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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前的山东潍坊，一名初中一年级男生写了篇谈理想的命题作文。他立志为国守南沙，并且这样憧憬未来，“十几年后的南海，祖国在那里填海造陆，我也参加了，我们的目标是确保谁也不敢再偷盗中国的哪怕一寸土地”。
这个男孩名叫王晓鹏。十多年后，他成了一名海疆问题研究者，经常出现在各大电视台的国际时政节目里宣讲南海问题。而随着南海岛礁扩建工程的推进，中国在南海的维权力、管控力发生了根本性的改观，王晓鹏的个人梦想正在国家梦想的怀抱里成为现实。
王晓鹏本科主修中国史，硕士攻读中国海疆史，博士专攻南海史。爱好古汉语的他给自己起了个名号：“瀛壖阁主人”。“瀛壖”就是“海疆”的意思，清乾隆帝曾提写匾额赐予琉球，上书“永祚瀛壖”，意即“助我永固海疆”。王晓鹏是在以号明志。
历史性权利研究不能流于浮表
选在北京东三环边一家酒店共进午餐。我们不约而同给自己点了一份肉骨茶，这道用中草药炖煮出来的汤是当年下南洋的中国人发展出来的，有祛除海上湿气之效。
约王晓鹏见面，是因我很想了解，南海“仲裁案”后，中国海疆史地研究界的心态是否受到了影响，他们准备用什么样的行动更好地维护国家的海洋权益。
由菲律宾单方面发起的南海“仲裁案”使中国在南海的权益主张受到严重挑战。这其中，中国的历史性权利主张几乎被全盘否定。“仲裁庭”说，“即使中国曾在某种程度上对南海水域的资源享有历史性权利，这些权利也已在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关于专属经济区的规定不一致的范围内归于消灭”。
“这种裁决结果是否意味着中国的海疆史研究走到了尽头？将不再有用武之地？”我的第一问抛了出去。
“恰恰相反”，王晓鹏未加思索便给出了回答。他认为，仲裁案的要害在于一个“界”字，是绕开岛礁归属问题，用西方传统的专属经济区划界理论裁断南海错综复杂的争端，没有考虑南海地区独特的历史、地理特点。
王晓鹏说，仲裁案的“裁决结果”提醒我们，对历史性权利的研究不能流于浮表，还要不断向纵深推进。就以海南渔民世代沿袭下来的《更路簿》（以文字形式记录南海捕鱼路径的书）为例，国内一些学者只研究其中的地名、航线，不重视挖掘背后的信息。事实上，《更路簿》包含的信息不仅有历史研究的基础性意义，也能应用在现实政治当中。
在2016年的一次国际交流中，面对新加坡学者的质疑，王晓鹏讲了一白一黄“两块石头”的故事。
直到20世纪上半叶，很多海南渔民仍依着《更路簿》提供的路径出海打渔。在那之前渔船上没有冷藏设备，渔民们在南海中南部捕到海产品后只能继续南行，见“白石”，石上有灯塔，在那里把渔获卖掉。
“这座灯塔照亮了航道，更照亮了中国渔民的心路，因为光亮之处便是有贸易的地方——新加坡。而‘白石’就是今天位于新加坡海峡与南海交汇处的白礁，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一度争夺它的主权。2008年5月，设在荷兰海牙的国际法庭作出裁决，新加坡赢得白礁主权。”
“黄石”则是黄岩岛，茫茫大海深处另一个对海南渔民至关重要的路标。他们自“白石”返家途中经过“黄石”，在那里避风，并且再进行一次捕捞，然后把收获的水产品带回海南。《更路簿》的记述是中国最早开发利用黄岩岛的铁证。
“两块石头”的故事触动了新加坡学者，使他们意识到，不论现代海洋法如何发展，谁都无法否认中国人与南海岛礁的历史和情感联系，甚至今天的新加坡人都要感谢它的影响。
为南海渔民兄弟鼓呼
对《更路簿》的研究贯穿了王晓鹏的学术生涯，也是他进行乡野调查的主要依托。从读研究生时起，他每年都要前往海南省做两三次调研，深入琼海潭门、文昌以及儋州白马井等地，与当地渔民交谈，从中发现中国经营、管理南海的历史线索，了解渔民在南海的生产活动和具体诉求。
