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本来没想过要当作家。学生时代，波哥大《观察家报》的文学副刊主编爱德华多·萨拉梅亚·博尔达在报上说，新生代对文学毫无贡献，写短篇小说的没有，写长篇小说的也没有。这话激发了我对同代人的集体荣誉感。我决定写个短篇，去堵爱德华多·萨拉梅亚·博尔达的嘴，他是我的挚友，至少后来成为了我的挚友。我坐下来，写了个短篇，投到《观察家报》，等到下一个周日翻开报纸，我吓了一跳：那个短篇登了个全版，爱德华多·萨拉梅亚·博尔达公开认错，说了些“此文标志着哥伦比亚文坛新星诞生”之类的话。
　　这下我可真犯了愁，我对自己说：“瞧我惹了多大的麻烦！怎样才能不让爱德华多·萨拉梅亚·博尔达下不来台呢？”答案是：继续写。但选材是个问题：动笔前，我得先想个故事。
　　我来讲一个在脑子里想了好几年、编得挺圆的故事。想象一下：从前，有个很小的村子，村里住着个老太太。老太太有两个孩子，儿子十七，女儿还不到十四。一天，老太太一脸愁容地端来早饭，孩子们见了，问她怎么了，她说：“我也不知道，一早起来，总觉得村里会有大难。”
　　孩子们笑她，说老太太尽瞎想。儿子去打台球，碰到一个双着（台球术语，指主球在一次击球期间与两个目标球接触），位置极好，绝对一击就中。结果他却输了。对手问他：“怎么回事？”儿子说：“是容易。可我妈一早说村里会有大难，我心慌。”大家都笑他。赢钱的人回到家，妈妈和一个女亲戚在家。他赢了钱，很高兴，说：“达马索真笨，让我轻轻巧巧赢了个比索。笨蛋都能打中的双着他打不中。说是他妈一早起来说村里会有大难，他心慌。”
　　妈妈说：“老人家的预感可笑不得，有时候真灵。”那女亲戚听了，出门买肉，对卖肉的人说：“称一磅肉。”卖肉的正在切，她又说：“称两磅吧！都说会有大难，多备点好。”卖肉的把肉给了她。又来了位太太，也说要称一磅，卖肉的说：“称两磅吧！都说会有大难，得备点吃的，都在买。”
　　于是，那老妇人说：“我孩子多，称四磅吧！”就这样称走了四磅肉。卖肉的半小时就卖光了肉。谣言越传越广，后来，村里人什么都不干了，就等着出事。街上没人，广场上也没人，突然飞来一只小鸟，顿时一传十，十传百：“广场上飞来一只小鸟。”大家惊慌失措地跑去看小鸟。
　　“诸位，小鸟飞来是常事！”“没错，可不是在这个点儿。”人们越来越紧张，万念俱灰，想走又不敢走。有人说：“我是大老爷们，有什么好怕的，我走！”说着，就把家具、孩子、牲口通通装上了车。大家眼睁睁地看着他走过中央大道，都说：“他敢走，我们也走。”于是全村都开始收拾，物品、牲口通通带走。好比在经历一场战乱，个个抱头鼠窜。人群中，就见那有预感的老太太说：“我就说会有大难，还说我疯了！”
　　
　　1970年5月3日，在委内瑞拉加拉加斯文化艺术中心的讲话。后被刊登在波哥大《观察家报》上。此文中的故事后来成为1974年路易斯·阿尔科利萨执导的《预感》电影剧本。
　　秋日摘自《我不是来演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