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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晚清政治与学术界,朱一新对以康有为为代表的主公羊改制者有着明快的批驳。朱一新力图从源头处证实“改制”出于纬书,不可尽信,《春秋》为孔子“借事明义”之书,而非改制之作;《公羊》学者应恪守经学家法,不应以《公羊》一家之偏义遍说群经诸书;对今文学者说经重微言轻大义的取向有所纠弹,面对西学西法,主张要注重《公羊》“异内外”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