王晓鹏最喜欢的一件事是和渔民一起喝“老巴茶”。那是海南渔民群体在出海捕鱼、对外贸易过程中养成的生活习惯，每天下午三四点钟聚在一起喝下午茶。闲聊中，王晓鹏捕获了很多口口相传的历史信息，也从渔民那里得知了不少能够洞悉南海周边其他国家觊觎我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活情况”，反映上去后受到有关领导和部门的重视。
王晓鹏在潭门渔港考察。
王晓鹏告诉我，“祖宗海”的说法至迟明清时期起就在中国南方流行了。海南、广东、广西等地不少渔民世家的族谱记载，他们的祖先从闽南一路迁移过来，迫于生计，加之清雍正年间颁布了“捕鱼不得越出本省界限”的禁令，不断摸索着到南海更远的海域进行作业，于是也就有了源于闽南《针路簿》（主要面向东、黄海的航海针经）的《更路簿》。也是在明清时期，大量大陆人经海路移民东南亚，途中发现越往南走超值的渔获物越多，这就吸引了更多的中国人以家族为单位到南海捕捞作业，有的渔民家庭还常年驻岛。对这些，《更路簿》都有详细记载。
王晓鹏的乡野调查得到了潭门镇渔民协会前会长麦邦奋老先生的鼎立支持。麦老致力于救助南海渔民，上世纪90年代在菲律宾抓扣中国渔船渔民最猖獗的时候曾几次带人出海与菲方进行民间交涉，还曾自掏腰包十几万元为落难渔民交担保。“那时国家的维权护渔能力还不像今天这么强，麦邦奋和潭门镇渔民协会的行为体现了中国基层百姓对家国的使命担当”，王晓鹏说。
渔民的使命感是历史赋予的。据王晓鹏考证，清朝时，八旗水师不习水战，承担着海防任务的地方政府对此苦不堪言，“巡哨”压力太大，于是想出了“购买渔船服务”的变通办法，挪出一部分地方财政为渔船安装“荔枝炮”（一种用荔枝木制成的火炮），委托他们协助海防、巡视西南沙、打击海盗、报告情况，实际上是把渔民当“民兵预备役”用了。这种官民结合的行为从一个侧面证明了我国对南海诸岛实施行政管辖的历史情况，在《更路簿》中也得到了一定体现。 麦邦奋家中有本祖传的《更路簿》，曾有外国人以六万美元高价求购，被麦老拒绝。麦老要把这件文物作为南海是中国“祖宗海”的证据留下来发挥作用。后来，麦老一度想把这本《更路簿》送给王晓鹏，要他“拿着它，多替我们渔民说几句话”，王晓鹏复制后将原件还了回去。麦老现已离世，王晓鹏与他的后人们保持着联系。2012年7月24日，三沙设市，麦老的女婿——现任渔民协会会长丁之乐与家人在自家院里挂起横幅庆祝，用最朴素的情感告诉国家，他们坚信国家强大了，就会派出更多执法力量保护他们的权益。
从与麦邦奋一家的交往中，王晓鹏感受到了流淌在中国南海人心中的情怀。这种感动促使王晓鹏立志把麦老的遗愿完成，“不然对不起那些淳朴的渔民”。
“现在国家海管能力增强了，是不是海南渔民的作用就会相对下降乃至退出历史舞台？”这是我怀揣已久的一个问题。王晓鹏说，渔民的历史使命远还没有完成。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海上维权体系必是军警民三结合架构，以民事存在为基础，保卫海疆既要守土也须护人。
不过王晓鹏承认，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海南渔民的生存环境发生了变化，很多渔民后代“上岸”了，如何保护他们的家国意识成了问题。近几年，一些地方行政部门在落实中央的海管政策时不顾南海的实际情况搞“一刀切”，限制渔民去相关岛礁进行潜捕作业，甚至要求他们“改捕金枪鱼”，“这是荒谬的，难道逼着他们去非洲、拉美？”也有人与国外舆论一唱一和，渲染中国渔民在南海捕捞活动“破坏海洋生态环境”，对国家决策构成干扰。“我可以负责任地说，中国渔民在岛礁近岸对海产品的采集捕捞办法是传统的，敬重自然，非法开采只是极个别行为，而且随着中国海上执法建设的推进，正在得到根治”。
