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美学的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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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宛然如真——中国乐器的生命性》是中国台湾学者林谷芳先生2016年出版的一部阐述深刻、视角新颖、见解独到的民族器乐美学著作。该书从“以器映道”的基点出发,从五种有代表性的中国传统乐器入手,借用五种社会人的身份,探讨中国音乐的人文内涵。本文通过分析、领悟作者以五种中国传统乐器与五种“特殊生命情性”相对应的写作方式和以“生命美学的回归”为其主题立意,对中国乐器发展演化以反观与思考的写作意图,对该书的主要内容、意义与价值进行总结与评价。
  关键词:中国乐器  生命情性  生命美学
  中图分类号:J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359(2021)01-0147-04
  2016年在大陆出版的中国台湾学者林谷芳先生的《宛然如真——中国乐器的生命性》(以下简称《中国乐器的生命性》,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一书,虽以散文笔法书写,语言的表述也较为自由随性,但就其实质上的思想内涵与理论价值而言,却称得上是一部阐述深刻、视角新颖而又不乏独到见解的民族器乐美学著作。就全书的结构与书中阐发内容的整体关系而言,正如林谷芳先生在该书以《以器映道,深体人文》为题的序言中概括的,即从“以器映道”的基点出发,从五种具代表性的中国传统乐器入手,借用五种社会人的身份,探讨中国音乐的人文内涵。林谷芳先生作为频繁往来于海峡两岸,于禅、音乐、文化评论三极皆有高意的文化学者,在民族器乐表演艺术领域素有较为深厚的学养與造诣。他编撰、著述的《谛观有情——中国音乐里的人文世界》①,其中不仅包括20世纪90年代中录制的一批民族器乐前辈演奏的67首代表性作品,也包括其中的17章文字。正如他在《谛观有情》的“自序”中写到的,“有关中国音乐,从表现手法以迄生命情怀,应该可以从自己的生命经验及其与中国文化的对应直接契入”!而这本书,正如林谷芳先生在《谛观有情》“再版序”中所说,“有文化角度,既有此历史集结,美学观照可为人留下典型”。《中国乐器的生命性》正是从“生命情性”的角度,集中对五种具有代表性的中国民族乐器作“生命美学”的观照。
  一、五种中国乐器与五种生命情性
  将中国乐器与中国人的生命形象相对应,是本书的主要阐释内容与特色所在。乐器本身看似并无生命体征,然而不同乐器的形制、音色、整体演奏效果、文化内涵等等有时又确实能使人产生特定人物形象与生命的联想。林谷芳先生正是以其禅者敏锐的洞察力捕捉到了这一点,并进行了简洁而恰切的归纳与深入的阐释。他认为中国乐器具有自己的突出个性,而且直指一定的生命情性,“见器犹见人”。在《中国乐器的生命性》中,作者具体将五种中国传统的代表性乐器与中国人的五种“特殊生命情性”相关联,将古琴比作高士,琵琶比作侠客,竹笛比作书生,筝比作儿女,胡琴比作平民百姓,并将这种关联进行了深入讲解。该书的主体也据此划分为五个部分,每一部分阐释一种乐器,从整体上构成了一部颇具“禅者”与“侠者”风范的民族器乐美学著作。
  (一)对乐器作生命特质的关联性分析
  将不同乐器作人物化的比拟,以此来观照中国音乐文化的视角,是新颖而独到的。每种中国乐器具体如何与人的生命情性相联系,是该书阐释的重点。虽然文中各个章节的标题设置在内容、数量上略有差异,但是对于每一种乐器,作者基本都是从材质、结构、音色、音量、演奏手法、乐曲以及代表人物等方面探讨其文化内涵与生命形象,并从中梳理出一些审美范畴(如琵琶的“刚性”、笛的“秀逸飘然”等等)。除此之外,该著作还通过对当代若干器乐演奏家代表的评介和对历史上经典曲目的解读,探讨乐器与人、乐器与生命之间的关联,内容丰富而又全面。
