，中间人物报道得少，对老百姓更是少。我长期采访那些不引人注意的科学家、教育家、医生、艺术家，就是因为我认为他们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很重要的人。”
在王子瑾那里，最平常的东西也许最有价值，深度关注社会并不意味着你总站在新闻的最前沿。
持续记录“他们”
1960年，王子瑾从山西调回家乡上海，被分配到新华社上海分社做摄影记者，开始负责文教报道，一做就是30年。没有人告诉她要拍什么东西，怎么拍，拍成什么样……她只好天天看报纸，摸情况，找线索，因为她要知道上海文化科学界都有些什么人，都在干什么。
一查资料她才知道，上海科技/教育/医学/文化界有这么多杰出人物啊！她明确了自己工作的目标：自己的摄影必须要关注人—国宝级人物要关注，默默无闻为国家科学技术发展做出贡献的人要关注，普通人的生活也要关注，而且要一直关注。
持续记录是摄影记者的基本功。王子瑾的持续拍摄让她和很多被访者做了一生的朋友。
1961年，王子瑾第一次见到巴金。那时，巴金刚完成了一部10万多字的创作，在做最后校订。拍摄时，王子瑾带了几只老式闪光灯，需要接到巴金家中的电线上，结果一按，就把人家的电门爆掉了。巴金也因此记住了这位小小个子，背着硕大灯箱和器材包，满头大汗努力工作的新华社女记者，并一直称呼她“小姑娘”。此后，王子瑾再去巴金家，熟悉到不用事先打招呼。1980年代，在一次采访结束后，巴金叫人追上王子瑾，送上一捆自己全部签好名的著作。
采访必有始有终
1961年，王子瑾推开进贤路一座老式房子的大门，采访丰子恺。丰老在家中作画，同女儿一起翻译俄罗斯柯罗连科（Keluolianke，1853～1921）的名著《我的同时代人的故事》四卷，指导上海中国画院的青年画家，给推门而入的小朋友讲故事……这些场景，都被王子瑾记录在照片里。王子瑾在一旁拍摄时，丰子恺全家都不会觉得别扭，因为他们已把这个从不会打搅一家人正常生活的记者当作家人。
1962年，王子瑾采访著名数学家苏步青时，他已经是复旦大学副校长。在采访中，苏步青从文化大革命中的低谷一直聊到改革开放之后重新被重用。每次他看到王子瑾来，说：“王子瑾你来啦，我要和你谈谈我的苦经啊。”晚年他还对秘书说：“我太忙，不要多安排采访，但王子瑾来采访，可以。”
1964年，王子瑾拍摄了时任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研究员的彭加木给上海科学院子弟小学学生讲课的情景。彭加木于1957年患恶性肿瘤，却镇定如恒，坚强乐观，1958年到1964年，他5次到新疆做科学研究和资源考察工作。后来王子瑾多次到他的研究室采访，关注他出席上海科技工作会议。最后，直到彭加木失踪前1980年在新疆罗布泊地区考察，1981年10月在上海龙华革命公墓举行的他的追悼会，王子瑾都参与了报道，可谓有始有终。
1965年9月，中国首次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实验的成功使中国成为第一个能人工合成蛋白质的国家；1985年，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2000年与原中科院上海细胞生物学研究所整合，成立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生物化学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又从1升细菌培养液中分离出40毫克胰岛素原的融合蛋白，为我国运用遗传工程学填补了空白。
人工合成胰岛素的成功是新闻，但是王子瑾觉得什么人在研究，怎么研究，研究过程是什么样更应该关注。从1976年到1986年，对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老研究员王德宝、陈长庆到年轻一代研究者郭礼和，她都坚持记录。
王子瑾愿意一次次去采访这些真正的大家，正是在他们身上，她看到锲而不舍、忠诚、高尚、平易近人的品格。她认为，相机让自己能够进入他们的生活，了解他们的内心，并用图片记录下来使之长留，这是一名记者的幸运。
王子瑾采访过很多书画家，而那些画家的画，她一张也没有。王子瑾说：“大家都要老画家的东西，都向他伸手，他怎么应付得过来？人家的画是人家的心血，人家的劳动。”她还说：“记者不能伸手问人家要东西，这是起码的职业道德。难道你是厨师，就可以随便点一桌菜吃？难道你是医生，就可以随便躺到手术台上做手术？”
王子瑾的照片饱含记忆。读她的照片，能感受到她是因为热爱去拍，而不是不得不拍；她拍那些真正吸引她的事物，而不仅仅当作领导分配的任务；她为历史工作，而不仅仅把自己当成摄影师。
在进行“新华典藏”项目时，我一直在寻找那些画面朴实，有足够历史痕迹，甚至能够解读一段历史的照片；同时我也在寻找深入拍摄一个地区、一个人群、一个主题的摄影者。基于此，王子瑾成为这个项目入选图片最多的摄影者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