目前中国渔民在南海的渔业活动有网捕、海钓、岛礁作业等不同方式，最传统的岛礁作业法只有中国人掌握，主要是采集海参、大贝、马蹄螺等附着在海底和岛礁岩壁上的海洋生物或化石，因为中国国内市场对它们有大量需求。
随着南海岛礁建设的推进，特别是民事功能的上马，海南渔民就业发展环境的改善有很大想象空间，但渔民这项职业必须得到续存，为此需有特殊政策扶持。“南沙共有230多个岛礁滩沙，有人占据的不过50多个，大部分目前处于无人状态，其中不少是干出礁和暗礁，各类渔业水产资源非常丰富，你不鼓励渔民去生产，他们的生计怎么办？维权存在又如何体现？在这方面，我还是要为渔民兄弟们鼓呼”，王晓鹏说。
南海未来在于共生共赢
“你希望把自己的乡野调查成果应用到什么样的层面？”我问。王晓鹏的回答是，“不能单就历史性权利研究历史性权利，还要赋予其全面的理论框架”。
王晓鹏介绍了他的“四海一体”海疆理论。所谓“四海”，不是指渤、黄、东、南四海，而是指“沿海”、“海域”、“海路”、“海外”四大概念;“一体”则是“海上命运共同体”。
王晓鹏2016年初发表的论文这样解释：“沿海”是我国海洋经济发展的主要载体和海洋安全的重要依托，中国海疆的陆域组成部分;“海域”是海洋维权斗争的重要前沿和海洋经济的依托，包括我国享有主权权利、管辖权及其他海洋权益的所有区域;“海路”是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为代表的海上航路，是拓展中国经济发展空间的战略保障;“海外”是我国与其他海洋国家之间的海洋合作;“海上命运共同体”是“命运共同体”理念在海洋领域的具体表现，中国建设海洋强国的思想保障和理论支撑。
潭门是海南省琼海市沿海的一个渔村小镇，这里的渔民祖祖辈辈在南海从事捕捞。
在王晓鹏看来，排他性地完全控制南海不应成为维权工作的终极目标，那是一种霸权思维，事实上也办不到。但在维权过程中，加强中国的岛礁管控、开发管理和危机处理能力十分必要。不把其他国家蚕食中国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势头遏制住，何来“搁置争议、共同开发”？
王晓鹏认为，中国的海洋意识有必要继续转型，要进一步跳出“陆地中心论”和西方话语体系，谋求以“疆”代“界”。
王晓鹏解释道，在中国海洋历史上，有别于“界”的“疆”的概念源于唐、盛于明、衰于清。在“天下”体系当中，附属国与中央王朝之间并不明确划界，但大家都承认中国是“共主”，各方拥有共同认知的价值观。“我讲这些不是要推动重返朝贡体系，而是希望争议各方都能从亚洲的历史当中寻找一些值得传承、借鉴的价值，比如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大家一起用好这片海，一起用东方的智慧解决彼此争端，但要承认中国在这里影响最大、利益最多”，“至少可以用‘海疆’论覆盖西方主导的“海界”说，确立我们自己的话语权”。
王晓鹏相信，中国的岛礁扩建工程与推进南海共同开发并不矛盾，它着眼于同周边国家谈判和平解决争端的长远目标，筑牢了我国在南海的海上支点，有利于把海域问题纳入海疆范畴，处理好“岛”与“海”的关系。对中国来说，搁置争议仍是最现实的可选择途径，如果中菲、中越之间不搁置领土争端，只能任由其不断燃烧甚至激化，开展海上合作的可能性也会不断缩小，最终受益的是美国、日本等域外国家。
提出“四海一体”，是为塑造中国的“海疆精神”。王晓鹏用八个字解释他心中的“海疆精神”，头四个字是“惟精惟一”，语出《尚书·大禹谟》，意即用功精深，用心专一;后四个字是“共生共赢”。