   《中国乐器的生命性》对乐器的阐释既有一般普及性的介绍,又有通过独特的观念、视角所进行的深入解析,兼具普及性与专业性。以古琴为例,该书首先介绍了古琴的材质构造,指出采用软木、厚板会使古琴产生“圆而松沉”的音色,“予人淡泊、从容之感”,并对此做了进一步阐释:“醇厚,本与中庸的哲思有关,松沉更直接关联于整体人生的观照”。较为难得的是,书中对乐器材质的分析并未仅仅停留在表面,而是深入发掘了其背后的文化问题。例如针对古琴共鸣箱小、音量小的评价,文中明确指出这并非是科学工艺达不到,而是基于中国人的文化价值选择,以琴自娱、修身、达意所致。除材质构造外,作者还从古琴行韵带来的清微淡远,琴名、琴曲名对文人寄怀的体现,甚至从有关琴的诗词、书画、典故中分析琴的“高士”形象。通过这种多方面观照的视角,琴的生命情性被解析得十分透彻。
   对于琵琶的分析也是同样,乐器特性及其成因得到了恰切的总结。较有创见性的观点如:认为琵琶音乐独具魅力的特质是由其材质构造带来的“多骨少肉”的“刚性”音色以及丰富多变的指法两方面所造就的。并进一步指出,正是指法的发展使得琵琶允文允武,表现幅度宽广,“成为中国最器乐化的一种乐器”。
  多视角的考察还体现在对筝及其儿女情性的分析上。文中从构造与音色、弹奏手法与行韵、五声音阶定弦致使乐器音程关系单纯等方面,说明筝的悦耳及其生命形象为儿女的原因,生动鲜明地阐释了乐器与人的生命情性的关联。
  林谷芳先生以乐器为研究对象解译中国文化,以自己敏锐而深刻的领悟力感受中国文化,从而得出了许多有创见性的观点与令人信服的结论,给人以启发与思考。这也是该书相较于普通的民族乐器专著的独特之处。
  (二)从历史宏观视角审视中国乐器的发展
  尽管《中国乐器的生命性》并非是一部乐器史专著,但是其历史视角是贯穿始终的。林谷芳先生凭借其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熟稔,从历史的、宏观的视角对中国乐器的发展进行了审视、评价与总结,使得该书兼具深度与广度。例如在古琴的发展方面,作者进行了“始于名教而成于反名教之手”的独到概括,认为古琴最初是儒家礼乐文化进德修身之器,而到了六朝时期受道家思想的影响,角色“从儒家讽诵寄情、进德修身之用,转而为纵浪大化、放情山水之依”。这种总结把握了中国古琴文化发展的内在逻辑,直观、清晰且明确。    《中国乐器的生命性》不仅对单一乐器品类的发展进行阐释,而且还关注到不同乐器类属在发展过程中的关联,进而总结出中国乐器发展的整体趋势与规律。例如对琴与琵琶的关系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进行宏观对照:“琵琶与琴在历史中相互颉颃,又互为消长,琵琶兴盛的隋唐,琴较隐微,宋之后琴盛,琵琶的发展就不见记载,而这消长直指的何止是音乐的显隐,更乃历史的气象”。除阐释两种乐器的发展规律之外,作者还总结了琵琶之所以能成为胡乐中国化的典型,并能与琴相抗衡的原因,是在于音柱的增加、由横抱至直抱的姿势、废拨改弹这三个变革。这种总结已经不仅仅是就乐器而论乐器,而是以历史宏观视角对乐器的发展历程进行归纳、总结与思考。而这种归纳、总结与思考,甚至对我们今天乐器的发展史研究、乐器演奏以及乐器改革等等仍有指导与借鉴意义。
   对胡琴的分析也是如此。书中不仅有对胡琴从古至今的历史发展脉络的系统总结,还包含对胡琴发展史中出现问题的深刻反思。例如指出现代的作曲家、演奏家过多追求新技巧、新曲风,几乎失去了胡琴近于人声、行腔转韵的美学特质,使得乐器在历史中沉淀的生命性荡然无存。这种评价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当前该类乐器在发展中所存在的问题,也揭示了乐器的特质及其应走的发展道路。
  从以上几例可以看出,林谷芳先生不仅总结了中国乐器的发展规律、深入分析其成因,还为我们将中国乐器乃至中国音乐的发展置于整个历史发展的大环境中,并与其他关联领域的发展史相互印证提供了范例。
   (三)通过比较体会不同乐器生命情性的差别