为了丰富“四海一体”理论，王晓鹏也提出了“海疆人”的概念，并且认为海疆人的使命是做好海疆产业者、海疆建设者、海疆管理者和海疆体验者。就王晓鹏个人而言，他希望自己能尽早完成从一名海疆体验者到海疆建设者的转型，把多年研究中积累起来的知识更好地应用于海疆维权工作——“我这一辈子，只想做这一件事情”。
这个男孩名叫王晓鹏。十多年后，他成了一名海疆问题研究者，经常出现在各大电视台的国际时政节目里宣讲南海问题。而随着南海岛礁扩建工程的推进，中国在南海的维权力、管控力发生了根本性的改观，王晓鹏的个人梦想正在国家梦想的怀抱里成为现实。
王晓鹏本科主修中国史，硕士攻读中国海疆史，博士专攻南海史。爱好古汉语的他给自己起了个名号：“瀛壖阁主人”。“瀛壖”就是“海疆”的意思，清乾隆帝曾提写匾额赐予琉球，上书“永祚瀛壖”，意即“助我永固海疆”。王晓鹏是在以号明志。
历史性权利研究不能流于浮表
选在北京东三环边一家酒店共进午餐。我们不约而同给自己点了一份肉骨茶，这道用中草药炖煮出来的汤是当年下南洋的中国人发展出来的，有祛除海上湿气之效。
约王晓鹏见面，是因我很想了解，南海“仲裁案”后，中国海疆史地研究界的心态是否受到了影响，他们准备用什么样的行动更好地维护国家的海洋权益。
由菲律宾单方面发起的南海“仲裁案”使中国在南海的权益主张受到严重挑战。这其中，中国的历史性权利主张几乎被全盘否定。“仲裁庭”说，“即使中国曾在某种程度上对南海水域的资源享有历史性权利，这些权利也已在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关于专属经济区的规定不一致的范围内归于消灭”。
“这种裁决结果是否意味着中国的海疆史研究走到了尽头？将不再有用武之地？”我的第一问抛了出去。
“恰恰相反”，王晓鹏未加思索便给出了回答。他认为，仲裁案的要害在于一个“界”字，是绕开岛礁归属问题，用西方传统的专属经济区划界理论裁断南海错综复杂的争端，没有考虑南海地区独特的历史、地理特点。
王晓鹏说，仲裁案的“裁决结果”提醒我们，对历史性权利的研究不能流于浮表，还要不断向纵深推进。就以海南渔民世代沿袭下来的《更路簿》（以文字形式记录南海捕鱼路径的书）为例，国内一些学者只研究其中的地名、航线，不重视挖掘背后的信息。事实上，《更路簿》包含的信息不仅有历史研究的基础性意义，也能应用在现实政治当中。
在2016年的一次国际交流中，面对新加坡学者的质疑，王晓鹏讲了一白一黄“两块石头”的故事。
直到20世纪上半叶，很多海南渔民仍依着《更路簿》提供的路径出海打渔。在那之前渔船上没有冷藏设备，渔民们在南海中南部捕到海产品后只能继续南行，见“白石”，石上有灯塔，在那里把渔获卖掉。
“这座灯塔照亮了航道，更照亮了中国渔民的心路，因为光亮之处便是有贸易的地方——新加坡。而‘白石’就是今天位于新加坡海峡与南海交汇处的白礁，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一度争夺它的主权。2008年5月，设在荷兰海牙的国际法庭作出裁决，新加坡赢得白礁主权。”
“黄石”则是黄岩岛，茫茫大海深处另一个对海南渔民至关重要的路标。他们自“白石”返家途中经过“黄石”，在那里避风，并且再进行一次捕捞，然后把收获的水产品带回海南。《更路簿》的记述是中国最早开发利用黄岩岛的铁证。
“两块石头”的故事触动了新加坡学者，使他们意识到，不论现代海洋法如何发展，谁都无法否认中国人与南海岛礁的历史和情感联系，甚至今天的新加坡人都要感谢它的影响。
为南海渔民兄弟鼓呼
对《更路簿》的研究贯穿了王晓鹏的学术生涯，也是他进行乡野调查的主要依托。从读研究生时起，他每年都要前往海南省做两三次调研，深入琼海潭门、文昌以及儋州白马井等地，与当地渔民交谈，从中发现中国经营、管理南海的历史线索，了解渔民在南海的生产活动和具体诉求。
王晓鹏最喜欢的一件事是和渔民一起喝“老巴茶”。那是海南渔民群体在出海捕鱼、对外贸易过程中养成的生活习惯，每天下午三四点钟聚在一起喝下午茶。闲聊中，王晓鹏捕获了很多口口相传的历史信息，也从渔民那里得知了不少能够洞悉南海周边其他国家觊觎我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活情况”，反映上去后受到有关领导和部门的重视。
王晓鹏告诉我，“祖宗海”的说法至迟明清时期起就在中国南方流行了。海南、广东、广西等地不少渔民世家的族谱记载，他们的祖先从闽南一路迁移过来，迫于生计，加之清雍正年间颁布了“捕鱼不得越出本省界限”的禁令，不断摸索着到南海更远的海域进行作业，于是也就有了源于闽南《针路簿》（主要面向东、黄海的航海针经）的《更路簿》。也是在明清时期，大量大陆人经海路移民东南亚，途中发现越往南走超值的渔获物越多，这就吸引了更多的中国人以家族为单位到南海捕捞作业，有的渔民家庭还常年驻岛。对这些，《更路簿》都有详细记载。
王晓鹏的乡野调查得到了潭门镇渔民协会前会长麦邦奋老先生的鼎立支持。麦老致力于救助南海渔民，上世纪90年代在菲律宾抓扣中国渔船渔民最猖獗的时候曾几次带人出海与菲方进行民间交涉，还曾自掏腰包十几万元为落难渔民交担保。“那时国家的维权护渔能力还不像今天这么强，麦邦奋和潭门镇渔民协会的行为体现了中国基层百姓对家国的使命担当”，王晓鹏说。
渔民的使命感是历史赋予的。据王晓鹏考证，清朝时，八旗水师不习水战，承担着海防任务的地方政府对此苦不堪言，“巡哨”压力太大，于是想出了“购买渔船服务”的变通办法，挪出一部分地方财政为渔船安装“荔枝炮”（一种用荔枝木制成的火炮），委托他们协助海防、巡视西南沙、打击海盗、报告情况，实际上是把渔民当“民兵预备役”用了。这种官民结合的行为从一个侧面证明了我国对南海诸岛实施行政管辖的历史情况，在《更路簿》中也得到了一定体现。 麦邦奋家中有本祖传的《更路簿》，曾有外国人以六万美元高价求购，被麦老拒绝。麦老要把这件文物作为南海是中国“祖宗海”的证据留下来发挥作用。后来，麦老一度想把这本《更路簿》送给王晓鹏，要他“拿着它，多替我们渔民说几句话”，王晓鹏复制后将原件还了回去。麦老现已离世，王晓鹏与他的后人们保持着联系。2012年7月24日，三沙设市，麦老的女婿——现任渔民协会会长丁之乐与家人在自家院里挂起横幅庆祝，用最朴素的情感告诉国家，他们坚信国家强大了，就会派出更多执法力量保护他们的权益。
从与麦邦奋一家的交往中，王晓鹏感受到了流淌在中国南海人心中的情怀。这种感动促使王晓鹏立志把麦老的遗愿完成，“不然对不起那些淳朴的渔民”。
“现在国家海管能力增强了，是不是海南渔民的作用就会相对下降乃至退出历史舞台？”这是我怀揣已久的一个问题。王晓鹏说，渔民的历史使命远还没有完成。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海上维权体系必是军警民三结合架构，以民事存在为基础，保卫海疆既要守土也须护人。
不过王晓鹏承认，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海南渔民的生存环境发生了变化，很多渔民后代“上岸”了，如何保护他们的家国意识成了问题。近几年，一些地方行政部门在落实中央的海管政策时不顾南海的实际情况搞“一刀切”，限制渔民去相关岛礁进行潜捕作业，甚至要求他们“改捕金枪鱼”，“这是荒谬的，难道逼着他们去非洲、拉美？”也有人与国外舆论一唱一和，渲染中国渔民在南海捕捞活动“破坏海洋生态环境”，对国家决策构成干扰。“我可以负责任地说，中国渔民在岛礁近岸对海产品的采集捕捞办法是传统的，敬重自然，非法开采只是极个别行为，而且随着中国海上执法建设的推进，正在得到根治”。
目前中国渔民在南海的渔业活动有网捕、海钓、岛礁作业等不同方式，最传统的岛礁作业法只有中国人掌握，主要是采集海参、大贝、马蹄螺等附着在海底和岛礁岩壁上的海洋生物或化石，因为中国国内市场对它们有大量需求。