  林谷芳先生是一位文化学者,同时也是一位禅者,这样的身份使得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思考与体悟视角独特、感知敏锐,所阐发的观点较有创见性。这一点,从该书所论及的不同乐器的比较可以看出。如前所述,本书虽是按照乐器类别分章阐释,但每一章并非就一种乐器一论到底,而是加入了不同乐器之间的横向比较。这种横向比较具体体现在乐器特性、乐器与生命形象的对应、器乐作品等多个方面。
   在乐器特性比较方面,以阐释吹管乐器中笛相较于箫的优势为例:作者认为笛具有空间性与宽广性,使其能够“出入雅俗”“宜文宜武”。在强调笛的独特性时,着重强调了笛膜的作用,认为其不仅会带来嘹亮的音色,也会通过高低音区的变化带来笛声远近飘荡的空间感,带给人独特的审美感受。这些观点十分新颖,道理看似浅显,却直达问题的本质。
   除论述某一类属乐器的特性之外,该著作还比较了不同类别乐器的不同特性。譬如在管乐器与弦乐器的关系上,作者在认同“丝不如竹,竹不如肉”的同时,还创造性地指出“肉不如竹,竹不如丝”也能成立。即,前者讲的是“论即刻动人,歌乐为上”,后者表达了“谈意境,点状音所能造成的美学距离感,使弹弦乐器藉其孤音意象及韵以致远,乃得言有尽而意无穷”,并指出这是“两种不同的美学侧重”。这些论点的概括,体现了作者敏锐的洞察力,也体现了其对中国民族乐器在理论与实践两方面的深刻感悟。
  在乐器与生命形象的对应上,作者也进行多维度的对比:“如果说琴是出世的,琵琶就是世间的;如果说琴属文人,琵琶就在江湖;而琴既为高士,琵琶就是侠客”。具体来讲,琴主要是以“长韵将情感延伸至深处、幽处、远处”,而琵琶则“韵短,不绵长,琵琶的情感表达反显干净利落,形象更为清晰。在音色变化上,它较琴更有发挥余地”。总体来说,与性格“趋于内省”的琴相比,琵琶具有“往外、开阔的人间性格”。林谷芳先生在对五种中国乐器与五种生命情性作关联性特质比较时,也注意到每种乐器所兼具的其他生命性情特质。比如认为琴、琵琶、笛在以高士、侠客、书生为主要形象特征外,另有“儿女、民间等音乐表现与生命性格的延展”。不将一种乐器的生命情性局限在单一的形象中,而是看到了其乐器性格的另一面,并辅以具体曲例加以分析,体现了作者论述之全面、思维之严谨。
   在器樂作品的阐释方面,该著作也经常通过对比来凸显不同器乐的特点。例如将笛乐与古琴、琵琶音乐进行了比较,指出笛乐作品“几乎皆为近现代所作,而能为人传唱者,反都在人文情思之观照”。由此论证了笛乐发展的独特性,也为笛乐创作提供了借鉴。再如对琴乐、琵琶音乐、笛乐与筝乐在流派、曲目、风格上进行对比,认为琴乐属“大雅之声”,流派虽多但有很多共同曲目,风格不同但其“差异乃因于对同一事物、同一生命情怀……的不同诠释而已”。独奏琵琶与古琴类似,流派间有共同曲目,“流派分野也缘于美学差异”。笛乐“虽在音乐风格上同样出入雅俗,但实际的传承都在民间”,南、北派曲目也不相同。筝具有民间属性,“基本活跃在民间,但各地特质又更明显一些”,流派以地域划分,曲目、指法、风格都有差别。看似简单的总结,实际体现了作者对于中国传统乐器与器乐了如指掌,也凸显了作者深厚的中国文化功底与对中国传统音乐的深切体悟。
  通过对比,对中国乐器文化发展的考察就不再孤立。具有不同生命情性的乐器聚合在一起,才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乐器世界。
  二、从生命情性反观中国器乐的演化
  《中国乐器的生命性》的主要论述对象是乐器,但其所论又远远超越了乐器本身。在该书的字里行间中,处处体现着作者对生命的感悟以及对中国音乐发展状态的若干思考。由此,才有根据琴、琵琶、笛、筝、胡琴等乐器本身的特点及其历史发展,总结出的它们与各种生命形象的对应。反过来,作者又用这些生命情性分析、总结了中国器乐应有的发展方向。