随着南海岛礁建设的推进，特别是民事功能的上马，海南渔民就业发展环境的改善有很大想象空间，但渔民这项职业必须得到续存，为此需有特殊政策扶持。“南沙共有230多个岛礁滩沙，有人占据的不过50多个，大部分目前处于无人状态，其中不少是干出礁和暗礁，各类渔业水产资源非常丰富，你不鼓励渔民去生产，他们的生计怎么办？维权存在又如何体现？在这方面，我还是要为渔民兄弟们鼓呼”，王晓鹏说。
南海未来在于共生共赢
“你希望把自己的乡野调查成果应用到什么样的层面？”我问。王晓鹏的回答是，“不能单就历史性权利研究历史性权利，还要赋予其全面的理论框架”。
王晓鹏介绍了他的“四海一体”海疆理论。所谓“四海”，不是指渤、黄、东、南四海，而是指“沿海”、“海域”、“海路”、“海外”四大概念;“一体”则是“海上命运共同体”。
王晓鹏2016年初发表的论文这样解释：“沿海”是我国海洋经济发展的主要载体和海洋安全的重要依托，中国海疆的陆域组成部分;“海域”是海洋维权斗争的重要前沿和海洋经济的依托，包括我国享有主权权利、管辖权及其他海洋权益的所有区域;“海路”是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为代表的海上航路，是拓展中国经济发展空间的战略保障;“海外”是我国与其他海洋国家之间的海洋合作;“海上命运共同体”是“命运共同体”理念在海洋领域的具体表现，中国建设海洋强国的思想保障和理论支撑。
在王晓鹏看来，排他性地完全控制南海不应成为维权工作的终极目标，那是一种霸权思维，事实上也办不到。但在维权过程中，加强中国的岛礁管控、开发管理和危机处理能力十分必要。不把其他国家蚕食中国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势头遏制住，何来“搁置争议、共同开发”？
王晓鹏认为，中国的海洋意识有必要继续转型，要进一步跳出“陆地中心论”和西方话语体系，谋求以“疆”代“界”。
王晓鹏解释道，在中国海洋历史上，有别于“界”的“疆”的概念源于唐、盛于明、衰于清。在“天下”体系当中，附属国与中央王朝之间并不明确划界，但大家都承认中国是“共主”，各方拥有共同认知的价值观。“我讲这些不是要推动重返朝贡体系，而是希望争议各方都能从亚洲的历史当中寻找一些值得传承、借鉴的价值，比如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大家一起用好这片海，一起用东方的智慧解决彼此争端，但要承认中国在这里影响最大、利益最多”，“至少可以用‘海疆’论覆盖西方主导的“海界”说，确立我们自己的话语权”。
王晓鹏相信，中国的岛礁扩建工程与推进南海共同开发并不矛盾，它着眼于同周边国家谈判和平解决争端的长远目标，筑牢了我国在南海的海上支点，有利于把海域问题纳入海疆范畴，处理好“岛”与“海”的关系。对中国来说，搁置争议仍是最现实的可选择途径，如果中菲、中越之间不搁置领土争端，只能任由其不断燃烧甚至激化，开展海上合作的可能性也会不断缩小，最终受益的是美国、日本等域外国家。
提出“四海一体”，是为塑造中国的“海疆精神”。王晓鹏用八个字解释他心中的“海疆精神”，头四个字是“惟精惟一”，语出《尚书·大禹谟》，意即用功精深，用心专一;后四个字是“共生共赢”。
为了丰富“四海一体”理论，王晓鹏也提出了“海疆人”的概念，并且认为海疆人的使命是做好海疆产业者、海疆建设者、海疆管理者和海疆体验者。就王晓鹏个人而言，他希望自己能尽早完成从一名海疆体验者到海疆建设者的转型，把多年研究中积累起来的知识更好地应用于海疆维权工作——“我这一辈子，只想做这一件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