   乐器的发展、传承、变化既缘于乐器的不同特质,又在于当代人的不同观照,更与乐器在历史中完成的生命性有关——这是作者探讨中国乐器生命性的重要基点。在文中,琴、琵琶、笛、筝、胡琴都被通过其所喻指的生命情性作了发展方向、途径的分析。例如:“琴是高士,这生命的境界就直指脱尘高洁。所以琴乐最忌媚俗”。“琵琶是侠者……直捷大气就必是个基底,媚俗做作依然不许”。“笛是书生,带有文人气,风流俊逸、悠远潇洒是它生命的特质,一样忌讳卖弄……需有书剑香”。“筝是儿女……人与人间的情感才是它的根本,生命境界在此体现的是温润体贴”。“胡琴是常民的讴歌……自然直抒却是原点,在境界开阔后,可跃入历史大化的感叹,但却永远有那最直接的情感”。在此,五种生命情性与五种乐器的关联再次被强调,并在不断地观照与反观中为中国器乐的发展方向提供了重要指引。   在以“中国乐器的当代生命”为题的结语部分,作者又将这五种不同的乐器在近现代的发展都进行了总结,认为“琴之生命性始终清晰,问题只在有多少人能有缘接触而已”。当代琵琶的创作很可观,传统仍在,因歌谣化、舞台性,少了“直抒本心的清朗或开阖大度的畅然”。笛在近代“遥续了唐笛诗之韵致”,而现代由于各项表演的开拓,“韵致乃迅速流失,其书生、文人的生命形象渐淡。当代筝的发展,在乐器型制与表现手法上都与传统形成了一定的断层。二胡在当代有显著的发展,但又有过于重视技巧的弊病,所以“亦难免于失却自家特质之讥”。中国器乐历史悠久、延续不断,其在漫长岁月中形成的生命情性与品格是我国音乐文化中极为宝贵的部分,不应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丢失。林谷芳先生对民族乐器生命情性的总结,正是为其在当代的发展所会面临的问题敲响了警钟。
  以上对中国乐器在当代的发展演化的分析,深刻剖析了各种乐器存在的弊端和原因,借由中国乐器生命情性的特点,指出中国乐器的发展方向、途径与具体发展过程中应避免的问题。
  三、以“生命美学的回归”昭示中国器乐的发展方向
  “生命美学的回归”是《宛然如真——中国乐器的生命性》结语部分的小标题之一,也体现了本书的主题立意。林谷芳先生对“生命美学”有自己的理解,即:“所谓生命美学,意指艺术总须关联于某种生命境界、生命情性的抒发与完成”。基于此,他认为“中国乐器之具生命性乃因于中国的文化美学,但生命性的完成则更直接指涉中国的生命美学”。
   本书以“宛然如真”为名,正是体现了作者的写作意图。“宛然如真”之“真”,即是生命的本真,强调的是中国民族器乐的生命性。乐器本身是没有生命的,但通过人的创造与演奏,实际上就带有了生命的气息。所谓“人器合一,道器合一,才真是道艺一体的体现”。人器合一使每个乐器都具有生命性,以往对于中国乐器的研究,较少采用过这种鲜活的、与人的生命情性相联系的视角。本书是美学但又不是美学,是禅学但又不只是禅学。正如作者自己所说,“所以这书,既在谈乐器,也不只在谈乐器,虽聚焦于音乐,映现的却是更广的人文”。本书从文化的角度分析了中国乐器生命性的形成,认为谈艺术必须回归到文化美学,认为中国文化以人间性为本,乐器作为文化的一个成分,也具有历史性、人间性,由此成就了乐器特殊的生命性。
  在楔子部分,作者指出了当前有人认为中国民族乐器相较于西洋乐器,在性能、表现力方面受限的观点,存在观念上的误区。“这观念的误区,在以西方的标准看待自己,而更根柢的,是无视于乐器乃历史演化的结果,它并非只是工艺科技上的‘客观’成果”。“历史乐器之所以成为现在的样貌,其实是美学理念与音乐表现长期激荡的结果,此结果使乐器充满了独特性,从这独特性还原,也就可以直接窺到文化的心灵特征”。这种分析直达问题的本质,是对音乐上的“西方中心论”思想的有力反驳。林谷芳先生明确指出,乐器与生命情性的明显对应是中国所特有的,乐器与生命属性的连接体现了中国音乐不同于西方的特质。由此切入,“你就拥有了一把解译中国音乐的钥匙”,本书的重要意义之一便是为我们提供了这把钥匙。
  参考文献:
  [1]林谷芳.宛然如真——中国乐器的生命性[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2]林谷芳.谛观有情——中国音乐里的人文世界[M].北京:北京线装书局,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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